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上市公司管理层股权激励的盈余管理问题研究

以2006年沪、深两市实施股权激励方案的41家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选取修正的横截面Jones模型计算可操控性应计利润,衡量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使用T检验、person相关性分析和多元线性回归等方法,对股权激励与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相关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激励制度刺激了管理层的盈余管理行为。管理层股权激励程度与盈余管理之间呈显著正相关关系,管理层持股比例越高,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程度就越高。     

股权激励制度与盈余管理程度——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我国实施股权激励的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分析了股权激励制度与盈余管理程度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提高激励股权数量的意愿可能诱发股权激励实施前严重的盈余管理;股权激励模式会对实施股权激励后的盈余管理产生显著影响,实行业绩股票模式时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比实行非业绩股票模式时的盈余管理更加严重;行权时长与盈余管理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公司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和性质也是影响盈余管理的重要因素.     

CFO持股对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影响

本文以2006~2013年沪深两市实施股权激励方案的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CFO持股对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影响,结果表明: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激励制度激发了CFO的盈余管理行为,显著提高了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水平。进一步的研究发现,与非国有控股企业相比,国有控股企业CFO持股对盈余管理的影响更为显著,且CFO持股与正向盈余管理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与负向盈余管理之间无显著关系。     

股权激励的盈余管理效应研究

文章通过大量收集2005-2008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使用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高管持股与盈余管理程度的关系,研究发现:高管持股市值与操纵性应计利润正相关,并在1%的水平上显著;高管持股市值与线下项目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这说明,股权激励是上市公司进行盈余管理的一个重要原因,并且操纵性应计利润是其实现盈余管理的主要方式。     

股权激励与盈余管理关系的实证研究——以企业生命周期为调节变量

在划分企业生命周期基础上,选取沪、深两市2008～2010年年报披露实施高管人员股权激励计划的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股权激励与盈余管理的关系。研究发现:企业生命周期在股权激励与盈余管理的关系中存在显著的调节作用;成长期,股权激励与盈余管理程度显著正相关;成熟期,股权激励与盈余管理程度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因此,企业在股权激励方式的选择上,应根据其所处生命周期的不同,采取差异化的策略;同时,政府部门应通过外部监管引导和约束高管行为等途径,避免高管人员尤其是实施股权激励企业的高管人员在经营过程中采取投机行为。     

不同公司治理强度下的股权激励与真实盈余管理--兼论市场化进程的保护作用

以2007—2012年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运用主成分分析法提炼出涉及董事会、股权结构、机构投资者、外部审计四方面的公司治理强度指标,实证检验高、中、低不同公司治理强度对股权激励与真实盈余管理关系的影响。研究显示：高公司治理强度能明显抑制股权激励诱发的真实盈余管理行为,随着公司治理强度的下降,其抑制作用消失;市场化进程也会抑制股权激励诱发的真实盈余管理,对股权激励的实施具有保护作用,且公司治理强度越高,市场化进程发挥的保护作用越强。     

关于上市公司管理层利益激励对盈余管理影响的探讨

通过分析上市公司管理层利益激励对盈余管理的影响,进一步探讨管理层薪酬激励、股权激励和持股激励与盈余管理程度的相关性,并基于该视角提出规范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相关建议。     

经理人股权激励与盈余管理

公司的经理人股权激励作为一种重要的薪酬激励模式,已被认为是公司治理中非常重要的机制之一,它能够通过高管人员以各种形式持有一定数量的公司股票,使股东利益与经理人的利益趋于一致,以此来解决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的利益冲突问题.而股权激励的实施很可能会诱使经理人进行盈余管理的行为,那么股权激励是如何影响经理人的盈余管理行为呢?笔者利用修正的Jones模型估计出上市公司的应计盈余管理规模,并通过对比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实施前后的盈余管理规模,来探索股权激励计划对经理人盈余管理规模的影响.同时笔者利用不同的模型来估计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规模,以保证结果的稳健性.本文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经理人在股权激励实施前的盈余管理规模要显著高于股权激励实施之后,存在股权激励事前盈余管理的可能性.     

上市公司高管股权激励与企业业绩的实证关系研究

文章以沪深两市已完成股权分置改革并公告了股权激励实施方案的A股205家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统计模型分析高管层持股与上市公司绩效的关系,并细分研究了股权激励相关因素对股权激励的效应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股权激励目前在总体上效果不明显,股权激励与公司业绩之间不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股权激励存在一定程度的区间效应、板块效应和行业效应。     

股权激励有效期、管理层持股与盈余管理——基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经验证据

股权激励能够让管理层从主观上降低机会主义倾向,其中股权激励期限是股权激励方案的重要组成部分,代表着股权激励方案周期性与一定的股权激励强度.以2011-2019年沪深A股中已经颁布了股权激励计划的上市公司股权激励数据为基础,探究股权激励方案中的有效期限制如何影响管理层盈余管理的短视行为.研究证明:适当延长上市公司股权激励...     

