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创新环境与工业转型升级耦合区域差异与收敛性分析

基于创新环境-转型升级耦合视角,采用TOPSIS熵权法、耦合协调度模型和非线性时变因子模型,分析2007-2017年中国内地30个省市区绿色创新环境与工业转型升级耦合关系的演进特征。结果发现：①2007年以来中国绿色创新环境与工业转型升级耦合度整体虽有提高之势,但协调度仍然较低,且耦合协调等级没有发生明显跃迁,并呈现由东部向西部递减态势;②区域间差异是系统耦合协调度差距的主要来源,在地区差异多极化发展趋势下其波动存在4个潜在收敛俱乐部,呈现出地理“区块链”收敛趋势;③采用QAP方法对地区耦合度差异影响因素进行检验发现,地区经济发展差异、信息化水平差异、教育水平差异和城镇化水平差异是主要原因,而地理位置邻近、俱乐部收敛发展趋势有利于缩小地区耦合发展差异。     

粤港澳大湾区创新系统耦合协调空间结构与联系研究

深刻把握区域创新系统内部耦合特征与协调机制，是科技强国战略下激发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创新活力，进而提升核心竞争力的首要问题。基于复杂网络理论与地学空间方法，利用熵权TOPSIS模型、耦合协调模型、莫兰指数、引力模型、社会网络分析法，探索粤港澳大湾区创新质量与创新氛围耦合协调的空间结构。研究发现：①区域创新系统的综合得分呈现“中轴高—四围偏低”的空间结构，广州和深圳的创新氛围与创新质量的耦合协调度均较高，说明两系统间呈现出有序的螺旋优化状态，而澳门的创新发展存在双重错位现象；②耦合协调度具有显著正向空间相关性，局部空间关联模式分异明显，粤港澳大湾区已形成联系紧密的环形创新网络结构，网络空间交易成本和同配性现象显著，深港创新集群的耦合协调联系最为紧密。     

国家高新区与城市经济效率的时空耦合协调研究

国家高新区是区域经济创新驱动发展的核心载体,其与所在城市的互动协调发展对于建设创新型城市乃至创新型国家意义重大。运用熵值法、DEA模型和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了2008-2014年54个国家高新区发展水平、所在城市经济效率以及两者的耦合度与协调度,并对国家高新区和母城经济效率耦合协调的时空演变特征进行了分析,探讨了耦合协调度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①从时间维度看,国家高新区与母城经济效率耦合度呈现明显上升趋势,从磨合提升到高水平耦合,协调度增长缓慢,整体处于中度协调阶段;②从空间维度看,北京、上海等7个城市实现高度协调发展,绵阳、保定等5个城市处于低度协调发展状态,哈尔滨、无锡等26个城市陷入中度协调发展区间,跃迁趋势不明显;③从影响因素看,国家高新区经济规模、效益质量、创新能力以及城市经济效率对协调度的影响均显著为正。     

城市交通生态系统空间冲突测度及影响因素研究北大核心

城市交通生态系统是由人口、车辆、道路、绿地、空气、地域组成且不断发生空间冲突和进行空间耦合的特定空间结构。测度城市交通生态系统空间冲突,分析其影响因素,可以为优化城市交通生态提供决策依据。为此,选用我国2011—2017年31个省会城市(不含港澳台地区)的环境保护和城市建设数据,计算城市交通运输系统和空气承载系统的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测度城市交通生态系统空间冲突水平,并运用地理探测器(GeoDetector)识别其影响因子。结果表明:(1)31个省会城市交通运输系统与空气承载系统作用程度较高(耦合度均值为0.675,处于磨合阶段)且空间冲突明显(耦合协调度均值为0.430,处于中度协调耦合)。(2)31个省会城市交通生态系统空间冲突时空分异明显。从时间上看,2014—2017年比2011—2013年的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均值分别高出0.067和0.020;从空间上看,西部地区耦合度均值最高(0.688),东部地区耦合协调度均值最高(0.459)。(3)城市交通生态系统空间冲突的显著影响因素是地形地貌和经济地带。     

