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城融合视角下我国城市低成本住房制度研究——基于农业转移人口家庭化迁移消费效应作用渠道的分析

产业发展是城镇化的前提和基础,城镇化反过来又促进产业发展。因此,产城融合是城镇化的必要选择。同时,住房市场和城镇化之间也存在着互动关系。本文立足于城市低成本住房制度对城镇化作用机制的研究,基于农业转移人口家庭化迁移消费效应作用渠道的探索,分析城市低成本住房制度对产城融合和城镇化的作用机理,并提出目前完善我国城市低成本住房制度的理论框架与实施路径。     

农民工自雇就业与举家迁移

利用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探讨农民工自雇就业对其实现举家迁移的影响。研究发现：自雇农民工比受雇农民工更倾向于举家迁移，这一现象在女性、新生代、未受过高等教育、跨省迁移和高收入的农民工身上表现得更为明显。在运用工具变量控制潜在内生性、采取倾向得分匹配法纠正选择性偏误后，上述结论仍然稳健。同时，自雇就业也有利于农民工选择其他家庭化迁移程度较高的迁移模式，自雇就业对农民工家庭化迁移的正向影响随着家庭化迁移程度的提高而提高。农民工自雇就业促进举家迁移主要是通过城市独立居住和农村土地转出的家庭空间资源再配置机制实现，而配偶不工作和老人随迁等家庭劳动力资源再配置机制的作用相对较弱。研究结论表明，通过积极扶持自雇就业等灵活就业形式可以有效促进农民工实现举家迁移，为自雇就业农民工提供城市居住、农地转出等方面的便利有助于这一机制的实现，而城市则应针对性地制定符合自雇就业农民工特点的公共服务政策。     

对城市政府保障少数民族合法权益及社会治理的研究——以大连市为例

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是指没有取得流入地城市户籍,又在流入地城市进行经济、社会等活动的少数民族人口.伴随着中国市场经济飞速发展,大量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持续流入城市;其推动城市发展的同时也给城市政府的治理带来了挑战.做好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服务和管理工作,加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相关权益保障是当前中国人口流动情况的现实要求.     

企业家精神代际传递与农村迁移人口的城市创业

本文建立了一个家庭选择模型来刻画农民工家庭在城市的创业行为,并利用一项流动人口调查数据,实证检验了企业家资本对后代从农村向城市迁移后职业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那些具有特定家庭出身的农村移民,进城之后会有更高可能性从事企业家型的创业活动。这表明,尽管一段历史时期进行的阶级成分划分在当时给这些家庭带来了人力与物质资本方面的负面冲击,但这些家庭的非物质资本依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代际传递,使其后辈在迁入城市后仍更可能成为企业家型自营者,并为社会创造就业机会。未来新型城镇化模式的建立及城镇化相关政策的制定都应该更多关注自我雇佣型流动人口,尤其是激励那些企业家型流动人口的创业行为。     

基于pls-sem模型的甘肃省新型城镇化水平测度及影响因素分析

新型城镇化是一个人口转移以及各种生产要素向城市聚集的过程。在城市各项基本功能逐渐完善、城镇化质量不断提高的同时,甘肃省城镇化发展面临不协调不充分的问题,发掘一条创新、高效、绿色、协调可持续的区域新型城镇化道路对其具有重要意义。基于甘肃省14个市州2005—2017年的相关数据,运用等权重法,从人口、经济、社会、基础设施、资源环境五个方面选取变量指标对甘肃省新型城镇化水平进行测度,并构建pls-sem模型分析各指标对甘肃省新型城镇化水平的影响度,实证结论表明:(1)2005—2017年甘肃省新型城镇化水平呈现小波动快速上升趋势,年均增速5.82%,12年间经济因素一直处于最高发展水平,人口因素处于最低发展水平;(2)经济因素(0.637)和基础设施(0.363)因子载荷最大,对新型城镇化水平贡献最大;(3)从路径系数看,对城镇化水平影响力依次为环境、经济、社会、资源、人口,人口通过影响社会和环境间接影响经济,最终实现更高的城镇化水平。     

家庭化迁移对农民工相对贫困的影响研究

劳动力迁移与贫困之间的关系已被广泛讨论，但是鲜有关于家庭化迁移与农民工相对贫困关系的研究。采用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综合运用计量分析模型讨论家庭化迁移对农民工相对贫困的影响。结果表明：家庭化迁移会显著提升农民工相对贫困的程度；家庭化迁移可能会导致农民工在就业方面陷入不利状况(就业不稳定、工作收入低),进而影响其相对贫困的程度；家庭化迁移对农民工相对贫困的影响在不同性别、出生世代和受教育程度中存在明显的异质性。因此，需要从整体提升农民工家庭的家庭发展能力和重点改善农民工群体的就业状况两方面出发，以缓解家庭化迁移对农民工相对贫困的不利影响。     

