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企业人工智能创新如何赋能高质量发展 ——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制造企业作为人工智能创新战略的重要载体，在经济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基于2015—2019年596家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从组织外部竞争和内部生产要素视角，通过构建个体固定效应非平衡面板模型，探讨人工智能创新驱动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内在机制和边界条件。结果表明：人工智能创新能够有效推动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人工智能创新双元性对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无显著差异，而行业竞争能够强化人工智能创新对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进一步地，不同子行业人工智能创新对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存在差异，劳动密集型企业和技术密集型企业人工智能创新能够促进高质量发展，而资本密集型企业人工智能创新对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不显著。结论不仅有助于揭示人工智能对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制，还可为企业制定人工智能创新战略提供重要启示。     

人工智能应用如何影响企业创新宽度？

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如何充分释放人工智能促进创新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潜力是当前的重要课题。本文基于2011—2019年中国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采用多维固定效应模型实证研究了人工智能应用对企业创新宽度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人工智能应用能显著拓展企业创新宽度;人工智能应用对企业创新宽度的影响在中小企业、市场竞争力强、融资约束小和高科技行业的企业更明显;人工智能应用通过提高企业研发成功率、提升企业运营效率和增强企业竞争优势拓展企业创新宽度;人工智能应用滞后则会制约企业拓展创新宽度。充分释放人工智能应用促进高质量创新潜力的政策重点是：构建人工智能应用拓展企业创新宽度的创新生态,形成人工智能应用驱动创新的市场环境和政策环境,增强企业技术迭代能力以实现可持续创新。     

人工智能促进服务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吗?——来自29个主要经济体的证据

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在服务领域的应用推动了传统服务贸易逐渐数字化、智能化,本文利用2017—2021年斯坦福大学提供的人工智能发展指标和服务贸易“国家—行业”层面数据,针对人工智能对服务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展开经验研究。结果显示,人工智能显著促进了服务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及内生性检验后依然成立;这种促进作用主要通过服务效率和服务业人力资本水平提升实现;一国网络使用成本越低、上网活跃度越高与宽带速度越快,越能增强人工智能对服务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的赋能作用,但数字服务贸易、数据跨境流动与知识产权领域的限制会削弱该赋能作用,且人工智能的服务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效应主要集中在人工智能创新能力较强的国家;人工智能显著推动了现代服务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本文拓展和深化了人工智能对服务贸易的效应评估研究,为中国通过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赋能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决策参考。     

长三角一体化区域扩容对城市创新质量的影响与机制

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推动城市创新质量提升具有更强迫切性。利用1990-2017年长三角城市尺度数据，以城市群渐次扩容为基础，构建双重差分模型，多角度评估一体化区域扩容对城市创新质量的影响与驱动机制。研究发现：一体化区域扩容显著抑制了城市创新质量提升，且一体化区域扩容对不同类型、不同时期、不同批次及不同区域城市的创新质量影响均存在明显差异，印证了融入一体化实现创新质量提升中政策制定、实施因地制宜的重要性。一体化区域扩容通过市场规模效应、要素竞争效应、策略创新效应等影响城市创新质量，且市场化程度、经济发展水平提升弱化了一体化区域扩容的创新质量负效应。因此，在以城市群一体化区域扩容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同时，也应加强关注城市群一体化可能的负面效应。     

人工智能影响产业协同集聚的效应研究

在智能技术逐渐融入企业生产的大背景下，产业如何演变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本文将产业演进路径拓展到产业间，利用城市样本数据检验人工智能如何赋能产业协同集聚。研究显示：人工智能与产业协同集聚呈现U型关系，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分析发现，人工智能通过人力资本与技术溢出对产业协同集聚产生影响。时间、空间与结构差异均会改变人工智能的作用效果，即产业协同集聚效应依赖于智能政策文件的出台、地理区位的改变和协同集聚的维度。从经济后果来看，人工智能应用引发的产业协同集聚不仅促进了经济增长数量的提升，而且有助于经济增长质量的改善。本文研究既拓宽了人工智能的作用领域，又为通过智能手段实现产业协同集聚提供有益参考。     

全球价值链嵌入、技术路径选择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基于全球价值链嵌入视角，探究后发国家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技术路径选择。通过分析梳理全球价值链嵌入对技术路径选择的影响及作用机理，明确后发国家制造业适宜技术路径选择依据。在此基础上，通过匹配WIOT数据和中国制造业行业数据，对中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适宜技术路径进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在为后发国家提供技术溢出机会的同时，通过低端锁定和竞争效应倒逼后发国家制造业在技术路径选择中加大自主研发投入；随着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加深，自主研发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积极作用正逐渐显现；由于考察期内自身要素禀赋不足，引进模仿技术路径相比于自主研发对制造业生产效率提升更有利。在新型国际分工与贸易背景下，及时调整技术路径，加大研发投入，对推动我国制造业向价值链高端攀升进而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智能制造与劳动力成本粘性——基于工业机器人应用的视角

