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GIS的县域耕地自然质量等空间分异规律研究——以云南省石林县为例

[目的]通过研究耕地自然质量及空间分异规律,以期对耕地资源的合理利用与保护进行指导。[方法]文章以喀斯特岩溶区域典型县石林县为例,在分等数据库与二调数据库衔接基础上,采用GIS空间分析法、数理统计法,对表征耕地自然质量的因子自然质量等的空间分异规律进行探讨。[结果](1)不同行政区域内自然质量等集中程度差异显著,分异规律明显;各行政区域内分布规律高度相似,以中心城镇为最优,呈同心圆向外围辐射发散趋劣。平均自然质量等由优趋劣依次为长湖、鹿阜、圭山、西街口、大可。(2)不同耕地利用类型自然质量等分布差异不大;各耕地利用类型等别集中差异显著:水田、水浇地等别较高,多集中连片分布在坝区、河谷沿岸,旱地等别较低,多为零星分散的缓坡耕地。平均自然质量等水浇地略优于水田,旱地最差。(3)受大尺度光温、气候生产潜力指数影响,自然质量等在不同海拔梯度间耕地等别分布差异不大,且等别集中程度高度相似。从整体看,耕地等别随海拔梯度升高呈现降低趋势,部分区域小幅反弹。[结论]耕地自然质量作为耕地的本底质量,在县域尺度具有独特的分异规律。     

村级尺度耕地产能空间分异及其影响因子分析

[目的]通过探究耕地产能空间分异规律与影响因子,识别地区粮食生产关键制约因素,提升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的针对性和建设效果。[方法]采用空间自相关模型刻画了村级尺度耕地产能空间分异规律,对比分析了线性回归模型和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在耕地产能影响因子识别的效果,并依此划分产能提升类型区。[结果](1)海伦市耕地产能呈现中西部高北部偏低的态势,且具有较强的空间自相关特征。(2)海伦市耕地产能与黑土层厚度、出现障碍层深度、耕作距离、田块状况和质地等变量显著相关,且均呈正相关,但在空间上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异质性。(3)基于地理加权回归模型的耕地产能影响因子,提出了产能保持区、耕作条件改良区、质地改良区、障碍层改良区和保护性耕作区5类耕地产能提升类型区。[结论]文章所采用的基于村级尺度耕地产能及其空间分异因素模型相关研究,能够较好揭示村级耕地产能空间分布特点、空间自相关性特征及影响因子分布特征,基于此所划分的耕地产能提升类型区较已有研究对耕地分类管理具有更精准的支撑作用。     

基于GIS的青海省贫困人口空间分布探析

[目的]贫困人口脱贫是一项长期而又重大的任务,摸清贫困人口的空间分布格局和特征,是新阶段精准扶贫工作的核心和关键。通过分析青海省贫困人口规模、分布情况,得出贫困人口的空间分布格局和特征。[方法]文章在GIS软件和Geo Da软件的支持下,采用不均衡指数、集中指数和洛伦兹曲线法来测度青海省贫困人口分布的集中化程度,使用青海省贫困人口等数据,在空间上对青海省贫困分布现状进行了刻画。[结果]通过分析得出:青海东部农业区和青南牧业区的贫困人口为两个高值区,柴达木工矿区贫困人口分布较少,呈现出明显的地域分异;贫困发生率与贫困人口分布对比分析得出:柴达木地区贫困人口数最少,贫困发生率也是全省最低的区域;东部地区贫困人口分布是全省最多的区域,但因其人口基数大,贫困发生率低于平均贫困发生率;三江源地区贫困人口数分布较多,因其人口基数较小,该区域为全省贫困发生率最高的区域;计算结果得出,青海省分县贫困发生率Moran'I指数为0. 572,检验结果显著,说明全省县域贫困发生率存在着正相关性,说明贫困发生率相似的县域存在着空间集聚现象。[结论]青海省贫困人口空间分布不均衡是总的特征,根据计算所得结果将全省划分为5种贫困类型区域:消除贫困区、一级贫困区、二级贫困区、三级贫困区和四级贫困区。从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和劳动力素质等方面对各贫困区贫困原因进行分析,并提出对策。     