浅谈新型城镇化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新型城镇化是一种旨在促进城市农村和谐协调发展并且促进大中小城市能够一体化协同发展的新型城镇化.新型城镇化涉及到我国经济体制发展的方方面面,如今更是我国重要的发展战略中不可忽视的环节,它涉及促进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协调发展以及实现新的现代化以及和谐发展的根本性问题,在过去的阶段里虽然城镇化促进了中国经济以及社会的巨大进步,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以及城市现代化建设中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但是在某些地区和时期也出现城镇化无序发展,大中城市边缘的盲目拓展,生态环境恶化,失业率上升,这都是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因此我们需要吸取其他国家城镇化建设中的经验教训结合我国的国情走出一条适合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的特色道路,解决我国城镇化进程中面临的问题.     

健康城镇化背景下的流动人口发展趋势与对策

我国当前的流动人口总量已达2.61亿,未来将望继续增加。流动人口构成中大部分为从农村流向城市的人口,他们的城镇化状态与发展趋势是我国推进健康城镇化、实现可持续发展所不可回避的课题。鉴于当前流动人口的城镇化转型尚存在许多突出问题或矛盾,针对源于农村的流动人口城镇化问题,分析这一社会群体的社会属性、城镇化特征和可能趋势,进而提出在健康城镇化的语境下流动人口的城镇化策略。     

广西边境地区新型城镇化水平评估与实现路径研究

新型城镇化建设,是新时期加速推进我国经济转型的重要举措.通过对广西边境地区新型城镇化水平进行评估可发现,广西边境地区各市(县)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差异较大,广西边境各市(县)新型城镇化综合水平虽有所提升,但总体排名变化不大.广西边境地区应从大力推行“乡村振兴战略”,加快城镇化建设步伐;完善城市功能,合理布局产业结构;完善土地制度,发展现代农业等角度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发展.     

中国迁移流动人口管理的国外经验借鉴

本文通过对迁移流动人口的原因及社会经济背景的分析，以及对欧美及日韩发达国家的城市化过程中人口流动迁移经验的借鉴，提出了中国在面对人口问题和本国的特殊国情条件下如何更好的引导流动人口进入城市，并且使他们真正的实现到产业工人的转变，从而进一步的推动我们的城市化进程，促进我们经济社会以及农村和城市的共同发展     

中国迁移流动人口管理的国外经验借鉴

本文通过对迁移流动人口的原因及社会经济背景的分析,以及对欧美及日韩发达国家的城市化过程中人口流动迁移经验的借鉴,提出了中国在面对人口问题和本国的特殊国情务件下如何更好的引导流动人口进入城市,并且使他们真正的实现到产业工人的转变,从而进一步的推动我们的城市化进程,促进我们经济社会以及农村和城市的共同发展     

住房去库存中需求管理的局限性与供给改革的对策

吸引人口流入创造新增住房需求、扩大现有居住人口购房需求、使库存住房对接新增租房需求,是当前三四线城市商品住房去库存的关键。运用需求管理政策去库存有一定局限性,仅能在扩大现有居住人口购房需求上发挥有限作用。供给改革在住房去库存中有较大作用空间,有助于提升城市的人口集聚能力、将现有居住人口购房的潜在需求转化为有效需求、实现库存住房与新增租房需求的对接。通过供给改革促进商品住房去库存,应提升城市产业竞争力与公共服务水平,引导房地产企业适度降低商品住房价格,加快推进农村财产权制度改革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建立健全购租并举的住房制度。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中央地方财政关系调整

健全农业迁移人口市民化机制、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是新时期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关键。本文在Blouri&Ehrlich(2020)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包含户籍、人口流动、区域间贸易和集聚外部性的量化空间一般均衡模型，探究了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最优转移支付和分成比例设计。研究发现：(1)目前的财政转移支付政策使各省人均收入平均提高0.9775%,社会整体福利提高了12.6007%,当转移支付达到最优空间分布时，福利水平将在此基础上再提升4.7013%。(2)户籍制度完全放开能够显著促进区域人口流动，并通过“集聚效应”促进生产率增长和社会福利改进。户籍放开后，保持现行最高福利水平的条件下，中央财政转移支出可缩减9.9473%。(3)新型城镇化的实现是以中央转移支付为前提的，而中央转移支付制度的有效运转则取决于中央财政分权比例的提高。因此，在户籍放开的同时，需要提高中央财政分权中的分成比例，才能实现社会最优的财政支出结构和最优社会福利。     

