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资约束、财务柔性与企业投资--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

笔者以财务柔性理论和企业投资理论为基础,通过引入融资约束理论,将融资约束、财务柔性与企业投资纳入同一研究框架,从财务柔性的视角研究企业的投资支出问题,并以2007—2014年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对融资约束、财务柔性与企业投资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深入分析财务柔性对企业投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财务柔性对企业的投资支出具有显著的影响,通过事先储备的财务柔性,企业能够提高后续的投资支出。融资约束会加剧财务柔性对企业投资的影响,融资约束越严重,财务柔性对企业投资的影响越大。     

高新技术企业融资约束与R&D投资效率关系研究

笔者以Logistic模型构建高新技术企业融资约束指数,并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法测度高新技术企业R&D投资效率,在此基础上,理论分析并实证检验了高新技术企业融资约束与R&D投资效率的关系。实证结果显示高、低融资约束组的R&D投资效率均值分别为0.5121和0.3870,具有显著的差异,并且企业面临融资约束程度的上升会显著促进R&D投资效率的提高,该结果表明融资约束的客观存在会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企业代理问题的负面影响。     

融资约束、财务柔性与企业投资不足

笔者以2009-2014年我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作为研究样本,从企业自身财务管理的角度出发,实证检验财务柔性与企业投资不足之间的关系,并将融资约束纳入到财务柔性与企业投资不足的研究框架之中,分组检验融资约束是否在财务柔性与企业投资不足的关系中具有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财务柔性与企业投资不足之间存在着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即企业储备的财务柔性能够有效缓解企业的投资不足;融资约束是财务柔性与企业投资不足的调节变量,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程度越严重,财务柔性对企业投资不足的缓解作用越大.     

融资约束、代理成本与企业非效率研发投资研究

通过构建一个异质性双边随机边界模型,以湖北省上市公司为样本,定量考察了融资约束和代理成本对企业非效率研发投资的影响方向及程度。结果表明：①融资约束和代理成本对企业研发投资水平具有重要影响,并且,融资约束对企业研发投资的影响程度强于代理成本;②整体上湖北企业研发投资较最优水平低18.05%,但约32.84%的公司研发投资高于最优水平,约59%的公司研发投资不足程度超过10%;③企业非效率研发投资的异质性较强,地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普遍研发投资不足,中央国有企业研发投资效率较高。创新引领中“政府之手”作用的有效发挥应考虑对不同企业分类施策、精准引导。     

高新技术企业经营现金流对研发投资的影响研究

高新技术企业研发投资是提高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保障.融资约束阻碍了研发投资的持续性.企业更倾向于内部融资,依赖经营现金流平滑研发投资.当企业经营状况不稳定时,经营现金流波动程度会制约研发投资.而财务柔性可以使企业通过合理安排现金流的分布数量和分布时间,以应对经营逆境并把握有利的投资机会,从而提高企业的适应能力和经营业绩.所以文章从财务柔性角度研究高新技术企业经营现金流波动对研发投资的影响.结果表明,经营现金流波动负向影响研发投资.而财务柔性对二者的负相关具有正向调节作用.     

金融发展、投资效率与公司业绩

本文基于1999-2012年中国上市公司的微观数据,考察了地区金融发展水平对企业投资行为和业绩增长的作用机理。研究发现地方金融发展有助于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相对于国有企业而言,金融发展对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在民营企业中更为显著;相对于政治关联的企业,金融发展改善融资约束之功效在非政治关联企业中更为显著。我们对事后企业绩效增长的考察表明,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会降低公司业绩增长对投资规模的依赖,其作用机制在于融资约束的缓解和代理成本的降低均有助于提高企业的投资效率。以上实证结果为金融发展如何促进经济增长提供了微观证据。     

政治关系、制度环境与上市公司资本投资

在尚处转型过程中的中国,政府在资源分配中具有很大的话语权,企业与政府的政治关系会对企业投资活动产生重要影响.文章研究发现.政治关系使企业拥有更多的外部融资便利,可以降低对内部资金的依赖而降低融资约束,并减少与政府的协调成本,从而提高投资效率,降低投资-现金流敏感度;制度环境作为外部治理机制会影响企业的投资效率;政治关系对企业投资的作用不受制度环境差异的影响;企业与地方政府关系对企业投资的作用要强于与非地方政府的关系.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的政治关系和制度环境主要影响的是由于融资约束而导致的投资效率问题.     