粤港澳大湾区绿色创新效率时空演化与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Super-SBM模型对2011—2020年粤港澳大湾区11个城市绿色创新效率进行测算,并运用核密度估计模型、莫兰指数以及冷热点法分析粤港澳大湾区绿色创新效率的时空演化特征,在此基础上采用空间杜宾模型（SDM）探究粤港澳大湾区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研究时间区间,粤港澳大湾区绿色创新效率总体处于较高水平,且呈波动上升趋势;粤港澳大湾区绿色创新效率具有显著的空间非均衡性,呈现“东南高、西北低”的空间分异格局,且该格局有加剧趋势,同时空间相关性于2020年由正转负;政府支持、教育水平以及经济水平对粤港澳大湾区绿色创新效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教育水平对邻近地区的绿色创新效率具有正向溢出效应,而政府支持对邻近地区效率值具有负向溢出效应。     

中国省域创新投入—创新产出—创新效益的时空耦合研究

在阐述创新投入、创新产出与创新效益之间耦合作用机理的基础上,构建创新投入—创新产出—创新效益的指标体系,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对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创新子系统之间的耦合协调发展情况进行定量评估。结果表明:中国省域创新系统整体处于低协调发展阶段,距离良性协调耦合阶段还有较大差距;耦合协调类型以低度协调为主,中高度协调的省份数量不多,均分布在东部经济发达地区,显示出区域创新与经济发展之间具有较高的关联性;耦合度和协调度的空间分布均呈现出"东高西低"的特征,耦合度的空间集聚效应不显著,而耦合协调度则具有明显的空间正相关特征,并且这种集聚趋势在进一步增强;将耦合度和协调度结合起来,可以对研究区域进行类型划分,并在比较分析的基础上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城市土地利用效益与城市化耦合协调性分析——以环渤海地区27个城市为例

城市土地利用效益与城市化相互促进与制约,共同影响着城市的发展状态,准确把握二者的耦合协调度,对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构建环渤海区域27个城市的土地利用效益与城市化耦合协调模型,测度两者之间的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分析结果表明:(1)研究区域内各个城市土地利用效益与城市化内部指数水平均处于波动状态,且处于非同步型阶段,各个城市土地利用效益与城市化水平差异明显;(2)研究区域内城市的耦合度均处于拮抗阶段,且以中高度耦合为主;区域空间耦合度存在着明显差异,其中京津冀圈耦合度达到中高度耦合,山东半岛圈和辽东半岛圈耦合度较低,需要进一步提升;(3)研究区域内各个城市的耦合协调度排序呈"橄榄型",处于排序两端城市的耦合协调度无明显变化,且环渤海空间区域三个城市群的耦合协调度差异明显,与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模式存在一定的空间响应关系。     

湾区外向经济与创新经济空间协调性研究

湾区经济作为全球化和市场化在特定地域衍生的高级经济形态，其创新性与开放性的空间互动关系更加明显。在探讨二者作用机理和评价体系的基础上，引入经济集聚度、协调耦合度和空间趋同分析等方法，实证研究了沪杭甬大湾区外向经济与创新经济在多维视角下的协调发展关系。结果显示，2006-2017年创新经济整体增速高于外向经济，上海的核心地位突出；创新经济总体集聚水平向外向经济拟合，但局部集聚空间等级分布差距明显，二者互动能力较弱；创新经济与外向经济的集聚性由磨合向高水平耦合演进，但仍处于中度失调水平，内部城市多处于高耦合低协调状态，但协调状态差异较大；湾区内部两经济系统的空间集聚水平均向自身稳定状态收敛，但外向经济对创新能力的提升效果不明显。最后，针对结论，对具体协调方案进行了讨论。     