川西北高原藏区贫困化地域分异机制研究

目的 川西北高原藏区是贫困人口聚集区和脱贫攻坚的主战场,开展贫困化地域分异机制研究巩固脱贫成果与乡村振兴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然而对贫困化地域分异机制仍然难以准确理解。方法 文章应用地理探测器、空间自相关和GIS空间分析等模型,探究川西北高原藏区贫困化分异的主导因素,揭示影响因素对农村贫困化地域分异和贫困发生率变化的交互影响,确定影响贫困变化的各主要因子适宜特征。结果 （1）农村贫困化的空间分布存在三大热点区域和三小热点区域;高—高聚集（HH）、低—低聚集（LL）、低—高聚集（LH）异常值区域。（2）GDP密度、年降水量、湿润指数、人均耕地、人口密度、总辐射等6个因子是农村贫困化地域分异的主导因子。（3）农村贫困化分异机制差异显著,存在自然制约型、交通制约型、经济制约型和社会制约型等4种类型。（4）各因子之间呈相互增强和非线性增强关系,两种因子的交互作用增强单因子对贫困化的影响,研究揭示的影响贫困发生率各主要因子最适宜特征,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不同维度因素对贫困发生率影响及其驱动机制,为巩固扶贫成果提供参考依据。结论 川西北高原藏区农村贫困化地域分布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进入后扶贫时代,应当对热点地区、主导因素和不同类型贫困村进行精准施策,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发展特色农牧业和旅游业,构建多种产业模式。     

基于农户视角的耕地重金属污染影响因素研究*——以陕西省米脂县高渠乡为例

[目的]农户是农业土地利用最主要的决策单元,对耕地重金属累积起主导作用。通过对陕西省米脂县高渠乡典型村落耕地重金属污染的空间分异与影响因素研究,探讨黄土丘陵沟壑区不同类型农户耕地污染影响差异。[方法]选择性采集58个样品,通过单因子指数及内梅罗综合指数进行耕地重金属污染评价,运用普通克里金插值实现综合污染值空间可视化。采用多层次模型进行耕地重金属污染差异的机理研究。[结果](1)典型村落耕地单因子污染指数的平均值大小顺序为:PbZnAsCrCuNi;内梅罗综合污染指数介于1.44～1.99,皆处于轻度污染;自给自足型、兼业型和种植型农户综合污染平均值分别为1.66、1.71和1.73;(2)从空间分异来看,自给自足型农户耕地污染空间分布无规律,兼业型污染高值集中于中部地区,种植型污染从东北向西南递减;(3)多层次模型结果显示,自给自足型耕地重金属污染与农户年龄、劳动力数量和地块距离显著相关;兼业型与种植面积、农业收入及地块所处高程和距道路距离显著相关;种植型与保护意识、劳动力数量和农产品价格显著相关。[结论]基于农户视角探讨耕地重金属污染能对黄土丘陵沟壑区发展绿色农业,保护生态环境提供科学依据,是促进区域农业发展与环境保护并行的有效手段之一。     

广西石漠化地区土地利用空间变化的生态风险研究

[目的]利用2000年、2005年、2010年、2015年广西轻度及以上石漠化的69个区/县土地利用数据,分析其土地利用时空变化特点,揭示其变化对该区域土地生态风险的影响。[方法]基于GIS支持,采用土地利用动态变化度、土地转移流、土地生态风险指数(RSI)等对研究区土地生态风险的异质性特征进行定量分析。[结果](1)2000—2015年广西石漠化地区土地利用动态度呈逐渐增大趋势,土地利用动态度变化,反映出研究区土地利用变化较频繁。(2)耕地、林地、草地、建设用地4类用地转移的数量与方向决定着广西石漠化地区土地利用变化的特征。(3)2000—2015年广西石漠化各区/县土地生态风险程度略微增大,南部的贵港、南宁是生态重警区,研究区的土地生态安全有待进一步改善。(4)土地生态风险指数与土地利用类型变化的活跃程度呈正相关。[结论]研究区未来土地利用,应进一步优化土地资源配置,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提高土地利用综合效益。     

