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省际企业自主创新投入产出效率的综合评价

本文利用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年度大中型工业企业自主创新的统计资料,构建因子分析评价模型,分别对全国不同省份企业自主创新投入、产出状况进行综合评价。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对比企业自主创新投入产出综合评价指数、排序位次的变更情况,从而获得企业技术创新投入产出、创新效率的基本评价,并构建出不同省份企业创新效率的四维矩阵。实证结果显示,在技术创新投入要素和效率提升的基础上,实现低投入—高产出将是省际企业自主创新应该共同实现的发展路径。     

企业、政府、金融机构科技投入与高校科技产出的关系研究

技术创新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源动力,高校直接参加技术创新活动已成为世界各国科技发展的主要方式。考察了2001-2009年我国高校科技经费来源与科技产出的关系,发现我国高校科技投入资金在支持高校科技专著、授权专利以及科技奖励上效率很高,而在支持高校科技论文和科技成果转让上没有效率。另外,政府资金在高校科技创新中一直具有积极作用,而且效率较高;而企业资金和金融机构贷款对高校科技创新作用并不一致,而且在大部分情况下表现为低效率。     

财政补贴、税收优惠与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基于盈利能力的视角

文章选取2015-2018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高新技术企业为研究样本,利用面板数据模型,研究财政补贴、税收优惠对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并研究盈利能力对财政补贴、税收优惠与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关系的影响.结果 表明,财政补贴对企业专利产出、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及企业研发人员的投入具有促进作用.税收优惠对企业专利产出具有促进作用,但是对研发经费投入和研发人员的投入不具有促进作用.如果政府对高新技术企业同时使用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更容易促进企业研发经费投入、研发人员投入及企业专利产出.相比于低盈利企业,高盈利企业中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对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和企业专利产出的影响更大,但不能促进研发人员投入.     

基于GML生产率指数的跨区域环境污染防治政策技术创新绩效评价

文章利用GML生产率指数法,选取劳动、资本、能源和化肥投入做为投入指标,GDP做为合意产出指标,利用熵值法对大气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和固体废弃物污染得到综合环境指数做为非合意产出,测算出2008—2016年我国30个省份环境污染防治生产率指数,将其分解为生产函数前沿移动型技术创新和生产效率提高型技术创新,对环境污染防治政策技术创新绩效进行评价,结果表明:全国和东部地区污染防治政策效率型技术进步比前沿型技术进步作用更加显著;中、西部地区污染防治政策在前沿型技术进步上作用显著。最后论文提出政策建议。     

南通市工业企业科技创新绩效评价

科技投入产出效率无疑成为科技发展评价中的关键环节。采用DEA方法对南通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科技投入产出效率进行评价,指出了南通市工业企业科技创新中存在的投入产出效率总体不高、行业综合效率差距较大、重点行业存在投入冗余等问题,建议工业企业技术创新应在优化结构、提高效率、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推进科技创新成果转化等方面下工夫。     

我国大中型工业企业技术创新能力评价——以广东省为例

构建了"技术创新投入—技术创新过程—技术创新产出"的理论框架,利用2005—2010年广东省大中型工业企业的相关数据,采取密切值法对广东省大中型工业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进行评价和分析。结果表明:相对于技术创新过程,技术创新投入对技术创新产出的作用更直接;广东省大中型工业企业对内部R&D、技术引进和购买的大力投入是其技术创新能力得以提高的主要原因;企业中科技机构覆盖面不足、引进-消化吸收比例不当使得广东省大中型工业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暂时落后于浙江和上海。     

固定支付模式下技术创新的博弈分析

本文构建了企业与科研单位合作技术创新的收益函数和博弈模型,并与企业自主创新的情况对比。研究结果表明,技术创新的技术含量并非越高越好,而是存在最佳产品技术含量;在同等条件下,企业自主技术创新的效益要大于企业与科研单位合作技术创新的效益。因此,一方面,企业不应盲目加大创新投入;另一方面,政府应降低对科研单位的投入,提高企业的研发能力。最后,对模型进行了实例研究。     

基于SE—DEA模型的中国林业投入产出效率的实证分析

本文运用SE—DEA模型，首次对中国31个省（市）林业投入及产出效率进行了测算及分析，有效解决了DEA效率测算中同时出现多个有效决策单元的问题。本文在对中国各省（市）林业投入产出效率值的有效区分基础上，通过对优势参照标杆的学习，提升落后省（市）林业投入产出效率，引导我国对林业投入产出效率的关注，对我国林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制度变迁、要素收益与企业技术创新动力缺失

我国企业技术创新动力不足，不在于意识、人才等原因，而在于目前阶段技术创新投入的边际生产力较之要素投入、制度创新投入的边际生产力为低。大规模的企业技术创新动力充足要等到这样一个时点的到来：即技术创新投入的边际收益高于、至少是等于要素投入、制度创新投入的边际收益通过选择比较收益较高的项目进行投资，企业实现了个体理性，但这并不必然导致集体理性或者国家理性。因此，政府应采取相应的措施提高企业技术创新投入的边际收益，从而促进技术创新的发生。     