建筑业与区域经济增长的耦合协调机理研究

随着经济增长与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建筑业在国民经济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角色.在探析建筑业系统与区域经济系统耦合机理的理论基础上,借鉴物理学耦合度函数构建了建筑业与区域经济增长的耦合协调度模型,并使用我国2008年省级层面数据,对建筑业与区域经济增长的耦合协调发展状况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发现,我国各省区建筑业与区域经济增长的耦合度均处于较高水平,耦合度最低的西藏自治区也达到0.9139;为了避免耦合度指标存在的缺陷而构建的耦合协调度指标则证实,我国各省区建筑业与区域经济增长耦合协调程度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可分为良好协调、中级协调、初级协调和勉强协调四种类型,且大部分省区处于初级协调或勉强协调阶段.     

辽宁省城市人居环境与植被净初级生产力耦合协调关系研究

植被净初级生产力(NPP)是衡量城市生态系统健康状态的重要标准,探究城市人居环境与NPP耦合协调的同步发展状态,对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人居环境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对城市人居环境评价指标体系的改进,综合运用熵值法、耦合协调模型以及地理探测器,研究辽宁省2000—2015年城市人居环境与NPP之间耦合协调度的时空格局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2000—2015年,人居环境与NPP之间的耦合度、耦合协调度均有所提升,耦合度均值在0.857~0.953之间,处于高水平耦合阶段;耦合协调度在0.466~0.601之间,整体上处于濒临失调、勉强耦合协调以及初级耦合协调状态。(2)耦合协调度在空间分布上呈现出自东南向西北递减的“阶梯”式格局,呈现中耦合轻度协调、高耦合轻度协调以及高耦合中度协调三种组合类型区。(3)经济发展水平、科学技术投入、政府管理能力、城镇化水平以及工业化水平等对不同耦合协调类型区具有不同程度的影响,需要采用差别化管理方式推动人居系统与生态系统的协调发展。     

Study on Coupling Coordination between Sci-Tech Innovation and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Sci-tech innovation is an important measure for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to achieve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oretically, there is a coupling coordinat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sci-tech innovation and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oordinat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is beneficial to building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into an international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hub and promoting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At present,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has seen a year-on-year increase in both the level of sci-tech innovation and the level of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a sound development trend. Its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between sci-tech innovation and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has steadily improved from a slightly uncoordinated stage to a primarily coordinated stage, but the overall degree of coordination is still not high, with some gaps from realizing the excellently coordinated stag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patial distribution, the internal development of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is unbalanced, with obvious differences in development level and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among cities. The convergence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differences in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among the cities in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have stabilized after narrowing during the study period. However, the difference among the cities with higher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s tends to widen in recent years. Therefore, necessary measures should be taken to promote the coordination between sci-tech innovation and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对城市环境的影响研究

粤港澳大湾区作为区域高质量发展示范区，其设立能加速区域经济增长的事实已被广泛证明。然而，关于其对地区“软实力”-环境等是否有明显的促进作用的评估却鲜有涉及。本文基于珠三角2010-2018年15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以粤港澳大湾区地设立作为准自然试验，采用双重差分方法评估了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对城市环境的影响。结果表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能够降低城市的废气及废水排放，使得地区环境改善，且此结果在经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城市规模异质性分析表明，在湾区建设中，中型规模的城市减污效应最大，而小型规模城市减污效应则较弱。机制分析表明，粤港澳大湾区通过创新效应以及结构效应使得地区环境改善，且创新能力及产业结构提升程度的不同是造成城市规模异质性的主要原因之一。同时创新效应以及结构效应在改善区域城市环境方面具有协同性。     

