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知识创新合作网络结构演化及影响因素研究

采用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数据库中2008—2018年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粤港澳大湾区11座城市及环珠三角6座城市)的合著论文构建知识创新合作网络,借助社会网络分析方法研究粤港澳大湾区知识创新合作网络的结构以及其演化情况,并且运用QAP(quadratic assignment procedure)回归分析探索粤港澳大湾区知识创新合作网络结构演化的影响因素,发现粤港澳大湾区知识创新合作网络实现区域内全覆盖,网络通达度高,环珠三角6座城市在大湾区内仍处于边缘地位,逐步呈现"多中心"趋势;随着时间的演化,不同要素对协同创新的影响效果与程度有所不同,其中互联网通达度的影响越来越重要。     

粤港澳大湾区绿色创新效率时空演化与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Super-SBM模型对2011—2020年粤港澳大湾区11个城市绿色创新效率进行测算,并运用核密度估计模型、莫兰指数以及冷热点法分析粤港澳大湾区绿色创新效率的时空演化特征,在此基础上采用空间杜宾模型（SDM）探究粤港澳大湾区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研究时间区间,粤港澳大湾区绿色创新效率总体处于较高水平,且呈波动上升趋势;粤港澳大湾区绿色创新效率具有显著的空间非均衡性,呈现“东南高、西北低”的空间分异格局,且该格局有加剧趋势,同时空间相关性于2020年由正转负;政府支持、教育水平以及经济水平对粤港澳大湾区绿色创新效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教育水平对邻近地区的绿色创新效率具有正向溢出效应,而政府支持对邻近地区效率值具有负向溢出效应。     

从"土地财政"到"土地金融" ——谈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建设的战略转型之路

2018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广东省委、省政府工作汇报时指出:"要把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作为广东改革开放的大机遇、大文章,抓紧抓实办好."《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指出: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世界级城市群,有利于丰富"一国两制"实践内涵,进一步密切内地与港澳交流合作,为港澳经济社会发展以及港澳同胞到内地发展提供更多机会,...     

基于超效率DEA与Malmquist指数的区域研发效率评价——四大国家级城市群比较研究

选取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四大国家级城市群，基于超效率DEA与Malmquist指数测算2016—2018年各城市群科技研发效率。超效率DEA分析结果表明，粤港澳大湾区的研发效率均值最高，其次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长三角城市群，由于京津冀城市群科技发展不平衡问题突出，区域研发效率均值处于四大城市群之尾。Malmquist指数分析结果表明，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京津冀城市群大部分城市都实现了技术效率正增长，而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技术效率逐渐下降，与其它三大城市群存在一定差距。整体而言，四大国家级城市群的技术进步率均值高于技术效率均值，由此可见，增强地区科研能力是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关键。在实证分析我国区域研发效率的基础上，对我国城市群资源配置、优势资源禀赋、区域协同创新水平以及产学研深度合作等提出对策建议。     

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科技创新能力状况分析

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具备独特的优势,必将在粤港澳大湾区创新发展中发挥重要的作用。本文基于统计数据资料,从研发经费投入、专利产出和高技术产品贸易等方面定量分析香港特区科技创新活动总体特征及部门结构。研究发现,香港特区综合竞争力位居世界前列,高等教育机构科研水平高,是我国内地高技术产品进出口贸易的重要枢纽,但研发活动总体规模较小,产业创新能力薄弱。面向未来,香港特区需抓住国家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战略机遇,巩固自身优势,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创新体系,助推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     

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创新协同发展研究

以“一国两制”为基本原则，助力“一带一路”发展，持续深化粤港澳合作，打造世界一流创新经济湾区，是中国改革开放和创新发展的重大战略。通过构建粤港澳大湾区9+2城市群创新环境、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3个子目标的10个细化指标，利用熵权TOPSIS法研究2018年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创新发展水平，并深入分析大湾区城市群间的差异。结果发现：大湾区9市2区的高质量创新发展水平在3个子目标和综合水平表现方面均存在差异，综合水平总体呈现“引领型突出且较少，中等型较多且比较接近，偏低型不少且个别优势突出，湾区城市群互补优势明显”的发展格局。按照高质量创新发展综合水平高低，将9市2区划分为引领型、中等型和偏低型3种类型进行分析，深入把握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创新发展特点，可为协同提升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创新发展水平提供重要依据。     

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创新协同发展研究

以“一国两制”为基本原则，助力“一带一路”发展，持续深化粤港澳合作，打造世界一流创新经济湾区，是中国改革开放和创新发展的重大战略。通过构建粤港澳大湾区9+2城市群创新环境、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3个子目标的10个细化指标，利用熵权TOPSIS法研究2018年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创新发展水平，并深入分析大湾区城市群间的差异。结果发现：大湾区9市2区的高质量创新发展水平在3个子目标和综合水平表现方面均存在差异，综合水平总体呈现“引领型突出且较少，中等型较多且比较接近，偏低型不少且个别优势突出，湾区城市群互补优势明显”的发展格局。按照高质量创新发展综合水平高低，将9市2区划分为引领型、中等型和偏低型3种类型进行分析，深入把握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创新发展特点，可为协同提升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创新发展水平提供重要依据。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对城市环境的影响研究

