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省域营商环境的测度、评估与区域分异

优化营商环境是加快构建国内统一大市场，实现新时代区域协调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求，也是推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需要。基于熵权TOPSIS法，从市场环境、政务环境、商务环境、开放环境、法治环境、公共服务6个维度构建了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测度和评估了“十三五”时期中国省域营商环境综合水平，并对营商环境的区域分异进行了剖析。结果发现：(1)各省域营商环境综合评价等级的稳定性和波动性并存。(2)各省域营商环境综合水平存在较大的省际和区域差异，整体呈现出时空上的梯度演化特征。(3)各省域营商环境与理想营商环境之间存在较大的优化空间。研究认为，构建“政府—市场—社会”多元治理型评价体系，对标找差修复各省域营商环境短板，着力缩小东中西区域营商环境综合水平差距，是构建一流营商环境的可行思路。     

中国省份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与量化分析

良好的营商环境,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促进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科学合理的评价体系攸关营商环境的持续优化。基于对国内外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的梳理,本研究致力于构建中国省份营商环境的评价指标体系并对省份营商环境进行评价分析。按照“国际可比、对标世行、中国特色”的原则,本文以“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的“市场、政务、法律政策、人文”四个维度为一级指标,借鉴国内外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并结合《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确定二级指标和相应权重,构建出中国省份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相关数据进行量化分析。结果表明,中国省份营商环境呈现出层次化特征,且在营商环境的子环境发展的均衡度上存在差异,七大区域在营商环境上的差异也非常明显。研究结论为省级政府优化营商环境、促进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指引,也为后续探索宏观营商环境对微观企业行为与效应的影响奠定了基础。     

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评价研究

长期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对营商环境高度重视，党的二十大从公平竞争、市场准入、产权保护和社会信用等视角提出了营商环境的优化思路，并指出要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2022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坚持推动经济发展在法治轨道上运行，依法保护产权和知识产权，恪守契约精神，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国务院常务会议、国务院颁发的《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国家“十四五”规划以及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年）》均明确要求建立和完善营商环境评价体系。本文通过分析国内外营商环境评价现状，对照一流营商环境建设的要求，提出营商环境治理效能目标导向，并据此对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与营造一流营商环境评价模式进行探讨。     

营商环境对中国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非线性影响——双元创新的调节效应

从市场化、便利化、法治化和国际化4个维度出发，构建我国省域层面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采用2012-2019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实证检验营商环境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非线性影响，探讨双元创新的调节效应。研究表明：①营商环境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非线性影响，二者之间呈现“先抑后扬”的U型关系，我国大多数东部省份和少数西部省份已经跨过拐点，其余省份均位于拐点左侧，中部和西部地区营商环境水平有待提升；②双元创新对营商环境与经济高质量发展U型关系起正向调节作用。当探索式创新水平较高时，U型曲线变得更陡峭且拐点会提前出现；当利用式创新水平较高时，U型曲线变得更陡峭且拐点会延迟出现。另外，替换双元创新测度指标对营商环境不同维度进行稳健性检验也得出类似结论。     

中国省域发展软环境评价及其区域差异

构建省级行政区尺度的发展软环境评价指标体系，从政策状况、法规状况、服务状况、管理状况、人员素质状况5个维度出发，对2012—2021年我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发展软环境水平进行测度，结合Dagum基尼系数结果对区域差异进行分析，并从经济发展维度探究我国发展软环境经济驱动因素。研究表明：(1)我国发展软环境建设水平呈现整体上升态势，空间上总体格局与经济发展格局相似，呈现东高西低的分布格局。(2)基于空间差异系数，四大地区之间，东北与西部地区两者发展软环境水平差异性最强，西部地区内部差异较其他地区最为明显，整体上各区域间及区域内差异在发展过程中不断缩小。(3)经济发展下经济增长、经济稳定、经济结构和质量效益4个维度因素均对我国发展软环境建设起负向作用。     

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研究进展及述评

营商环境评价对于营商环境的优化具有重要的指导性意义。现有的评价指标体系研究已稳步进入中国特色的营商环境评价构建阶段，并以多重视角应用于中国各地区，但目前的营商环境综述或营商环境评价综述大多从整体框架对其进行述评，对中国特色的营商环境评价关注不够。对营商环境的概念与内涵、国内外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方法的研究现状进行综述，并在中国特色背景之下，以国务院“十三五”规划纲要划分的营商环境四个维度——市场环境、政务环境、法律政策环境、人文环境作为构建评价指标体系的主体要素，然后依据该要素对已有的营商环境评价指标分类，总结现有的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的特点，以期为我国营商环境评价指标的进一步研究提供相关信息。     