我国区域海洋科技创新与海洋经济发展协调度研究

海洋科技创新与海洋经济协调发展现已成为区域海洋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性因素。通过构建海洋科技创新指标体系和海洋经济发展水平指标体系,运用动态因子分析模型来研究中国 2006-2015年 11个沿海省市的海洋科技创新能力和海洋经济发展水平的动态变化趋势,并建立协调度模型评价沿海省市海洋科技创新与海洋经济发展之间的协调度。结果表明：从协调度等级来看,沿海省市的协调性有较大差异,可分为 4个等级;从协调发展类型来看,多数沿海省市海洋科技创新滞后。     

粤港澳大湾区创新活度的空间结构演化效应及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粤港澳大湾区城市间专利授权数据，首次使用熵权法和层次分析法对专利授权量进行组合赋权，构建创新活度综合评价指标，利用网络分析法对粤港澳大湾区创新网络空间结构演化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在创新活度指标中，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的重要程度依次递减；粤港澳大湾区创新联系的紧密程度明显提升，创新网络朝均衡化多中心联动态势发展；广州、深圳、佛山占据核心位置，随着创新联系增强，东莞和中山加入核心区，形成新的创新增长极，充分发挥网络辐射与扩散效应；地理距离、高铁设施、创新要素集聚与扩散、科研投入、产品消费对创新网络演化和发展均有显著影响。     

粤港澳大湾区城市建设用地和经济规模增长格局演变及协同关系

文章研究了1990—2017年期间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建设用地增长情况及经济规模变化情况,并对二者之间的协同关系进行了分析。主要结论如下:1990—2017年,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建设用地增长速度总体呈加快态势,各城市在不同时期建设用地增长速度的变化与城市所处发展阶段的变化密切相关。大湾区内城市经济规模多数在广东—港澳范围内排行前列,且位序逐渐攀升,仅有肇庆和澳门在1990—2017年经济规模在广东—港澳范围内排序明显下降。以1990年为基期,至2017年,大湾区整体建设用地与经济规模增长的协同度一直处于上升的态势,有序性不断增强,上升速度2010—2017年期间与之前相比有明显的下降,体现出近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建设用地增长和经济规模增长二者之间的相互依赖程度有所下降。各城市间建设用地与经济规模增长的协同度演变差异性十分明显。深圳、珠海、中山三个城市建设用地增长对经济规模增长的作用效率在研究期间不断上升,其他多数城市研究期间该效率在2000—2010年期间达到最高,2010—2017年期间均出现明显下降。各城市间产业的发展阶段以及目标定位的不同造成了建设用地和经济规模增长协同性的差异。     

京津冀区域创新生态系统：运行机理及效果评价

通过构建“承载-集聚-行动-产出-辐射”5个子系统和“利润回馈-技术溢出-保障机制”3个循环动力机制的区域创新生态系统，建立指标体系并运用复合系统协同度和耦合协调度模型评价京津冀创新生态系统运行水平。结果显示：2008—2018年系统运行处于低水平协同阶段，子系统有序度逐年提高，系统间耦合能力经历由低度协调向中度协调的蜕变。三地创新的马太效应、产业链与创新链耦合不足、系统间联动机制不完善是制约系统协调的短板。最后，从构建要素平衡型流动机制、强化创新链-产业链融合、优化创新生态等方面提出相应建议。     

产学合作对粤港澳大湾区高校双元知识产出增长的影响

利用2011-2020年粤港澳大湾区67所高校纵向数据,采用随机系数模型,考察高校双元活动效率增长趋势、产学合作对高校双元知识产出增长的影响以及制度环境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1)随着时间推移,粤港澳大湾区高校创新研发与学术研究的双元知识产出整体呈现出显著提升趋势;(2)不同制度环境下高校双元活动产出效率的增长存在明显差异,其中,广东高校创新研发的产出效率增长高于港澳高校,港澳高校学术研究的产出效率增长则高于广东高校;(3)产学合作对粤港澳大湾区高校双元知识产出增长具有显著正向作用,良好的制度环境强化了产学合作对双元知识产出的促进作用,使得产学合作对广东高校双元知识产出的促进作用强于港澳高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