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异质性与作用机制

中国经济社会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统筹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助力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本文基于2008—2019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OLS回归、空间面板模型考察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新基建促进了经济高质量发展，且新基建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异质性分析发现，信息、融合以及创新基础设施均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存在显著影响，其中融合基础设施产生的影响最大；新基建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分维度综合指数均存在正向显著影响；新基建对发达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存在显著影响；新基建对东部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显著为正。机制分析发现，新基建可以通过发挥知识溢出效应、提升创新效率等路径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     

数字经济发展、经济结构转型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当下,中国经济正处于发展模式转型和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阶段,能否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已成为普遍关心的重要问题;而以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等数字技术驱动和以数字经济蓬勃兴起为主要内容的第四次工业革命,为中国经济"变道超车"以及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提供了重要机遇.文章基于经济结构转型的视角研究数字经济发展推动经济增长的理论机理,从需求侧和供给侧两个方面解析了数字经济发展对于经济增长的现实意义,并提出了经济数字化转型趋势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中国方案.研究表明:(1)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所带来的发展方式转变、产业结构优化、增长动能转换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2)从供给侧来看,数字经济可以从三个方面来提升供给侧的质量与效率,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经济增长,即供给体系的优质、高效、多样化,创新体系的网络化、开放化、协同化,制造模式的模块化、柔性化、社会化.(3)从需求侧来看,数字经济能够通过改变市场投资方向、推动消费升级、培育出口优势来助力"三驾马车"的新动能.(4)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应该适应发展阶段演替的基本规律,推动经济增长动力根本性转变;强化数据要素作为数字经济的支撑作用,助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加快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进程.     

数字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基于空间杜宾模型的研究

数字金融是促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基于2011—- 2018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利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数字金融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其空间溢出效应,并考察不同地区、数字金融结构以及城镇化率影响的异质性。研究表明数字金融能够显著促进本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但对邻近地区的溢出效应有限,该结论在考虑内生性及稳健性检验之后仍然成立。异质性分析中,数字金融发展对东中西部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均存在显著促进作用,但对西部地区的影响更大;且仅在东西地区表现出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数字金融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对本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均存在显著促进作用,而其数字化程度却产生明显抑制效应;仅数字金融覆盖广度对邻近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正向溢出影响。高城镇化率地区的数字金融发展有助于本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但在低城镇化率地区的作用不明显,且均不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应强化数字金融监管,促进数字金融在东中西部地区协调发展,加快地区经济圈与城镇化建设,强化数字金融在省际之间的溢出效应。     

网络基础设施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宽带中国”试点政策的准自然实验

基于2011—2020年地级市面板数据,将“宽带中国”试点政策视为衡量网络基础设施的准自然实验,构建多期DID模型评估网络基础设施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1)网络基础设施显著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2)网络基础设施通过创新水平、产业结构升级传导机制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3)网络基础设施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效应存在异质性,这一促进作用对设立批次早、东部地区表现的更为明显;(4)网络基础设施不仅能促进本地经济高质量发展,还通过空间溢出效应辐射带动周边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     

中等收入陷阱的经验证据、理论逻辑及其对中国经济的启示

本文对中等收入陷阱的实证研究进行梳理,明确中等收入水平的划分,从增速下滑、收敛乏力和增长分化等角度,分析中等收入陷阱的不同界定及其争议;归纳人口结构、资本形成、技术进步、宏观经济政策、外部环境等因素对陷阱形成的影响因素;提出从经济层面、社会层面和制度层面分析中等收入陷阱的理论思路;揭示中等收入陷阱的经验事实与理论逻辑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启示。     

