产权性质、高管外部薪酬差距与企业风险承担

本文探讨高管外部薪酬差距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并考察这一影响在不同产权性质企业中的差异,研究结果表明:当高管薪酬高于行业均值时,外部薪酬差距能缓解管理者的风险规避倾向,进而提升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当高管薪酬低于行业均值时,外部薪酬差距越大,管理者追求风险以寻求改变现状的动机越强烈,同样提升了企业风险承担水平。无论高管薪酬高于还是低于行业均值,外部薪酬差距与企业风险承担间的正相关关系都只在非国有企业中存在,且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提高,有助于企业市场价值的提升。     

互联网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差距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高管团队特征的调节作用

薪酬差距导致的社会比较效应会影响到个体的决策行为。文章以2015—2021年沪深A股互联网企业为研究对象,考察高管团队薪酬差距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并探讨不同高管团队特征在这一影响效应中发挥的调节作用。研究表明：（1）高管薪酬差距对企业投资效率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2）高管团队平均年龄负向调节高管薪酬差距与企业投资效率的关系,高管团队平均年龄越小,其与高管薪酬差距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协同作用越强;（3）高管团队性别分布、平均受教育程度和平均社会经验在高管薪酬差距与企业投资效率的关系中具有正向调节作用,这些高管特征能够强化高管薪酬差距对企业投资效率的促进效应,进一步提升企业投资效率,其中,该强化效果在高管团队性别分布方面更为突出。研究结论为互联网企业有效提升投资效率提供了一定的科学考察。     

我国银行业上市公司管理层权力与薪酬关系研究

文章基于管理层权利对高管薪酬的影响进行研究,针对我国银行业公司治理的特点,选取两职合一、董事会构成以及高管任期等三方面作为衡量管理层权力的代理变量。选取我国沪、深两市上市的16家银行2003—2013年的数据作为研究样本进行统计分析。结果显示,行长与董事长的两职合一程度与高管薪酬正相关,董事长与党委书记的两职合一会抑制高管薪酬,内部董事比例的提高并不能使提高高管薪酬,董事会中与高管有关联的外部董事比例越高,高管薪酬也越高,董事长的任期与高管薪酬正相关,而行长的任期则相反。     

货币环境、高管薪酬与银行风险承担

文章选取2007—2020年中国38家上市银行的非平衡面板数据,使用固定面板回归模型,研究了高管薪酬与银行风险承担之间的关系,并进一步分析了货币环境对高管薪酬与银行风险承担关系的影响。结果表明,高管薪酬与银行风险承担正相关,同时也可能存在正“U”型关系,货币环境会削弱高管薪酬的风险承担激励。异质性检验表明,高管薪酬的风险承担激励以及货币环境对高管薪酬银行风险承担激励的削弱作用主要集中于非国有大银行。因此,从控制风险的角度出发,文章认为对银行高管薪酬进行适当的监管和限制是必要的。另外,在宽松货币环境下,制定合适的薪酬限制措施,有利于更好地控制银行风险。     

高管特征对研发投入的影响——基于高技术产业的实证分析

以沪深两市2003—2006年高技术产业年报中披露研发费用的公司为样本,构建了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研究了高管特征对研发投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高管年龄与研发投入显著负相关;高管学历与研发投入显著正相关;总经理任期与研发投入显著正相关;高管规模、高管性别与研发投入关系不显著。     

高管薪酬对公司业绩激励效应研究——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高管薪酬契约是解决股东与管理者之间委托代理问题的关键因素之一。以我国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高管薪酬对公司业绩的激励效果。通过实证分析发现,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货币薪酬对长、短期会计业绩和市场业绩均具有正向激励效应,高管持股比例仅与当期会计业绩正相关,与长期会计业绩和市场业绩不相关,这恰恰反映出目前以货币薪酬为主的高管薪酬结构既具合理性,又存在缺陷,并提出一些完善高管薪酬契约的建议。     

所有制、行业垄断与高管薪酬差距——来自中国上市公司2010年的证据

本文以中国上市公司2010年的高管薪酬数据为样本,检验所有制性质和行业垄断对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国有上市公司的高管薪酬水平显著高于非国有上市公司。但是,由于不同所有制企业高管薪酬的决定机制不同,行业垄断程度对高管薪酬的影响不同,对国有上市公司而言,所处行业的垄断程度越高,高管薪酬水平越高;而对非国有上市公司而言,所处行业的垄断程度越高,其高管薪酬反而越低。原因在于,不同所有制上市公司垄断优势的来源不同,国有上市公司的垄断地位来自政府赋予的对自然资源和其他资源的垄断优势,而非国有上市公司则主要是通过扩大企业规模来获取垄断地位。     

