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智慧城市创新扩散演进机理及启示——基于38个城市的事件史分析

基于政策创新扩散理论,从城市内外两方面构建智慧城市扩散影响模型,运用事件史分析方法对38个城市数据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在城市内部因素中,城市规模、人口密度和人均收入未对智慧城市扩散产生显著影响,城市性质和经济实力对智慧城市扩散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在城市外部因素中,城市间政府竞争和府际学习是智慧城市扩散发生的关键因素,但上级压力假设未获得支持。     

城市科技创新人才政策扩散动力因素时空差异研究

科技创新人才是城市提升创新能力的核心资源,是科技进步的关键要素。科技创新人才政策作为城市争夺人才的工具,被各个城市广泛采纳和使用。以161个城市为研究对象,运用事件史分析方法,探寻城市科技创新人才政策扩散的动力因素并进行时空差异分析。研究发现,城市科技创新人才政策扩散具有双重动力因素：在需求拉动因素中,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收入是影响城市科技创新人才政策扩散的主要因素;在压力推动因素中,行政指令、府际竞争和社会舆论显著影响城市科技创新人才政策扩散;在政策扩散平稳增长期,双重动力因素共同作用于政策扩散过程,而在政策扩散加速和减速增长期,城市科技创新人才政策扩散动力因素存在差异;在东、中部地区,压力推动因素占据主导,而在西部地区,双重动力因素都发挥重要作用。     

信息通信技术（ICT）创新扩散及影响因素空间计量分析

本文运用2001—2018年全国288个地级以上城市统计数据,对信息通信技术(ICT)创新扩散及影响因素进行研究。首先采取改进的Bass模型来测算ICT创新扩散速度,然后构建ICT创新扩散及其影响因素的面板数据固定效应动态SAR模型,并采用拟极大似然估计法对动态SAR模型进行参数估计。研究表明:ICT创新扩散的时空效应显著,创新扩散不仅受本地影响还受邻近城市的影响;人口密度、人口流量、户均ICT消费支出及ICT供给能力等因素对其创新扩散有显著影响,且这些因素短期空间溢出效应和长期回流反馈效应显著。     

标志性事件与城市饭店的空间布局——以广交会为例

标志性事件不仅促进城市经济发展、空间拓展以及树立良好的城市形象,而且对城市的饭店业造成显著的影响。以广交会为例,依据时间顺序探讨广交会对广州城市饭店空间布局的影响。研究发现,广交会展馆变迁直接推动展馆附近地区饭店设施建设,引导广州饭店由城市中心向边缘地区扩散,形成以展馆为核心的饭店集聚。造成饭店集聚的动力因素是行为因素、产业因素、交通因素以及政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随着城市空间扩展,影响饭店集聚因素不断产生变化,尤其是当主导影响因素发生改变时,将引起集聚区的衰落。     

环鄱阳湖城市体系规模结构变动——基于距离、规模、创新扩散的解释

在城市规模结构理论的基础上,对环鄱阳湖城市间距离、城市规模、创新扩散与城市体系规模结构变动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一个城市的规模可由规模大于它且距离它最近的城市的规模以及两城市间的距离解释,两者都对此城市的规模产生正向影响,其中城市间距离的影响更大。然而,环鄱阳湖城市体系中,城市间距离的位序差异对城市间距离差异没有明显的解释作用,即环鄱阳湖城市体系中城市间距离和距离位序之间不存在明显的与城镇位序规律相一致的内在定量关系。此外,为进一步发现环湖城市体系内城市的创新扩散是否影响稳定的城市位序—规模体系,引入创新扩散因素分析了环鄱阳湖城市体系创新扩散的特征以及创新扩散与城市规模、城市位序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环鄱阳湖城市体系各城市的创新流强度等级与各城市规模等级基本对应,其创新扩散主要呈现出由大城市扩散到次级规模城市再扩散到小城市的等级扩散模式。     

智慧城市建设对营商环境的影响研究

在理论阐述智慧城市对营商环境影响机制的基础上,基于2010-2018年284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以2013年启动的智慧城市试点政策为准自然实验,利用双重差分模型估计了智慧城市建设对地区营商环境的影响.研究表明:智慧城市建设显著改善了地区营商环境,具体而言,智慧城市建设主要是通过提升地区知识溢出水平、推进城市集约型发展以及调整产业结构进一步改善营商环境.在城市异质性方面,我国中西部地区智慧城市建设对营商环境的改善效应并不显著,这种改善效应仅仅发生在东部和东北部地区.在非直辖市及非省会城市的中小型城市中,知识溢出水平越高的地区智慧城市建设对营商环境的改善效应越强烈,但是在直辖市以及省会城市中,知识溢出的调节效应则不再显著.因此,在下一步推动智慧城市建设工作的进程中,应当加强城市知识存量水平建设,推进城市集约型发展,进一步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并加大对城市差异性的关注.     