工业机器人是实现中国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推手，随着在各行业生产经营活动中的广泛应用，引发了各界对于其经济后果的密切关注。本文基于工业机器人应用产生的人工替代和就业创造效应，并结合我国劳动力供给和产业结构现状，探究了工业机器人应用对微观企业劳动力成本粘性的影响。研究发现，工业机器人应用显著降低了企业劳动力成本粘性。机制检验表明，工业机器人应用降低了生产经营活动中对劳动力的依赖，企业在业绩下降时裁撤了更多低教育水平冗余劳动力资源，通过减少员工数量而非降低员工薪酬待遇的方式调整劳动力成本。此外，工业机器人应用对于劳动力成本粘性的降低作用在劳动力被替代可行性较高、劳动力调整成本较低、民营企业、行业竞争程度较高以及客户集中度较低时更加明显。本文的研究结论不仅为“机器人换人”提升企业生产经营效率提供了来自中国的直接证据，也为如何规避“机器人换人”的潜在风险提供借鉴。     

人工智能对制造企业是否存在“生产率悖论”

在新一轮科技变革和产业革命背景下，人工智能已深度融入国民经济各产业，成为产业发展的重要驱动力。人工智能能否促进制造企业生产率提升，已成为新时代中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利用2015—2017年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相关数据，实证检验人工智能对制造企业生产率的影响，构建基于结构方程的多重中介效应模型，分析制造企业应用人工智能技术影响生产率的内在机制及路径。研究发现，人工智能提升了制造企业生产率；市场份额对人工智能与制造企业生产率的关系有显著负向调节作用；人工智能通过劳动力数量、物质资本使用效率和技术创新产出3种中介变量显著促进企业生产率提升，并通过人力资本使用效率和技术创新投入抑制企业生产率提升。     

企业数字化转型会影响会计信息可比性吗

为更好地理解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驱动作用，推动数字化转型和实体企业会计信息质量的高效融合，本文利用文本分析法构建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指标，以2007—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会计信息可比性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有助于提高会计信息可比性。管理层相机选择会计政策与会计方法的动机降低和机会减少是数字化转型对会计信息可比性产生影响的重要机制。进一步研究发现，在公司治理水平较低的企业、国有企业、产品市场竞争程度较低企业和非高科技行业企业中，数字化转型对会计信息可比性的提升作用更为明显。     

风险投资进入时机、外部环境与企业创新投入

在我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探究在不同外部环境下风险投资进入时机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以2010—2019年沪深两市首次公开上市的A股公司为样本，运用异方差稳健OLS模型和Logit模型，研究风险投资进入时机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并进一步探讨我国不同外部环境的调节效应，结果发现：①VC早期进入能够显著促进被投企业创新能力提升，表现为企业研发投入强度显著提升；②企业所在地区市场化程度越高，风险投资进入时机越早，越能提升企业创新投入和创新能力；③企业所在行业竞争水平越高，风险投资进入时机越晚，越能提升企业创新投入和创新能力。     

全球制造业工资停滞之谜*——来自进口中间产品质量视角的经验证据

本文从快速增长的中间产品贸易及其质量视角研究了全球制造业工资停滞现象。首先，基于DS垄断竞争框架和Koch & Smolka(2019)的研究，本文重新构建开放条件下的工资决定模型，发现进口中间产品质量影响各国劳动工资。其次，借鉴Feenstra & Romalis(2014)的研究，本文构建全新的测度产品—行业—国家层面进口中间产品质量GEKS 指数法，估算1995—2011年37个国家从248个出口市场进口的制造业四位码中间产品质量指数，发现全球制造业进口中间产品质量上升趋势明显但分化严重，中等和低等收入国家质量指数持续上升，高等收入国家质量指数持续下降。最后，本文从跨国—行业层面定量识别进口中间产品质量对进口国制造业工资的具体影响，发现：(1)进口中间产品质量对全球制造业的劳动工资有显著负向影响，对中等收入国家、中级技术密集型行业、高技能劳动者以及进口矿物类中间产品制造业的工资降低效应最大；(2)进口中间产品质量通过“就业破坏效应”和“研发激励效应”两种机制造成全球制造业工资下降；(3)进口中间产品质量变化造成制造业工资下降是全球化中的市场性经济规律和暂时性“全球冲击波”。上述发现解释了全球制造业工资停滞之谜，并启示各国须尊重全球化的市场规律，加强国际合作，共同应对冲击，提高民众福祉，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汇率风险和中国产业的国际竞争

