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责任视角下非正式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一个有中介的调节模型

环境问题是影响我国生态经济健康发展的关键,而积极释放环境履责信号来推动绿色技术创新发展则是企业应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途径,特别是在互联网传媒带来的网络舆论效应凸现的当下,媒介公众的外部舆论压力已成为企业开展绿色创新活动的新驱动力.基于此,本文尝试从环境责任视角,探究公众、媒介外部舆论压力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能力的内在作用机制,引入环保投资作为调节变量,构建相应理论模型,并以2012—2018年重污染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开展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公众关注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媒介关注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间存在"倒U型"关系;公众关注与媒介关注间存在显著的交互作用,且在提高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方面存在替代效应;环境责任在媒介关注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非线性关系中具有完全中介作用;环保投资强化了媒介关注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间的非线性关系,但削弱了公众关注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     

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环境的多级模糊综合评价

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实施需要良好的环境。在系统分析影响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环境因素基础上,从企业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两个维度构建了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模糊数学理论,建立了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环境的多级模糊综合评价模型。通过实证分析,验证了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模型的有效性和实用性。     

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评价与路径——以北京市密云区为例

分析区域生态资源环境发展特点,对区域绿色经济发展条件进行总结评价是让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重要前提。以北京重要生态涵养区密云为例,构建密云区绿色经济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基于熵权法构建评价模型,从经济效益维度、社会效益维度、资源环境维度和政策支撑维度对密云区绿色经济发展状况进行综合评价,进而对密云区生态系统和经济系统的协调程度进行测度。找出绿色经济发展和转换路径中存在的问题,从建立市场化生态补偿长效协作机制、绿色金融发展体系、绿色科技创新激励政策、绿色产业转型模式四个方面提出措施建议。     

政府治理、环境管制与绿色工艺创新

环境管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一直是学术界热议的主题.在经济与生态协调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地方政府,能否有效执行国家环境政策和激励辖区企业绿色工艺创新,直接关乎地区经济增长质量和环境治理效果.文章基于环境管制理论与技术创新理论,使用我国30个省级地区2000-2013年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地方政府治理在环境管制对企业绿色工艺创新影响中的作用及其机制.研究发现:地方政府治理与环境管制显著影响着企业绿色工艺创新;地方政府的综合治理质量与知识产权保护和对生产者合法权益的保护水平,在环境管制对企业绿色工艺创新影响中存在显著正向调节作用.这表明,面对我国环境污染日趋严重的客观现实,并举地方政府治理质量提升与环境管制政策制定,对促进企业绿色工艺创新具有重要意义.     

发达国家环境技术创新的政策体系评析

企业环境技术创新需要良好的政策平台与社会环境。该文详细阐述了德国、美国和日本在促进企业环境技术创新方面的政策经验,通过综合分析,概括出发达国家环境技术创新政策的演变特点:强调环境资源综合利用效用最大化的政策目标,政策基础向绿色生产总值转化,综合运用环境法规与经济激励政策,加强与其他宏观经济政策的有机融合,注重环境保护领域的国际合作,强化社会力量对环境技术创新的监督管理作用。通过这些演变特点的总结以期能为进一步完善我国相关政策体系提供参考。     

环境规制背景下的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探析

技术创新是破解企业发展困境的关键.在环境问题越来越凸显的今天,企业要在环境规制背景下,实现顺利发展,技术层面,亟需实施绿色技术创新.本文探究了绿色技术创新的内涵,阐释了企业实施绿色技术创新具有实现企业可持续发展、突破绿色壁垒、利用市场机会、塑造良好社会形象等重要意义,分析了我国企业在实施绿色技术创新中存在的诸多不足,论证了其根源在于环保意识相对薄弱、组织结构不合理、政策不够得力和有效、绿色市场尚未真正形成等因素,提出了应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予以财税、金融、法律和政策的支持、倡导人们进行绿色消费、进行相应的制度创新和组织创新等建议.     

绿色研发补贴与绿色技术创新 ———迎合视角的异质效应检验

绿色研发补贴是指中央或地方政府鼓励企业从事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等绿色技术创新活动的财政补贴。在“双碳”战略和高质量发展的双重导向下,绿色研发补贴能否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还有待深入研究。文章以企业的迎合行为为视角,基于中国上市公司2011—2020年的面板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绿色研发补贴对绿色技术创新数量和质量的激励效应。研究发现：①绿色研发补贴能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结论经过内生性检验和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②绿色研发补贴对绿色技术创新激励存在异质效应,表现为对绿色技术创新数量的促进作用优于质量;③企业对绿色研发补贴存在迎合行为,这导致绿色研发补贴产生“强数量、弱质量”的激励异质效应;④绿色研发补贴的激励异质效应受到行业污染程度和环境规制强度的差异影响,表现为相较于重污染行业,绿色研发补贴对非重污染行业的激励效果更优,但迎合行为的存在也会导致“强数量、弱质量”的激励效应;环境规制强的地区绿色研发补贴能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增量提质”,表明强规制能制约企业策略性创新的迎合行为。基于对绿色研发补贴激励效应的分析表明,政府在以绿色研发补贴激励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时,应警惕微观企业的迎合行为,优化政策工具。本研究不仅深化了绿色研发补贴的量化研究,而且识别并检验了迎合行为的扭曲效应,为完善绿色研发补贴标准的制定和发放以及推动企业高质量绿色技术创新提供了微观经验支撑和对策建议。     