智慧城市建设能促进绿色发展吗？-基于“准自然实验”的证据

基于2006-2018年我国156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将2012年智慧城市建设全国性试点政策作为一次准自然实验,通过PSM-DID方法检验智慧城市建设的绿色发展效应和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国家试点的智慧城市政策显著提高了我国城市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就地区异质性而言,相比于中西部区域,试点智慧城市政策对东部区域城市绿色发展的效果更加明显;机制检验显示：试点智慧城市政策在全国和中西部地区分别通过产业结构和技术创新产生绿色发展效应,在东部地区则通过人力资本和基础设施建设实现绿色发展,并据此为我国新型智慧城市建设提出政策建议。     

绿色发展目标下智慧城市建设对碳排放效率的影响研究

在全球气候变化的背景下,绿色发展成为智慧城市建设的重要目标,助力城市降碳增效。文章从理论上分析了智慧城市对碳排放效率的作用机理和内在机制,并将中国智慧城市试点作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07—2019年280个地级市面板数据,实证检验智慧城市对碳排放效率的影响。研究表明：(1)智慧城市显著提升了试点城市的碳排放效率,并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可以提升周边城市的碳排放效率;(2)智慧城市主要通过增强绿色技术创新、促进数字产业发展以及优化资源配置三个方面提升碳排放效率;(3)智慧城市对碳排放效率的促进作用在数字基础设施水平完善、城市规模大、碳排放水平高的城市中更为显著。本文研究为进一步推进新型绿色智慧城市建设提供重要参考。     

生态经济视角下的西部地区城市竞争力影响因素分析

文章在引入SBM模型测度西部地区城市生态效率的基础之上,从生态经济的视角系统分析了西部地区城市竞争力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西部地区城市的生态竞争力普遍较低。进一步的研究发现,经济规模因素与西部地区城市的生态竞争力之间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从而与一般意义上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相悖,这与产业结构因素密切相关,经济规模因素主要是通过第二产业对城市的生态竞争力产生显著阻碍作用,而通过第三产业对其产生显著促进作用。同时,技术进步因素和环境规制因素中的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对于城市生态竞争力具有显著负面影响,而城市规模因素对于生态竞争力的影响不显著,因此西部地区的城市规模尚未对其生态环境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     

智慧城市建设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及对策研究

智慧城市建设发展成为目前城市发展的主要方向,对智慧城市的概念给出初步界定,并从城市基础建设、技术支撑、人才建设、政府支持四个方面系统地归纳各因素对其建设发展的影响,构建智慧城市建设发展的影响因素指标体系,最后从政府、技术、人文三个角度对促进智慧城市建设发展提出相应对策。     

TOE框架下智慧城市治理路径的前因组态研究——基于35个重点城市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作为一种新型的城市治理模式，智慧城市为经济社会赋能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但现有研究缺乏对智慧城市影响因素和治理路径的深入探讨。针对这一现象，在技术-组织-环境（TOE）框架基础上，构建了智慧城市治理的理论分析框架，并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fsQCA）对中国35个重点城市案例进行组态分析，研究发现：大数据发展水平缺乏是低水平智慧城市治理绩效的瓶颈条件；高水平智慧城市治理绩效存在4条“殊途同归”的驱动路径，具体分为两种模式，分别是“技术+组织”主导下的治理模式，“组织+环境”主导下的治理模式；低水平治理的前因组态与高水平治理的前因组态形成非对称关系。研究结论有助于加深对智慧城市的治理路径与作用机理的深入探讨。     

