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时期农村减贫战略的调整

改革开放30年，中国取得了令人艳羡的减贫成绩。在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扶贫任务仍未完成，甚至在某些方面变得更加艰巨。本文通过回顾中国减贫战略发展阶段，总结现阶段减贫工作面临的挑战，提出中国减贫战略调整应从健全扶贫部门的协调机制、开发家庭瞄准和个人瞄准技术形式以及制定和提高有差异性的贫困标准等几个方面入手，推动中国减贫工作的发展。     

贫困农户内生动力不足与扶贫政策绩效——基于江苏省342个贫困农户的实证分析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反贫困工作,出台了一系列扶贫政策措施,并取得了明显成效。但进入新世纪以来,由于贫困农户内生动力不足,扶贫投资的效率在下降。培育贫困农户的内生动力成为取得反贫困成功的关键。内生动力不足是贫困农户能力不足和面临各种风险时的必然反应。要提高贫困农户的内生动力,就需要在反贫困中推动参与式扶贫、完善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建立风险补偿机制,以提高农户的生产能力和抗风险能力。     

河南省电商精准扶贫问题研究

当前,河南省的扶贫工作已经取得了令人欣喜的阶段性成果,但在扶贫工作的攻坚阶段,仍然面临着巨大压力和挑战。开展农村电子商务将成为扶贫攻坚战的有利抓手,为精准扶贫工作高效地开展提供了途径。本文在实地调研的基础上,总结了河南省农村电商扶贫的发展现状,分析了现阶段农村电子商务精准扶贫工作存在的普遍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针对性的建议。     

关于中国农村文化性贫困的若干思考

经过过去三个阶段的扶贫计划 ,中国农村的反贫困取得了重大胜利。但与此同时 ,一般经济增长的缓贫效应在减缓 ,农村贫困人口正面临可能滑入文化性贫困的陷阱。因此 ,本文提出了解决新问题的途径是 :资金扶贫是基础、技术扶贫是关键、教育扶贫是根本。     

中国农村扶贫:实践逻辑、误区与未来发展

对我国不同的扶贫阶段进行了阐释,同时概述了中国在扶贫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和错误,如形式主义与冒进主义、贫富的划分标准单一等,随后从多角度看待扶贫工作与乡村治理、扶贫工作与乡村治理相辅相成两个方面对农村扶贫工作和乡村治理的关系进行辩证统一的论述,阐明了扶贫工作对乡村治理的重要性,最后从内生扶贫是脱贫的根本出路、及时转变扶贫工作方法、扶持乡镇企业发展、积极利用劳动要素进行产业扶贫、以政府转型带动农村发展、发挥第三方力量进行评估等六个方面总结出中国未来扶贫工作的方向以期为早日实现小康社会。。     

农民参与：在农村扶贫中的地位思考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中国政府在农村扶贫方面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 ,在消除农村绝对贫困人口数量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农村贫困人口数量从 1978年的 2 5亿人降至 1998年的 4 2 0 0万人。但是 ,在这些成绩的背后 ,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新困难又摆在了我们面前。①扶贫的任务更艰巨、难度更大。因为这 3千多万贫困人口大多居住在自然条件极为恶劣的偏远山区 ,大多是缺知识、缺资金、缺口粮、缺外界帮助、缺技术、缺致富门路、缺思想观念等“多缺户”。②返贫率较高。有许多虽已暂时解决了温饱问题的贫困人口 ,由于他们的基础不牢 …     

中国农村贫困的变化与扶贫政策取向

贫困发生率、贫困深度指数和贫困强度指数是三个相互联系又互相区别的贫困测度标准。本文在系统分析贫困测度指标对扶贫政策取向影响的基础上，采用农村住户抽样调查数据，测算了1985年以来中国农村贫困状态的变化情况。结果表明，近20年来，中国扶贫政策在减少农村贫困人口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但贫困深度指数和贫困强度指数却更加恶化，不仅剩余贫困人口的平均收入水平更加远离贫困线，而且深度贫困者处于更为相对不利的地位。针对这种变化，本文讨论了改善贫困状况的政策取向。     

NGO扶贫作用及发展取向

贫困问题是十分尖锐的民生问题。中国政府多年来致力于发展贫困地区经济,降低贫困人口数量,取得了瞩目成果。NGO可有效解决政府扶贫缺口,在教育、技术、文化等领域取得了突破性成就。以具体项目为例,分析了NGO扶贫作用。     