技术创新产出弹性结构分析——基于面板数据聚类分析和偏最小二乘回归

利用2000—2010年我国29个省级行政区大中型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投入和产出的相关数据,运用面板数据聚类分析法,根据各省级行政区的技术创新综合实力,将29个省级行政区分为7类。运用偏最小二乘法测度了7类区域的技术创新产出弹性,并分析了回归模型的精度。得出如下结论:在分析期内,关键的技术创新产出及其重要影响因素存在较明显的地区差异;多数地区大中型工业企业的研发能力和科技成果转化能力普遍较强,但国际竞争力仍偏低;专利产出和发明专利产出具有几乎相同的弹性结构;除了私营企业集中的地区以外,专利主要体现为发明专利;经费投入是影响技术创新产出的最重要因素,而人员投入的影响相对较弱。最后,根据所有地区的共性和个性表现,就提高企业技术创新绩效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科技体制改革对省级创新体系绩效的影响——基于2011—2019年省际面板数据

2015年我国开启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关于这种实验主义创新治理能否转化为实际治理效能,其对中国特色创新体系建设的推动效果如何,目前鲜有文献从实证角度进行研究。基于2011—2019年我国内地31个省（市区）面板数据,运用分组分析法考察科技体制改革实施效果。研究结果表明：科技体制改革对知识创新体系中高校与研发机构相互提升的促进作用显著;科技体制改革强化了企业技术创新需求对高校、研发机构等知识创新体系创新绩效提升的拉动作用;高校和研发机构等知识创新体系主体供给侧投入增加,未对企业新产品销售收入产生促进作用;高校、研发机构基础研究经费投入的边际产出低于企业。     

不同所有制企业创新主体地位评价——规模与效率双重视角的研究

推动企业成为创新决策、研发投入、科研组织和成果应用的主体，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关键。针对企业创新主体地位较难衡量且缺乏考虑企业创新效率的问题，从规模视角入手，基于创新价值链分析，通过区分企业所有制性质，研究企业创新主体地位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方法。同时，结合BCC-DEA模型和DEA-Malmquist指数，从创新效率角度系统探讨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以上海为例的实证结果表明，上海企业在研发投入端的创新主体地位相对突出，但呈不断弱化趋势，尤其是R&D经费增长显著落后于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在以发明专利为代表的产出端，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尚不明显，且同样存在比重下滑迹象。外资企业年度创新效率表现最优，内资企业处于明显劣势，但得益于技术效率增长，科技创新全要素生产率保持年均微幅增长，而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创新效率存在递减态势。最后提出加强科技资源配置、挖掘科技产出、加大科技成果转化力度等建议。     

中国高校科技成果转化路径选择——中国内地28省市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我国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存在明显“悖论”,高校科技成果产出丰富但转化率低。基于《高等学校科技统计资料汇编》和《中国统计年鉴》中中国内地28省市数据,基于界面理论,运用fsQCA方法探讨多重并发因素和复杂因果机制下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现实路径。研究表明：R&D全时人员和R&D项目是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必要条件;企事业单位委托经费、科技中介服务费、R&D全时人员和R&D项目是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核心条件;存在4条不同路径可以支撑高校较好地完成科技成果转化工作。其中,网络资源中的“合作研究网络”与技术支撑中的“高校软设施”两个前提变量存在相互替代关系。最后,对不同区域高校在现有条件下提高科技成果转化能力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创新政策与科研结构双重影响下高校科技创新绩效研究

我国高校科技创新政策与科研结构不协调问题影响了高校创新绩效。基于2004—2019年中国内地27个省份高校面板数据，运用路径模型、分位数回归模型和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探究创新政策与科研结构对高校科技创新绩效的影响。结果表明，高校创新政策与科研结构对创新绩效具有正向影响。结合科研产出与成果转化两个阶段，创新政策能够显著促进科研产出绩效提升，但对科技成果转化绩效的影响表现出一定的非线性特征。其中，创新政策对科技成果转化绩效具有负向影响，而科研产出绩效在两者之间发挥中介作用，说明存在一定程度的科技成果隐性转化。科研结构对创新绩效的推动作用存在分异，集中作用于科研产出阶段，说明教学与科研之间的一致性和竞争性依然存在。据此，提出应进一步发挥创新政策对科技成果转化目标的正向引导作用，在政策层面关注科技成果隐性转化，强化科研方向转移与创新要素配置的作用。     

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背景下高校科技创新能力评价研究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节点,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发出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号召,研究高校科技创新能力有助于探索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基于资源配置理论,从科技创新资源条件、科技创新资源投入、科技创新活力和科技创新产出效益4个方面构建高校科技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并利用2010—2020年中国高校数据,从科技创新视角分析如何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结果发现,中国高校科技创新能力整体处于上升趋势,高校科技创新能力发展呈现区域性、阶段性和差异性特征;科技创新产出效益对高校科技创新能力的影响较大,而科技创新活力的影响较小;资本因素对科技创新能力的影响较大,而人才因素的影响较小。因此,中国高校应该重视优秀人才培养,参与国际交流和社会服务。研究结论有助于丰富新时代背景下高校科技创新能力研究,为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提供参考依据。     