智慧城市建设对城市科技创新能力的影响

基于2008—2018年中国212个地级市面板数据,构建双重差分模型，评估智慧城市建设对城市科技创新能力的政策影响效应，并对城市异质性进行拓展分析。结果显示，智慧城市政策能够显著提高区域科技创新能力，且城市科技创新基础越好，政策效应越突出。据此提出智慧城市建设应从优化科技创新投入结构、共建协同创新平台、完善成果转化机制、优化创新空间布局等多个维度协力打造科技创新生态，整体提升科技创新实力。     

智慧城市建设对城市科技创新能力的影响

基于2008—2018年中国212个地级市面板数据,构建双重差分模型，评估智慧城市建设对城市科技创新能力的政策影响效应，并对城市异质性进行拓展分析。结果显示，智慧城市政策能够显著提高区域科技创新能力，且城市科技创新基础越好，政策效应越突出。据此提出智慧城市建设应从优化科技创新投入结构、共建协同创新平台、完善成果转化机制、优化创新空间布局等多个维度协力打造科技创新生态，整体提升科技创新实力。     

智慧城市建设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基于地级市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实现高质量发展与兑现碳中和承诺,有待于绿色技术的进一步创新。针对这一目标,智慧城市建设提供了一条可行的途径。为了检验智慧城市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本文基于2006-2018年287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和倾向得分匹配相结合（PSM-DID）的方法进行实证研究,发现智慧城市建设能够显著促进绿色技术创新。机制检验表明,智慧城市建设主要通过财政科技支出的提高和产业结构的升级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异质性检验发现,智慧城市建设在低金融发展水平、低外向型经济水平和高人力资本水平下,对绿色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本文对于促进绿色技术创新、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推动智慧城市试点建设具有借鉴意义。     

智慧城市建设与城市碳排放：基于数字技术赋能路径的检验

智慧城市作为数字时代技术赋能型城市发展的新模式、新趋势，对我国实现低碳转型具有关键性作用。基于2006—2019年我国223个城市面板数据，实证研究智慧城市建设对城市碳排放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①智慧城市建设显著降低了城市碳排放，在引入PSM-DID、空间DID等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②智慧城市通过数字技术创新的直接路径和“数字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升级”的间接路径影响城市碳排放；③在人力资本、资金、物质越集聚的城市，数字技术赋能路径对城市碳减排的正向调节作用越显著。上述研究对我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城市实现数字赋能与低碳引领的双轮驱动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智能服务赋能创新型城市群建设路径研究——实体与虚拟产业集聚视角

从实体集聚与虚拟集聚双重理论视角,基于2011—2019年我国271个城市面板数据,运用门槛面板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智能服务水平对区域创新绩效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智能服务水平提升对区域创新绩效的广度和深度具有正向影响;受网络外部性影响,智能服务水平与区域创新数量呈“U型”单门槛特征,与区域创新质量呈先降后边际效应递增的双门槛特征;智能服务通过降低实体集聚要素流动的拥塞效应、增强虚拟集聚要素流动的溢出效应提升区域创新绩效。通过区域异质性分析发现,相比中西部地区、外围城市以及其它城市群,智能服务对区域创新绩效的积极效应在东部地区、中心城市以及京津冀、长三角、成渝和长江中游城市群更显著。     

创新能力、空间依赖与长三角城市群增长核心演化

城市群经济系统发展过程中,核心城市的增长极化与扩散作用是推动城市群协同发展的关键机制。创新能力、要素集聚与扩散形成的区际空间外部性使得城市群增长核心不断演化,并形成系统协同发展的内在动力。长三角城市群核心城市的极化效应呈现出下降趋势,对其主要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创新分工过程中创新要素集聚与创新溢出、空间依赖都对城市极化效应具有显著影响。因此,政策导向应从强化城市间创新分工、充分利用创新过程的空间外部性、推进城市群协同发展的制度创新等方面着手。     

本地能力视角下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扩散研究——以中国内地31省份新材料政策为例

识别产业政策扩散背后驱动因素能为政府科学制定政策和正确选择产业提供理论指导，本地能力对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扩散具有重要影响。以2005-2018年新材料政策在我国内地31个省市区的扩散过程为例，分析省级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扩散机制。研究发现：本地能力影响省级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扩散，其中资源禀赋、产业实力和知识技能对政策扩散有正向影响，制度环境对政策扩散有负向影响；中央政府应避免强制推行产业政策导致的资源浪费，地方政府应因地制宜地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并不断增强本地能力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