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主义”抑或“互以对方为重”——“差序格局”和“伦理本位”的一个尖锐分歧

在研究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和传统中国人行为的领域中,费孝通所提出的“差序格局”和梁漱溟所提出的“伦理本位”大概是最具影响力的两个理论,它们之间既存在一些共通之处,也有一些深刻的分歧。其中最突出的分歧在于对中国人行为取向的判断,费孝通认为中国人是自私的,其行为可概括为“自我主义”;梁漱溟认为中国人不自私,而是“互以对方为重”。本文认为这一分歧的理论背景是20世纪上半叶的“民族性”大讨论,作为这一讨论的典型代表,“自我主义”和“互以对方为重”各存在一些理论上的得失之处。     

社会自我主义与个体主义——一位西方的汉学人类学家阅读费孝通“中西对立”观念的惊讶与问题

本文对费孝通《乡土中国》中关于中西文化对比的论述进行了评价,肯定了费孝通“差序格局”概念对于中国社会研究、人类学研究以及中西文化比较的重要意义。在此基础上,作者修正了自我主义与个体主义的对比,提出随着经济关系的重要性在广泛而极大地增长,新的差序格局已演变为包括邻里、朋友与家庭之间的信任以及对公共利益的追求,同时也扩展成为进行生意往来和形成政治联盟的方式。作者继而提出以社会自我主义为结构特点的乡土中国在转型期间如何确立平等的权利观念,以及如何应对市场经济对于个体主义的要求等问题。     

从丧服制度看"差序格局"——对一个经典概念的再反思

费孝通的差序格局概念,是用社会科学方式诠释中国文化最经典的概念之一,有很强的解释力,但也呈现出一些局限.本文从丧服制度的角度指出,差序格局概念的解释力,主要在于它很好地把握了"亲亲"原则,但却无法解释"尊尊"原则;而费孝通先生所谓的"自我主义"其实是"利己主义",无法展现丧服图中"己身"的意义.通过对丧服体制的研究,我们应该可以进入对中国文化结构更立体的理解.     

农民的行为特征与经济合作的逻辑起点

农民具有投资和生产行为的个体分散性特征、社会保障缺失下的风险厌恶特征和以“差序格局”为基准的人际交往特征,这些特征对经济合作有三个方面的影响,即合作中资源整合与农民经济行为分散性之间的冲突,合作中利润最大化和风险更小化之间的冲突,规范合作的契约特征与差序格局的血缘性特征之间的冲突.农民是理性的经济人,其合作行为的选择是基于成本收益的比较做出的,农民能否达成合作,是源于理性的逻辑而采取的最优策略.     

“仁”、“义”、“礼”的日常实践：“关系”、“人情”与“面子”——从“差序格局”看儒家“大传统”在日常“小传统”中的现实定位

“仁”、“义”、“礼”的儒家思想之“大传统”,与日常生活中的“关系”、“人情”、“面子”之“小传统”有着某种内在的衔接性与紧张性。就“差序格局”而言,人伦“关系”网络以“仁”作为最高价值理念,其中以工具性资源为主的“人情”实践本质上即为“义”“利”混合的施报过程,以象征性资源为主的“面子”实践则具有比较明显的依“礼”行事之形式主义的“正名”特征,从而形成了工具差序性特殊主义之“人情”实践与象征和合性普遍主义之“面子”实践的糅合。而在个人主义文化中,则可以比较清晰地区分为特殊主义之“情感性关系”与普遍主义之“工具性关系”的不同关系类型。     

“差序格局”的不同阐释与再定位——“义”“利”混合之“人情”实践

对“差序格局”的不同阐释,都确认了义务、工具、情感(即义、利、情)三种关系要素。仅有的两个成熟理论模型,分别沿着“情——利”之一维或“情/义”之二维来进行关系分类,且均倾向于将“情”视作“差序格局”的核心性要素。本文则认为,将“情”包容于其中之“义”在价值层面上是“差序格局”之核心性要素,现实中“义利之辨”既紧张又交融的混合关系构成了“差序格局”的内在张力,且这种“义”“利”混合之“人情”实践决定了关系之“差序”进退。此种差序关系的不可分类性根本不同于西方个人主义文化中“情感性关系”与“工具性关系”的二元关系分类。     