公司治理、自由现金流与非效率投资

我国上市公司一方面因代理问题存在着低效率的过度投资,另一方面又面临融资约束导致的投资不足,使得资源配置效率低下.文章检验了我国资本市场上自由现金流与非效率投资之间的关系,以及代理问题和信息对称问题对两者关系的影响.我们发现,在企业投资过度的情况下,与代理问题的解释一致,自由现金流越多、代理问题越大的企业过度投资的情况越严重;在企业投资不足的情况下,与融资约束的解释一致,外部融资的缺口越大,信息不对称程度越严重的企业呈现出更为严重的投资不足.文章的结论对于完善资本市场功能、保护投资者利益、提高企业投资的决策效率具有参考意义.     

货币政策、商业信用与科技创新投资

实证检验了商业信用对企业科技创新投资的影响与作用机制，以及在不同货币政策期的异同。研究发现：总体上，商业信用能够缓解创新融资约束，促进企业科技创新投资；在货币紧缩期，商业信用对创新融资约束有显著缓解作用，对创新投资的促进作用较之货币宽松期更为明显。进一步研究表明，国有企业能利用商业信用促进创新投资，且在货币紧缩期通过对商业信用的利用，缓解创新融资约束、促进创新投资；该现象在民营企业中不存在，可能与国有企业对商业信用有更强的获取及控制能力有关。研究成果丰富了商业信用的经济后果内涵，为解决企业创新融资问题提供了新思路。     

财务治理、投资效率与企业经营绩效

较好的财务治理能够降低委托代理成本,降低股东和债权人的信息不对称风险,从而使企业运行效率更高。研究发现,投资效率在财务治理对经营绩效的影响中起到了部分中介的作用,即财务治理能够提高企业的投资效率,从而对经营绩效产生一定程度的积极作用。而这种积极作用主要是通过财务控制和财务监督实现的,财权配置和财务激励所体现的财务治理功能效果并不明显。因此,国内公司治理的重点可能已经不是监督和控制的问题,更多的注意力应当放在利益相关者之间的财权配置和财务激励上。     

“互联网+”战略、金融资产配置与企业创新投资——来自数字化企业的准自然实验

数字经济背景下，互联网对企业创新的作用日益凸显。数字化企业作为国家“互联网+”战略实施的“排头兵”，过度持有金融资产会对创新投资产生挤出效应，从而不利于国家创新能力提升和经济发展。互联网时代，能否通过“互联网+”战略促使数字化企业降低金融资产配置水平，从而促进创新投资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以2010—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互联网+”战略实施、数字化企业金融资产配置与创新投资三者间的互动关系。结果发现，“互联网+”战略能够通过降低数字化企业金融资产配置水平促进创新投资，即金融资产配置在“互联网+”战略与数字化企业创新投资间发挥部分中介效应。进一步将创新投资细分为探索式和利用式创新投资发现，“互联网+”战略能够促进数字化企业探索式创新投资，抑制利用式创新投资，同时金融资产配置在“互联网+”战略与探索式创新投资间难以发挥中介效应，但在“互联网+”战略与利用式创新投资间发挥遮掩效应；对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的蓄水池动机和替代动机进行检验发现，“互联网+”战略能够削弱数字化企业的蓄水池动机，对替代动机无显著影响。结论能够为国家更好地发展互联网经济，合理配置数字化企业金融资产，优化创新投资提供经验借鉴和实证支持。     

风险投资进入时机、外部环境与企业创新投入

在我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探究在不同外部环境下风险投资进入时机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以2010—2019年沪深两市首次公开上市的A股公司为样本，运用异方差稳健OLS模型和Logit模型，研究风险投资进入时机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并进一步探讨我国不同外部环境的调节效应，结果发现：①VC早期进入能够显著促进被投企业创新能力提升，表现为企业研发投入强度显著提升；②企业所在地区市场化程度越高，风险投资进入时机越早，越能提升企业创新投入和创新能力；③企业所在行业竞争水平越高，风险投资进入时机越晚，越能提升企业创新投入和创新能力。     

产权性质、资本结构与企业创新*

本文以2008—2018年A股非金融上市企业的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探究了资本结构和产权性质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机制和效果。研究发现，企业存在最优的非经营性杠杆率区间，且资本结构对企业创新的作用会因产权性质不同而存在差异性，即最优区间内，企业增加非经营性杠杆率可以在不影响创新投入和创新风险的情况下提高创新产出，而非国有企业更适合增加杠杆率，并会对创新产出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据此，本文提出优化企业资本结构、提高国有企业信贷资源的配置效率和切实缓解民营企业融资约束等政策建议。     

投资潮涌背景下企业投资对创新绩效的影响——以战略性新兴产业为例

提升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绩效，是增强我国创新能力的重要引擎。采用2008—2019年战略性新兴产业综合指数样本股企业数据，实证检验投资潮涌背景下战略性新兴产业新增投资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将创新绩效分为创新产出与成果转化率，结果发现：第一，2010—2012年第一波投资潮涌与2015—2019年第二波投资潮涌下，企业投资均能有效促进创新产出。在先发优势作用下，第一波效果更为显著。第二，无论在投资潮涌前期还是后期，投资支出均有助于促进创新产出，且前期影响更显著，而在非投资潮涌阶段，投资支出对创新产出的影响不再显著。第三，对于任何类型的战略性新兴企业而言，企业投资对创新产出的影响均显著为正；劳动密集型企业、资源密集型企业、国有企业投资与创新成果转化率的关系均为倒U型，而对于技术密集型企业与非国有企业，两者关系呈正相关关系。     

