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

“双碳”目标下,数字技术应用成为企业推动绿色创新的重要途径。本文基于资源基础理论,以2009—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探讨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正向促进绿色创新;相比民营企业,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强;制度环境正向调节了数字化转型与绿色创新之间的关系;而战略风险承担则在数字化转型与绿色创新起负向调节作用。进一步机制分析发现,技术资本和融资约束在企业数字化转型和绿色创新之间发挥了中介效应;异质性分析发现,在我国东部地区,开展创新合作及高管党员比例较高的企业中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的促进影响更为显著。研究结论对我国企业的数字技术应用、绿色转型具有重要意义。     

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业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基于环境规制的调节作用和动态能力的中介效应

文章以2010—2021年我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分析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显示：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绿色创新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动态能力在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绿色创新之间起到中介作用,即数字化转型的提高会提升企业的动态能力,而动态能力的提升又会使企业绿色创新能力得到提升;环境规制在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绿色创新之间起到正向调节作用,当环境规制力度增强时,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也会增强。因此,制造业企业应当提升自身的数字化水平,以提升企业的绿色创新能力,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     

投资者关注能否促进企业绿色创新绩效提升——融资约束的中介效应与环境规制的调节作用

基于2011—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将网络搜索指数作为投资者关注的代理变量,探讨投资者关注能否促进企业绿色创新绩效提升。结果发现,投资者关注能够有效提高企业绿色创新绩效,体现在专利数量和专利质量上,资产规模、杠杆率、股权集中度对绿色创新绩效具有不同程度的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投资者关注通过融资约束这一中介变量影响绿色创新绩效,同时环境规制是有效的调节变量,投资者关注与环境规制的交互效应能够促进企业绿色创新绩效提升。从关注属性维度看,投资者负面关注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更显著,异质性检验发现,相较于非东部地区,东部地区企业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相较于高污染企业,投资者关注对非高污染企业绿色创新绩效的影响更显著。     

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机理研究——战略柔性与区域差异性的双调节作用

企业绿色创新既需要环境规制政策引导,又需要有较强战略柔性与之相协调。引入战略柔性、区域差异性的调节作用,并采用分组回归检验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区域差异性影响,探索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双元影响机制。结果显示：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和企业绿色管理创新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对前者的积极影响更显著;战略柔性正向调节环境规制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企业绿色管理创新间的关系,且对后者的调节作用更大;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呈现“东、中部各领风骚,西部较弱”的区域差异性特征：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企业绿色管理创新的促进作用在中部、东部地区较强,在西部地区较弱。     

绿色人力资源管理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绿色动态能力与组织调节定向的中介及调节作用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将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变革,绿色技术创新逐渐成为实现“双碳”目标与引领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战略。基于动态能力理论、调节定向理论,对绿色人力资源管理与绿色技术创新之间的影响机制进行深入探析,并重点考察组织调节定向的边界效应。基于中国205家制造业企业问卷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绿色人力资源管理对不同类型绿色技术创新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绿色动态能力在绿色人力资源管理与绿色技术创新的关系中发挥中介作用;组织调节定向在绿色动态能力对绿色产品创新的直接效应以及绿色动态能力的中介效应中发挥调节作用,在促进定向占主导的情境下,绿色动态能力对绿色产品创新的正向影响更强,绿色人力资源管理通过绿色动态能力对绿色产品创新的间接影响也更强。     

能耗约束目标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机制——政治关联的调节效应

基于2008—2020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实证分析能耗约束目标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机制,以及在这一影响机制下政治关联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能耗约束能够有效推动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并且在国有企业中尤为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能耗约束目标下,国有企业侧重于绿色发明专利研发,对绿色实用新型专利研发的关注较少,民营企业则二者兼顾。此外,在能耗约束目标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机制中,国有企业政治关联发挥显著调节作用,削弱能耗约束目标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而民营企业政治关联的调节效应不显著。     

制造业企业绿色响应对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

绿色响应是否应被纳入企业发展战略已成为近期学者关注的重点议题,其对创新绩效的影响机理尚不明确。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和社会认同理论,以2012—2016年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探究企业绿色响应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并对企业规模和企业年龄的调节作用进行检验。结果表明:企业绿色响应对创新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企业规模能够强化企业绿色响应对创新绩效的影响,而企业年龄则无显著调节作用。进一步进行联合调节效应分析发现,在规模越大、年龄越长的情境下,企业绿色响应对创新绩效的影响最强。     

CEO调节焦点、绿色创新与企业绩效研究

在国内外研究的基础上,构建了特质—行为—绩效关系模型。选取227位CEO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实证分析了CEO调节焦点、绿色创新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CEO促进型焦点对企业绩效具有正向影响,而预防型焦点具有负向影响;绿色产品创新、绿色工艺创新对企业绩效均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绿色产品创新、绿色工艺创新在促进型焦点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     