粤港澳大湾区作为区域高质量发展示范区，其设立能加速区域经济增长的事实已被广泛证明。然而，关于其对地区“软实力”-环境等是否有明显的促进作用的评估却鲜有涉及。本文基于珠三角2010-2018年15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以粤港澳大湾区地设立作为准自然试验，采用双重差分方法评估了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对城市环境的影响。结果表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能够降低城市的废气及废水排放，使得地区环境改善，且此结果在经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城市规模异质性分析表明，在湾区建设中，中型规模的城市减污效应最大，而小型规模城市减污效应则较弱。机制分析表明，粤港澳大湾区通过创新效应以及结构效应使得地区环境改善，且创新能力及产业结构提升程度的不同是造成城市规模异质性的主要原因之一。同时创新效应以及结构效应在改善区域城市环境方面具有协同性。     

粤港澳大湾区城市建设用地和经济规模增长格局演变及协同关系

文章研究了1990—2017年期间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建设用地增长情况及经济规模变化情况,并对二者之间的协同关系进行了分析。主要结论如下:1990—2017年,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建设用地增长速度总体呈加快态势,各城市在不同时期建设用地增长速度的变化与城市所处发展阶段的变化密切相关。大湾区内城市经济规模多数在广东—港澳范围内排行前列,且位序逐渐攀升,仅有肇庆和澳门在1990—2017年经济规模在广东—港澳范围内排序明显下降。以1990年为基期,至2017年,大湾区整体建设用地与经济规模增长的协同度一直处于上升的态势,有序性不断增强,上升速度2010—2017年期间与之前相比有明显的下降,体现出近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建设用地增长和经济规模增长二者之间的相互依赖程度有所下降。各城市间建设用地与经济规模增长的协同度演变差异性十分明显。深圳、珠海、中山三个城市建设用地增长对经济规模增长的作用效率在研究期间不断上升,其他多数城市研究期间该效率在2000—2010年期间达到最高,2010—2017年期间均出现明显下降。各城市间产业的发展阶段以及目标定位的不同造成了建设用地和经济规模增长协同性的差异。     

中国进一步改革的试验田——粤港澳大湾区

粤港澳大湾区指的是由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9市和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形成的城市群.2017年3月5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推动内地与港澳深化合作,研究制定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展规划.这意味着民间讨论多年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设想被列入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层面.     

粤港澳大湾区创新活度的空间结构演化效应及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粤港澳大湾区城市间专利授权数据，首次使用熵权法和层次分析法对专利授权量进行组合赋权，构建创新活度综合评价指标，利用网络分析法对粤港澳大湾区创新网络空间结构演化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在创新活度指标中，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的重要程度依次递减；粤港澳大湾区创新联系的紧密程度明显提升，创新网络朝均衡化多中心联动态势发展；广州、深圳、佛山占据核心位置，随着创新联系增强，东莞和中山加入核心区，形成新的创新增长极，充分发挥网络辐射与扩散效应；地理距离、高铁设施、创新要素集聚与扩散、科研投入、产品消费对创新网络演化和发展均有显著影响。     

金融集聚、购房压力对科技创新的时空影响机制:以粤港澳大湾区为例

综合考虑时间与空间两个维度,识别出影响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的关键因素,旨在促进大湾区创新资源整合和创新水平提高。基于粤港澳大湾区11个城市2006-2016年面板数据,采用面板门限模型和空间计量模型来分析区域内金融集聚、购房压力对科技创新的非线性影响机制及空间溢出效应,在此基础上比较行业异质性影响。结果显示:粤港澳大湾区金融集聚对科技创新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购房压力对科技创新存在一定程度的负向空间溢出效应。从整个金融业来看,大湾区内金融集聚对科技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购房压力对科技创新没有显著的统计意义上的关系。从金融子行业来看,保险业集聚对科技创新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而银行业集聚和证券业集聚对科技创新均没有明显影响。金融(各子行业)集聚与购房压力的互动均对科技创新产生显著的抑制作用;金融集聚、购房压力对科技创新的统计意义上影响具有门限效应,呈现出非线性影响机制。在低、中度购房压力区域内,金融集聚对科技创新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在高购房压力区域内,金融集聚对科技创新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与此同时,在低、高度金融集聚区域内,购房压力对科技创新没有明显的统计意义上的影响;但在中度金融集聚区域内,购房压力对科技创新具有一定促进作用。地区研发投入、经济发展水平、教育水平、政府扶持政策对科技创新产生积极促进作用,但存在结构性差异。     

