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创新扩散动力机制及测度研究

本文基于技术创新扩散传播和驱动的双重视角下研究技术创新扩散的动力机制。首先,围绕创新主体和创新客体基于技术创新扩散方式的视角提出了技术创新扩散传播机制,并应用Bass模型对其传播机制进行测度；围绕创新主体、创新客体和创新中介基于技术创新扩散驱动要素的视角提出了技术创新扩散的驱动机制,并应用空间计量模型对其驱动机制进行测度。其次,运用2001-2018年中国五类城市(288个地级以上城市)的ICT数据对其创新扩散传播机制和驱动机制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Bass模型能够有效测度五类城市ICT创新扩散的传播机制,且五类城市之间存在显著差异；面板数据固定效应动态SAR模型能够更全面测度五类城市ICT创新扩散驱动机制,时间、空间和时空滞后效应驱动显著,同时从宏观、中观和微观等视角测度并分析了对五类城市的驱动效果,得出一系列有价值的研究结论。     

信息技术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兼论从模仿创新到自主创新

遵循新发展理念，构建基于“双循环”发展新阶段的中国经济发展质量指标体系，通过测算2003-2017年中国经济发展质量综合指数及信息通讯技术（InformationandCommunicationTechnology，简称ICT）生产性资本存量，运用中介效应、动态门槛效应模型对ICT资本结构变化点及其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制进行分析。研究发现：ICT资本深化作用明显，ICT资本每增加1%，经济发展质量将提升2.8%~3.6%；从传导机制看，技术扩散效应、人才配置效应和自主研发效应是ICT资本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渠道。其中，技术扩散和人才配置起非线性调节作用，随着技术扩散和人才配置越过门槛值，ICT资本对经济发展质量的影响呈现出倒U型特征，但人才配置位于倒U型左侧。该结论表明，当技术扩散越过对经济发展质量正向影响的临界值时，ICT资本积累将成为经济发展质量阻碍因素。通过揭示中国经济亟需从模仿创新向自主创新转换的内在逻辑，为促进内循环经济投资及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益参考。     

政府引导基金与数字产业发展：机制分析与效应检验

本文以2006—2018年273个城市为样本，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政府引导作用基金对数字产业创新的影响。政府引导基金显著提升了数字产业创新水平，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之后结论仍然成立。在机制方面，政府引导基金通过数字人力资本效应和数字物质资本效应间接促进数字产业创新；在异质性分析方面，政府引导基金提升了ICT企业匮乏型和三四五线城市的数字产业创新水平，但抑制了ICT企业密集型和一二线城市数字产业创新能力的提升。将风险投资基金和政府引导基金的交乘项引入模型发现，风险投资基金削弱了政府引导基金对数字产业创新的促进效应；并且在ICT企业匮乏型和三四五线城市，政府引导基金发挥了引导效应，在ICT企业密集型和一二线城市，风险投资基金发挥了引导效应。     

我国智慧城市创新扩散演进机理及启示

基于政策创新扩散理论,从城市内外两方面构建智慧城市扩散影响模型,运用事件史分析方法对38个城市数据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在城市内部因素中,城市规模、人口密度和人均收入未对智慧城市扩散产生显著影响,城市性质和经济实力对智慧城市扩散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在城市外部因素中,城市间政府竞争和府际学习是智慧城市扩散发生的关键因素,但上级压力假设未获得支持。     

我国智慧城市创新扩散演进机理及启示——基于38个城市的事件史分析

基于政策创新扩散理论,从城市内外两方面构建智慧城市扩散影响模型,运用事件史分析方法对38个城市数据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在城市内部因素中,城市规模、人口密度和人均收入未对智慧城市扩散产生显著影响,城市性质和经济实力对智慧城市扩散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在城市外部因素中,城市间政府竞争和府际学习是智慧城市扩散发生的关键因素,但上级压力假设未获得支持。     