解决当前我国农村温饱问题的几点建议

中国政府从1986年以来启动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有组织的开发性扶贫计划，通过采取一系列强有力的措施，中国农村扶贫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未获温饱的农村贫困人口从1985年的1．25亿减少到2002年底的2820万。与此同时，贫困人口集中地区的基础设施浓业生产条件也得到了明显的改善。当然，在看到中国农村扶贫开发取得重大进展的同时，     

积极发挥政策性银行作用 为减贫脱贫提供强力支撑

<正>(2017年6月6日)消除贫困是人类梦寐以求的共同理想,而金融服务是助推减贫脱贫的有效途径。中国政府高度重视金融扶贫工作,把金融扶贫作为政策"组合拳"的"重头戏",特别是十分重视发挥政策性金融的作用。农发行作为中国唯一的农业政策性银行,我们充分认识到服务减贫脱贫是职     

中国农村减贫成效测度、分解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分布动态学框架的CFPS数据分析

测算农村减贫成效并考察减贫成效的影响因素对我国打赢"脱贫攻坚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基于覆盖我国东、中、西和东北四大地区的CFPS调查数据,在Quah(1997)的分布动态学(Distribution dynamics)基础上构建了完整的减贫成效分析框架。首先测算出各地区农村家庭贫困内部状态的Markov转移概率矩阵,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可分解的绝对、相对减贫指数,以综合考察各地区的农村减贫成效,随后本文通过首次构造的"条件Markov模型"进一步考察了减贫成效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发现:(1)样本考察期内,我国各地区的农村贫困状况随着时间的积累逐渐变好,贫困发生率均有所下降;(2)减贫过程中仍存在着脱贫又返贫的现象,农村家庭的深度贫困固化问题比轻度贫困问题更加严重,意味着扶贫开发工作正式进入攻坚时期,扶贫难度加大;(3)家庭成年成员特征、家庭特征以及收入类型对农村减贫成效的影响显著性情况存在着时段和区域的异质性。其中,家庭成年成员受教育水平、家庭中是否有成员从事有薪酬的农业劳动、工资性和营业性收入对家庭的贫困状态变动具有更显著的影响。基于此,政府应贯彻落实精准扶贫,将扶贫重点放在中西部地区和处于深度贫困的家庭,另外应再调整和倾斜扶贫资源与扶贫政策,将提高农民受教育水平、增加非农业就业机会作为主要减贫途径,将促进农村工资性和营业性收入增长作为主要的政策倾斜方向。     

衔接过渡期扶贫资产差异化治理研究

扶贫资产的衍生主要与扶贫行为和扶贫资金投入相关。根据资金投入领域的不同,扶贫资产进一步分化为政府资产、村集体资产、贫困户家庭资产及组合型资产等。由于资产类型的多样化,"差异化治理"成为实现扶贫资产有效治理的重要保障。应从晰化产权主体、细化责任主体、优化管理方式、活化资产使用、具化收益分配入手,推进扶贫资产差异化治理,确保治理有效。     

衔接过渡期扶贫资产差异化治理研究

扶贫资产的衍生主要与扶贫行为和扶贫资金投入相关。根据资金投入领域的不同,扶贫资产进一步分化为政府资产、村集体资产、贫困户家庭资产及组合型资产等。由于资产类型的多样化,"差异化治理"成为实现扶贫资产有效治理的重要保障。应从晰化产权主体、细化责任主体、优化管理方式、活化资产使用、具化收益分配入手,推进扶贫资产差异化治理,确保治理有效。     

习近平关于扶贫开发重要论述溯源——以《摆脱贫困》为研究范本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开发的重要论述是内涵丰富的理论体系,其理论雏形最早可追溯至习近平主政宁德时期所撰写的专著《摆脱贫困》。科学扶贫、内源扶贫、精准扶贫、社会扶贫、阳光扶贫等习近平扶贫开发战略的核心要义均可以在《摆脱贫困》中找到相关论述以及理论萌芽。从《摆脱贫困》到扶贫开发战略,习近平始终准确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充分运用战略思维、系统思维、辩证思维、底线思维等科学思维方法。     

