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改革政策与妇女贫困——一种社会性别主流化视角

农村经济改革政策在创造农业总产出快速增长的同时,加重了农村妇女的相对贫困程度.家庭联产承包制促进了农民家庭收入大幅提升,实现了农业生产活动向女性化的彻底转型,但土地资产男性分配的传统模式未曾动摇,使女性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移的步伐滞后于男性.“一孩半”人口政策暗含着“重男轻女”的社会性别不平等思想,成为维持农村“男尊女卑”的工具,女性的权利、能力在出生时就被忽略并持续到老年阶段.市场化经济改革使农村妇女的社会权益、经济利益被家庭/社会的整体利益所替代,农村妇女陷入比改革前更艰辛状态.制定农业发展政策和农村反贫困政策,需要从社会性别视角寻求男女两性之间权利、责任、义务、机会和资源的平等而不是“男女一样”.     

强化管理,做好开发信贷工作

强化管理，做好开发信贷工作□刘春生一、明确开发信贷地位和作用开发信贷是农业发展银行以国家农村经济政策为导向，农业发展规划为目标，根据国家区域政策、产业政策，在支持农业和农村资源开发，增加农业资源产出率，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农业和农...     

论我国税收对贫富差距的调节

我国贫富差距调节与治理的基本思路是,从差距形成的源头、过程、结果等环节入手,在社会公平与效率目标的平衡中寻求最优制度安排。包括分配政策、区域政策、产业政策、农业政策、社会保障政策、财政政策,等等。其中,财政政策和社会保障政策是社会财富再分配调节机制的主体。财政政策主要通过税收、预算、转移支付、公共支出和直接补贴等政策工具,     

社会资本参与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 ——基于扩展的威廉姆森经济治理分析框架

"十三五"时期,社会资本投入农业农村领域规模持续增大,投资领域逐步拓展,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项目规模显著扩大,形式不断创新,社会资本投入农业农村的组织模式和利益分享机制逐步多样化。但是土地、融资、人才和科技瓶颈是社会资本投入的主要制约因素,部分社会资本参与农业农村投资效率不高,政策支持缺乏系统性和稳定性,政府过度干预加大政策风险,资本下乡监督管理机制严重滞后。基于此,本文建立了一个扩展的威廉姆森经济治理分析框架,对社会资本参与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状况、特点与问题做以较为全面的分析。总体上看,在"十四五"时期,应创新乡村振兴与农业农村现代化多元投融资机制,强化顶层设计,细化操作方案,加快健全社会资本下乡的用地、人才和融资保障机制,吸引、培养和保护更多的企业家型人才,健全社会资本政策支持体系,优化社会资本参与的政策环境,健全利益联结风险防范机制,构建和完善农业产权市场,增强投资吸引力。     

我国区域发展不平衡及开行相关政策研究

国家开发银行作为目前我国最大的政策性银行,根据国家的区域发展政策,筹集和引导境内外资金,重点投向地方的基础设施、基础产业和支柱产业,促进区域经济持续、健康、协调发展是其主要任务之一。文章引入反映区域发展不平衡的著名的Theil指数,结合1993年、1998年和2003年的各省所在地市的人均GDP、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UPCI)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RPCI),分析了1993年~1998年~2003我国省内发展不平衡、城乡不平衡、城镇之间不平衡、农村之间不平衡演化及其对国家开发银行区域政策的启示。通过分析指出:开行的区域发展政策不应建立在东部、中部、西部三大带这一粗略划分上,如果进一步细分,其效果会更明显;对于城乡不平衡、城镇之间的不平衡和农村之间的不平衡,开行的政策导向应重点关注城乡不平衡。     

经营性治理：理解农村集体经济探索实践的一个新视角

本文通过对农村集体经济探索实践的研究，提出“经营性治理”这一解释框架，以揭示农村集体经济多样化实践背后的组织逻辑。研究认为，农村集体经济的多重嵌入性决定了其发展不能仅强调经济收益，还要建立一套经营性的治理机制，以此来熨平附着在村社资源之上的各类制度关系，为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奠定政治和社会基础。在“经营性治理”的实践中，村治主体通过关系治理、整合经营权和股份制来推动村社资源的内部整合与外部交易，这不仅提高了村社资源的配置效率，也提升了村社治理能力，促进了共同富裕。为此，地方政府在发展农村集体经济中，要重视非经济要素在其中的作用，探索建立农村集体经济的经营性治理机制。     

我国多功能农业制度发展研究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农业国际竞争日益剧烈.除了粮食生产型态上有所转变,农村空间角色也应朝向多样化,甚至是可持续发展.在大量理解国内外文献资料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多功能农业制度,检视我国农业目前发展情形.结果显示,我国农业仍处于中、低度多功能农业制度的发展,代表我国对于未来农业政策的发展,仍需继续改革,以期达到高度可持续发展的农业.     