技术市场发展、实体企业金融化与创新质量

以2005—2020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实证研究实体企业金融化对创新质量的影响效应和机制，重点关注技术市场发展对上述影响效应和机制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实体企业金融化对创新质量具有负向影响效应，技术市场发展能够强化这一影响效应，在技术市场发展较快的地区，实体企业金融化对创新质量的负向影响效应更加显著，融资约束和全要素生产率是实体企业金融化影响企业创新质量的有效机制；技术市场发展的调节效应主要作用于影响机制的前半路径，在技术市场发展较快的地区，实体企业金融化对融资约束的缓解效应较弱，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负向影响效应更强；实体企业金融化对创新质量的影响效应在产品市场竞争、是否为家族企业和银企关系方面存在异质性，当产品市场竞争更激烈、银企关系较差和企业为非家族企业时，实体企业金融化对创新质量的负向影响更显著。     

非金融企业金融化后的财务绩效分析 ——来自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实证研究

选取2007—2018年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样本数据,分析制造业上市公司金融化程度对其自身财务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上市公司进行金融化投资后,企业财务绩效表现变差;对制造业上市公司而言,其金融化投资水平越高,企业的财务绩效表现越差;无论是投资过度还是投资不足的实体企业,其金融化投资均与财务绩效显著负相关,而投资效率高的企业可以缓解制造业上市公司金融化带来的对财务绩效的影响.为了避免内生性问题,采用工具变量法、差分GMM和系统GMM模型对制造业上市公司金融化水平与财务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回归检验,发现二者之间的负向关系依旧显著.为了确保本文研究结论的稳健性,改变了金融化测算方法,继续对制造业上市公司的金融化水平与财务绩效进行回归,研究结论依旧成立.     

融资约束、创新投入与国际化经营企业价值研究

以2005-2016年我国上市国际化经营企业为研究对象,采用面板数据分析融资约束、创新投入与企业价值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融资约束对国际化经营企业创新投入强度影响不显著,在全样本和高融资约束组中与企业价值显著负相关;创新投入具有中介作用,能显著提升国际化经营企业价值且有迟滞性;国际化程度与创新投入正相关,在全样本组中与企业价值呈U型关系;在控制变量中,实际有效汇率、净资产收益率与国际化经营企业价值显著正相关,而企业规模则与企业价值显著负相关。研究结论对于我国企业有效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参考意义。     

我国高新技术上市公司R&D投资的融资约束——基于规模和所有权的实证分析

构造了高新技术上市公司R&D投资的融资约束模型,利用2008—2011年我国沪深两市A股高新技术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从R&D投资对现金流的敏感性的视角,实证分析了高新技术上市企业R&D投资面临的融资约束,并进一步按企业规模和所有权的不同将样本企业分组进行回归分析。研究结果显示:R&D投资面临明显的融资约束,依赖于企业内部现金流量;相比大型高新技术企业,中小型高新技术企业的R&D投资更依赖其内部现金流量,面临更严重的外部融资困境;相比国有控股高新技术企业,非国有控股高新技术企业的R&D投资面临更严重的融资约束。提出:在转型经济背景下,我国政府应着力建设、完善与高新技术企业相匹配的多层次融资体系,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促进企业研发投入增加。     

企业规模、控制人性质与企业融资约束关系研究

融资约束不同的企业在承受利率冲击上存在较大差异。不同于以往研究,笔者以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考察不同规模、不同控制人对融资约束的影响,探讨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研究发现,随着规模的扩大,我国上市公司面临的融资约束也在增大,这与以往学者研究结果相悖;控制人性质与上市公司融资约束关系紧密,国有上市公司面临的融资约束大于非国有上市公司;我国股票市场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还原企业面临的真实融资约束。     

资本错配、融资约束与企业研发投入

企业研发能够推动技术进步和创新，是当前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动力。基于2010—2017年中国高新技术上市公司年报数据，检验资本错配和融资约束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结果发现：资本错配对企业研发投入存在抑制效应；融资约束不仅对企业研发具有直接负向影响，还会强化资本错配对研发投入的抑制效应，但上述融资约束的影响仅在非国有企业中存在，对国有企业没有显著影响。因此，针对不同所有制企业提供多渠道融资体系，提高资金配置效率，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有利于推动企业创新和供给侧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