高管激励调节下研发投入与企业绩效关系研究

以中国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了高管激励对研发投入与企业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通过对企业总样本的研究发现,研发投入对企业绩效具有显著促进作用;高管股权激励对研发投入与企业绩效具有显著正向调节作用,但薪酬激励的调节作用不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所有制形式是影响高管激励调节作用的重要情景要素,高管薪酬激励对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研发投入与绩效关系分别起着正向和负向调节作用;而高管股权激励仅对非国有企业具有显著正向调节作用。同时发现,反映公司治理和财务运营质量方面的控制变量对不同所有制企业高管激励发挥调节作用的影响程度不同。研究结论可为企业制定合理的高管激励机制,提高创新绩效提供决策参考。     

机构投资、高管薪酬与公司业绩研究

文章以2008-2012年我国沪深两市A股前十大股东中有机构投资者持股的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回归分析法研究了机构投资者持股、高管薪酬和公司业绩三者之间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不同类型机构投资者对高管薪酬和公司业绩的治理效果是否存在差异。研究结果表明,上市公司的高管薪酬与公司业绩正相关,机构投资者持股与高管薪酬正相关,并且机构投资者能够通过作用于高管薪酬激励机制进而影响公司业绩;不同类型的机构投资者持股,其通过薪酬制度对公司业绩的影响不同。建议积极培育多元化的市场投资主体,完善机构投资者的发展结构;优化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形成多元化的股东结构;通过鼓励非国有经济、引进战略投资者、交叉持股等方法来进一步构建多元化的股东结构,促进公司治理的市场化,为机构投资者创造良好的治理环境。     

职位隔离对高管薪酬性别差异的影响

目前国内对性别工资差异研究很多，但对高管人员薪酬性别差异的分析还较少。本文利用2005-2010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在综合考虑不同性别在不同职位层级上的代表性的同时，采用Brown分解法分析了高管人员的性别薪酬差异问题。结果表明我国上市公司女性高管在较高层级的职位上代表性不足，同时也存在着“玻璃天花板效用”。女性高管在职位晋升方面受到了严重的歧视，在每一个职位层级上，女性高管职位晋升的门槛值都显著高于男性高管职位晋升的门槛值。男性高管和女性高管存在明显的性别薪酬差距，其中，超五成的薪酬差异是同一职位内的，四成以上的差异是职位间的；而有超七成的薪酬差异无法用教育程度、工作经验等可观测因素解释。     

产品市场竞争与高管薪酬契约

高管薪酬作为研究的主题一直受到关注,但既有研究侧重于从管理层权力的角度去探讨这一问题,文章将视角放到企业之外的产品市场竞争。通过运用沪深证券交易所2003—2010年A股上市公司的高管年度货币薪酬数据,实证检验了市场化进程、产品市场竞争对高管薪酬激励业绩敏感性的影响。研究发现,产品市场竞争越强,则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也越强,但国有企业不敏感;在高市场化进程地区,产品市场竞争对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调节作用强,而这一效应在低市场化进程地区不明显;高市场化进程的国有非保护性行业和低市场化进程的保护性行业敏感性较强。市场化程度的加强可以提高竞争水平,从而作为外部机制有效抑制高管的机会主义行为,提升高管薪酬敏感性。     

高管的风险态度与股权激励方式选择*

公司如何选择有效的股权激励方式一直是理论研究的重要话题。本文以2006—2016年中国A股实行股权激励的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探究高管的风险态度差异对上市公司股权激励方式选择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高管的风险回避倾向越强,公司越倾向于授予风险较大的股票期权方式激励高管,以激发高管的风险承担意愿;高管的风险承担水平越高,公司则越倾向于采用风险较小的限制性股票期权方式进行激励,以削弱高管的过度风险追求倾向。进一步研究表明,当股权激励方式基于风险承担与高管的风险态度相匹配时,公司会有更好的业绩表现。本文的研究结论为激励契约设计提供了重要启示。     

高管薪酬黏性、代理成本与研发操纵治理

以2008—2020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了高管薪酬黏性对研发操纵的治理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发现：高管薪酬黏性能够显著抑制研发操纵；作用机制检验表明，代理成本的降低是高管薪酬黏性影响研发操纵的重要渠道。进一步研究发现，相较于“奖优-罚劣”型薪酬契约，具有黏性特征的“奖优-奖劣”型薪酬契约对研发操纵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尤其是业绩下降时高管薪酬略微增加的“奖优-低奖劣”型薪酬契约的治理作用更明显。此外，高管薪酬黏性还有助于缓解研发操纵对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的负面影响，提高公司未来创新产出。因此，企业应加强对研发费用异常情形的关注和监督，并构建“重赏轻罚”的高管薪酬黏性激励机制，充分发挥其在创新投资决策中的激励和约束效用；政府相关部门应营造“重赏轻罚”的营商环境，缓解创新决策者和参与者的后顾之忧。     

