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协同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以创新能力为中介变量,剖析产业协同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理,构建门槛效应模型,收集2005—2019年中国内地30个省市区产业协同集聚、创新能力、经济高质量发展相关数据,准确测度产业协同集聚及其通过创新能力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运用Arcgis软件对产业协同集聚水平进行可视化分析。结果表明,我国产业协同集聚呈现不均衡特征,在空间上,除西部协同集聚区（四川、重庆、贵州、陕西）外,呈现东高西低、沿海高内陆低的特征,马太效应显著;在时间上,呈现四足鼎立的演化趋势。依据自身产业协同集聚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协同性水平,各省可采取协同集聚与经济高质量维持型、协同集聚与经济高质量加强型、协同集聚度加强型、经济高质量加强型的差异化策略。产业协同集聚对创新能力和经济高质量发展都存在双门槛效应,影响效应边际递减。     

创新活跃度、劳动收入份额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创新活跃度提升可激活市场要素配置活力，已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文章系统梳理创新活跃度、劳动收入份额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理论关系，选取2015—2020年287个城市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创新活跃度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本传导机制与异质性传导路径，并以劳动收入份额作为门槛变量检验创新活跃度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非线性关系。研究发现，创新活跃度不仅直接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还可通过劳动收入份额间接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创新活跃度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劳动收入份额门槛效应；创新活跃度对经济高质量发展促进作用存在明显区域异质性。由此，应从制定出台专项扶持政策、助力创新活跃度与劳动收入份额融合发展、因地制宜探索创新举措方面入手，打造经济增长新引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企业创新的“量”与“质”对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研究——基于知识产权保护的调节与门槛效应

运用2012—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从企业创新的“量”与“质”方面来考察企业创新能力，并将知识产权保护纳入研究框架，利用调节效应模型和门槛效应模型来实证检验知识产权保护在企业创新能力与企业财务绩效之间产生的影响。结果显示：从调节效应来看，企业创新数量对企业财务绩效起到促进作用，而知识产权保护强化了这种促进作用，同理，企业创新质量如是。此外，在知识产权保护的作用下，高质量企业技术创新比低质量企业技术创新更有利于提升企业未来的财务绩效。从门槛效应来看，在知识产权保护下，企业创新数量对企业财务绩效通过单门槛检验，促进作用不断增加；低质量企业创新对企业财务绩效通过双门槛检验，由抑制作用转为促进作用，且促进作用愈来愈大；高质量企业创新对企业财务绩效通过单门槛检验，由抑制作用转为促进作用。     

农业高质量发展赋能共同富裕的实证检验

选取2009—2021年中国30个省级面板数据，借助门槛模型实证探析农业高质量发展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农业高质量发展显著促进了共同富裕，且该作用具有持续增强的动态规律特征；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共同富裕促进效应存在空间异质性，表现为对东部、中部、西部地区的影响分别呈现出边际递增非线性、倒“U”型以及正向线性特征；数字普惠金融、公共财政支农偏向对农业高质量发展与共同富裕关系的调节作用呈“N”型特征，数字农业生产力对二者的调节效应则呈倒“U”型特征。     

区域创新驱动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度研究

利用2005—2018年中国内地30个省域创新和经济相关数据，通过对创新驱动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机理分析，构建区域创新驱动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度评价模型，对其耦合协调度进行准确测度和可视化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各省域创新驱动与经济高质量综合发展水平均呈上升趋势，但创新驱动超前于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从时序上看，各省域耦合协调度均有较大提升，但提升速度存在明显差异，大部分处于中度耦合协调阶段；从空间分布看，省域间耦合协调度在空间上呈现东高西低、沿海高内陆低特征。根据以上结论，提出有效促进创新驱动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建议。     

双循环格局下长三角创新生态系统协同发展溢出效应研究

基于区域创新生态系统(RIE)视角，以长三角中心区27城为研究对象，深入剖析长三角区域创新一体化协同发展趋势、溢出效应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长三角RIE生态位适宜度的中高值区域呈现出由沿海向内陆发散的空间集聚特征，以及围绕G60科创走廊中心区的“西北—东南”空间分布特征，形成“雁阵”空间形态；长三角RIE存在创新空间关联性，且空间正相关性逐年增强，协同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显著。其中，人力资本、金融发展和双碳约束的影响力较大，且规上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投入存在显著的直接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为进一步打造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政府应加大中心区27城规上研发经费投入，充分发挥中心区对其它地区的辐射和引领作用。     

“双碳”目标下创新要素配置优化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立足“双碳”目标，选取2010—2020年中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借助中介效应方法及面板门槛模型，探析创新要素配置优化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及作用路径。研究发现：创新要素配置优化可显著驱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且这种驱动效应具有空间异质性与时间异质性；在作用路径上，创新要素配置优化可通过低碳产出、低碳政策、绿色消费三条路径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进一步研究发现，创新要素配置优化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之间存在基于低碳产出与绿色消费的双重门槛效应。低碳产出与绿色消费可正向调节创新要素配置优化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且调节作用渐次增强。对此，应培育制造业智能化发展新业态、形塑制造业低碳绿色发展新路径、构筑制造业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以助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信息技术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兼论从模仿创新到自主创新