常州地区耕地利用空间分异及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通过分析常州地区耕地总面积时空格局进行分析,并利用耕地区位指数模型测算各子区域耕地面积的空间差异,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常州地区耕地利用的影响因素。[方法]文章运用地理综合分析方法分析1985—2015年常州地区耕地利用空间分异;选取人口、社会、经济、环境、科技5方面共12个指标,分析常州地区耕地空间分异的影响因素。[结果]从常州地区耕地面积时间变化来看,1985—2015年常州地区耕地总面积整体呈现出递减趋势;从常州地区耕地面积空间变化来看,总体来说,常州南部地区(溧阳区)为耕地密集区,北部(新北、钟楼、天宁、武进)为耕地稀疏区;从影响因素的效用来看,经济因素的影响效用大,尤其是人均GDP和地均GDP的比重,而社会因素的影响较小,尤其是房屋竣工面积、公路里程。[结论]总体而言,受区域经济发展影响,常州地区耕地面积呈下降趋势,但近年来下降幅度已基本得到控制。     

空间异质性视角下革命老区空间贫困特征及致贫因素分析

本文运用GIS技术分析江西革命老区空间贫困分异和集聚特征,并采用SLM模型和GWR模型探究其致贫因素的空间异质性问题。研究发现,从时间维度看,2011—2016年江西各地区的贫困人口和贫困发生率持续下降,且非革命老区、革命老区的非片区和片区的贫困程度和脱贫速度依次增加。从空间维度看,贫困主要以“高—高”模式集聚在片区,形成空间贫困陷阱;以“低—低”模式集聚在非片区,形成脱贫溢出效应。通过实证分析本文得出,片区、非片区及各县(市、区)致贫因素影响程度具有明显的空间异质性,其中,农村人均收入、卫生技术人员比例、农村人均耕地面积和农业机械化水平的边际脱贫效应较高地区分别集中在革命老区的东南部、东部、东北部、中东部、南部,大部分属于片区;城乡收入比、中学教师负担学生数的边际致贫效应较高的地区分别集中在革命老区东北部和南部,绝大数属于非片区。     

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的空间分异与影响因素分析——以洪泽湖和高邮湖农区为例

[目的]厘清乡村地域环境与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间的异质性关系对因地制宜制定乡村发展政策具有重要意义。[方法]文章基于感知价值理论构建乡村地域环境对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影响机制，以洪泽湖和高邮湖农区全体农户为研究对象，运用空间自相关、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模型（MGWR），刻画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的村际分异，定量分析乡村地域环境对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影响的空间异质性及作用机理。[结果]（1）研究区域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具有显著的空间分异和空间关联并存特征，热点集聚于县域门户地区呈团块状、冷点分布于灌溉干渠两侧呈条带状。（2） MGWR结果显示，17个因子中，10个因子的带宽较大，为全局驱动因子；其余7个为局部驱动因子。（3）全局驱动因子中影响力较强的依次为至市区便捷度、高层次就医机会、与河湖的距离；局部驱动因子均具备双向驱动效应，自然村平均规模的驱动力异质性及强度在17个因子中最大，规模上工业总产值、至幼儿园便捷度、抚养比等因子也处于较高水平。[结论]应完善乡村普惠性设施，因村制宜解决地域性顽疾，科学进行村镇规划布局。     

省域视角下耕地自然质量空间格局与影响因素

目的 了解省域尺度耕地自然质量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以期实现耕地质量省级可比,为因地制宜管理和引导耕地可持续利用提供参考。方法 文章采用多因素综合评价模型和1+X模型从4个维度15个测度指标对山西省耕地自然质量进行量化分析并揭示其空间分布机制;运用地理探测器模型探寻其核心影响因素及交互作用。结果 山西省耕地自然质量较差,优等地少而中低等地分布广泛,形成了南高北低,盆地高山地低的空间格局,整体分布与地形及积温分布趋同;因子探测结果表明有效土层厚度、≥10℃积温、年均降雨量、灌溉保证率和高程是影响耕地自然质量空间分异的主要因素,交互探测结果显示各因子交互作用的解释力都强于单因子解释力,进一步解释了耕地自然质量空间分布是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结论 将反映省级尺度耕地生态环境的指标纳入评价体系,能够纠正传统评价存在的偏差,此外,采用1+X模型进行生态环境系数修正使得评价结果更科学。     

