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企业双重效率损失研究

本文基于企业效率最大化要求剩余索取权与剩余控制权相对应这一企业理论分析了国有企业的生产效率损失和创新效率损失问题。国有企业的公有产权属性决定了国有企业中存在着生产效率和创新效率的双重损失。国有企业改革通过监督和激励机制设计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生产中的剩余索取权与剩余控制权的匹配,从而提高了国有企业的生产效率。然而,由于创新具有不同于一般生产的特殊属性,已有国有企业改革措施并不能实现创新中的剩余索取权与剩余控制权的匹配,因而无法改善国有企业的创新效率。由此,本文提出了国有企业的创新效率损失大于生产效率损失的理论假说。基于中国省级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工业行业数据,统计分析和计量模型估计结果都稳健地支持了该假说。     

企业投资效率之谜:融资约束假说与货币政策冲击

国有企业投资效率低于非国有企业被认为是中国长期过度投资现象之下的典型事实,基于相对早期样本的代表性研究均显示如此。然而,本文采取一致性方法测度企业投资效率却显著发现,近年来非国有企业的投资效率相对更低。本文提出融资约束假说解释企业投资效率之谜,并通过实证研究表明,在外部融资依赖度越高的行业,非国有企业投资效率相对国有企业的差距越大。货币政策冲击会显著影响这一差距,货币紧缩时差距会增大,而货币宽松时差距则缩小。进一步的实证结果表明,近年来频繁的货币政策冲击强化了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之间的融资约束差异,国有企业不断获得扶持性信贷补贴,而非国有企业的信贷资源则被相应挤出,日益严重的信贷融资约束使非国有企业投资效率持续下降,进而产生企业投资效率之谜。     

偏向性政策、资源配置与国有企业效率

国有企业相对于非国有企业在经营中享受了各种偏向性政策,是中国微观企业运行的典型特征之一。本文首先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为国有企业构造各种特征相似的非国有企业对照样本,通过反事实分析测算对国有企业的偏向性政策造成的扭曲,然后在Hsieh&Klenow(2009)的框架下估算这一扭曲带来的经济效率损失。研究发现,偏向性政策主要通过产出扭曲和大型企业两种渠道影响资源配置效率,使得国有企业的资本和劳动过度配置。偏向性政策影响了企业分布,导致国有企业盲目扩张,这是造成中国产能过剩的原因之一。偏向性政策造成的效率损失已经显著下降,国有企业数量的减少和单个国有企业的效率损失不断下降是两个主要原因。产权问题的解决会缓解国有企业造成效率损失的问题,非国有注册资本占比达到一定幅度(50%以上),国有企业资源误置效率损失显著下降,但继续增加非国有注册资本,对国有企业资源误置效率损失的影响不大。     

国有企业效率研究

本文研究了国有企业净资产利润率等指标低下的原因。结论表明，设备陈旧等历史原因及退出壁垒过高是国有企业上述指标低的原因。如果国有企业能与非国有企业一样自由退出，国有企业的上述指标将不低于非国有企业。如果不考虑历史因素而仅考虑当期投入，目前国有企业效率已经高于非国有企业。因此．所谓的“国有企业的效率低下”提法是不成立的。国有企业某些指标较低，是由于退出壁垒过高以及历史原因所致。     

政府补助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效率影响研究

以信息技术产业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代表,围绕政府补助与企业创新这一基本问题进行探讨,并创造性地研究了政府补助对企业创新效率的具体影响。研究发现,政府补助对刺激企业创新活动具有明显作用,并能显著提高企业创新产出和创新效率。国有企业较非国有企业更愿意进行R&D活动,也提供了更多创新产出,但政府补助并没有对企业经营效率产生显著影响。企业所有权性质对企业创新和经营效率均不具有显著影响。     

谁更适合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对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研发行为的比较

本文使用1998-2008年中国高技术产业的面板数据,构建联立方程分析并比较了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研发行为.研究发现政府的科技资助经费没能调动国有企业的研发积极性,但能够促进非国有企业提高研发投入;国有企业的研发投入和研发产出都符合熊彼特的假说,非国有企业则出现了相反的情况——规模越小研发投入越大;以新产品销售收入比重衡量研发产出,国有企业的研发效率不低于非国有企业,不平等的经济政策可能导致了这一结果;无论哪种所有制企业,行业内企业数量增加能够促进企业提高研发投入和产出.     