管理层持股的利益趋同效应研究——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盈余持续性的检验

管理层持股对公司盈余影响有“利益趋同”和“壕沟防御”两种效应。本文采用股权分置改革后中国A股上市公司2007年至2010年样本,基于盈余持续性的视角,研究了管理层持股的利益趋同效应。研究发现管理层持股能显著提高上市公司的盈余持续性,进一步研究还发现董事会和高级管理人员的作用强于监事会。本文不仅丰富了管理层持股对盈余持续性影响的研究,而且获得了管理层持股“利益趋同”作用的支持性验证,说明股权分置改革后“内部人控制”不再是制约管理层持股的制度障碍。本文研究支持上市公司和监管层积极看待管理层持股,并建议上市公司区别制定有效股权激励计划,通过不断完善资本市场和公司治理结构,更好地发挥管理层持股的积极作用。     

股权再融资、盈余管理与大股东的寻租行为

我国上市公司处于大股东的超强控制状态,大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导致大股东在股权再融资过程中表现出强烈的盈余管理动机.本文研究了我国资本市场参与者的行为与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并分析了对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效应.大股东通过操纵报告盈余来改变会计盈余的时间分布和误导投资者,从而攫取更多的隐性收益,造成资本市场配置效率的降低.研究结果表明:(1)大股东通过盈余管理在股权再融资过程中可以获得中小股东无法得到的隐性收益;(2)大股东的收益随着盈余管理程度的增加而提升,中小股东的财富随着盈余管理程度的增加而降低;(3)盈余管理程度的增加将降低上市公司的资本配置效率和企业价值.因此,大股东通过盈余管理实现了对小股东财富的掠夺效应,造成了上市公司资本配置效率、公司价值、声誉和后续融资能力的下降.     

股权激励与财务重述——基于中国A股市场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2005—2007年中国A股市场实施股权激励的上市公司及其配对样本为研究对象,采用Logistic回归法,考察了股权激励与财务重述的相关关系。研究发现,实施股权激励的公司发生财务重述的可能性要显著高于未实施股权激励的公司;相比基于业绩的股权激励模式,实施基于股价的股权激励模式的公司发生财务重述的可能性更高。研究结论支持了有股权激励尤其有基于股价的股权激励模式的上市公司经营者可能有短期盈余操纵行为的观点。     

盈余管理程度的决定因素:公司治理抑或经营绩效

本文采用2003-2005年我国证券市场的数据进行考察,利用调整的截面Jones现金流模型计量操控性应计利润,分析了民营上市公司与国有上市公司之间盈余管理程度的差别及其决定性因素.研究发现,民营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显著高于国有上市公司.进一步的经验证据还表明,盈余管理程度差异的决定性因素来自经营绩效的激励作用,而非公司治理的制约作用.     

政府干预、股权激励水平与公司业绩

基于股权激励契约结构内生视角,选择2006—2011年公告股权激励的上市公司为样本,旨在揭示政府干预股权激励水平进而影响经济效果。研究发现:第一,政府干预影响股权激励水平。与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相比,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股权激励水平较低,地区市场化水平与股权激励水平正相关;第二,股权激励水平与公司业绩正相关,股权激励水平越高,公司业绩越好;第三,政府干预股权激励水平进而影响公司业绩的中介传导作用成立。上述研究发现为理解国有上市公司薪酬激励改善、资本市场改革提供了一个有益的视角。     

中小股东网络表达会影响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行为吗?——基于二类代理成本的中介效应分析

本文以2017-2020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以盈余管理为着力点,探究中小股东通过网络表达参与公司治理的作用机理。研究发现,中小股东“用嘴投票”对两类盈余管理的治理效应存在显著差异：中小股东网络表达能够发挥“监督效应”抑制应计盈余管理,但同时会对真实盈余管理产生“驱动效应”;股东自利行为所致的二类代理成本在中小股东网络表达差异化影响盈余管理的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中小股东的网络治理功能在违规处罚样本组中更为明显,股权集中度能够显著提升中小股东网络表达对两类盈余管理的影响程度,中小股东网络表达主要通过抑制应计盈余管理提升企业价值。     

大小非减持过程中的盈余管理行为及监管策略

本文通过对中国A股市场2002年以前上市的共1 106家非金融行业类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研究了股权分置改革和大小非减持过程中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特征.证据表明,2005年的股权分置改革之后,上市公司正向盈余管理行为显著增加;上市公司在大小非减持之前的4个财政年度,与没有进行大小非减持的上市公司相比,都存在差异显著的正向盈余管理.针对大股东通过盈余管理操纵利润的行为,本文提出了相应的监管对策,以保护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股权分置改革、资产减值准备与盈余管理

本文对2005年、2006年进行股权分置改革的1 275家上市公司在股改前后资产减值准备的变动进行研究,采用了修正的Jones模型对资产减值准备变动的效果进行衡量,并对其变动的原因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为了降低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中非流通股股东支付给流通股股东的对价水平,当年进行股权分置改革的上市公司,利用资产减值准备降低股改前一年度盈余的动机和程度显著大于其它上市公司.为了维持投资者的信心,当年进行股权分置改革的上市公司,利用资产减值准备增加本年度盈余的动机和程度显著大于其它上市公司.研究表明,股权分置改革为上市公司监管和盈余管理控制带来更大的挑战.     

股权制衡、管理层持股与公司绩效

文章以2000年～2004年399家中国的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发现大股东控制力过强会削弱管理层股权激励效应,股权制衡程度与管理层持股水平之间存在替代效应,管理层股权激励和公司绩效两者间的正相关关系在大股东受到相对制衡的公司更显著。结论暗示在中国资本市场,存在几个能够对大股东作出有效制衡的股东能够促使公司完善监督机制,增强管理层激励效应,提高公司绩效。     

高管过度激励、所有权性质与企业国际化战略

文章采用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数据讨论高管薪酬激励和股权激励对企业国际化程度的影响。研究证实,由于边际递减效应在一定程度上形成所谓的过度激励,中国上市公司高管股权激励与企业国际化程度之间表现为倒U形关系;进一步研究发现,国有和民营上市公司薪酬激励和股权激励在促使企业高管开展国际化经营方面的作用迥然相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