城镇化创造国内需求的机理分析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稳步推进城镇化作为调整经济结构、扩大内需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依托,是基于中国国情和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形势而做出的战略选择。城镇化创造国内需求的机理是:城镇化推动城镇建设从而创造投资需求;城镇化引发消费升级从而创造消费需求;城镇化推动产业升级从而扩充市场需求;城镇化促进郊区转型从而形成新的市场需求;城镇化促进新农村建设从而扩大农村需求。推进城镇化既要从中国的国情出发,也要遵循世界城镇化的一般规律,更要结合当前中国城镇化发展的新情况新趋势,实施新型的城镇化战略,更加注重提升城镇发展质量和水平。     

数字经济如何影响新型城镇化:机制与检验

本文构建了一个关于数字经济影响新型城镇化的理论分析框架,利用2006—2019年中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考察了数字经济发展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中国数字经济和新型城镇化水平均呈现不同程度的跃升,并且两者走势趋同。数字经济能显著促进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尤其是对新型城镇化的人口、生态和社会维度,但不利于空间城镇化的发展,并且对经济城镇化的影响效应不显著。数字经济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存在显著的时期和区域异质性,即从“十一五”时期到“十三五”时期和从东部到西部,数字经济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呈现边际效用递增的特点。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受城市规模约束,并且依托数字技术的智慧城市建设能有效促进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文章为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基于数字经济发展视角的经验证据与政策启示。     

大城市流动人口“带动迁移”特征分析—以上海市闵行区为例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伴随着流动人口大量涌入城市,被带动迁入的少年儿童和老人规模也日益增大,对流入地和流出地均产生一定的影响。借助问卷调查资料,以带动迁移主体为研究对象,在界定带动迁移率的基础上,从流动人口的年龄、来沪时间长短、受教育程度、从业状况、收入水平五个方面考察带动迁移行为发生概率及带动迁移能力,以期解析大城市带动迁移行为的一般特征。     

住房方案选择的经济分析

<正> 住房问题是牵涉到千家万户的大问题。我国现行的住房制度存在严重的弊端,国家为城使居民建房花了大量投资,却不能从经济机制上制约住房问题上的不合理需求,住房分配上的不公正,已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住房制度改革势在必行。国务院有关推行住房制度改革的文件明确指出:从1988年起,用三、五年时间把住房制度在全国城镇分期分批推开。面临住房制度改革的新形势,全国城镇居民势必要作出住房方案选择。本文拟从住房方案经济分析的角度,研究购房和租房的经济比较模型,以有助于城镇居民作出住房决策。一、影响住房方案选择的经济因素住房决策是指在购房和租房方案中作出最佳选择,其中主要指方案的经济比较。房屋使     

高房价挤出了谁?——基于中国流动人口的微观视角

本文基于2014—2016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考察已经"进入"城市的劳动力家庭是否"住下来",从个人层面研究房价如何影响劳动力家庭的居住决策,发现高房价会增强劳动力家庭的流动意愿,特别是挤出那些没有购房的、高技能水平的劳动力。尽管公共服务对高房价有负向调节作用,挤出效应在大城市表现得尤为显著。进一步地,打算继续流动的劳动力选择流向已购房产所在地的概率更大,而住房的财富效应使得劳动力更倾向于流向其他城市,特别是省会级及以上城市。     

新型城镇化给三、四线城市房地产业发展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新型城镇化有别于传统城镇化,是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是以粗放式发展向质量提升的转型。新型城镇化建设进程中的关键所在是农村人口能否在城镇安居乐业,一、二线城市的住房市场几近饱和,三、四线城市的住房市场的开拓空间就凸显出了巨大的潜力。新型城镇化给三、四线城市房地产业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挑战,怎样应对这些挑战,抓住机遇,对三、四线城市消化库存,促进房地产业繁荣至关重要。     

新型城镇化水平统计“城镇化率”的思索

新型城镇化已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战略选择,衡量城镇化发展水平的统计指标—城镇化率应依据新型城镇化的本质予以完善。就当前城镇化率的统计实质进行分析,指出城镇化率在衡量城镇化水平中存在的缺陷,进而提出进一步改进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