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技术效率的比较

本文基于2000～2009年工业细分行业的面板数据,运用随机前沿分析法(SFA)模型测算了36个工业细分行业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10年间的年度技术效率,并综合考察了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2000～2009年,国有企业的技术效率已经赶上并超过非国有企业;继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有利于促进企业提高技术效率。     

地方国企依赖、资源配置效率改善与供给侧改革

本文研究地方国有企业依赖与资源配置效率改善的关系,并探究这种关系背后的作用机制及其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影响。基准检验表明地方国企依赖与资源配置效率改善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以"一五"项目落地情况作为地方国企依赖的工具变量,再运用纺织部和化学工业部撤部的外生政策变化做倍差法(DD)和三重差分(DDD)检验,结论稳健。进一步的机制检验发现,地方国企依赖越严重的地方,在位非国有企业越难获得资源扩大生产规模,新进入企业面临越高的进入门槛,低效率的国有企业越不容易退出市场。最后,基于反事实分析发现,如果能有效缓解地方国有企业过度依赖问题,提高国企资源使用效率,样本行业工业总产值将提升9.7%,就业将增加11.2%。     

产融结合、投资效率与企业经营绩效——基于制造业上市公司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我国2009—2013年参股非上市金融机构的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实证考察了产融结合、投资效率与企业经营绩效的关系以及三者关系在不同产权属性下的差异。研究发现,无论对国有企业还是非国有企业,产融结合都能够改善企业的投资效率;产融结合有助于企业的市场绩效提升,但不利于财务绩效提升,这一结果在非国有企业中显著而在国有企业中不显著;企业投资偏离"合理区间"程度越大,投资效率越低,国有企业的财务绩效和市场绩效越差,而在非国有企业中却相反。     

竞争性领域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技术效率的比较和分析——基于2000-2009年20个工业细分行业的研究

国有企业效率一直以来都是中国经济发展中的焦点问题,国有企业在竞争性领域效率的表现与其是否全面退出竞争性领域的政策主张关系密切。本文基于竞争性领域20个工业细分行业的面板数据,运用随机前沿分析方法分别计算了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20个竞争性行业2000-2009年期间的年度技术效率。结果表明,在此期间,竞争性领域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工业行业技术效率之间存在差距,但由于国有企业技术效率上升态势明显,使得两者的效率总体上趋同。本文的研究结果意味着,主张目前国有企业必须从竞争性领域全面退出为时尚早,竞争性领域国有企业改革应当也能够继续深入推进,进一步提高市场的竞争程度、在适当行业扶植企业做大做强均有益于竞争性领域国有企业技术效率的提升。     

高管降薪政策是否影响国有企业创新*——基于A股上市公司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选取A股上市公司2010—2019年经营数据，利用双重差分模型（DID）实证探究了国企高管降薪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相较于非国有上市公司，国企高管降薪抑制了国有上市公司的创新研发投入；进一步研究表明，国企高管降薪政策对企业创新的抑制程度在不同功能定位的国有企业之间存在差异，公益类国有企业受第二次高管“降薪令”的抑制影响比商业类国有企业更加严重。本文为国企高管降薪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提供了经验证据，丰富了国企高管降薪政策方面的文献，对未来国企高管薪酬政策的制定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专利保护期限设置的技术经济分析

企业如果严格遵守专利保护制度就可以有足够的动力投入技术研发,新技术的产生会相应的增加社会总的剩余量。但是,专利保护制度在激励企业创新技术的同时还形成了潜在效率方面的损失。长久以来,我们想要找到一个权衡点,经过长期的研究分析,得到了专利保护期限的设置。本文主要分析在社会总剩余最大化跟企业利润最大化的相互作用的前提下使用动态的局部均衡权衡模型来确定社会最优专利保护的期限。在分析动态的局部均衡权衡模型的过程中,得到这样的理论,研发投入水平是专利保护制度的内在生成物。     

国有企业是低效率的吗

近年来我国国有企业的效益明显改善。一些学者认为,国有企业效益的改善主要源于国有企业的垄断地位而不是效率的提高。本文分别考察了竞争性和垄断性行业国有工业企业的效率表现,得出如下结论:在竞争性行业中,国有工业企业与非国有工业企业在财务效率和技术效率上均不存在显著差异;在垄断行业中,国有工业企业具有较高的技术效率,并不断保持着较快的技术进步速率。因此,所有制对于企业微观效率的影响并不显著,近年来我国国有企业经营绩效的改善是以国有企业微观效率的提高为坚实基础的,认为国有企业效率低,利润主要来源于垄断的看法是不符合实际的。     

