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中介与经济增长:中国跨省数据的实证分析

大量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表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本文运用我国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1995~2004年的经验数据,对我国金融中介的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的金融中介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没有显著的关系,银行的贷款总额对各省份经济增长没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向非国有部门的贷款对经济增长有比较显著的促进作用。     

FDI对长株潭地区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

通过运用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和回归分析方法等主流计量方法,实证分析外商直接投资(FDI)对长株潭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当年的FDI和滞后3年的FDI是长株潭地区经济增长的原因,且FDI对经济促进作用显著;但滞后3年的FDI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小于当年FDI对经济的贡献,主要原因是长株潭地区消化吸收FDI技术外溢的能力不足。     

长株潭城市群高等教育资源分布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1989-2009

利用长株潭1989-2009年数据,对长株潭高等教育资源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研究,经过了平稳性检验、协整检验及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和建立了误差修正模型,可以发现两者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实证结果表明,长株潭高等教育资源分布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长期均衡即协整关系;长株潭高等教育资源分布的多少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互为格兰杰因果关系;从短期来看,长株潭高等教育资源的发展规模对该区域经济变动的影响不大。针对出现的问题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农村金融发展、金融中介效率与农村经济增长：1978-2008

文章利用1978—2008的年度数据,通过协整检验、向量误差修正模型、G ranger因果检验等方法实证检验了农村金融发展、金融中介效率与农村经济增长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农村金融发展规模的提升并未促进农村经济增长,而农村金融中介效率的提升有助于农村经济增长。农村金融发展滞后于农村经济增长,二者之间并未形成良性互动机制。继续推进农村金融改革,扩大农村金融供给,突破农村金融促进农村经济增长的＂门槛＂,同时提升支农贷款的效率是农村金融进一步发展的方向。     

中国货币供给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

金融危机爆发后,为了保持经济平稳高速增长,中国制定了一揽子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将货币政策的中介指标货币供给量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实际货币供给量与实际经济增长之间有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中国实际经济增长率是实际货币供给增长率的格兰杰原因,但实际货币增长率却不是实际经济增长率的格兰杰原因。     

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1978 ～ 2011年江苏省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的统计数据,通过ADF检验、协整检验、Granger因果检验,对江苏省农村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研究表明,长期看江苏省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具有促进作用,但金融发展效率并没有与农民收入增长之间形成良性互动关系,针对实证分析结果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企业效益、营运效率与区域经济增长

本文从上市公司营运效率入手,探究上市公司营运效率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以大连市和上海市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上市公司1994-2016年的财务数据和地区经济数据,实证分析并研究了企业效益、营运效率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结果发现,上市公司营业收入与区域经济增长呈显著正相关,即上市公司营业收入增长率提高,GDP增长率也会提高;上海市上市公司总资产周转率和流动资产周转率与上海市经济增长呈显著正相关,大连市上市公司总资产周转率和流动资产周转率对大连市的经济增长促进作用不显著.这一结论丰富了上市公司营运效率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同时也为大连市上市公司、大连市政府政策决策提供了经验数据.     

关于浙江民营金融中介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本文选取1990年-2003年浙江省民营金融机构相关存贷款量和浙江省经济增长的统计数据,根据金融发展理论,采用实证分析的方法,在多变量VAR模型中,对衡量民营金融中介发展的指标和浙江省经济增长的相关指标进行了Johansen协整分析和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显示民营金融中介的发展壮大和经济增长之间具有一定的因果关系。这一结论从实践上肯定了民营金融中介的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从而证实了加强发展民营金融中介发展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中国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增长——基于产业构成视角的研究

基于经济增长的产业构成角度,本文实证检验了我国经济增长对能源消费增长率的影响。能源消费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的三大产业构成之间关系的研究表明,虽然三大产业的增长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但它们对能源消费增长率的影响却不相同。具体而言,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增长对能源消费增长率并没有显著影响,第二产业的增长导致了能源消费增长率的上升。能源消费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的六大产业部门构成之间关系的分析显示,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增长是推动我国能源消费增长率上升的主要力量。对上述实证研究结果产生的原因,本文从我国工业化进程中各产业产出增长和产业结构演变对能源消费增长的影响给予了解释。最后提出相应的政策含义。     

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增长——一个动态演化分析视角

农村金融发展对于农村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运用1978-2010年的相关数据和时变参数模型估计方法,就我国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关系进行探寻.首先,协整检验与误差修正模型的估计结果显示:无论是长期还是短期,农村金融发展规模对于农村经济增长具有正向促进作用,而农村金融中介效率却对农村经济增长起到了负向抑制作用.时变参数模型的估计结果则进一步发现:农村金融发展规模对农村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在整体上呈现弱化趋势,当前的正向作用机制比较微弱;而农村金融中介效率对农村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经历了一个先减弱后增强的“倒V”型变化过程.     