1949～1978年我国农村财务治理机制的历史变迁及其启示

农村财务治理是我国农村经济与社会治理中一项具有政治、经济与社会价值的全局性、基础性内容.本文尝试以财务学、历史学、制度经济学与制度变迁理论为考察视角,阐释1949～1978年间我国农村财务治理机制的阶段性变迁,最后提出一般性结论与启示.分析认为,农村财务治理机制的变迁动力是计划经济发展的内在需要,政府在机制变迁中始终居主导地位.政策导向、政府理念、公平效率准则以及村资产性质与规模变化构成治理机制变迁的主要作用因子.治理机制的传承和变迁祈求与政府行为的高度协同,变迁轨迹存在着明显的路径依赖以及计划、财政、资源集聚功能的锁定效应.     

宁夏农业多元功能的区域差异与现代农业发展的路径选择

农业多功能从产出的角度为现代农业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在一定区域范围内使不同农业功能得到有效耦合也是建设现代农业的重要路径。通过建立区域农业多功能相对价值评价指标体系,宁夏各县(市、区)的农业经济功能、社会功能、生态功能与景观文化与休闲功能相对价值得以定量化表征,并确定了各功能的优劣势分布区,分县域的判定其农业相对优势功能,并以此作为区域现代农业发展体系构建的依据。结果表明:宁夏可按照农业经济—社会功能为主导、经济—生态功能为主导、生态—景观文化与休闲功能为主导、社会—景观文化与休闲功能为主导4种类型作为现代农业发展的主要模式。     

中国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的意蕴解析——以改善民生、分配公平、受教育权平等为切入点

三农问题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增加农民收入、繁荣农村经济,关键在于农村人力资源的大力开发和利用,提高农村人力资本积累。从宪政的角度分析,中国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的功能之一就是改善民生,即改善中国广大农村地区的群众收入,提高农村生活水平,从根本上改变城乡二元格局;功能之二是价值分配平衡,促进分配公平;功能之三是促进教育公平,保障公民受教育权的平等实现。     

项目制与粮食生产的外部性治理

国家通过粮食增产项目保证国家粮食安全,项目在运作过程中一方面需要治理主产区粮食生产活动的外部性,另一方面也需要解决农户层面粮食增产的外部性问题。项目制对粮食增产的这样两层外部性进行治理时,涉及到国家和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和散户、以及散户与大户的三层博弈。博弈的结果是,中央通过项目制的技术理性加强对地方的监控,约束了地方政府安排粮食生产的自主性,以打造"马路工程"来迎接上级对项目的考核验收;地方政府为了应对上级考核,以行政手段推动耕地流转、牺牲散户、发展大户的方式来降低项目实施的治理成本,进而产生粮食增产项目中大户与分散小农户之间的博弈,博弈的结果是大户粮食生产绩效低下,而需要政府进行全方位的扶持,这进一步推动地方政府的农业项目和政策资源向大户倾斜。     

一项重要地理研究成果为国家规划采纳

北京大学副教授杨开忠完成的《中国区域发展与政策研究》课题,在系统描述建国以来我国宏观区域发展特征和趋势的基础上,提出了系统说明和解释我国区域发展和运行的区际分工转型学说;并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提出了“分工政策论”或称“中性区域政策”的系统主张。认为在我国工业化过程中,区域政策目标应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但实现这一目标既不能经由倾向不发达区域的平衡区域发展战略,也不应通过倾向相对发达区域的不平衡战略即所谓梯度发展战略来实现,关键在于发挥地区优势、合理组织区际分工与联系。贯彻这一战略须实施区域一体化政策、区域产业政策和问题区域重点干预三位一体的政策工具,其中,区域产业政策至关重要。与我国八十     

区域一体化协定中的发展灵活性问题

在区域投资协定中,发展中国家最为关注和解决的是发展问题。换言之,发展中国家参与区域一体化投资协定,因为他们相信这些协定能帮助其吸引FDI并从中获益。区域投资协定寻求建立超国家商业组织的特定政策,目标在于鼓励区域内经济活动。因此,作为区域经济的发展的工具,被许多区域     