粤港澳大湾区创新系统耦合协调空间结构与联系研究

深刻把握区域创新系统内部耦合特征与协调机制，是科技强国战略下激发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创新活力，进而提升核心竞争力的首要问题。基于复杂网络理论与地学空间方法，利用熵权TOPSIS模型、耦合协调模型、莫兰指数、引力模型、社会网络分析法，探索粤港澳大湾区创新质量与创新氛围耦合协调的空间结构。研究发现：①区域创新系统的综合得分呈现“中轴高—四围偏低”的空间结构，广州和深圳的创新氛围与创新质量的耦合协调度均较高，说明两系统间呈现出有序的螺旋优化状态，而澳门的创新发展存在双重错位现象；②耦合协调度具有显著正向空间相关性，局部空间关联模式分异明显，粤港澳大湾区已形成联系紧密的环形创新网络结构，网络空间交易成本和同配性现象显著，深港创新集群的耦合协调联系最为紧密。     

粤港澳大湾区创新生态系统内部耦合时空演化及空间收敛分析

在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下，高效协同的区域创新体系有助于将粤港澳大湾区三地建设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通过构建创新生态系统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采用耦合协调模型和空间计量模型，实证检验大湾区10个城市2007-2019年创新生态系统内部耦合协调水平、时空跃迁特征以及收敛性。研究发现，大湾区整体及各城市耦合协调度呈上升趋势，基本实现从失调衰退区到协调过渡区的转化，具体可划分为4个等级层次；大湾区创新生态系统协调耦合度存在显著的绝对β与条件β收敛趋势，即最终收敛于同一稳态水平，且城市间差距逐渐缩小。其中，经济发展水平、对外交流水平、人力资本水平对创新生态系统协调耦合度起显著正向作用。     

粤港澳大湾区典型滨海河口景观植物选择 策略研究 ——以珠海西部河口湿地为例

粤港澳大湾区9+2城市群是中国开放程度最高、经 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是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建设 美丽湾区为引领，着力提升生态环境质量为目标的生态文明建 设区域。珠海处于粤港澳大湾区中最典型的珠江口地区，以该 区域城镇发展最快、规模最大的珠海西部河口湿地为研究对 象，对其植物景观群落的观赏性、耐盐性、抗风性、耐涝性、 耐旱性和耐污性等特质进行综合分析，结合对典型河口湿地景 观植物种类及立地条件开展调查，对河口湿地植物立地影响因 子进行了定量分析与评价。通过主成分分析法(PCA)，综合 评估现阶段该区域湿地景观植物的适宜性、观赏性，并提出今 后适宜河口环境的景观植物种类，为河口湿地景观植物选择提 供技术支撑。     

Study on Coupling Coordination between Sci-Tech Innovation and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Sci-tech innovation is an important measure for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to achieve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oretically, there is a coupling coordinat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sci-tech innovation and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oordinat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is beneficial to building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into an international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hub and promoting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At present,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has seen a year-on-year increase in both the level of sci-tech innovation and the level of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a sound development trend. Its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between sci-tech innovation and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has steadily improved from a slightly uncoordinated stage to a primarily coordinated stage, but the overall degree of coordination is still not high, with some gaps from realizing the excellently coordinated stag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patial distribution, the internal development of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is unbalanced, with obvious differences in development level and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among cities. The convergence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differences in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among the cities in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have stabilized after narrowing during the study period. However, the difference among the cities with higher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s tends to widen in recent years. Therefore, necessary measures should be taken to promote the coordination between sci-tech innovation and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香港科技创新发展研究--基于2018-2021年香港财政预算案

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五届政府自任职以来展现出致力推动本地科技创新发展的强大决心并投入大量资源和精力。本文以本届香港特区政府发布的4份财政预算案为基础,采用定性研究方法对其进行解构分析,从特区政府角度考察香港科技创新发展政策的侧重点及当前发展趋势。研究发现,本届特区政府在支持香港有关科技创新发展政策上侧重于关注资金投入、平台建设、人才培养、企业研发及STEM教育5个方面,逐步形成以发展自身优势科研领域,打造智慧城市,争夺全球科技人才,引领经济转型升级为主的科技发展趋势。最后,针对香港目前面临的发展困局,提出了推动政策落实、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打造国际化平台等推动科技创新长远发展的政策建议。     

基于主成分分析法的深圳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环境评析

人才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力量，人才环境影响人才流向及其创新能力发挥。以深圳科创人才环境作为研究对象，选择区域经济环境、文教环境、就业创业环境、生活保障环境、科创支持环境、成果转化环境6个二级指标、34个三级指标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深圳科创人才发展环境的变化规律、因子特征进行分析和评价。研究发现：深圳科创人才发展环境经历了起步改善、快速改善和深入改善的过程，在该过程中，经济发展因子改善最为明显，安居保障因子调整最为薄弱，其它因子对科技创新人才环境具有正向效应；各因子拟合程度呈现出一定规律，2012年拟合效果最好，随后相互差异又逐渐扩大。基于以上分析，提出优化深圳科创人才发展环境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