多中心治理视角下的长株潭区域合作治理

区域合作治理是长株潭一体化的重要基础。文章主要从多中心治理的角度论述了长株潭区域合作治理结构的四个要素,讨论了必要性和可能性,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要实现长株潭区域合作治理的路径依赖:体制转换和机制创新。     

结构负利：流通业比重与地区经济增长*

作为国民经济中的基础性和先导性产业,流通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演变趋势。本文利用扩展的索罗模型和中国省际地区面板数据探讨流通业比重变化对地区总体生产率和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首先,地区总体生产率与流通业比重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其次,地区人均产出增长率与当期流通业比重呈负相关关系,而与上期流通业比重呈正相关关系。流通业比重对地区人均产出增长率的净效应既受到地区总体生产率与流通业比重之间负向关系的影响,也受到地区经济增长收敛性的影响。根据模拟实验,2009-2014年中国流通业比重上升导致人均产出增长率约下降136个百分点。最后,地区流通效率在“流通业比重-总体生产率-经济增长”关系中发挥着明显的调节作用。在流通效率越高的地区,流通业比重上升对地区总体生产率和地区人均产出增长率的负向作用越弱。因此,地方政府可以通过提高本地区流通效率来缓解流通业比重上升带来的“结构负利”。     

The quality and quantity of bank intermedi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evidence from Asia Pacific

We investigate the impact of the quantity and quality of bank intermediation on economic growth across 14 Asia-Pacific economies over 2003–2015. Measures of bank shareholder value efficiency as well as profit and cost efficiency are used as indicators of intermediation quality. We also employ measures of liquidity creation (fat and nonfat) as a proxy for the quantity of bank intermediation. Our main finding is that the quality of bank intermediation (enhanced credit allocation) is a driver of economic growth in developed Asia-Pacific economies, whereas it is the quantity of bank intermediation (capital accumulation) that positively influences growth in developing nations. From a policy perspective, our findings suggest that policymakers in developed nations should concentrate their efforts on reforms that enhance bank efficiency. Second, reforms that stimulate capital accumulation should be encouraged in developing economies because this is the main channel that spurs economic growth.     

中国区域经济增长条件趋同研究

选择了地理环境、要素投入、增长过程、政策扰动4个稳态因子研究中国区域经济增长条件趋同。结果表明,1978—2008年中国区域经济增长没有发生绝对趋同。但是,在要素投入、增长过程这两个稳态因子的分别作用下,中国区域经济增长均发生了明显的条件趋同,趋同速度分别为1.2%和2.2%。而在地理环境、政策扰动因子的分别作用下,中国区域经济增长均没有出现条件趋同。在上述4个稳态因子的综合作用下,1978—2008年中国区域经济增长出现了条件趋同,趋同速度仅仅为1.4%。这提示我们,要解决好中国的区域经济差异问题,应该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在有效推进区域的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对外开放、信息化,以及增加物质资本、劳动力、人力资本和知识的投入上。     

区域科技投入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构建灰色关联度模型实证分析发现:科技经费投入、科技活动人员投入对产业经济增长有显著作用。进行区域科技投入与产业经济关系聚类分析可把我国分为三类典型区域。对于第一类地区,科技经费投入,尤其是R&D经费对第三产业的投入效率更高,在该类地区应加大科技经费的投入;对于第三类地区,R&D人员全时当量对第一产业的投入效率更高,在该类地区应加大科技活动人员的投入。     

经济增长的技术效率及其影响因素研究——以四川省为例

运用2000—2010年数据,基于对数型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随机前沿模型,对四川省区域经济增长效率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四川省经济增长主要靠劳动力驱动,平均技术效率水平较低,经济处于规模报酬递减状态,且其区域差异有扩大的趋势。而基础设施建设和科研投入对经济增长效率具有促进作用,金融机构的贷款业务和政府财政支出对效率的提高具有抑制作用。     

我国经济增长动能转换的区域差异及其分布演进*#br#

本文构建经济增长动能指数评价指标体系，测算2009—2018年我国30个省份的经济增长动能指数，考察其地区差距及分布动态演进趋势。研究发现：（1）各省份的经济增长动能转换水平整体呈现波动上升态势，东西差距显著。（2）总体地区差距呈现缩小趋势，从地区内差距来看，东部地区内差距最大，中部地区内差距最小；从地区间差距来看，东西部地区间差距最大，中西部地区间差距最小；从差距贡献率来看，地区间差距为主要来源，地区内差距和超变密度的贡献率较小。（3）我国整体经济增长动能转换地区差距出现波动式下降，三大地区均存在两极或多极化现象，中部地区尤为显著。     

产业结构变动对区域经济增长贡献的空间分析--以河南省为例

产业结构变动是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采用多部门经济模型和基于统计角度的GDP产业结构贡献度测算方法,以河南省为例,分析了1994—2003年10年来产业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发现产业结构变动对区域经济增长贡献的空间差异明显,地区产业结构变动差异较大,各地产业结构调整进展不一。产业结构变动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经济增长率降低是结构调整的基本动力之一,而结构调整又成为经济增长的动力。影响产业结构变动对区域经济增长贡献的主要因素是区域产业结构政策和产业投资政策,人均GDP、年均GDP则与其不相关或弱相关。     

统筹中国区域发展问题研究

统筹区域发展是未来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与改革的一项核心要求,这一要求的提出既有坚实的理论基础,又有充分的现实依据。未来统筹区域发展应该以明确的区域战略为依据,逐步完善区域管理的制度基础,制定合理的区域政策,统一安排解决各种问题,将治疗已经存在的落后病、衰退病和防治潜在的膨胀与萧条病结合起来,形成相互合作、相互支持、共同发展的区域经济新格局。     

Do interest rate controls work? Evidence from Kenya

This paper reviews the impact of interest rate controls in Kenya, introduced in September 2016. The intent of the controls was to reduce the cost of borrowing, expand access to credit, and increase the return on savings. However, we find that the law on interest rate controls has had the opposite effect of what was intended. Specifically, it has led to a collapse of credit to micro‐,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shrinking of the loan book of the small banks; and reduced financial intermediation. Because of their adverse effects on bank lending, we estimate that the interest rate controls have reduced economic growth by ¼–¾ percentage points on an annual basis. We also show that interest rate caps reduced the signaling effects of monetary policy. These suggest that (1) the adverse effects could largely be avoided if the ceiling was high enough to facilitate lending to higher‐risk borrowers and (2) alternative policies could be preferable to address concerns about the high cost of cred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