贵州省县域农村贫困度时空变化分析

目的 农村贫困程度的变化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动态、客观地监测农村贫困的时空变化对国家扶贫工作十分重要。方法 文章利用DOSP/OLS夜光数据集构建的平均灯光指数ALI（Average light index，ALI）与社会经济数据构建的综合贫困指数IPI（Integrated Poerty Index，IPI）建立关系，进而估算2003—2018年贵州省县（区）域间综合贫困指数，分析农村贫困的时空格局演变。结果 （1）ALI与IPI建立模型估算的IPI与真实的IPI拟合程度较好，R²超过了0.86，具有一定的准确性和科学性；（2）贵州省各县（区）域IPI指数的变异系数和泰尔指数在2003—2018年两者都有所增长，增长幅度分别为19.21%和2.38%，表明农村贫困度差异在逐渐增大。但贫困程度极高的县（区）域呈下降趋势，由2003年的65个减少到2018年的37个；（3）标准差椭圆分析表明贵州农村贫困程度整体呈现“东北—西南”的空间分布格局，椭圆覆盖面积和贫困化重心变化不大；（4）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显示，贵州各县（区）域农村贫困程度表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并存在较强的空间聚集现象；（5）由空间变差函数分析可知，贵州农村的贫困程度表现出较强烈的空间关联性和组织性，贫困程度的结构空间分异引起的贫困程度空间关联作用范围呈缩小的趋势，且由随机性因素引起的空间异质性呈下降趋势。结论 夜间灯光遥感能一定程度上反映贵州的县（区）域农村贫困化程度，能够较客观地反映贫困变化。2003—2018年贵州省农村贫困程度高的区域持续减少，减贫效果显著。     

经济发展与农村减贫耦合机理及协调性研究以重庆市为例

目的 为探究重庆市经济发展水平与农村减贫耦合协调的时空格局。方法 文章在分析经济发展与农村减贫耦合机理的基础上，使用洛伦兹曲线和耦合协调模型，定量测算33个涉及扶贫开发任务区县经济发展与农村减贫的耦合协调度。结果 （1）经济发展对于农村减贫具有正向带动作用，但随着脱贫攻坚的深入，经济发展带动农村减贫的作用逐渐减弱；（2）重庆市县域经济发展水平整体呈现“一圈两翼”的特征，中心城区及周围区县为经济发展高值区，渝东南武陵山区和渝东北秦巴山区为经济发展低值区，贫困空间分布格局与之相反；（3）重庆市县域经济发展与农村减贫的耦合协调度呈现显著的空间不均衡格局，在主城都市区形成了明显的高值区，渝东北和渝东南连片特困地区形成明显的低值区；从时间序列来看，耦合协调状态整体呈现逐级正向跃迁的趋势。结论 基于经济发展与农村减贫耦合协调状态的空间差异性，未来应因地制宜、分区分类精准施策，稳步推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衔接。     

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减贫及其空间溢出效应——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

目的 旨在探讨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减贫及其空间溢出效应，以期准确估计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村减贫的作用。方法 文章基于我国大陆31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空间计量模型，设置邻接、地理和经济3种空间权重矩阵，实证检验了2007—2017年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村贫困的影响。结果 （1）我国省域农村贫困发生率和农村劳动力转移程度均有显著的空间集聚特征，农村贫困发生率呈现出“高—高”和“低—低”的空间分布特征。（2）在邻接权重下，该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规模每提高1%，使得该地区的农村贫困降低了0.317%，邻近地区的农村贫困降低了0.136%；在地理权重下，该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规模每提高1%，使该地区的农村贫困降低了0.323%，邻近地区的农村贫困降低了0.129%；在经济权重下，该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规模每提高1%，将使该地区的农村贫困降低0.315%，邻近地区的农村贫困降低0.192%。结论 农村劳动力转移不仅有利于本区域内的农村贫困减少，还可以通过溢出效应来缓解相邻地区的农村贫困。     