成渝经济圈R & D空间溢出网络结构研究

利用修正空间引力模型和社会网络分析法,对成渝经济圈R&D空间溢出网络结构进行探索。研究发现,成渝经济圈R&D分布的地缘邻近性显著,南北贯线的地缘邻近性明显强于东西贯线的空间相似性;区域R&D空间溢出的网络结构具有“主核-多中心”特点,“强链”和 “弱链”区域分异明显;区域内R&D空间溢出的出度和入度两极分化严重,区域间R&D空间溢出不完全服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势差所带来的方向性;整体来看,区域内R&D空间溢出四大凝聚子群基本契合区域经济整合的边界分异。     

数字化政府建设与企业创新

在数字经济时代,政府如何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推动数字化政府建设以优化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从而激发社会创造力和企业创新活力是一项重要议题.基于交易成本理论,对数字化政府通过抑制腐败、优化法治环境以及改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三个传导机制进行理论分析,在此基础上,利用A股上市公司和国脉网发布的2010-2017年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电子政务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化政府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化政府建设通过抑制腐败、优化法治环境以及改善政府与市场关系来促进企业创新;基于异质性视角,数字化政府建设对高新技术企业创新促进作用明显,且数字化政府的创新效应只在东部地区显著;进一步地,从数字化政府评价体系的细分指标来看,公众参与对企业创新作用显著,而在线服务和信息公开还未发挥显著促进作用.本文建议利用"互联网+政务服务"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同时要注意"技术红利"与"制度红利"的协调发展.     

山西优化营商环境研究——基于新发展阶段视角

营商环境是经济生态的核心，是地方经济发展的综合反映，是解放生产力、提升地区竞争力的关键因素。近年来，山西省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一项基础性、战略性工程来抓，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着力提升企业获得感，推出系列改革举措，推动全省营商环境不断迈上新台阶。文章在阐述山西省营商环境治理成效以及优化营商环境的现实意义的基础上，总结先进地区优化营商环境的积极实践，聚焦山西省营商环境建设中的痛点、难点、堵点问题，提出从建设资源要素自由流动的制度环境、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环境、创新资源高效利用的技术条件、“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公平法制的监管环境等方面重点发力，为持续打造新型营商环境提供坚实支撑。     

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时空差异与收敛特征研究——基于“条件—过程—结果”的三维测度

本文基于数字经济加快发展的时代背景，立足“条件—过程—结果”的三维框架，构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纵横向拉开档次与均值赋权相结合的方法测算2013—2020年中国282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而利用Kernel密度估计、Moran’s I指数和Markov链刻画其时空演进趋势，使用Dagum基尼系数及空间收敛模型分析其区域差异。研究发现，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总体呈现稳步上升趋势，且条件维度、过程维度和结果维度三者之间的相对差距不断缩小；北京、上海和南京等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始终领先；各地级及以上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存在显著的空间依存性，具有“俱乐部趋同”特征；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区域间差异高于区域内差异和超变密度差异，并占据主导地位；北部沿海、东部沿海、大西北和东北综合经济区具有显著的σ收敛特征。     

数智化如何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兼论营商环境的调节作用

数智化如何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是近年来实务界和学术界共同关注的焦点。从理论上分析数智化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制，并探讨营商环境对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然后以2009-2018年我国内地31个省、市、自治区数据为样本，实证检验上述影响机制和调节作用。研究发现，数智化转型与应用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积极促进作用，营商环境在数智化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具有显著调节作用，营商环境越优良，数智化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越显著。同时，营商环境的调节作用在我国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性，其在东部和中部地区的调节作用显著高于西部地区。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能源-经济-环境-社会耦合协调发展的动态演化与实证分析

基于高质量发展视角，构建能源-经济-环境-社会系统评价指标体系，利用2012—2019年的面板数据，分析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能源-经济-环境-社会系统耦合协调发展的特征及动态演化规律，从“增量”和“存量”视角深入探讨多元系统耦合协调发展的驱动因素。结果表明：一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经济子系统发展质量最优，环境子系统排最后，不同区域和地区系统发展质量存在显著的区域异质性；二是能源子系统和环境子系统存量资源对系统发展质量的影响要大于增量资源，经济子系统和社会子系统增量资源对系统发展质量的影响要大于存量资源；三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能源-经济-环境-社会系统耦合协调整体水平不高，但略有提升，发展呈“V”字形，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现象仍广泛存在。     

制造业工匠精神与科技创新能力耦合关系及区域差异研究——基于全国内地31个省级区域面板数据的分析

科技创新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现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制造业逆势上扬的必然要求，而科技创新离不开工匠精神的践行。基于改进后的熵值法，构建工匠精神与科技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引入耦合协调度模型对2011-2018年中国内地31个省级区域制造业工匠精神与科技创新能力测度结果进行分析，并利用变差系数和泰尔指数考察两者耦合协调水平的区域差异。结果表明：我国内地31个省级区域工匠精神水平和科技创新能力显著提升，两者协调发展关系明显，但与实现良好协调发展尚有一定差距。其中，东部地区协调程度最高；四大区域间耦合协调度总体差异变化虽然相对较大，但呈缩小趋势；省域协调差异逐渐缩小，区域间协调差异缩小程度大于区域内缩小程度，区域内贡献率远高于区域间贡献率。     