高质量发展背景下长三角城市群创新效率测度及影响因素研究

实现区域协同创新是长三角城市群高质量发展中需重点关注和急需解决的问题之一。文章研究2011—2020年相关数据，运用投入导向的超效率BCC模型和Malmquist指数模型对2011—2020年长三角城市群26个城市创新效率进行静态和动态分析，建立固定效应模型分析城市创新效率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2011—2020年长三角城市群创新效率值从0.820上升至0.909，整体略有提高，但各城市的城市创新效率差异显著，空间分布呈现“东西均衡”“北高南低”的格局；长三角城市群城市创新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呈波动上升趋势，其中长三角城市群城市创新全要素生产率均值为1.053，技术进步、纯技术效率、规模效率均值分别为1.043、1.009、1.009，技术进步指数是促进城市创新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关键；从影响因素看，教育经费投入、科技经费投入、建成区绿化覆盖率和公共图书馆藏书量对长三角城市群创新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固定资产投资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基于此，研究提出合理配置创新资源、加强资源与信息共享、因地制宜规划发展模式等措施与建议。     

ICT与城市创新产出——创新增长、质量分化与空间溢出距离分析

基于2004—2019年中国内地284个地级市面板数据，构建空间杜宾模型考察信息通信技术(ICT)对城市创新产出的影响机制和溢出效应。结果发现：(1)以互联网和移动电话为代表的ICT均促进城市创新增长，并且产生显著空间溢出效应。相比于移动电话，互联网对创新数量的提升作用更强，移动电话能够提升城市创新质量，而互联网则会导致平均质量下降；(2)移动电话对创新的溢出边界为1 000km,最优溢出范围为100k～1 000km,而互联网则达到2 000km和1 000～2 000km;(3)互联网造成创新质量下降是因为其在促进城市高质量创新的同时形成大量专利泡沫，且影响程度远大于移动电话对专利泡沫的缓解作用，可见，ICT总体上产生较为明显的创新分化效应；(4)机制分析结果表明，一方面互联网能够缩短信息搜寻时间，从而为创新模仿提供便利，导致专利泡沫化加剧，另一方面互联网和移动电话隐性知识传递有利于形成创新合作，从而促进高质量创新；(5)ICT的影响存在异质性，总体上在中西部地区和非省会城市更加明显。研究结论可为打造城市高质量创新模式、实现科技自立自强提供理论依据。     

城市群圈层结构下的协同创新与产业升级

采用2009—2019年长三角城市群面板数据,构建半参数二机制动态空间杜宾模型考察协同创新对产业升级的动态空间效应及其城市异质性。研究发现,长三角城市群产业升级具有显著动态性和空间相关性,邻近城市协同创新对产业升级的动态空间效应不可忽视;中心城市与外围城市产学合作专利均能在短期和长期推动邻近城市产业升级,但中心城市对协同创新的政府资助在长期内不利于外围城市产业升级;协同创新对本地城市产业升级的当期作用呈现边际递减趋势,维持中心城市产业升级优势更多需要来自邻近城市协同创新对中心城市的空间溢出,而不是中心城市自身协同创新优势。研究结果有助于全面认识协同创新对产业升级的动态空间效应,对推动圈层结构下的中心城市与外围城市创新一体化发展,进而实现城市群整体产业升级具有现实意义。     

XBRL财务呈报创新扩散的关键因素研究

XBRL是财务呈报领域内的一项重要技术创新,其采纳和扩散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本文以创新扩散理论、组织学习理论和制度理论为基础来深入分析技术、组织和环境中各因素对XBRL采纳及扩散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复杂性、兼容性、相对优势、对技术的认知以及企业环境的模仿性压力是影响XBRL进一步扩散的决定性因素;而技术的学习资源和培训以及环境的规范性压力目前对XBRL扩散并没有显著影响。在此基础上提出有利于XBRL进一步扩散的相关建议。     

中国287个城市创新的空间分异与溢出效应

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阶段，城市作为创新的载体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文章从实证角度研究中国城市层面较长序列的创新空间集聚与溢出效应。以2005—2020年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创新水平为研究对象，采用变异系数、基尼系数、赫芬达尔指数和空间自相关指数等方法，考察中国城市创新的空间演化特征，并选择空间杜宾模型，探讨中国城市创新的影响因素，提出促进创新的政策建议。研究表明：(1)中国城市创新整体的空间差异和创新集中度呈下降趋势，南北方城市创新水平差异明显。(2)中国城市创新的空间Moran’s I值具有非线性距离衰减特征，表现为下降一段距离后略有回升之后继续下降；Moran’s I指数呈现出显著的高高—低低正向空间相关性，指数相对较低，但总体上呈增加趋势。(3)空间杜宾模型分析显示中国城市创新因子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创新投入因子具有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创新环境具有负向空间溢出效应，创新规模溢出效应尚不显著。据此，文章提出今后应加大城市创新投资和环境改善、推进城市间协同发展、促进城市创新集聚和扩散的发展策略。     

