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型期中产阶层的财产变动——基于珠江三角洲1986-2004年城镇住户调查数据的分析

本文利用珠江三角洲1986-2004年城镇住户调查数据，对中产阶层的财产存量及增量变化等状况进行较为全面的描述，并与中产以下阶层作相应的比较分析。通过研究发现，作为中产阶层主要构成的新中产阶层，其财产变动的特征及原因为：财产拥有量较高并持续增长，是以稳定的高收入为其基础；金融财产增量减少，证券投资涉足不多，既有金融市场长期低迷的因素，更重要的是新中产阶层消费观念与消费文化所起的作用；财产选择的不稳定性，反映出国家分配政策和消费政策的硬引导效应。     

中产阶层与分配正义

中等财产拥有者,是中产阶层的经济标识和首要特征。中产阶层研究最核心的问题应是中产阶层与社会正义或分配正义关系的问题,即中产阶层的财产来路是否合理,中产阶层的产生与发展是否符合分配正义,中产阶层社会是否是社会财富分配合理的正义的社会。中产阶层是分配正义的产物,中产阶层的发展壮大是社会财富分配公正的体现。中产阶层缺乏的社会必定是社会分化不完整或是贫富过分分化的社会,必定是分配正义缺失的社会。     

突破老百姓花钱的"瓶颈"

近两年来,我国银行为了鼓励百姓消费,储蓄利率一降再降,然而许多人还是乐此不疲地把钞票往银行里送,老百姓就是不花钱!是他们的生活水平到了极限,钱没处花吗?显然不是。那么,老百姓花钱的“瓶颈”何在?1.重物质轻精神。花钱消费,可分为物质消费和精神消费。物质消费是用钱购买实物以用来满足衣食住行的物质需要;精神消费是“购满足”,先用钱得到一些权利,通过行使权利再得到心理的满足,例如花钱买球票获得看球的权利,通过看球满足了对球类运动的爱好、迷恋。在如今的百姓当中,多数人在收入增加的同时,物质消费不断提高,甚至趋于饱和而难上新…     

中产阶层的界定方法及实证测度——以珠江三角洲为例

根据我国社会转型的特点,为客观反映中产阶层的本质,以及基于适用性和数据可获性的考虑,本文构建一套以收入、职业和消费指标的动态性的中产阶层界定指标体系。运用这一指标体系对珠江三角洲中产阶层的规模、结构和演变轨迹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在珠江三角洲,中产阶层出现早、增长快、比例高,新中产阶层与旧中产阶层同时产生,前者比后者规模更大。     

中产阶层消费结构变迁及特征——基于珠江三角洲城镇住户调查的分析

中产阶层较高的收入和消费活力，通常被视为“消费前卫”甚至“奢侈”.本文利用珠江三角洲城镇居民住户的调查数据，对中产阶层的消费结构进行分析发现，在社会转型期，中产阶层的消费结构变动可明显地区分为三个阶段。当前，发展型消费已经占有较高的比例，并表现出注重实用的理性化消费结构。     

不当的税收政策是在挖中国经济墙角

税收不是用作均贫富的工具,更不是让中产者破产达成贫民大同社会。一项好的税收政策起到的是正面的激励作用,有助于提升国民创业与消费的信心,而坏的税收让民众失去创业的动力。让中产阶层易于陷入破产的泥淖,而使企业偷税漏税成风。税收的目的不是让政府更加富有,而是让所有国民的生活更加幸福。     

浅析夫妻财产约定书公证中应注意的事项

夫妻财产约定是时代发展的产物，夫妻财产约定的完善和发展也体现了时代的进步。具体到婚姻当事人来说，在选择夫妻财产约定时应慎重，须同时考虑两个问题，其一是结合自身情况考虑是否有必要作出财产约定，因为财产约定并不普遍适用；其二是在选择财产约定时不要忘了公证，因为公证能给当事人提供了一种在目前的立法现状下最佳的、最能充分保障当事人财产权益的法律途径。而对公证人员而言，应增强责任感，不断提高自身法学修养，准确地把握夫妻财产约定制的立法精神，提高专业化法律服务能力。     

旅游又添新景观--谈谈休闲农业

所谓休闲农业是指为把农业经营活动当作享受闲暇者提供服务的新兴第三产业。其直接的管理者是农民，而经营者则是前来享受闲暇的城镇居民。他们经营的目的不是为了盈利，而是把经营过程当作一种消费闲暇的活动；农民仅仅是这种经营活动资源的提供者，在供给这些资源的过程中获得利润。事实上这种农业已经存在，只不过不是作为主导产业而是作为辅助产业而存在，没有形成规模。当前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在原有农场的基础上，放弃农耕，通过必要的投资，把其改造成集风景游览、度假、野餐、娱乐为一体的综合型休闲场所；另一种是利用某类农副…     

社会转型期中产阶层的收入状况分析——来自珠江三角洲的报告

收入是衡量中产阶层的最重要指标之一。近来国家统计局课题组的“户年收入6万是门槛”①、南京大学课题组的“月收入5000元”②等说词,引起了国人的广泛兴趣,学者、传媒、网络纷纷报道和讨论。收入状况好于社会平均水平,是中产阶层的一个主要特征。然而这种状况究竟好到什么程度?他们的收入水平到底有多高?收入主要来自哪里?如此等等,是许多人感兴趣并关心的话题,更是我们深入研究中产阶层的一个重要问题。关于中产阶层的界定,我们从收入、职业和消费三个方面构建了一套指标,并运用1986～2004年的珠三角城镇住户调查数据进行实证测度。测算…     