数字经济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基于创新环境的调节作用

文章以经济高质量发展为背景，基于2011—2019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运用DDF模型和ML生产率指数测度各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通过构建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实证研究数字经济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进一步分析了创新环境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的发展显著提升了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并且创新环境在数字经济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过程中发挥了正向调节作用，从区域层面上，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领先于中西部地区，引领着中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本研究有利于探索数字经济的创新价值和绿色价值，有利于发挥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推动作用。     

绿色财政政策与企业绿色创新——基于“节能减排财政政策综合示范城市”试点的准自然实验

企业绿色创新是新时代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探讨绿色财政政策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是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议题。将“节能减排财政政策综合示范城市”试点作为准自然实验,实证分析了绿色财政政策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表明：综合示范城市试点显著促进了企业绿色创新,且这种促进作用呈现逐年增强的动态持续特征。进一步研究发现,综合示范城市试点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在国有企业、大规模企业和非资源型城市的企业中表现更强,且综合示范城市试点能够通过促进企业绿色创新改善企业财务绩效和环境绩效。因此,重视绿色财政政策的作用,推动企业绿色创新;激发资金配置和创新补偿效应,畅通绿色财政政策促进企业绿色创新的作用渠道;提高市场化程度和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发挥绿色财政政策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制定差异化绿色财政政策,保障政策效果精准发挥。     

能效“领跑者”制度与企业绿色创新——政府生态环境注意力及高管环保经历的调节作用

节能提效是“双碳”目标下重点用能行业减碳的首要举措。以高耗能行业实施的能效“领跑者”制度为准自然实验,选取2011—2020年沪深A股上市高耗能行业企业微观数据,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法分析能效“领跑者”制度对“非领跑”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考察地方政府生态环境注意力和企业高管环保经历对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能效“领跑者”制度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绿色创新水平,政府生态环境注意力和高管环保经历在其中发挥负向调节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能效“领跑者”制度对非国有性质、低融资约束、低媒体关注度企业绿色创新的正向影响更显著。同时,政府生态环境注意力对国有性质、高融资约束、高媒体关注度企业具有显著负向调节作用,而高管环保经历仅在非国有企业发挥负向调节作用。     

绿色投资会改善企业的环境绩效吗*——来自中国能源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迫于全球能源危机和国内雾霾污染的巨大压力,如何通过绿色投资以改善环境污染是当前各界关注的一个重要议题。本文以2008—2017年中国能源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采用Probit模型考察了绿色投资对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企业增加绿色投资能够显著改善其环境绩效,而环境规制有利于企业增加绿色投资。调节效应表明,环境规制、专利创新对绿色投资与环境绩效的积极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而媒体报道的正面倾向性则会减弱绿色投资对环境绩效的积极作用,但政府补贴和研发投入对绿色投资提升环境绩效的调节作用不显著。本文进一步分析发现,绿色投资提升企业环境绩效在国有企业、大规模企业和融资约束程度弱的企业表现得更为显著。     

绿色创新战略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机理

基于绿色动态能力视角,构建了绿色创新战略影响企业绩效的概念模型并提出相关理论假设。基于中部六省会城市制造企业的问卷调研数据,采用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假设检验。研究结果表明,绿色创新对绿色动态能力的形成有正向影响,同时,也验证了绿色动态能力对企业绩效（市场成功和财务绩效）的促进作用,但绿色工艺创新对环境适应能力有明显的抑制作用。研究进一步发现,绿色动态能力在绿色产品创新和企业绩效之间有显著的中介作用,基于绿色动态能力的中介作用,绿色工艺创新对企业财务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对市场成功的正向影响不显著。相反,基于这种中介作用,绿色管理创新对市场成功有正向影响,对企业财务绩效无显著促进作用。     

绿色金融、绿色技术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基于绿色金融的资源配置与绿色技术创新视角，首先将绿色金融分为绿色信贷、绿色证券和绿色保险三个维度，进而采用2013—2020年中国30个省份（因数据缺失，未包含西藏地区和港澳台地区）面板数据，利用动态广义矩估计面板模型（GMM）分析绿色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非线性影响，探讨绿色金融通过绿色技术创新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制，并分析绿色金融对绿色技术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关系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1)绿色信贷、绿色证券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均呈“先扬后抑”的倒U型关系，大多数中西部省份绿色信贷、绿色证券水平尚未跨过拐点，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处于促进阶段，绿色保险则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线性促进作用；(2)绿色技术创新在不同维度绿色金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均起到部分中介作用，且绿色技术创新在绿色证券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的传导作用最强，其次是绿色信贷，而绿色保险最弱；(3)绿色信贷、绿色证券和绿色保险对绿色技术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关系均起显著正向调节作用，且三种类型绿色金融的调节效应依次递减。     