高校科技创新、空间溢出与区域经济发展

本文搜集整理了2008—2017年31个省(市、自治区)(因数据缺失,不包括港澳台地区)高校科技创新能力及区域经济发展的空间面板数据,在评价各省域高校科技创新能力基础上运用ArcGIS探寻两者的空间分布特征.利用空间面板模型对高校科技创新能力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进行参数估计;选取时点固定效应的空间杜宾模型将各变量对经济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进行分解.研究结果表明:一是高校科技创新能力和区域经济发展在地理空间上的集聚特征更加集中;二是解释变量高校科技创新能力和各控制变量的提高对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有显著正向影响;三是空间效应分解后,按直接、间接和总效应的作用方向、数值大小和是否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结果可分为三类.     

粤港澳大湾区城市技术创新能力时空演化及影响因素研究——来自空间、门限面板数据模型的实证检验

为促进城市间协同融合发展，采用极差、变异系数、基尼系数和ESDA等方法考察粤港澳大湾区城市技术创新能力的时空演化特征及空间关联模式，并通过SPDM模型剖析影响城市技术创新能力的关键因素，结合门限面板模型进一步探讨在经济发展水平门限效应下，核心创新要素对城市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结果显示：①城市技术创新能力总体呈上升趋势，2014年后增速加快，各城市技术创新能力均衡发展；②城市技术创新能力“中心—外围”特征明显，“中心”城市位于区域东南部沿珠江口东岸地带，空间关联模式主要表现为H-H型和L-L型；③人力资本、研发经费投入对城市技术创新能力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但人力资本的溢出效应显著为负，研发经费投入的负向溢出效应不明显；④在经济发展水平的单一门限效应下，人力资本对城市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先升后降，研发经费投入对城市技术创新能力的促进作用随着城市经济发展水平越过门槛值而不再显著。     

产业互动外部性、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城市创新力--对我国七大城市群的一项实证比较

城市群经济在我国经济版图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正成为创新扩散的主要载体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生产性服务业作为高技术含量的知识密集型产业,其分布与结构的合理性对城市及城市群形成创新竞争力有重要意义。从产业互动外部性与产业集聚外部性角度切入,将城市群作为产业集聚的空间载体,利用2003-2016年我国七大城市群127个城市的面板数据构建动态空间面板模型,考察生产性服务业相对专业化集聚及相对多样化集聚对城市创新力的影响,进而探讨这种影响在城市群之间的差异性。实证结果显示:(1)生产性服务业相对集聚具有空间溢出效应,即某一城市创新力受当地和相邻地区生产性服务业相对集聚水平的影响。(2)就全国整体而言,对城市创新力有持续性影响的主要是相对多样化集聚而非相对专业化集聚,通过生产性服务业嵌入制造业价值链形成动态比较优势来实现城市创新能力的提升。(3)考虑区域异质性的回归结果表明,生产性服务业相对集聚程度对不同发展阶段不同发展模式的城市群内城市创新产生显著的差异性影响。     

中国战略性新兴企业技术创新投入时空演化及影响因素研究

为促进中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提升政府创新资助的有效性,基于2012—2019年中国（内地）30个省市882家战略性新兴上市企业面板数据,采用Theil指数、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ESDA）等方法考察中国战略性新兴企业技术创新投入时空演化特征,通过构建空间面板模型,剖析战略性新兴企业技术创新投入的关键影响因素。结果显示：①企业技术创新投入总体呈波动上升趋势,东部地区投入强度最大;②企业技术创新投入总体趋于均等化,东中西三大区域内部差异较大;③企业技术创新投入“中心-外围”特征显著,中心省份多位于东中部地区,外围省份多位于西部内陆地区,空间关联模式主要表现为H-H型和L-L型;④政府创新资助对企业技术创新投入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企业技术创新投入具有显著负向空间溢出效应;⑤政府创新资助对东部地区、高创新资助企业技术创新投入的促进作用显著,高创新资助企业技术创新投入的负向空间溢出效应显著。     

