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发双循环溢出、价值链攀升与制造业技术跃迁——来自2008—2020年的经验证据北大核心

新发展格局下的制造业技术跃迁不仅取决于研发双循环溢出,在很大程度上还受到价值链攀升的影响。利用2008—2020年中国制造业面板数据,估计研发双循环溢出与价值链攀升对制造业技术跃迁的效应,结果表明,随着智能资本全面介入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领域,新需求持续迭代导致的供需低适配性使得研发双循环溢出对制造业技术跃迁的正向效应不显著。进一步纳入价值链攀升后发现,以“锯齿型引领”为特征的研发双循环溢出能够降低中国制造业断链、断供风险,并通过溢出赋能推动制造业附加值和竞争力提升,促进中国制造业向全球价值链两端延伸,对制造业技术跃迁具有显著正向效应。     

新发展阶段服务业“走出去”:路径、挑战与对策

近年来，国际经贸规则面临重新洗牌，全球化分工总体增长趋势放缓，但全球贸易中服务贸易占比却逐年增加，在此背景下，推动我国服务业“走出去”深层次参与全球化分工成为“双循环”发展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此，本文重点梳理了我国服务业“走出去”的具体路径，包括服务业跟随上下游客户“走出去”、制造业在“走出去”过程中主动向产业链两端延伸、利用信息通信技术直接为国外用户提供跨境服务、通过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走出去”等。同时，随着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服务业在“走出去”过程中面临一些新的国际政治和技术壁垒，以及新一轮国际经贸规则重构等挑战。为应对这些挑战并加快我国服务业融入国际市场，我国应积极发展跨国数字贸易、以产业融合发展促进产业协同“走出去”、利用市场规模优势积极参与新一轮国际经贸规则的谈判和制定并争取更多主导权和话语权、增强风险意识和安全意识、进一步提高国家软实力等。     

金融服务中间品出口对国家金融风险的影响——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的探索

当前数字经济推动金融服务中间品快速发展，这是国家金融风险治理需要面对的新问题。基于2000年至2014年全球43个经济体金融服务细分行业中间品出口增加值数据，本文构建了前向价值链生产联系下金融服务中间品出口对国家金融风险影响的计量模型。研究发现，前向生产价值链下金融服务（不含保险）中间品出口能够显著促进国家金融风险的规避。影响机制分析显示，金融服务中间品出口能够有效通过行业劳动生产率和价值链结构性权力影响国家金融风险，以及深化参与金融服务中间品出口有助于增强其通过上述渠道变量对国家金融风险的影响程度。本研究在数字经济时代深入参与金融服务全球价值链分工背景下，为国家金融风险治理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国内国际双循环联动、生产要素流动与出口工业产品质量升级

在新发展格局背景下，探讨依托国内国际双循环有效联动提高生产要素流动效率，培育促进出口工业产品质量升级的新动能具有重要的理论及现实意义。本文实证检验了国内国际双循环联动对出口工业产品质量升级的影响，并分别解析了生产要素流动和全球价值链分工在这一过程中的中介作用和调节作用。研究发现，国内国际双循环联动显著促进了出口工业产品质量升级，且对出口工业产品质量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和产品异质性；国内国际双循环联动促进出口工业产品质量升级过程中的生产要素流动的中介效应以及全球价值链分工的调节效应，主要通过资本要素流动、劳动力要素流动、技术要素流动等途径来实现，且各生产要素流动在传导路径中发挥的作用大小不同。     

全球价值链嵌入、技术创新与制造业碳排放效率

文章选取2009—2020年中国制造业各细分行业面板数据，探究全球价值链嵌入、技术创新影响制造业碳排放效率的影响机理。研究发现，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制造业碳排放效率的影响呈“U”型关系；技术创新对制造业碳排放效率影响呈“U”型关系，且全球价值链嵌入与技术创新关联效应对制造业碳排放效率存在抑制作用；异质性效应下同样表现出“U”型或倒“U”型非线性影响效应；全球价值链嵌入、技术创新及两者交互项对制造业碳排放效率的长期冲击效应为正。据此，文章提出，应持续推动全球价值链嵌入深度、加快重点领域创新、着力推进中西部地区对外开放，提高制造业碳排放效率。     

制造业服务化与价值链升级

当前,制造业服务化已成为全球趋势。本文运用投入产出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海关进出口企业数据等合并数据,系统考察制造业服务化对企业价值链升级的影响。计量结果发现:首先,制造业服务化不仅提高了我国企业价值链的参与程度,而且显著提升了我国企业在价值链体系中的分工地位。从服务投入异质性的视角,运输服务化、金融服务化、分销服务化的价值链提升效应作用明显,而电信服务化的价值链升级效应并不显著,电信服务化改革需要引起更多重视;其次,本文运用微观企业数据,进一步考察了制造业服务化对企业产品升级的影响,结果显示:制造业服务化通过垂直效应(产品质量)和水平效应(产品技术复杂度)提升了企业出口产品品质。资产专用性越高的行业,制造业服务化对企业产品升级影响越大。省际间服务要素投入对企业产品升级具有重要作用。     