社会责任视角下企业技术创新向度与边界

近年来,企业技术创新中的社会责任问题逐渐凸显,已成为理论界和实践界关注的热点。以社会责任为视角,结合利益相关者理论构建了基于社会责任视角的企业技术创新理论模型,并从股东、员工、合作伙伴、消费者以及社区5个维度分析了企业技术创新的新源泉,厘清了企业技术创新边界。     

数字经济产业集聚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基于环境规制的调节效应分析

绿色转型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实现绿色转型的关键在于绿色技术创新,但学界尚未从数字经济产业集聚视角展开分析。基于我国30省市（因数据缺失,不含西藏地区及港澳台地区）2013—2020年面板数据,分析数字经济产业集聚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及其调节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产业、数字经济制造业和数字经济服务业集聚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呈“倒U型”,均通过了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影响程度依次减小且存在滞后性,表明数字经济产业协同集聚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更强。通过计算拐点值发现,多数中西部省市处在“倒U型”的左侧,部分东部省市已经超过拐点值。引入环境规制调节变量后,发现其能够强化数字经济产业和数字经济制造业集聚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倒U型”影响,且滞后性明显。本文为我国各省市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绿色转型提供政策启示,也为提高区域绿色技术创新能力提供现实参考。     

高管绿色认知对重污染行业企业绩效的影响：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

基于战略认知理论、产业政策理论，分析高管绿色认知对企业经济绩效和环境绩效的影响，以及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在其中的中介作用，并探究整个研究路径在环境规制下的作用边界。对2012—2019年深沪A股上市重污染行业企业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高管绿色认知正向促进企业经济绩效和环境绩效提升；绿色技术创新能力与企业经济绩效存在U型关系；绿色技术创新能力正向促进企业环境绩效提升；高管绿色认知通过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对经济绩效发挥U型中介作用；高管绿色认知通过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对环境绩效发挥线性中介作用；环境规制正向调节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在高管绿色认知与经济绩效间的U型中介作用；环境规制正向调节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在高管绿色认知与环境绩效间的线性中介作用。     

空间视角下绿色技术创新动力解构：政策推进与市场拉动

绿色技术创新被认为是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为促进区域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提升和协调发展，选取1997—2019年中国内地30个省份面板数据，采用动态空间面板模型实证检验环境政策、市场因素及其空间溢出效应对区域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①环境政策与本地区绿色技术创新存在U型作用关系，并通过示范—模仿机制对周边地区产生正向溢出效应；②市场因素对本地区绿色技术创新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并呈现“涟漪效应”；③环境政策和市场因素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存在时空异质性特征，创新投入发挥部分中介作用。据此，提出制定合理的环境政策、激发绿色技术市场活力、实行差异化绿色创新驱动政策等建议。     

共享产出关联视角下中国工业企业绿色研发投入效率测度与分解

绿色研发投入活动是整个绿色创新链的前端环节,工业企业的绿色研发投入是中国进行绿色创新的重要阶段。通过构建包含共享投入、共享产出和中间产出的两阶段DEA模型,从技术开发和经济转化两阶段视角出发,对中国31个省份的工业企业绿色研发投入效率进行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工业企业绿色研发投入效率整体水平偏低,区域发展差异较低,东部地区的整体水平明显高于东北部、西部和中部地区;经济转化的效率均值优于技术开发的效率均值,技术开发效率水平低下是绿色研发投入整体效率水平低下的主要原因。     

自利抑或协同：非国有股权参与如何影响国有企业绿色技术创新

基于外部性理论与制度理论，以2013-2019年A股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利用面板Tobit模型考察非国有股权参与对国有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结果发现，非国有股权参与显著促进国有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股权融合程度越高，绿色技术创新水平越高，外资股东参与有利于国有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但机构投资者未表现出明显作用；分层分类检验结果表明，非国有股权参与更有利于中央国有企业、公益类国有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外部治理环境调节效应检验结果表明，环保补贴可以增强非国有股权的环境研发激励作用，分析师关注有利于抑制私有股权短视化自利行为，二者均正向调节非国有股权参与对国有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Linking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with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a complex process. So far, there has been little academic research on the mechanism and internal law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related to high 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After streamlining the research context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 the deductive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growth theory, this paper summarizes and extracts the core connotation of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from the concept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nd at micro, meso and macro dimensions. The internal law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promoting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revealed from six aspects, including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supply of high-quality products and services,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consumption structure upgrading,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and promoting social equity. This paper then puts forward policy recommendations for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promoting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at micro, meso and macro dimensions. Microscopically, organizations including R&D enterprises, universities and research institutes should have their creativity enhanced; mesoscopically, the levels of industrial chain, value chain and regional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growth pole should be improved; and macroscopically, China should raise its overall technology competitiveness in the world for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driven by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his paper proposes six issues o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related to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that deserve in-depth discussion, including identifying the standards and boundaries of innovation, capturing the orientation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raising the rate of transforming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chievements, etc.     