他们的远虑近忧

在“被限”与“反被限”的博弈中。生活正在发生一些超越个人能力的变化，而结果，是在大城市居住的幸福感增强了？是多种限制成就了跨越式消费？还是彻底搅黄了中产阶层的上流梦想？     

产业集群发展中的政府行为及政策启示：来自产业集群发达国家的经验

产业集群的蓬勃发展使得集群政策开始成为各地区地方政府推动本地区经济发展和产业成长的重要政策工具。来自国内外发达地区产业集群发展实践中的大量证据表明,政府政策正在成为各地产业集群培育或发展的重要措施。本文将总结美国、意大利等国家推动产业集群发展的成功政策经验,提炼国外先进地区政府运用产业集群的政策启示,为我国地方政府推动本地区产业集群发展提供借鉴。     

政府在老年产业发展中的作用研究

当老年产业受制于市场的不成熟、不完善而无法顺利形成良性互动式发展趋势时,由政府介入解开市场与企业间的“死结”就成为一种必然的要求。政府应针对不同性质的领域采取不同的对策。对老年产业竞争性领域的政府对策和非竞争性领域的政府对策问题作了分类研究,并着重对老年产业竞争性领域提出了发展思路和可以采取的具体对策措施。     

公共政策的经济学分析

任何一项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都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关键在于这种代价能不能承受,值不值得承受。经济学与公共政策有着密切的联系,即使是一些看起来与经济问题无关的公共政策,如果细心分析总是可以发现其中的经济学逻辑。这一逻辑告诉我们,公共政策是通过比较其成本和收益而产生的,公共政策存在的理由在于它的社会成本小于以市场和企业自行解决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风险视角下的政府与市场关系

政府与市场的划分,取决于人类生活所同时面临的两种不同性质的风险。损失风险属于公共风险,归政府治理;机会风险属于私人风险,归市场治理。市场经济就是风险经济。市场机制就是在一定的制度环境下,市场主体自主地将自己的产权与他人进行交换的风险机制。我国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就是向市场注入风险机制,解决制度环境、市场主体、产权制度、行政垄断等问题。     

基于旅游者视角的昆明——丽江铁路与丽江旅游的关系研究

于2011年1月正式开通的昆明一丽江铁路（以下简称昆一丽铁路）,一方面大大改善了丽江旅游业的可进入性,另一方面则大大减少了前往丽江旅游者的费用开支,从而促进了丽江旅游业进一步的繁荣发展。从旅游者的视角,就昆一丽铁路的开通对旅游者前往丽江旅游盼决策以及在丽江旅游经历产生的影响做出评价,旨在评价这一可进入性的增加对前往丽江旅游者的旅游决策及旅游经历的影响。另外,还验证了火车旅行对旅游者选择丽江作为其旅游目的地的重要性。     

试论土地构成与土地价值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土地产权可进入市场流通,实行土地资产经营,对此人们已没有疑问。但土地是否有价值(劳动价值),如何确定土地价值与价格,在认识上大相径庭,由此产生种种不同的土地价值观。深入研究土地价值问题,不仅对研究地租地价理论十分必要,而且对研究土地产权流转、土地市场的管理、土地金融等等土地经济问题都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一、三种不同的土地价值观 对于土地价值这样一个基础理论问题,理论界有所谓无价值论、全价值论和土地价值二元论三种分     

论确立国有企业改革的利益主体二重性

确立国有企业的利益主体地位不能单纯地注重在所有制的性质上,而应立足于财产的占有方式。由国有企业产权运动历史发展的四个特征规定,在再生产的过程中,其本身必然地会发生财产主体的背离。国有企业利益主体二重化是国有产权的异化,同时二重化的利益主体又是统一的,并对代表全民的国家利益主体进一步地规定。国有企业利益主体二重性跟马克思提出的“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建个人所有制”的预测是一致的。     

谈单位负责人作为会计责任主体的职责

会计工作与会计资料的真实、完整是企业搞好经济管理工作的立足点。论述了会计信息失真的成因,以及单位负责人在本环节的重要作用,并提出了解决这一问题的对策。     

论公私法划分与市场体制的演进

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而法治社会的建立和法制的完善则是一个在政府积极推进，社会与国家博弈以及社会交易等各种因素合力推进中逐步发展的制度演进过程。本文从比较西方公私法的划分以及在实践中的作用的角度，从法理学层面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制建设的基础和制度安排作了初步探讨。     

自由与制度关系角度反思全球性金融危机

为了深入探究全球性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并对转型的中国经济以有益的启示,在自由与制度辨证关系的基础上提出金融自由化的本质是自由与制度结合的理论观点。在这个观点的基础上提出金融危机是“错误金融自由化”的假说,并以理论和实际数据验证这个假说。验证的结论是,此次源于美国的全球性金融危机是错误金融自由化的结果,而非金融自由化制度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