数字贸易对全球价值链位势攀升的影响研究——基于我国制造业细分行业数据的实证

数字贸易的迅速发展，推动了全球贸易格局的转变，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我国制造业的转型和升级。为探析我国数字贸易发展对制造业价值链的提升作用，本文以TIVA(2021)和WIOD(2016)数据为基础，分别运用Koopman法和矩阵运算测算我国2000—2014年制造业全球价值链位势和制造业贸易数字化水平。研究发现：在发展初期，数字贸易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位势的提升起负向作用，而在中后期则主要起正向促进作用；在对不同等级行业的影响上，数字贸易的发展对低端制造业的全球产业链位势的攀升具有显著促进效应；数字贸易对我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位势攀升的影响效应会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增强。最后，本文针对上述结果从基础设施建设、政府扶持和人才培养三个方面提出建议。     

数字经济如何影响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机制分析与空间溢出

当前，数字经济已成为稳定经济增长的新优势。构建数字经济影响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数理模型，利用2005—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从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两方面构建省级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实证研究数字经济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经济能显著提升省域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且具有动态非线性递增效应；与东部地区和非“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相比，数字经济对中西部地区和“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作用更大。就内在机制而言，提高技术创新能力和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是数字经济影响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两条基本路径。进一步的空间杜宾模型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存在空间溢出效应。     

服务质量、技术创新与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

当前中国正处于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是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本质所在。本文利用WIOD数据库，测算了中国制造业生产投入的服务质量水平，并在此基础上探究了投入服务质量对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投入服务质量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区分投入服务来源后发现，投入的国内外服务质量均能显著促进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但国外服务质量的促进效果更明显；区分投入服务结构后发现，不同类型服务质量都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具有正向效应，但信息通讯和金融保险服务质量的效应更显著；区分制造业要素密集度后发现，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和资本密集型制造业投入的服务质量促进了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而知识密集型则表现出抑制作用；机制分析发现，技术创新是投入服务质量影响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的重要作用渠道。     

“双循环”视域下区域产业结构变化的内在逻辑与发展路径

现今全球经济增长乏力，经贸摩擦导致对外贸易不确定性风险增加。为了适应新的经济发展要求，中央提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文章以此为视角，通过资本、劳动力、消费、对外贸易和政策因素，分析我国2012—2018年间“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对区域产业结构变化的影响。分析发现，东北地区第一和第三产业仅受到国内循环的促进，第二产业仅受到国际循环的促进，而地区消费则阻碍了第二产业发展；东部地区第一产业仅受到国内循环的影响，而第二和第三产业则已完全融入“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之中；中部地区产业发展未能有效融入“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之中，仅第三产业受到资本的促进，消费和对外贸易对其产业发展没有明显的影响；西部地区产业发展已基本参与到“双循环”之中，但较弱的消费潜力对产业发展造成了阻碍。     

交通基础设施质量对制造业价值链升级的影响研究

交通基础设施是影响一国制造业价值链位置的重要因素。运用《全球竞争力报告》和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WIOD),分析交通基础设施质量对制造业价值链升级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交通基础设施质量的改善显著提升了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分工地位，并且促进其在价值链中的前向参与和后向参与程度。进一步研究发现，交通基础设施质量主要通过国际技术溢出与协同集聚对制造业价值链地位产生影响，而且对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提升作用依次递减，契约环境良好的地区交通基础设施质量对制造业价值链的提升作用更明显。因此，在构建双循环发展格局时，要充分意识到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在制造业强国中的重要作用，加快交通运输的数字化、智能化和网络化建设，借助交通枢纽更好地融入全球产业链高端分工。     

营商环境优化能够提升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吗*

本文基于世界银行发布的历年营商环境报告相关数据，从OECD ICIO提供的基础数据测算结果的基本事实出发，理论阐释了营商环境对攀升全球价值链的影响及可能机制。以此为理论先导，进一步利用跨国面板数据的计量检验发现：第一，营商环境优化的确对价值链分工地位具有显著正向作用；第二，上述正向作用不仅来自营商环境优化直接效应，而且还通过价值链迁移、创新活动激发、贸易条件改善等中介作用形成间接效应。据此，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对促进中国攀升全球价值链具有重要支撑作用。     

中国嵌入全球价值链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

在对全球价值链嵌入影响绿色技术创新特质、机理、异质性、滞后性与动态效应进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运用2008-2018年中国内地25个省份面板数据，测度中国各省份全球价值链嵌入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结果发现：(1)从全国层面看，绿色技术创新是一个动态演化、循序渐进的过程，嵌入全球价值链对绿色技术创新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但这种影响存在逐渐减弱的滞后性；(2)从时间层面看，嵌入全球价值链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具有显著时间差异性，伴随着中国自主创新水平提升和环境规制力度加大，以及发达国家逆全球化趋势盛行，近年来嵌入全球价值链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日渐减弱；(3)从地区层面看，嵌入全球价值链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具有显著地区差异性，中西部地区嵌入全球价值链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比东部地区更明显。据此，提出进一步优化全球价值链嵌入度、扩大全球价值链溢出效应、缩小不同地区间技术差距等政策建议。     