遵循新发展理念，构建基于“双循环”发展新阶段的中国经济发展质量指标体系，通过测算2003-2017年中国经济发展质量综合指数及信息通讯技术（InformationandCommunicationTechnology，简称ICT）生产性资本存量，运用中介效应、动态门槛效应模型对ICT资本结构变化点及其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制进行分析。研究发现：ICT资本深化作用明显，ICT资本每增加1%，经济发展质量将提升2.8%~3.6%；从传导机制看，技术扩散效应、人才配置效应和自主研发效应是ICT资本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渠道。其中，技术扩散和人才配置起非线性调节作用，随着技术扩散和人才配置越过门槛值，ICT资本对经济发展质量的影响呈现出倒U型特征，但人才配置位于倒U型左侧。该结论表明，当技术扩散越过对经济发展质量正向影响的临界值时，ICT资本积累将成为经济发展质量阻碍因素。通过揭示中国经济亟需从模仿创新向自主创新转换的内在逻辑，为促进内循环经济投资及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益参考。     

环境规制约束下FDI对中国科技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基于中介效应与门槛效应的机制检验

基于2003—2019年中国内地30个省份面板数据，运用中介效应、门槛效应模型实证检验FDI对我国技术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并进行机制分析。研究发现：第一，在环境规制约束下，FDI技术溢出效应显著，FDI能够促进我国经济高质发展，现阶段环境规制具有“创新补偿”效应；FDI与环境规制的交互项能够显著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环境规制对FDI发挥一定的正向筛选作用。第二，在考虑内生性后，FDI、环境规制及其交互项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的核心结论依然成立，并且存在区域异质性。第三，两种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显示，FDI通过技术创新机制作用于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第四，整体而言，FDI通过技术创新水平这一中介路径对经济高质量发展产生负向影响，与理论预期不符。     

数字化转型、开放式创新与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数字化转型可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利于缓解经济下行压力、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选取2012—2020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对数字化转型、开放式创新与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三者关系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可通过促进开放式创新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开放式创新在数字化转型和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发挥中介效应；当开放式创新水平高于门槛值后，数字化转型可驱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在国有类实体经济中数字化转型对开放式创新的促进作用更明显。基于此，提出加快实体经济数字化转型、优化开放式创新合作方式、推广开放式数字转型模式的对策建议，希冀切实提升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     

粤港澳大湾区城市技术创新能力时空演化及影响因素研究——来自空间、门限面板数据模型的实证检验

为促进城市间协同融合发展，采用极差、变异系数、基尼系数和ESDA等方法考察粤港澳大湾区城市技术创新能力的时空演化特征及空间关联模式，并通过SPDM模型剖析影响城市技术创新能力的关键因素，结合门限面板模型进一步探讨在经济发展水平门限效应下，核心创新要素对城市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结果显示：①城市技术创新能力总体呈上升趋势，2014年后增速加快，各城市技术创新能力均衡发展；②城市技术创新能力“中心—外围”特征明显，“中心”城市位于区域东南部沿珠江口东岸地带，空间关联模式主要表现为H-H型和L-L型；③人力资本、研发经费投入对城市技术创新能力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但人力资本的溢出效应显著为负，研发经费投入的负向溢出效应不明显；④在经济发展水平的单一门限效应下，人力资本对城市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先升后降，研发经费投入对城市技术创新能力的促进作用随着城市经济发展水平越过门槛值而不再显著。     

新时代科技创新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基于新时代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内涵，构建指标体系并实证分析2008—2017年中国内地30个省份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差异及空间相关性，选取3种空间计量模型分析各创新指标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①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均值为0.322，中西部地区明显偏低，经济创新发展和经济开放发展指数不高是其主要原因。中国各省份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空间正相关性显著；②全国两阶段创新势力均明显偏低，东部地区省份两阶段创新指数、创新势力和创新效率值均处于全国较优水平，而中西部省份至少在某一阶段绩效损失显著；③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与科技研发阶段创新指数呈U型曲线关系，成果转化阶段创新势力有利于高质量发展水平提升，政府支持在成果转化阶段创新指数促进高质量发展中的正向调节效应显著。     