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动态创新效率测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两阶段DSBM模型与Tobit模型

以873家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采用产出导向的DSBM模型测算两阶段整体和不同细分产业的动态创新效率。基于微观企业层面，分别以营业收入增长额、营业收入、营业收入增长率作为技术成果转化阶段的创新产出指标，测算并比较对应的创新效率。结果表明，以营业收入增长额作为创新产出更加符合实际情况，不同细分产业的创新效率存在异质性。进一步运用Tobit模型分析影响企业创新效率的因素发现，在技术研发阶段，企业规模、资产收益率、研发强度、劳动者素质、企业性质对创新效率具有正向影响，研发人员、研发资金、企业年龄、政府补贴对创新效率存在负向影响；在成果转化阶段，发明专利授权数、企业规模、资产收益率、研发强度、劳动者素质对创新效率具有正向影响，员工总数、研发支出、企业年龄、政府补贴、企业类型对创新效率存在负向影响。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背景下，结论可为测度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动态创新效率提供指导，为提高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创新效率提供决策参考。     

政府科研机构科技资源配置效率影响因素组态分析

结合超效率SBM模型和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法,以中国内地25个省级行政区政府科研机构为样本,探讨科技资源配置结构、配置方式和配置环境对省级政府科研机构科技资源配置效率提升的组态效应。研究发现：①单个要素不构成高科技资源配置效率的必要条件,但基础研究强度在科技资源配置效率提升方面发挥了较为普遍的作用;②5种组态均可带来高科技资源配置效率,分别为由基础研究构成的基础研究型组态;由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构成的科学研究型组态;由基础研究、计划配置和区域开放度构成的基础研究—环境型组态;由基础研究、市场配置、计划配置、产学研合作水平和区域开放度构成的基础研究—平衡型组态;由应用研究、产学研合作水平和区域开放度构成的应用研究—环境型组态。其中,基础研究型组态和基础研究—平衡型组态在提升科技资源配置效率方面更有效;③我国东西部地区政府科研机构科技资源配置效率提升路径存在显著差异。据此,提出各地区政府科研机构应“因地制宜”地采取匹配路径和针对性措施,以有效提升科技资源配置效率。     

协同创新模式与涉农企业科技成果转化效率:研发禀赋结构的双门槛效应

以2009—2016年中国涉农企业为研究对象,构建门槛模型实证检验不同类型协同创新模式对涉农企业科技成果转化效率的影响。结果发现：①涉农企业本期科技成果转化效率受前期影响显著,经费质量、人才质量、企业规模以及国有属性与涉农企业科技成果转化效率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②外向开放式创新模式与创新联盟模式促进涉农企业科技成果转化效率提高的研发禀赋区间分别是(3.221,3.422］和(3.363,3.438］;③当涉农企业研发禀赋结构不合理时,创新联盟模式与涉农企业科技成果转化效率之间无显著影响;当涉农企业研发禀赋结构处于“低研发经费-高研发人员”区间时,外向开放式创新模式可显著提高涉农企业科技成果转化效率。     

广东与江苏基础研究能力比较研究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泉。对于作为经济强省和科技大省、正在实施自主创新战略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广东和江苏来说,加强基础研究尤为重要。在构建基础研究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以江苏作为参照对象,对粤、苏两省基础研究发展现状进行比较,并运用层次分析法对其基础研究能力进行分析,得出结论：广东基础研究投入逐年增大,并取得了良好的科技成果,企业基础研究有一定优势。经层次分析法对2000-2014年相关数据指标进行验证发现,到2014年广东省级层面基础研究能力为82.5分,但研究机构-高校层面基础研究能力仅为46.5分,与江苏（省级层面92.4分,研究机构-高校层面94.2分）相比,广东基础研究能力偏弱,产出较少,研究机构与高校基础研究能力发展空间较大。因此,在促进广东高校和科研机构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和产出力度、大力提升其基础研究能力的同时,还应积极推进基础研究领域的政产学研合作,发挥好企业的作用。     

基于研发模型认知的中美日政府基础研究

二战后，美国受布什研发线性模型的影响，极其重视基础研究，认为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最终将获得更多科技成果产出，并一直持续至今。20世纪70年代，日本受司托克斯总结的巴斯德象限影响，更多地重视应用引起的基础研究投入，在科技产出上获得快速突破。当前，我国更应该重视新巴斯德象限的作用，加大对基础研究的投入与政策倾斜，注重以新型研发机构或企业为载体的契约式、商品化基础研究，助力我国在原始创新上获得新突破，破解美国“贸易战”对我国高科技领域的封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