“双链”数字化对经济双循环发展的影响——基于全球化背景

文章选取中国31个省级面板数据，探究“双链”数字化对经济双循环的作用机制，并采用门槛模型分析全球化对“双链”数字化经济双循环效应的影响。结果表明：“双链”数字化可促进经济内循环发展，并与经济外循环呈“U”型曲线关系；在不同“双链”数字化及全球化门槛区间内，“双链”数字化对经济外循环的作用逐步由抑制转变为驱动；较低的全球化水平为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提供更多可能，提升“双链”数字化的经济内循环效应；实现经济外循环发展则需适度提高全球化水平，促进供应链数字化升级以提升“双链”数字化水平，打破经济双循环面临的国际性约束。     

双向FDI协调发展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升级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的空间杜宾模型检验

双向FDI协调发展是推动全球价值链分工深入发展的重要动力,空间溢出效应在其中发挥的作用需要深入探讨。本文基于2007—2019年53个国家的面板数据,利用空间杜宾模型,对双向FDI协调发展对于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升级的空间溢出效应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第一,双向FDI协调发展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升级均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自相关特征。第二,双向FDI协调发展在促进本国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升级的同时,还会产生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促进其他国家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升级,同时,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升也会产生空间溢出效应。第三,异质性分析发现,发展中国家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升级受双向FDI协调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的影响更为显著。第四,双向FDI协调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主要通过提高研发投入水平和人力资本水平进行传导,促进其他国家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升级。     

"双循环"格局下基于价值网络重构的中国纺织业转型升级路径

摘要：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为推进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重要民生作用的纺织业转型升级，破解其“低端化”与“高碳化”双重锁定困境，立足双重价值链视角，基于价值星系理论重组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形成双重价值链嵌入范式，选取波司登作为分析对象，采用纵向探索性案例分析方法，演绎新发展格局下纺织业在双重价值链分工中转型升级的实现路径并揭示其背后逻辑。研究发现，以顾客需求为导向，在价值星系成员的协同合作下创造具有竞争优势的系统集成产品，是我国纺织业破解双重锁定困境的关键；对纺织业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进行重组获得高水平自主转型升级能力，是我国纺织业采取主动战略参与国际分工的重要前提；基于重构的“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三维度价值网络找到自身优势节点进行升级，是我国纺织业摆脱陷入线性升级动力不足和“交互锁定”困境的重要路径。     

金融危机阶段，企业实施“走出去”的战略理性思考

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发展既带来了难得机遇，也带来了许多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在这种国际环境下中国应更加积极稳妥地实施“走出去”战略，加快构建全球条件下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提升对外投资的质量和效益。     

“十三五”期间我国金融“走出去”的思路

"十二五"期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快速发展,成为资本的净输出国。金融机构是我国"走出去"战略的主要践行者和服务"走出去"的主导力量。在"十三五"期间,随着我国"走出去"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走出去"企业对支付结算、项目贷款、并购贷款、经营性贷款、结构化融资、全球现金和风险管理及信息咨询等综合性金融服务的需求与日俱增,亟需一个更加国际化的金融体系。在该体系中,金融机构的全球布局应更加完善合理,参与国际大型信贷、并购和国际金融市场业务的能力大幅提高,对"走出去"企业的金融服务更加高效。     

中国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就业效应—基于PSM-DID和GPS方法的经验证据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探讨通过开放来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是全球价值链福利效应分析的核心议题.文章利用2000?2006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海关进出口数据库中的数据,基于目前最权威和准确的企业层面价值链嵌入度指标,采用倾向得分匹配-倍差法(PSM-DID)和广义倾向得分法(GPS)对价值链嵌入如何影响企业就业的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就业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尤其是资本密集型企业、技术密集型企业、民营企业和东中部企业,其价值链嵌入的就业效应最为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全球价值链嵌入会通过出口效应、中间品替代效应和跨国公司价值链布局效应等三个渠道作用于企业就业.随后的研究还表明,嵌入价值链时间越长的企业,获得的就业促进效应越为突出.最后,研究还发现就业水平与价值链嵌入度成倒"U"形关系,即边际改善效应从递增向递减转变.     

贸易便利化与中国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基于服务要素投入视角的分析

文章在构建贸易便利化、服务要素投入与全球价值链地位的一般理论模型基础上,运用世界投入产出表数据和贸易便利化数据计量分析贸易便利化基于服务要素投入对中国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的影响效应.结果 表明:贸易便利化通过增加服务要素投入显著促进中国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攀升.贸易便利化对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效应与返回国内增加值密切相关,显著促进中国向劳动要素丰裕国家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返回国内增加值,向服务要素丰裕国家出口服务密集型产品返回国内增加值.贸易便利化水平显著提升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此外,相比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贸易便利化水平的提高对中国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具有更强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