绿色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本文选取2008—2020年中国30个省(市、区)的省级面板数据,利用熵值法测算各省(市、区)的绿色金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综合指数,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绿色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激励效应,构建面板门槛模型实证检验了绿色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门槛效应。实证结果表明：各省(市、区)的绿色金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综合指数持续增大,呈现持续向好的发展趋势;绿色金融显著地促进了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的激励作用;技术创新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绿色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非线性影响,在产业结构升级约束下,存在单门槛非线性影响;绿色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具有显著的异质性,对东部地区的促进作用最大,对西部地区的促进作用最小。中国应该不断完善绿色金融产品体系,优化产业结构、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提高技术创新水平、增加绿色工艺生产,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技术创新如何提升我国共同富裕水平

技术创新是影响中国长期经济增长的关键性因素,是推动我国在高质量发展中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动力,深入探讨驱动经济增长的技术创新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采用2010—202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连续六期的面板数据探究技术创新影响共同富裕水平的具体路径。研究发现,技术创新持续提升人们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与生态文明发展水平的同时,显著降低了社会成员之间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与生态文明发展的离散性,推动我国社会向共同富裕目标不断趋近。中国特有的经济增长模式强化了政府对创新的引领作用,放大了技术创新对中等收入群体扩张的正向效应,技术创新通过提升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进而提升了我国的共同富裕水平。公共创新和私营创新对中等收入群体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异质性,公共创新通过创新系统设计和基础研究创新对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增长产生更强的正向促进效应。本文探寻技术创新提升共同富裕水平的作用机制,为共同富裕目标的尽早实现提供了有益参考。     

数字贸易如何影响贸易高质量发展——基于贸易全要素生产率视角的经验证据

贸易高质量发展是高效优质利用国内国际两种市场和资源的关键抓手，能够有力推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及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2010—2020年中国省际数据，实证考察了数字贸易对贸易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相关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一是数字贸易能够有效促进贸易高质量发展，且这种影响受到市场开放度的调节；此外，从数字贸易各维度看，其对贸易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存在异质性。二是数字贸易能够通过产业结构和物流业升级对贸易高质量发展产生推动作用。三是空间回归表明某一地区数字贸易发展会对周边地区产生负向溢出效应。进一步的拓展性分析发现，在东部、中部地区数字贸易能够有效推动贸易高质量发展，对西部地区虽有促进作用，但并不明显；数字贸易各维度中，数字技术在中部地区对贸易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促进作用，数字产业化贸易在东部、中部地区对贸易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促进作用。研究有助于理清数字贸易和贸易高质量发展之间的逻辑关系及作用机制，为我国通过发展数字贸易进而推动贸易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理论和经验支撑，为政策决策提供建议。     

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国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研究

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与绿色发展是中国未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选择。基于2001—2014年海关微观数据库和省级面板数据，在测度中国30个省份全球价值链嵌入度与绿色经济效率指数的基础上，实证考察全球价值链（GVC）嵌入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发现，GVC嵌入能显著促进绿色经济效率提升，但这一促进效果随时间推移逐渐减弱，并存在明显的地理区位和时间阶段的异质性。中介效应与调节效应检验发现，GVC嵌入可通过优化产业结构、促进绿色创新和刺激绿色消费需求提升绿色经济效率，且人力资本、研发投入、金融发展和互联网发展水平的吸收能力也可正向调节GVC嵌入对绿色经济效率的正向影响。另外，GVC嵌入对绿色经济效率的“扩散效应”会随地理距离增加而不断衰减。基于此，各地区政府在持续扩大开放水平的基础上，应重视高质量人才培养和科研经费使用效率，完善地区金融体系和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破除地区间行政壁垒，有效发挥全球价值链嵌入对绿色经济效率的促进作用。     

绿色金融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效应与异质性分析——基于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升级视角

本文采用熵值法测度了绿色金融发展指数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从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视角检验了绿色金融助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效应和机制。实证结果表明：绿色金融能够显著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在绿色金融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异质性分析表明，东部地区绿色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信息化程度高的地区绿色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更大。据此，提出要完善绿色金融发展体系，发挥绿色金融在促进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方面的正向作用，通过协调区域发展、提升消费水平和提高信息化程度增强绿色金融对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     