营商环境对中国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非线性影响——双元创新的调节效应

从市场化、便利化、法治化和国际化4个维度出发，构建我国省域层面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采用2012-2019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实证检验营商环境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非线性影响，探讨双元创新的调节效应。研究表明：①营商环境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非线性影响，二者之间呈现“先抑后扬”的U型关系，我国大多数东部省份和少数西部省份已经跨过拐点，其余省份均位于拐点左侧，中部和西部地区营商环境水平有待提升；②双元创新对营商环境与经济高质量发展U型关系起正向调节作用。当探索式创新水平较高时，U型曲线变得更陡峭且拐点会提前出现；当利用式创新水平较高时，U型曲线变得更陡峭且拐点会延迟出现。另外，替换双元创新测度指标对营商环境不同维度进行稳健性检验也得出类似结论。     

高技术产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及其规模质量门槛效应

提高绿色技术创新能力是新时期推进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基于2008－2017年全国内地28省市面板数据，引入政府扶持强度、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科技水平等环境变量，利用随机前沿函数构建高技术产业绿色技术创新三阶段组合效率测度模型，并在此基础上构建面板门槛模型实证分析企业规模质量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机理。研究表明，政府扶持强度、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科技水平对高技术产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表现出显著异质性影响，而在消除环境因素造成的统计偏差后，国内高技术产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在测度期内呈稳步提升态势，但尚有较大提升空间；高技术产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存在明显的地域空间差异特征，其中东部地区居高，中西部及东北部地区相对较低；此外，高技术产业企业规模质量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具有双重门槛效应，产业集聚、市场环境、劳动者素质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外资依存度作用不明显。     

区域创新产出空间异质性及关联网络分析

以1985-2015年29个省市创新产出为研究对象，以发明专利申请受理量作为基础数据，综合莫兰指数、VAR模型和块模型，对中国29个省市创新产出的空间特征和相关性进行研究。结果显示：①中国区域创新产出表现出强烈的空间集聚性，其空间格局呈现出非均衡性和空间异质性特征；②中国区域创新产出可分为4个功能板块：第一板块是“经纪人板块”，第二板块是“双向溢出板块”，第三板块是“净受益板块”，第四板块是“主受益板块”；③四大板块具有自反性的同时，板块之间的关联性也非常显著。上述结论有利于各省市区发现本区域创新变化轨迹，正确认识区域创新能力及差异的地理特征影响，以及各区域在关联网络中的不同地位和作用，以便更好地探究区域创新的传递机制和发展策略。     

绿色金融、绿色技术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基于绿色金融的资源配置与绿色技术创新视角，首先将绿色金融分为绿色信贷、绿色证券和绿色保险三个维度，进而采用2013—2020年中国30个省份（因数据缺失，未包含西藏地区和港澳台地区）面板数据，利用动态广义矩估计面板模型（GMM）分析绿色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非线性影响，探讨绿色金融通过绿色技术创新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制，并分析绿色金融对绿色技术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关系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1)绿色信贷、绿色证券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均呈“先扬后抑”的倒U型关系，大多数中西部省份绿色信贷、绿色证券水平尚未跨过拐点，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处于促进阶段，绿色保险则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线性促进作用；(2)绿色技术创新在不同维度绿色金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均起到部分中介作用，且绿色技术创新在绿色证券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的传导作用最强，其次是绿色信贷，而绿色保险最弱；(3)绿色信贷、绿色证券和绿色保险对绿色技术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关系均起显著正向调节作用，且三种类型绿色金融的调节效应依次递减。     

创新政策工具组合、创新能力与创新绩效研究

基于2008-2018年我国内地30个省市面板数据，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分析创新政策工具及其交互项对创新能力及创新绩效的影响。结果发现：①供给型和环境型创新政策均有利于促进技术创新能力提升和创新数量增长，需求型创新政策对创新能力及创新绩效的影响均不显著；②需求型、环境型和供给型创新政策两两交互项能够显著提高基础创新能力和技术创新能力，并显著增加创新数量，但对创新质量均呈显著负向影响；③需求型与供给型以及需求型与环境型创新政策组合功能呈协同互补性特征，供给型和环境型创新政策组合功能呈竞争性特征；④基础创新能力在创新政策工具对创新质量的影响中发挥完全中介作用，技术创新能力在创新政策工具对创新数量的影响中发挥完全中介作用。     

创新政策工具组合、创新能力与创新绩效研究

基于2008-2018年我国内地30个省市面板数据，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分析创新政策工具及其交互项对创新能力及创新绩效的影响。结果发现：①供给型和环境型创新政策均有利于促进技术创新能力提升和创新数量增长，需求型创新政策对创新能力及创新绩效的影响均不显著；②需求型、环境型和供给型创新政策两两交互项能够显著提高基础创新能力和技术创新能力，并显著增加创新数量，但对创新质量均呈显著负向影响；③需求型与供给型以及需求型与环境型创新政策组合功能呈协同互补性特征，供给型和环境型创新政策组合功能呈竞争性特征；④基础创新能力在创新政策工具对创新质量的影响中发挥完全中介作用，技术创新能力在创新政策工具对创新数量的影响中发挥完全中介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