“双到”扶贫工作中扶贫对象的动态调整及其政策建议

准确地识别和确定扶贫对象对合理地配置有限的扶贫资源，提高扶贫工作的效率具有重要的意义。扶贫对象的识别是一项政策性和技术性很强的工作，但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确定的贫困对象与实际情况会存在一定的偏差，并且由于经济状况的变化，原先的贫困户不再适合列入帮扶对象，所以有必要对扶贫对象进行动态调整。文章分析了扶贫对象动态调整的必要性以及扶贫对象动态调整的方法与程序，提出了扶贫对象动态调整的政策建议。     

论脱贫攻坚对推动乡村振兴的多重作用

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于农村建设发展提出的两项重大战略部署。以马克思主义的视角观之,脱贫攻坚对于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具有重要的基础作用,且这种基础作用具有多重性。脱贫攻坚通过消除贫困、弥补短板、重塑组织、改善系统等,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创造前提条件、搭建基础平台、提供组织保障、营造有利环境,从而使乡村振兴战略在农村贫困地区的实施不仅可能,而且可行。为确保乡村振兴战略在农村贫困地区的顺利实施,必须不断夯实脱贫攻坚各项工作,坚决、彻底、全面地打赢脱贫攻坚战,使脱贫攻坚对乡村振兴的多重基础性作用得到充分彰显,从而实现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机衔接。     

政府贫困治理的多元逻辑与精准扶贫的逻辑弥合

政府主导是中国贫困治理的重要经验和基本特征,理解精准扶贫实践中的偏离现象需要从政府贫困治理的逻辑入手。本文研究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多层级政府在贫困治理当中遵循的主导行动逻辑及其在贫困治理中的主要表现。研究发现,不同层级间政府拥有差异化的贫困治理逻辑,其中中央与省级政府在贫困治理当中主要遵循政治逻辑,地市级地方政府主要遵循行政逻辑,而县乡(镇)地方政府主要遵循治理逻辑,不同的贫困治理逻辑在实践中形成紧张关系甚至是带来目标冲突,进而导致精准扶贫实践的偏离。因此,解决精准扶贫的实践偏离问题,本文认为需要系统地弥合多层级政府贫困治理的逻辑张力,形成责权利深度融合的贫困治理机制,强化对基层政府贫困治理逻辑的支持,避免行政逻辑对贫困治理逻辑的不当干预,以此形成政府贫困治理的强大合力,推动脱贫攻坚任务的早日完成。     

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统筹街接路径研究:凉山彝族自治州的数据

当前,中国脱贫攻坚已到了决战决胜的关键阶段,这与乡村振兴战略交汇叠加,深度贫困地区既要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收官之战,又要稳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亟需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向度探索统筹衔接的有效路径。本文利用凉山彝族自治州3个县的366份农户、36份村干部访谈文本,根据多维贫困理论、按照乡村振兴建设总要求,分别建立了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指标体系,采用交互耦合的协调度模型实证检验两者统筹衔接现状。研究发现凉山州脱贫攻坚成效显著,但二者的统筹衔接处于低协同低发展水平下的低耦合状态,协调度落入0.10~0.19的严重失调区域。根据研究结论,本文从衔接共识、制度设计、优势产业培育、人力建设四个维度提出了二者统筹衔接路径。     

建立广州农村扶贫开发长效机制的思路与建议

在调研广州增城、从化、花都等山区镇的基础上,指出目前上述地区扶贫开发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建立扶贫开发长效机制的建议。     

精准扶贫政策与边缘贫困群体政治信任--基于断点回归的证据

维持农户基层政治信任稳态,是促进精准扶贫政策有效实施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下治理有效目标的重要基础。本文利用2017年6个集中连片贫困地区1140户农户样本数据,通过断点回归模型重点考察了精准扶贫政策对边缘贫困群体基层政治信任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精准扶贫政策的悬崖效应对边缘贫困群体与基层组织间的政治信任稳态造成了一定冲击。具体来看,边缘贫困群体受到精准扶贫政策排斥,其基层政治信任相较于建档立卡农户降低了2.32;同时,基于边缘贫困群体在收入分配中的不利地位,其基层政治信任相较于高收入建档立卡农户降低了0.76。因此,为提升乡村治理能力,完善乡村治理新体系,需要严格执行现行贫困标准,调整精准扶贫政策的保障结构,并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供给及外部机会提供等方式,为大量发展能力薄弱的边缘贫困群体提供良好的发展机会和福利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