“私有化”与“国有化”的动机与效果:历史经验与研究进展

私有化与国有化在英国、俄罗斯、印度等国的经济改革实践中交替出现,究其原因,私有化的动机包括效率假说、市场自由化假说、预算软约束硬化假说和财政收入与负担假说;国有化的动机包括经济动机、政治动机和挽救濒危企业动机。比较私营企业与国有企业的经营效率,相当多的研究倾向于私营企业的经营效率更高,私有化能够显著提高企业的经营效率;也有一部分研究表明国有企业的效率并不低于私营企业,甚至还要高于私营企业;另外也有研究认为所有权对企业效率没有影响。总体而言,对于国有化与私有化的研究,还没有形成一致的结论,依然有很大的研究空间,尤其是在我国。     

企业破产损失分摊与国家管理对策

国有企业破产的是国家的产，那么非国有企业破的是谁的产呢？经过粗略地计算，非国有空壳工业破产企业所有者平均仅承担36.59%的损失，而国家却要承担54.3%的损失，所以不管何种所有制企业破产国家都要承担巨大的损失，因而，国家有必要考虑减少资产负担的对策。     

银行中介和股票市场资源配置效率比较研究

随着股票市场的发展,2007年我国首次出现了股票市场和银行争夺居民储蓄存款的局面.那么,这是否有利于改善资源配置效率?本文对融资结构的实证分析表明,我国社会融资长期以来过度依赖于商业银行;而对工业企业中的上市公司与非上市公司、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以及上市国有企业与上市非国有企业资金使用效率的对比则表明,未上市的非国有工业企业资金使用效率最高,股票市场的准入制度实际上将一批优质的非国有企业排除在资本市场之外.因此,一个高效率股票市场的形成,有利于我国融资结构的改善,有利于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管理层完全没有必要为阻止居民储蓄流出银行而人为地打压股票市场.     

国有企业管理层收购的经济学分析

由于国有企业产权模糊,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带来的问题比私有企业要严重得多,因此,国有企业的管理层收购比私有企业等非国有企业管理层收购有更深远的意义.本文分别从非现金利益消费的分析视觉、金融合同理论分析视觉、所有权结构、激励与效率的分析视觉以及公司治理结构的分析视觉对国有企业管理层收购进行经济学分析.当然,这些分析(或理论假说)是否成立还有待实证检验.     

容错机制能促进国有企业创新吗

如何提高国有企业的创新能力是一个富有争议的问题。本文以近年来国有企业实施的容错机制为切入点研究国有企业创新问题，通过构建动态博弈模型并求解纳什均衡提出了两个理论假说：（1）正向激励可以提高国企高管的低风险创新激励，但不能提高其高风险创新激励；（2）正向激励和容错机制的结合可以提高国企高管的高风险创新激励。本文以中央企业建立容错机制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13—2019年央企实际控制的上市公司数据，使用多期双重差分法验证了上述假说。进一步研究发现，容错机制对竞争性行业和高管年轻化的国有企业的高风险创新具有更加明显的促进作用。本文的发现为提升国有企业创新能力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也为优化国有企业容错机制提供了依据。     

转轨期国有与非国有企业绩效差异的根源探析

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的绩效相对于非国有企业较为低下。对这一问题,经济学者们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探讨,但均不能令人满意。论文在评述相关理论成果的基础上,对国有和非国有企业创新动力与能力进行了实证分析,认为:基于制度安排差异而导致的缺乏创新型人力资本、创新动力与能力双重不足,是转轨期国有企业相对于非国有企业绩效低下的根本原因。因此,从战略上改进国有企业绩效,应以创新型人力资本为核心,重塑国有企业制度创新战略。     

国企混改影响企业创新投资的机制:政府干预效应还是代理效应

探讨混合股权结构如何影响企业创新投资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国有企业实施混合所有制改革,提高非国有股权比例对于企业创新投资具有促进作用。但是,不同混合所有权方式对国有企业创新投资水平的影响具有显著差异。其中,外资+国有以及外资+民营+国有的混合所有权结构对企业创新投资改善具有积极影响;而混合股权结构中只有民营股东时,非国有股权比例与企业创新投资水平不存在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性。进一步研究发现,相对于政府干预效应,代理效应是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影响企业创新投资的主导机制,即经理人观对国企创新问题的解释力更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