城市扩张与集约农业背景下浅层地下水重金属污染特征空间分析

地下水是城乡结合部和农村地区的重要饮用水源之一,城市的扩张和农业集约经营对地下水的影响日益明显。本文以典型区—沈阳沈北新区为例,以地下水重金属为评价指标,采用经典统计和地统计的方法,分析城乡交错地区地下水污染程度和空间分异性特征,旨在为类似地区土地利用规划和地下水环境管理提供科学依据。结果显示:Fe、Mn超标率较高,分布范围较广;Cd、Hg分布集中,受城镇化的影响较为明显;Pb与集中养殖产业分布关系密切;As的分布与当地化工企业有关;Fe、Mn空间变异性强,空间异质性主要受自然条件等结构性因素控制;Cd、Pb、Hg空间变异性中等,As空间变异性弱,Cd、Pb、Hg、As这四种元素空间异质性的形成主要受人为活动等随机因素的影响;初步发现Fe和Mn,Mn和As有相似的来源。     

济宁市乡村振兴驱动因子识别及评价研究

目的 通过对济宁市乡村振兴驱动因子进行识别研究,分析各驱动因子间的关系和相互影响程度,并对其驱动因素进行评价,以期为济宁市乡村振兴战略规划实施提供科学参考。方法 文章运用DEMATE方法和熵权法对济宁市乡村振兴驱动因子进行定性与定量研究,结合两种方法从主观和客观的角度综合分析其驱动因素。结果 在济宁市乡村振兴驱动因子中,休闲农业产值对济宁市乡村振兴发展的影响度最大,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受其他驱动因子的影响最大,综合来看,基础设施投资额、文化产业支出比重、农民工返乡创业人数、人均受教育年限、休闲农业产值、环保资金投入、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天然气普及率、乡镇卫生院个数共9个因子为济宁市乡村振兴的重要驱动因子。结论 从结果因素来看,贫困发生率、乡村就业人数、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额较易受到其他因子影响,充分掌握重要驱动因子之间的相互关系是巩固济宁市乡村振兴结果因素效益的关键;正确协调乡村振兴中的重要驱动因子,对其相互关系进行梳理是促进济宁市乡村发展的重要途径;人口因素是济宁市乡村振兴发展的制约因素,加快补齐济宁市农村民生短板是其乡村发展的关键。     

基于空间自相关的黎平县农村居民点分布与影响因素关系研究

为科学精细分析云贵高原地区自然和社会经济因素对农村居民点空间分布的影响,本文以贵州省黎平县为研究对象,以行政村为研究单元,采用空间自相关与空间叠加相结合的方法,通过农村居民点分离度分析农村居民点分布与影响因素的关系。分析结果显示,(1)黎平县农村居民点分离度指标的全局Moran指数为0.089,Z值为2.164,大于1.96,农村居民点分布存在显著的空间自相关特征;(2)自然因素和社会经济因素对黎平县农村居民点的局部显著性空间聚集和异常特征影响明显,自然因素的影响程度大于社会经济因素,在自然因素的影响中,高程占主导地位。     

贵州省县域乡村空间发展评价与格局分析

目的 县域在空间地理形态上是城镇与乡村连接点,通过分析贵州省乡村发展的空间格局特征,对统筹贵州省乡村空间发展,因地制宜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方法 文章通过构建贵州省乡村空间分类量化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测算其乡村空间发展水平,采用全局Moran''s I指数分析其空间自相关性。结果 从贵州省乡村空间发展水平的Moran象限分布来看,村落保护对乡村空间发展的影响作用在逐渐加强,乡村空间发展的高水平县域聚集在以贵阳为中心的白水河谷地区,该地区资源丰厚,利于集中发展。低值水平区聚集在黔东北的铜仁市和黔东南的黔南州,该地区多为山地和丘陵,城镇化发展水平低,部分县域交通条件较差,乡村贫困化呈现出东部、南部、西部高,中部和北部低的空间分布格局。结论 贵州省县域乡村生产发展水平整体较低,其空间布局呈现较强集聚特征。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农村贫困现状分析

由于历史及现实等多种原因,黔东南州目前仍是贵州省贫困面最大和贫困程度最深的地区,也是贫困发生率最高的地区。其贫困特征不但表现为总量大,程度深,还呈现出多元化的倾向,分布区域也极为特殊。笔者对黔东南农村贫困现状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促进黔东南农村贫困地区发展的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