基础研究发展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基于最优研发结构视角

基于1998-2019年中国省级层面数据，从最优研发结构视角实证检验基础研究发展对技术创新的影响。结果发现，基础研究发展与技术创新之间呈倒U型关系，存在一个最优基础研究占比。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融合发展有利于推动技术创新；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为促进技术创新所要求的最优基础研究占比不同，东部地区所要求的最优基础研究占比高于中西部地区；任何偏离最优基础研究占比的实际基础研究占比都会拖累技术创新。东部地区实际基础研究占比低于其最优基础研究占比的幅度大，因此东部地区技术创新损失程度高于中西部地区。     

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科技创新要素及时空差异——2009—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的空间计量分析

基于2009—2017年中国内地31个省域面板数据，利用空间计量模型分析科技创新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时空差异，认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稳步上升，空间聚集及正向溢出效应显著，空间依赖性强。R&D投入强度、科技研发成果、万人高校在校人数及城镇化率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均为正，财政教育支出的影响为负；经济地理距离相近省份R&D投入强度、财政教育支出及城镇化率对本省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均为正，科技研发成果、万人高校在校人数及互联网基础条件的影响均为负。西部及中部地区科技创新人力与科技财政支出要素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积极影响大于其它地区，而东部地区科技资金投入、科技研发成果及科技成果转化度要素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积极影响大于其它地区。     

新时代科技创新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基于新时代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内涵，构建指标体系并实证分析2008—2017年中国内地30个省份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差异及空间相关性，选取3种空间计量模型分析各创新指标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①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均值为0.322，中西部地区明显偏低，经济创新发展和经济开放发展指数不高是其主要原因。中国各省份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空间正相关性显著；②全国两阶段创新势力均明显偏低，东部地区省份两阶段创新指数、创新势力和创新效率值均处于全国较优水平，而中西部省份至少在某一阶段绩效损失显著；③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与科技研发阶段创新指数呈U型曲线关系，成果转化阶段创新势力有利于高质量发展水平提升，政府支持在成果转化阶段创新指数促进高质量发展中的正向调节效应显著。     

“国家队”持股能促进企业绿色创新吗——重污染行业的异质性分析

绿色技术创新是我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路径。以2015—2020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考察“国家队”这类特殊国有机构投资者持股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理，并对重污染行业进行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国家队”持股能够提升企业绿色创新水平，并且该影响在重污染行业更加显著。机制检验结果表明，缓解内外部信息不对称和获取政府创新补贴是“国家队”持股促进企业绿色创新的重要传导路径。进一步研究发现，“国家队”持股时间越长，对绿色创新的激励效应越显著。研究结论对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促进企业绿色创新和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启示意义。     

社会创新导向的企业（SIOE）研发投入绩效研究：双重绩效差异在哪里

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将旨在运用商业手段解决社会问题的社会创新，作为企业创新发展新机遇，但在研发投入中如何处理好经济绩效和社会绩效的关系，却面临两难选择。将社会创新融入企业可持续发展中，聚焦社会创新导向企业（SocialInnovation-OrientedEnterprise，下文简称SIOE）的研发为企业发展提供新机遇。利用我国上市公司2012-2017数据，探讨SIOE研发对双重绩效（社会绩效与经济绩效）的影响，分析绩效差异性形成原因。研究结果显示，SIOE研发对经济绩效有即时效应且持续显著，对社会绩效有滞后效应，滞后期为1；基于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制度政策差异，研究发现，仅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SIOE研发对经济绩效的推动作用得到证实，西部地区SIOE研发对经济绩效的影响作用没有得到实证支持，但西部地区SIOE研发投入对社会绩效有滞后性影响。而且上述差异与企业年龄和企业成长性有关；SIOE研发投入的经济绩效和社会绩效平衡不仅存在地区差异，而且与参照的时间点有关。     