金融集聚、购房压力对科技创新的时空影响机制:以粤港澳大湾区为例

综合考虑时间与空间两个维度,识别出影响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的关键因素,旨在促进大湾区创新资源整合和创新水平提高。基于粤港澳大湾区11个城市2006-2016年面板数据,采用面板门限模型和空间计量模型来分析区域内金融集聚、购房压力对科技创新的非线性影响机制及空间溢出效应,在此基础上比较行业异质性影响。结果显示:粤港澳大湾区金融集聚对科技创新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购房压力对科技创新存在一定程度的负向空间溢出效应。从整个金融业来看,大湾区内金融集聚对科技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购房压力对科技创新没有显著的统计意义上的关系。从金融子行业来看,保险业集聚对科技创新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而银行业集聚和证券业集聚对科技创新均没有明显影响。金融(各子行业)集聚与购房压力的互动均对科技创新产生显著的抑制作用;金融集聚、购房压力对科技创新的统计意义上影响具有门限效应,呈现出非线性影响机制。在低、中度购房压力区域内,金融集聚对科技创新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在高购房压力区域内,金融集聚对科技创新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与此同时,在低、高度金融集聚区域内,购房压力对科技创新没有明显的统计意义上的影响;但在中度金融集聚区域内,购房压力对科技创新具有一定促进作用。地区研发投入、经济发展水平、教育水平、政府扶持政策对科技创新产生积极促进作用,但存在结构性差异。     

长三角城市群高技术产业集聚空间溢出效应研究

以长三角城市群为研究对象,利用2010-2018年26个城市面板数据,对城市群内各城市高技术产业集聚水平进行测度,进一步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实证探究长三角城市群高技术产业集聚对城市创新的直接效应与空间溢出效应,并考察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与外商直接投资两个环境变量如何通过长三角城市群高技术产业集聚对城市创新产出产生直接影响,以及在空间溢出过程中如何发挥调节效应。结果发现：各城市创新活动存在明显正向关联;城市高技术产业集聚对本城市创新产出具有显著直接促进作用,而对邻近城市的空间溢出效应显著为负;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与外商直接投资在长三角城市群高技术产业集聚对城市创新的直接效应与空间溢出效应中均发挥显著调节作用。     

创新政策工具组合、创新能力与创新绩效研究

基于2008-2018年我国内地30个省市面板数据，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分析创新政策工具及其交互项对创新能力及创新绩效的影响。结果发现：①供给型和环境型创新政策均有利于促进技术创新能力提升和创新数量增长，需求型创新政策对创新能力及创新绩效的影响均不显著；②需求型、环境型和供给型创新政策两两交互项能够显著提高基础创新能力和技术创新能力，并显著增加创新数量，但对创新质量均呈显著负向影响；③需求型与供给型以及需求型与环境型创新政策组合功能呈协同互补性特征，供给型和环境型创新政策组合功能呈竞争性特征；④基础创新能力在创新政策工具对创新质量的影响中发挥完全中介作用，技术创新能力在创新政策工具对创新数量的影响中发挥完全中介作用。     

创新政策工具组合、创新能力与创新绩效研究

基于2008-2018年我国内地30个省市面板数据，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分析创新政策工具及其交互项对创新能力及创新绩效的影响。结果发现：①供给型和环境型创新政策均有利于促进技术创新能力提升和创新数量增长，需求型创新政策对创新能力及创新绩效的影响均不显著；②需求型、环境型和供给型创新政策两两交互项能够显著提高基础创新能力和技术创新能力，并显著增加创新数量，但对创新质量均呈显著负向影响；③需求型与供给型以及需求型与环境型创新政策组合功能呈协同互补性特征，供给型和环境型创新政策组合功能呈竞争性特征；④基础创新能力在创新政策工具对创新质量的影响中发挥完全中介作用，技术创新能力在创新政策工具对创新数量的影响中发挥完全中介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