市场导向驱动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模型构建与路径分析

基于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环境和驱动力转换介质的分析，构建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基本要素模型，并给出要素的内涵特征及所遵循的准则，阐述了市场导向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路径。结果显示，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发生于系统环境中，并以系统收益最大化为目标，市场化机制是其驱动力转换的重要介质。基础知识突破、企业社会资本积累、产品市场需求、企业创新网络、消费主体意识、市场准入时机及政府政策是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要素模型的重要构成。构建和优化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基本要素模型必须遵守适合性准则、动态性、干预性及系统性准则，而释放绿色技术创新要素供需信号，促进创新所需要素协同，降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交易成本，提高创新要素配置效率是市场导向影响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主要路径。     

董监高任职网络如何助推企业技术创新——基于同群效应视角

基于同群效应理论视角构建董监高任职网络,利用2010—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样本,研究焦点企业的技术创新行为是否受到同群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即董监高任职网络中是否存在企业技术创新同群效应,并进一步分析传导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第一,同群企业的技术创新对焦点企业技术创新有显著促进作用。第二,同群企业技术创新通过激发焦点企业创新动机、优化焦点企业创新过程来促进焦点企业创新。第三,由于基于网络关联的内部信息渠道与外部信息渠道存在替代关系,董监高任职网络中的同群效应在外部信息环境较差时发挥更大作用。本文基于新的网络视角深化和丰富了企业创新同群效应及其机制研究,为创新重要性日益突出、企业联结日益密切背景下的企业技术创新提供了政策新思路。     

中国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异质性环境规制影响与时空跃迁研究

引导环境规制政策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变革产生推动作用，可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将命令控制型、市场激励型与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视为不可控制变量，构建动态SBM-DEA模型，考察异质性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分析其动态演化特征及时空跃迁路径，揭示考虑和未考虑环境规制影响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时空差异。结果发现：①异质性环境规制对2001-2018年中国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具有正向影响，影响作用存在地区差异性；②东部地区环境规制政策可以有效发挥市场机制和公众监督作用，中西部地区环境规制政策可以更好地发挥政府调控作用；③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时空演变具有持续优化、空间差异缩小等特征。为推动中国绿色技术创新均衡、高效发展，应重点制定相关策略以缩小南北地区绿色技术创新发展差距。     

知识产权保护与经济水平对技术创新的作用机制研究

基于2012—2017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将区域层面的工业企业创新过程划分为技术研发和技术成果转化两阶段,以地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为研究对象,采用混合OLS回归、固定效应模型和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检验知识产权保护与经济水平对工业企业两阶段创新的作用。结果发现：①知识产权保护和经济水平对区域工业企业技术研发和技术成果转化两阶段均有显著促进作用;②在工业企业技术研发和技术成果转化两阶段均存在知识产权保护与经济水平的交互作用,这一交互作用削弱了两者对工业企业技术创新过程的促进作用;③知识产权保护、经济水平对工业企业技术研发阶段的影响强度大于技术成果转化阶段;④基于我国各地区当前经济水平,大部分区域仍须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以进一步促进区域工业企业技术创新。     

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机理研究——战略柔性与区域差异性的双调节作用

企业绿色创新既需要环境规制政策引导,又需要有较强战略柔性与之相协调。引入战略柔性、区域差异性的调节作用,并采用分组回归检验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区域差异性影响,探索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双元影响机制。结果显示：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和企业绿色管理创新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对前者的积极影响更显著;战略柔性正向调节环境规制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企业绿色管理创新间的关系,且对后者的调节作用更大;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呈现“东、中部各领风骚,西部较弱”的区域差异性特征：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企业绿色管理创新的促进作用在中部、东部地区较强,在西部地区较弱。     

能耗约束目标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机制——政治关联的调节效应

基于2008—2020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实证分析能耗约束目标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机制,以及在这一影响机制下政治关联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能耗约束能够有效推动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并且在国有企业中尤为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能耗约束目标下,国有企业侧重于绿色发明专利研发,对绿色实用新型专利研发的关注较少,民营企业则二者兼顾。此外,在能耗约束目标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机制中,国有企业政治关联发挥显著调节作用,削弱能耗约束目标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而民营企业政治关联的调节效应不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