在新发展格局下，现代产业发展更加注重发展和安全的平衡。本文采用2005—2018年的数据分析了中国各行业面临的汇率风险暴露和国外产业竞争。研究发现：中国有426%的行业面临汇率风险暴露，资源品行业受到汇率冲击的影响最为严重，可贸易品行业受益于人民币兑美元贬值，但汇率的敏感性远低于日美贸易战时期。中国有389%的行业面临来自美国的产业竞争，产业支持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中国产业的竞争力。除美国外，中国的产业竞争主要来自英国、法国等欧洲发达国家。在此基础上，讨论了后疫情时代企业国际化的困难和应对。本文的研究对于汇率风险管理和产业政策制定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政府驻地迁移如何影响地方政府债务

本文在收集和整理中国市级政府驻地实际迁移时间的基础上，全面评估了政府驻地迁移对城投债规模的影响。研究发现，政府驻地迁移显著提高了地方城投债规模，且这一影响随时间呈现递增趋势。本文研究还发现驻地迁移的影响在高行政级别城市中更为明显，且与迁移距离存在正向关联。实行营改增会强化政府驻地迁移对城投债的促增效应。本文在为地方政府驻地迁移管理提供参考的同时，也可为理解政府行为影响提供新的视角。     

证券分析师关注与上市公司成本黏性*

本文以2002-2014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证券分析师关注对成本黏性的影响。研究发现,越多分析师关注的公司,其成本黏性显著越低,并且这种关系受公司内部股权结构和外部市场化水平的影响;在国有企业、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较低及市场化水平较低的上市公司中,分析师关注对成本黏性的影响更显著。进一步的研究发现,明星分析师及团队分析师的关注能更好地抑制成本黏性。本文不仅有助于全面认识分析师发挥监督作用的机制和情境,而且有助于深化成本黏性影响因素的研究,对于降低企业的成本黏性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具有启示意义。     

中国多产品出口企业竞争策略识别研究

基于企业内产品间出口价格和出口金额之间的关系识别多产品出口企业竞争策略。结果发现，质量竞争策略和成本竞争策略均存在于我国多产品出口企业中，但是采取质量竞争策略的多产品出口企业在企业数量和企业绩效上都明显优于采取成本竞争策略的企业。行业层面识别结果表明，近60%的行业显著采取质量竞争策略，只有7.33%的行业显著采取成本竞争策略；结合行业属性发现，产业链上游行业、质量差异化程度低的行业倾向于采取成本竞争策略，产业链中下游行业、质量差异化程度高的行业倾向于采取质量竞争策略。     

银行业竞争加剧还是抑制了企业金融化*

银行业竞争与企业金融化有多种关联机制，既可能加剧企业金融化，也可能抑制企业金融化。本文利用2007—2019年沪深两市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考察了二者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1）竞争性的银行业市场结构抑制了企业金融化。（2）银行业竞争不仅缓解了债务成本对企业利润的侵蚀，有助于缩小金融行业与实体企业之间的利润率差距，进而抑制企业利润追逐动机的金融化行为，而且通过引导信贷资源配置促进了企业创新，从而对实体企业金融投资产生挤出效应；此外，银行业竞争还通过促使银行积极发挥信息监督作用，抑制了企业内部人金融投机套利的机会主义行为。（3）银行业竞争对企业金融化的抑制效应在非国有企业、中小企业以及市场化水平较低地区的企业中更为显著。这些结果说明，提高银行业竞争水平有助于抑制企业金融化趋势，扭转经济“脱实向虚”的局面。     

人工智能技术对碳排放的影响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深入推进，人工智能技术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扮演重要角色，并赋能“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实现。利用2006—2019年中国内地省级面板数据，考察人工智能技术对碳排放的影响。研究发现：人工智能技术与碳排放之间呈倒U型关系，即当人工智能技术达到一定阈值后，其碳减排效应逐渐凸显；人工智能技术主要通过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实现碳减排；在东部和西部地区，人工智能技术与碳排放之间存在显著倒U型关系，而在中部地区，人工智能技术对碳排放发挥持续促进作用。因此，在推进“双碳”目标过程中，需要以绿色低碳发展为目标开发人工智能技术，正确引导人工智能在碳减排领域的研发应用，针对不同区域实际制定差异化发展政策。     

城镇化与农业技术变迁的互动机制 ——基于中国数据的理论与经验研究

农业技术变迁包括技术创新和技术转移两个方面，城镇化不仅可以直接对农业新技术的生产和扩散产生作用，而且可以通过直接和间接两条途经促进非农技术向农业技术的转移。农业技术水平也会反作用于城镇化，即可以通过影响非农技术间接产生影响，也可以对城镇化产生直接影响。本文分析了城镇化与农业技术变迁的互动机制，并基于中国数据进行实证研究，认为我国城镇化过程对农业技术的影响作用没有充分发挥，需要充分借助城镇化的力量提高农业技术水平。本文最后提出了促进城镇化与农业技术变迁良性互动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