通货膨胀与“中等收入陷阱”： 家庭福利损失的视角

本文以经典的经济增长理论为基础,结合中等收入国家的特点,提出如下理论假设：通胀所造成的家庭福利损失会影响中等收入国家宏观经济的发展,进而推动相关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而后通过FGLS、差分GMM,以及系统GMM的方法对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国家进行回归分析。分析结果表明,在控制了基础设施、债务水平、技术创新以及储蓄率这些影响因素之后,通胀对上述国家人均GDP增长率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即使是在年均通胀率只有514%的东亚国家组,通胀对人均GDP增长率的平均影响也达到了123个百分点～221个百分点,影响比重达到了27%～48%。所以,我们应该加强对通胀的调控,以确保我国经济能够持续健康地发展。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家族企业创新——融资约束及政府补助视角

家族企业作为社会发展的主要参与者，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家族企业若想实现长期发展，必然依靠创新。然而，我国家族企业普遍面临创新投入不足、创新产出效率低下等问题。基于2010—2018年中国上市家族企业数据，分析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于家族企业创新是否存在激励作用。结果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提高，会对家族企业创新研发活动投入与产出产生正向激励作用，促进家族企业创新。从融资约束与政府补助视角，分析两者在上述正向激励作用中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对于融资约束小以及受到政府补助的家族企业而言，其受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正向激励作用更显著，有助于其开展创新研发活动。结论不仅验证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于家族企业创新的激励作用，还揭示了融资约束以及政府补助的调节作用，可为政府制定相应补助政策，构建完善的金融市场提供理论支持和经验证据。     

中国产学研三大部门技术创新经费投入产出效率评估研究

高校、科研单位与企业三大部门是我国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环节的重要技术创新主体，亟需评估其效率。采用“经费支出—专利产出—预期收益—实现收益”三步骤分析框架，利用已有统计调查数据，对三大部门技术创新经费投入产出效率进行测算。结果表明，三大部门技术创新经费投入产出效率都偏低，企业部门每亿元经费投入实现的收益约为9733万元，科研单位约为1331万元，高校约为1166万元。该测算值是真实产出价值的下限，但真实产出不会高太多。产出效率低的主要原因在于，高校和科研单位技术创新的产业应用目标指向性不明确、存在科技成果转化难题以及企业能力制约等。最后，建议加快政府相关科技计划制定、加强成果评价过程中产业部门的参与、优化高校和科研单位科研评价体系、加大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力度等。     

创新韧性对高技术产业创新的影响机制与特征研究

提出创新韧性的概念，认为创新韧性是创新面临外部冲击时保持系统稳定甚至进化为更高创新水平的能力，并以高技术产业为研究对象，探究创新韧性对高技术产业创新的影响机制，分析创新韧性对创新产出的影响大小、特征、规律。利用高技术产业数据，通过面板数据模型、面板门槛模型实证研究创新韧性与高技术产业创新产出的关系。结果表明，当前我国创新韧性对创新产出存在积极贡献；创新韧性与创新产出呈倒U型关系，创新韧性中等时对创新产出的影响最大；低创新产出下，创新韧性负向影响创新产出；创新韧性的弹性系数随研发经费、研发人员增加先减小后增大，中等研发投入时，创新韧性对创新产出的影响最小。     

数字普惠金融对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的影响——基于系统GMM与门槛效应的检验

基于2011—2019年中国内地30个省份面板数据,运用系统GMM和门槛效应模型,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的影响以及消费升级和研发投入强度的门槛效应。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及其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均对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消费升级、研发投入强度分别在数字普惠金融对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的影响中表现出单一门槛效应和双重门槛效应。进一步的地区异质性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仅对中西部地区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起到提升作用,消费升级在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分别表现出双重门槛效应与单一门槛效应,研发投入强度在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均表现出单一门槛效应。研究结果有助于丰富数字普惠金融应用于高技术制造业相关研究,为高技术制造业利用数字普惠金融提升创新韧性提供实践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