国有企业高管薪酬结构对费用粘性的影响研究

本文以2007～2010年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国有企业高管薪酬结构中短期货币性报酬水平对费用粘性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当国有企业高管薪酬结构中短期货币性报酬的比例较高时,高管会在业务量下降时迅速调整企业资源,从而导致较低水平的费用粘性;而当高管薪酬结构中短期货币性报酬的比例较低时,面临企业业务量的下降,高管将会延迟企业资源的调整,以待业务量回升。该研究结论表明,国有企业可以通过调整高管薪酬结构来影响费用粘性水平,从而为国有企业费用管理提供了新的思路。     

高管职业生涯关注对企业创新产出的影响

随着VUAC时代的到来，创新的驱动作用愈发凸显。基于职业生涯关注理论、企业生命周期理论以及调节定向理论，以上海和深圳两市2007-2017年A股制造业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深入探究高管职业生涯关注对企业创新产出的影响。研究表明，高管职业生涯关注显著促进企业创新产出；企业生命周期负向调节高管职业生涯关注与企业创新产出的关系，企业生命周期越长，高管职业生涯关注对企业创新产出的影响作用越小；制度环境正向调节高管职业生涯关注与企业创新产出的关系，企业所处的制度环境越好，高管职业生涯关注对企业创新产出的影响作用越显著；风险承担在高管职业生涯关注与企业创新产出间起着中介作用，当高管职业生涯关注高、风险承担强时，企业创新产出会相应增加。     

高管薪酬结构与技术创新投入关系的实证研究——以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为例

以2009年披露创新投入的我国235家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高管薪酬结构与企业技术创新投入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高管薪酬结构是影响企业技术创新投入的重要变量。具体表现为:高管薪酬水平和高管薪酬差距与技术创新投入正相关;具有技术背景的高管持股比例与创新投入的关系不显著。     

高管薪酬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 ——基于企业财务绩效的调节效应

选取2016—2018年国内沪深A股非金融业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实证的方式分析了高管薪酬和企业财务绩效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并进一步探究了企业财务绩效在高管薪酬和企业社会责任这两者关系之间所产生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高管薪酬越高,企业越愿意履行社会责任;企业财务绩效越好,企业越不愿意履行社会责任;企业财务绩效会负向调节高管薪酬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正向相关关系。最后根据实证分析的结果,从不同的层面为提升企业社会责任水平提出了切实的建议。     

创业板上市公司创新投入与市场表现:基于公司内外部的视角

本文运用2009—2014年创业板上市公司面板数据,研究了企业创新投入与股票市场表现之间的关系,并考察了这一关系下管理层的行为决策。研究发现:(1)创业板公司创新投入越多,股价崩盘风险越低,投资者获得的超额收益越高;(2)在可能存在的企业内部"绩效提升"机制与外部"投资者关注"机制中,后者发挥重要作用;(3)企业创新投入越多,管理层减持可能性越高,投资者关注成为管理层主动调整R&D投入并借机减持的工具;(4)当股市是"牛市"或者企业资本化研发投入占比较高时,创新投入降低股价崩盘风险、提高超额收益的作用更为显著。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在我国创业板市场上,投资者对创新的关注使得高创新投入伴随着低股价崩盘风险和高投资收益,理论上讲这有利于鼓励企业创新,然而管理层机会主义行为导致创新投入成为创业板上市公司管理层吸引投资者关注并借机减持的手段。     

政府研发补助对东北高端装备制造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

以2012-2016年东北高端装备制造上市公司面板数据为样本,实证分析了政府研发补助对企业创新绩效的作用关系,同时分析该作用路径下企业研发投入的中介作用以及高管人力资本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政府研发补助对企业研发投入与创新绩效均有显著正向作用,企业研发投入在政府研发补助与企业创新绩效关系中起完全中介作用;高管任期负向调节政府研发补助与企业研发投入的关系,但正向调节企业研发投入与创新绩效的关系;高管学历在政府研发补助-企业研发投入-企业创新绩效的作用路径中,均起显著正向调节作用。     

上市公司高管薪酬议价实证分析

本文用双边随机前沿模型测度了上市公司高管薪酬议价双方的议价能力、薪酬剩余,得出如下结论:议价能力能够解释高管薪酬的随机误差的大部分,当高管有持股时,特别是高管持股比例较大时,高管的议价能力强于公司;而当高管没有持股时,高管的议价能力低于公司;具有相同个体特征的高管在薪酬方面存在巨大的差异,这主要是由双方的议价能力引起的,而高管持股比例也对其产生一定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