社群主义的整体本体论——基于查尔斯·泰勒三位一体的自我的评析

作为社群主义的一员主将,查尔斯.泰勒从自我与语言共同体、自我与道德空间、自我与社会想象三个维度阐释了社群主义所基于的整体本体论。首先,任何人只有在语言共同体之中才是自我,只有应用既有的语言才能做出自我解释。任何个体都不可能是他自己的自我,而必须是处于对话网络之中的自我。其次,道德空间是自我无法逃避的一个框架。道德空间之中的强势评价或性质差别为个体行为选择提供了标准。再次,自我也是处于社会想象之中的自我,社会想象是赋予人之实践以意义并使其成为可能的共同理解。     

差序信任对第三方理财委托代理关系的影响

本文基于中国社会“差序信任”格局,分析了差序信任对第三方理财委托代理关系中信息不对称、利益冲突以及各方行为选择的影响,探讨了差序信任对委托代理关系治理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在差序信任影响下,1.第三方理财市场的委托代理关系演化为原生和衍生两种形态;2.原生委托代理关系,委托方和代理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和利益冲突较小,衍生情况下信息不对称和利益冲突变大;3.原生委托代理关系下,委托代理双方进行多重博弈;衍生委托代理关系下进行一次博弈,因此代理方的机会主义倾向变大,违约风险增加.     

哪个我们？如何差序？——今天我们怎么理解同心圆意象

费孝通的“差序格局”思想是中国理论、中国学派建设过程中的一项重要成果。费孝通形象表述差序格局的同心圆波纹结构也已经成为一个经典意象。同心圆波纹结构的差序格局首先指向作为中国基层的乡下社会。费孝通以乡土中国来缩影式地描述中国这个整体。同心圆意象其实并非费孝通的独创，它曾以不同形式见于西方古代哲学典籍和现代研究文献，并非具有中国特色的意象。与平面、静止和规则的同心圆意象相比，量子力学的时空引力场和相互作用的自我光锥可以更好地解释当代社会关系立体、动态和变异的结构。     

新锐独白

“差序格局”这一概念对认识中国社会是卓为有效的，这两篇论文就“差序格局”所探讨的问题，起始于我在《中国社会心理评论》（第二辑）对黄光国先生“人情与面子”理论模型的评论。《“差序格局”的不同阐释与再定位》一文是对这篇评论基本观点的系统改写，     

“知识分子负担”与家务劳动——劳心与劳力、性别与阶级之一

20世纪80年代关于“知识分子负担”的讨论凸显了脑力劳动（业务工作）和体力劳动（家务劳动）的矛盾,使家务劳动的问题成为一个阶层的特有负担,而遮蔽了性别的问题。重读80年代的小说《人到中年》可以读出以下问题：家务劳动在话语上怎样变成了一种负担？陆文婷为什么只能代表知识分子,而不是女性？谁是家务劳动理想的、合适的承担者？“知识分子负担”的话语如何为保姆进城搭台？对小部分家庭而言,雇佣家务劳动是用阶级的关系“解决”家务劳动中性别分工的问题和家务劳动社会化不足的问题。社会主流对家务劳动的定位、认识和处理反映出改革时代的现代化进程中,脑体、城乡和男女这三组社会差别的重构。     

底层、学校与阶级再生产

对于处在城市底层的农民工子女而言,学校意味着什么？是实现向上流动的阶梯,还是迈向阶级再生产的驿站？公办学校向农民工子女开放是否会带来社会流动机会的增加？研究发现：就读于公办学校的农民工子女,其成长的过程存在显著的“天花板效应”,一方面认同主流价值观,渴望向上流动,另一方面则制度性地自我放弃。而农民工子弟学校则盛行“反学校文化”,通过否定学校的价值系统、蔑视校方和教师的权威而获得独立与自尊,同时心甘情愿地提前进入次级劳动力市场,加速了阶级再生产的进程。两类机制虽有差异,却殊途同归地导向阶级再生产而非社会流动。     