制造业工匠精神与科技创新能力耦合关系及区域差异研究——基于全国内地31个省级区域面板数据的分析

科技创新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现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制造业逆势上扬的必然要求，而科技创新离不开工匠精神的践行。基于改进后的熵值法，构建工匠精神与科技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引入耦合协调度模型对2011-2018年中国内地31个省级区域制造业工匠精神与科技创新能力测度结果进行分析，并利用变差系数和泰尔指数考察两者耦合协调水平的区域差异。结果表明：我国内地31个省级区域工匠精神水平和科技创新能力显著提升，两者协调发展关系明显，但与实现良好协调发展尚有一定差距。其中，东部地区协调程度最高；四大区域间耦合协调度总体差异变化虽然相对较大，但呈缩小趋势；省域协调差异逐渐缩小，区域间协调差异缩小程度大于区域内缩小程度，区域内贡献率远高于区域间贡献率。     

城市信用体系建设对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的影响研究——基于三维信用论视角

如何更好地发挥信用在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是亟待解决的难题之一，而良好的信用体系建设可以缓解信息不对称，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保障。本文基于三维信用论视角，从诚信度、合规度和践约度三个维度分析中国2011—2019年247个地级市的信用体系建设水平，通过DEA-Malmquist方法计算出对应的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实证检验城市信用体系建设对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影响效应和作用路径。研究结果发现：(1)城市信用体系建设能够正向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和考虑内生性问题后仍然成立。(2)城市信用体系建设通过提升社会信任、减少银行违规风险和优化市场环境来促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3)进一步分析发现，城市信用体系建设在东中部、大型规模以上和资源型城市分组中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城市信用体系建设还存在空间外溢效应，能够正向提升邻近城市的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本文不仅拓展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在信用层面的研究范畴，而且推进了社会信用体系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机制理解。     

中国四类资源型城市韧性水平比较与发展策略

文章综合城市经济—社会—生态—工程韧性4个维度构建资源型城市韧性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对2004—2020年中国114个资源型城市韧性水平进行测度，并进一步对四类资源型城市的区域差异特征与影响因素予以分析。结果表明：(1)中国四类资源型城市韧性的分维度指数具有相似分布，依次大小均为社会韧性、工程韧性、生态韧性、经济韧性。其中再生型城市各维度均值处于领先地位，衰退型和成长型城市相对靠后。成长、成熟、衰退、再生型城市的绝对差异均呈稳步下降趋势。(2)资源型城市韧性水平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且主要来源为区域间差异。就区域内差异来看，资源型城市的区域内差异呈现“成熟型>再生型>衰退型>成长型”特征。就区域间差异来看，成长—再生型城市之间的区域间差异最大，成长—衰退型城市之间的区域间差异最小。(3)市场规模、科技投入、金融发展、产业结构以及环境规制均能显著影响中国资源型城市韧性水平，且作用强度存在异质性。     

数字金融、营商环境与高质量创业

实现高质量创业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基础与前提，完善的金融服务与创业环境可为助力高质量创业提供重要支撑。选取中国地级城市面板数据，探究数字金融对高质量创业的影响，并基于营商环境视角考察该影响的传导机制与门限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发展有助于促进高质量创业，在分维度检验中，数字金融的覆盖广度对高质量创业的促进效应强于使用深度，而数字化程度的高质量创业效应并不显著；营商环境是数字金融影响高质量创业的重要传导机制，数字金融通过改善营商环境进而促进高质量创业；门限效应检验发现，在营商环境越优良的城市，数字金融对高质量创业的促进效应越强。进一步异质性分析发现，相对于规模较大、经济较发达或东部城市，数字金融的高质量创业效应在规模较小、经济较落后或中西部城市中更强。对此，中国各城市在加快推进数字金融转型升级的同时，应注重优化营商环境，为实现城市高质量创业注入新活力。     

政务一体化背景下长三角营商环境优化策略研究

良好的营商环境是激发市场活力、增强发展动力的制度保障，是政府改革的重要议题之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优化营商环境，长三角三省一市持续推进“放管服”改革，推行了一系列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的改革举措。本文以长三角政务一体化为背景，结合长三角区域营商环境建设现状，总结其建设成效及存在的问题。最后，从规范制度环境，增强长三角府际合作；建立“一网通办”统筹管理体系，加强网站安全保障；提高区域协同治理能力，统一业务办理标准等方面探索长三角区域营商环境的优化策略，以期为长三角营商环境优化提供可行性方案。     

开栏语

正2014年6月14日,国务院印发《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年)》,部署加快建设社会信用体系、构筑诚实守信的经济社会环境。这是我国首部国家级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专项规划。《纲要》围绕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和司法公信等四大重点领域,明确了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和经济社会     

信用体系必须依靠法律规范

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 ,更是信用经济。要建立信用体系必须依靠法律规范 ,切实优化社会的法治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