亲清政商关系的绿色治理效应——来自绿色并购的证据

文章基于2012—2020年中国A股工业企业的并购数据,从绿色并购的视角研究了亲清政商关系的绿色治理效应。研究发现,亲清政商关系对企业绿色并购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这种促进作用在寻租依赖程度较大的企业中和环境治理压力较大的地区更加明显,这凸显了亲清政商关系的绿色治理效应。机制检验表明,亲清政商关系的“亲而有度”和“清而有为”分别通过优化企业环保注意力配置和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增强了企业开展绿色并购的动机和能力。此外,亲清政商关系对企业实施本地绿色并购的促进作用更强,而且与非绿色并购相比,绿色并购事件公告得到了更加积极的短期市场反应。经济后果分析表明,亲清政商关系驱动下的绿色并购能够显著提高企业的环境绩效、绿色创新绩效和财务绩效,具有长期的绿色并购协同效应。文章还发现,亲清政商关系有助于抑制企业绿色并购的脱耦行为。文章从绿色并购视角厘清了新时代构建亲清政商关系的绿色治理效应,为我国“十四五”时期持续提高亲清政商关系水平、加快实现企业绿色转型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益参考。     

环境税征收、社会责任承担与企业绿色创新*

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面临资源环境的约束问题愈发凸显,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迫切需要传统工业企业实现绿色创新转型升级,而环境税征收和企业社会责任承担分别作为一种基于外部市场激励型和内部自主激励型的重要工具,两者能否有效发挥激励协同效应？本文以2010—2018年我国沪深A股工业类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环境税征收与企业社会责任承担的交互作用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1）环境税征收与社会责任承担发挥着显著正向激励协同效应,环境税征收强度越大则越有利于促进企业绿色创新能力提升,且该正相关关系将随着企业社会责任承担水平提升而得到增强。（2）企业社会责任承担水平越高并不利于企业绿色创新能力提升,但该负相关关系将随着环境税征收强度增加而受到抑制。（3）进一步研究发现以上效应主要存在于大规模企业、高成长性企业、研发能力较强企业,以及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和东部地区。（4）相对于非国有企业,环境税征收及其与社会责任承担的正向交互效应显著存在于国有企业之中。上述研究结论丰富了企业绿色创新驱动因素和环境税征收经济后果的相关文献,对于新时期如何有效发挥企业绿色创新激励协同机制,以助推我国传统工业企业顺利实现绿色创新转型升级等有重要启示。     

数字金融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路径

文章基于2011—2019年30个省（区、市）的平衡面板数据，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金融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及其内在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2011—2019年，数字金融与绿色创新效率增长迅速，但均存在一定的区域差异。(2)数字金融显著提升了绿色创新效率，且在东部、中部、西部的促进作用依次增强。(3)数字金融对绿色技术研发效率与绿色成果转化效率均有显著促进作用，数字金融对绿色成果转化效率的影响仅在中西部地区显著。(4)数字金融通过缓解金融错配或加速人力资本积累正向影响绿色创新效率，数字金融的金融错配缓解功能主要在中西部地区显著。     

环境规制工具、研发补贴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

梳理了环境规制工具、研发补贴对绿色技术创新的作用机理,以2008—2018年中国工业省级面板数据为样本,利用层次回归分析法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工具、研发补贴对绿色技术创新的直接影响与联合影响,并进一步检验了这两类影响的空间异质性。结果显示:(1)直接管制型规制强度与绿色技术创新显著负相关,经济激励型规制强度、研发补贴强度与绿色技术创新显著正相关。(2)从全国层面看,研发补贴对直接管制型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存在正向调节效应,研发补贴与经济激励型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存在正向交互效应。(3)对于东部沿海与长江中下游地区,研发补贴与经济激励型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交互效应不显著;对于中西部非长江中下游地区,直接管制型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抑制作用较弱,研发补贴对直接管制型规制绿色创新激励效应的正向调节作用较强。     

组织间学习与绿色创新:绿色吸收能力的调节作用

尽管组织间学习已经获得较多关注,但鲜有研究探讨它对绿色创新的影响。从组织间关系和双元性理论视角,提出了组织间的纵向利用式学习和横向探索式学习,基于组织学习理论和吸收能力理论,探究了两种组织间学习方式与绿色创新的关系,并检验了绿色吸收能力的调节作用。基于203家中国制造企业的调查数据,实证结果表明:纵向利用式学习和横向探索式学习都能显著正向影响绿色创新;相比横向探索式学习,纵向利用式学习对绿色创新的影响作用更强。绿色吸收能力在横向探索式学习与绿色创新之间也起调节作用,但它并不调节纵向利用式学习与绿色创新的关系。研究提出了不同的组织间学习方法与绿色创新的关系,丰富并拓展了绿色创新的相关研究。     

绿色产品协同创新中契约形式对供应商创新性的影响——供应商绿色创新资源优先配置的中介及产品复杂性与技术新颖性的调节

激发供应商创新性对供应链协同创新意义重大。从契约治理视角，探讨供应商参与绿色产品协同创新中契约形式对供应商创新性的影响。来自制造业231个样本的实证研究表明：①过程控制型契约与供应商创新性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目标激励型契约正向影响供应商创新性；②供应商绿色创新资源优先配置在两种契约形式和供应商创新性间起中介作用；③上述中介作用分别被产品复杂性和技术新颖性调节，二者均正向调节目标激励型契约对供应商创新性的间接作用，技术新颖性负向调节过程控制型契约对供应商创新性的间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