从“产权”走向“公民权”——当前中国城市业主维权研究

作为一种新兴的社会现象,业主维权的兴起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住房商品化改革的结构性产物。在某种程度上,业主维权已经构成了当代中国城市居民生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并引起了政府和学界的极大关注。本文首先从学理层面深入探讨了“业主维权”的概念内涵,然后对现有文献中有关业主维权研究的各种理论视角进行述评,最后根据笔者的研究经验提出业主维权研究的进一步议程或许可以纳入“公民的形成”、“中产阶级的形成”和“社会的形成”三个框架之中。     

中国历史上大众食生活“和”思想：膳食平衡与健康

“和谐”与“均衡”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体现在社会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饮食文化自然不例外。中华民族传统食文化,把古老而有效的中医理论体系和人民大众日常生活中日积月累的生活经验相结合,注重膳食中的阴阳、寒热等各方面的平衡,以达到强身健体、延年益寿之功效。这与今天医学和营养科学角度所提倡的膳食平衡是不谋而合的。     

新型网络社会的劳工问题

什么是新型网络社会中的劳工问题？作为研究者，我们应当如何对其进行观察、分析与思考？本文聚焦网络社会，尤其是新型媒体产业的运作，以初步说明哪些传统劳工问题仍在延续，哪些又是新现象、新问题。文章首先回顾文献，介绍自我程控劳工、原始劳工、非物质劳工等重要概念和国外研究流派。而后，本文一方面进行全景式综述，对电子制造业、信息服务业、Web2．0“参与式”网络媒体中的各种劳工现象，包括“玩工”进行讨论，同时结合笔者的实地调研，提出“网络劳工”概念及其涉及的问题。文章最后在总结现实情形的基础上展望新型网络社会的劳工问题及其未来研究方向，以达抛砖引玉之效。     

论中国经典中＂中国＂概念的涵义及其在近世日本与现代台湾的转化

本文讨论了东亚地区“中国”概念的形成及其转化。古代中国文献中“中国”概念具有“政治唯我论”及“中国中心主义”的特质,“中国”概念在德川时代的日本,被挪移来指称日本而非中国本土,与近世日本思想史上日本主体性之发展桴鼓相应;1895年以后,“中国”概念在现代台湾地区,则显示了“文化中国”与“政治中国”的撕裂及其辨证关系。随着台湾内部政经情势与文化思想的变化,以“台湾主体论”与“自我肯定心态”为基础的“台湾意识”,随着历史扉页的翻动而丰富其内容,调整其格局。     

当代中国乡村社结合中的工具性圈层格局——基于桥村田野经验的分析

在分析当代中国（乡村）社会结合的基本特征时,已有研究策略主要是对“差序格局,,概念饰以新的限定条件或对之进行再解释。但循其内在核心机理进行新的概括,亦值尝试。在此视角下本文认为,与相对封闭的传统乡土经验不同,当代半封闭的乡土经验使得熟人社会中村民间的共同感弱化,乡村社会结合具有鲜明的、以核心家庭为基础的实利化倾向,从而在总体上形成了乡村社会结合中的“工具性圈层格局”。     

《左传》人物性格的展现与人物类型的梳理

《左传》是包含着多样的叙事模式的史传文学的典范。《左传》作为编年体史书开中国叙事文学的先河。对于叙事作品,如果把人物拿掉了,那几乎就称不上是叙事了,人物可以说是叙事的灵魂。＂正如亨利.詹姆斯在一段常被引用的话里所说的：‘除却决定情节之外,人物还能是什么呢？除却表现人物之外,情节还能是什么呢？’＂这段话,无疑给我们传达了这样一个信息：人物是叙事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