一元就是一元：为何在个别措施上应该以效率挂帅？

如何平衡效率与平等是公共政策的一个重大问题，笔对这问题有一个非常简单的答案：在个别问题上，以效率挂帅，平等的目标由整体的平等政策来达致。     

促进西部大开发的财税政策取向

由于人文地理、自然资源的差异，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总是呈现出差距，虽然市场能够对区域发展不平衡起到促进作用，但是单单依靠市场机制本身来“矫正”地区发展差异问题，往往需要更多的磨合和付出更大的代价，如资金的凝聚需要很长的时间、地区之间走向趋同的速度缓慢。而市场本身的缺陷可以靠政府的经济政策来弥补，通过各种政策工具的合理运用，促进一国经济协调、健康发展。在影响地区经济发展中的诸多因素中，政府的区域政策导向是其中重要的一个因素。借鉴世界各国区域发展的成功经验，实施向西部倾斜的财政税收政策对于促进我国 西部地区的大发具有重大意义。财税政策要支持西部地区尽快建立一批有利于根本改善投资环境和开发人力资源的项目与工程，促进西部地区经济逐步实现良性循环，从总体上提高经济发展后劲，并根据实际情况培养新的经济增长点。     

兼顾效率和平衡的城市空间结构——基于中国城市数据的经验研究

以2001—2017年中国276个地级城市为研究样本,通过构建经济-社会-环境三维分析框架探究城市空间结构对经济-环境效率和平衡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单中心结构能够显著提升经济-环境效率和平衡发展综合绩效表现,但城市人口规模越高,多中心结构越有利于实现城市效率和平衡的兼顾发展。单中心结构与空间干预政策组合或多中心结构搭配空间中性政策能够实现经济-环境效率和平衡发展的“多赢”;进一步将空间干预政策细分为环境污染监管政策和积分落户政策,发现通过采用积分落户政策以控制人口规模降低了效率和平衡的综合绩效表现,而提高对环境污染问题的监管则显著提升了综合绩效。综上,单中心结构+空间干预政策和多中心结构+空间中性政策的组合分别从形态和政策导向视角说明了绿色经济会在空间集聚中走向平衡。     

中国社会组织的项目制治理

新世纪以来,社会组织的崛起及其治理成为国家治理的重要命题。通过三种政策的演进合流,地方政府已经形成了项目制的社会组织治理模式。项目制实质是一种发包体制,竞争、嵌入性过程监督更有利于发包方的权力监控;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项目制细化、专业化造成社会组织分割,同时购买主体的分割性使社会组织无法联合,购买类型的选择性则造成社会组织类型的失衡。项目制的社会组织治理,将成为贯通国家与社会、实现监控与服务的国家治理模式。     

也论项目制的运作与效果——兼与黄宗智等先生商榷

作为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形式之一的项目制,在推动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也遭受了学界的批评,甚至有学者认为项目制遵循的是逐利价值观下的“权钱结合”的运行逻辑,展示的是“官商勾结”.然而,更为普遍性的案例研究发现:介于科层化与市场化之间的项目制,尽管存在一些问题,但它与我国的国家结构形式相适应,仍然是协调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有效形式.在刚性的制度安排下,项目制在调动地方政府的行政积极性、提高国家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以及推动地方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等方面仍然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然而,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一部分,项目制仍需要优化其运行机制,完善相关的配套制度,以提高其应有的效果.     

农村金融资源酉己置方式及选择

农村金融资源配置方式决定农村经济的整体效率。政府主导农村金融资源配置无疑会损害农村金融市场的交易效率,无助于农村金融制度创新和农村经济发展;农村市场不完善下的片面的商业化配置则会发生农村金融资源"逆向配置",同样阻碍农村、农业发展;市场配置与政策导向相结合的农村金融资源方式是适应经济形势发展的现实选择。     

城市经营与城市管理和城市治理的关系

城市经营是城市政府的特殊经济职能,而城市管理和城市治理则不仅包括城市经济方面,也包括城市政治、社会等方面。但就城市经济方面而言,城市经营是确立城市经济发展战略目标并整合营运城市内外资源实现该目标的经济活动,城市治理是协调不同主体确立城市经济发展战略目标的战略导向的经济活动,城市管理则是为了实现城市经济发展目标而提高资源使用效率任务导向的经济活动。城市经营可视为城市治理与城市管理的交集,既包括确立城市经济发展战略目标的治理,又包括为实现城市经济战略目标的管理,但关键是确立城市的经济发展战略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