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的时空特征与驱动因素

研究目的：分析近20年中国地级行政区及直辖市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协调发展时空特征及驱动因素,并据此提出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协调性优化路径。研究方法：耦合协调度模型和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研究结果：（1）2000—2019年各城市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水平均有一定程度的提升,2000—2010年人口城镇化超前于土地城镇化,2010—2019年人口城镇化滞后于土地城镇化;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高值区集中在京津冀、山东半岛、长三角、珠三角等东部沿海地区及各省会城市。（2）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耦合度与耦合协调度整体水平均有所上升,低值区域逐渐减少,高值区域有所增加,东部地区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等地区以及各省会城市的耦合协调度始终保持较高水平并呈现出不断增强的趋势。 （3）近20年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耦合协调度呈现显著的空间正相关,热点、冷点区域基本保持不变,东部地区冷点区域逐渐显现。（4）二元土地制度、城乡户籍制度、区位因素、经济增长和交通条件等因素是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耦合协调度空间分异格局形成的主要原因。研究结论：应通过国土空间规划,坚持以人为本,优化城市空间,制定差异化的地区发展政策,逐渐形成多层级、多中心城镇化格局,以促进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正向协调持续发展,有效释放城镇化的发展潜力。     

新型城乡关系构建与乡村振兴的关系研究*——以湖南省为例

[目的]研究新型城乡关系构建与乡村振兴之间的发展关系,对缩短城乡差距,优化城乡结构具有重要意义。[方法]从乡村经济发展水平、乡村社会发展水平和乡村生态发展水平3个方面构建了18个指标在内的评价体系,评价2007—2017年湖南省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变化趋势。分析2007—2017年湖南省人口城镇化率、土地城镇化率和产业城镇化率的演变特征。采用灰色关联分析模型定量化深入探讨新型城乡关系与乡村振兴发展之间的内在关系。[结果](1)2007—2017年,湖南省人口城镇化率、土地城镇化率和产业城镇化率均呈现逐年递增的趋势,其中人口城镇化率由40.45%提高到54.62%,土地城镇化率由0.52%提高到0.81%,产业城镇化率由83.13%提高到91.16%,城镇化发展水平明显提升。(2)2007—2017年湖南省乡村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发展水平评价分值均呈现明显的递增趋势,乡村生态发展水平评价分值波动性较大,2009—2013年呈现明显的递减趋势,2014开始有所改善。综合发展水平评价分值由2007年的0.208提高到2017年的0.862,整体发展水平明显提升,且发展态势良好。(3)湖南省新型城乡关系与乡村振兴发展相关指标关联度均大于0.5,具有较好的关联性。其中乡村社会发展水平与人口城镇化率和土地城镇化率的关联度较高,乡村社会发展水平与产业城镇化率的关联度较高。[结论]统筹城乡协调发展,对湖南省尽快实现乡村振兴,加快城镇化进程具有重要意义。     

宁夏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耦合协调关系评价

[目的]构建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指标,分析2006~2015年宁夏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耦合协调关系。[方法]文章采用熵权法与主成分分析法等2种方法分别求得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各项指标权重,计算两者的均值确定指标的最终权重,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宁夏近10年的耦合协调度并进行评价。[结果]2006~2015年人口城镇化指数与土地城镇化指数呈现出快速增长趋势,土地城镇化增速快于人口城镇化;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呈现出依赖程度先下降,2011年大幅提升后趋于稳定的状态,发展度与协调度小幅度提升;县域尺度分析来看,银川市等协调发展程度良好,对周边地区起到了一定的辐射带动作用,然而南部大部分地区仍处于中低度协调、失调衰退状态,城镇化发展水平较低,人口城镇化滞后现象严重,提高人口城镇化率,是宁夏亟待攻克的主要城镇化问题之一。[结论]宁夏人口城镇化滞后土地城镇化,耦合协调关系有待进一步改善。     

陕西省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发展研究

目的 定量评估陕西省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的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以期为该省推进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调发展提供参考。方法 文章选择2012—2021年陕西省的相关指标数据,采用熵权法、综合指数法、耦合协调度模型、空间相关性模型进行分析,并结合ArcGIS软件和GeoDa软件对两者空间差异和耦合发展时序变化进行分析。结果 （1）2012—2021年陕西省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均呈逐年递增趋势,其中乡村振兴发展水平的空间差异逐步缩小,趋向均衡发展,新型城镇化空间差异变化不大;（2）各区域内两系统耦合协调度整体呈现上升趋势,城乡发展不均衡性得到改善,在空间上表现为北高南低的分布态势;（3）随着各地区水平提升的不同,耦合协调水平的区域差距加大,个别城市存在明显的单系统发展滞后问题,陕南地区受区域高水平城市带动效应不强。结论 陕西省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正处于高质量融合发展的重要阶段,两者发展趋势呈正相关,未来需加强区域间合作,突破区位限制,推动陕西省向多元化驱动的城乡协调发展,促进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有效结合与高质量发展。     

新型城镇化视角下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协调发展分析

近年来我国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发展的非协调性问题开始显现,引致了诸如耕地资源流失、土地资源闲置与低效利用、人口与土地的空间匹配失调等问题。在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分析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的发展现状,探索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协调性问题产生的原因并提出政策建议,对于促使我国新型城镇化的良性、和谐发展、减少土地资源闲置浪费具有重要现实价值和理论意义。     

高质量发展阶段下河北省人口与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研究——基于党的十九大基本国策的视角

[目的]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是新时期我国经济转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的重要内容。在深入研究河北省人口与土地城镇化协调状况的基础上探索新形势下两者协调发展的新思路,以期为新时期促进河北省城镇化的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参考。[方法]文章运用离差系数,通过构建人口与土地城镇化协调性指标体系,从纵向与横向两个维度,对河北省人口与土地城镇化的协调性进行测度。[结果]河北省所辖的11个地市多数都存在人口增长率滞后于土地增长率、人口与土地城镇化失调的问题,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城乡二元土地制度、地方政府财权和事权的不对称以及土地出让价格歧视是造成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结论]针对河北省人口与土地城镇化失调的问题,该文从加快户籍制度改革、深化土地制度改革、完善财政和税收制度以及打破土地垄断价格等方面提出了促进两者协调发展的对策建议,对在新时期推进河北省城镇化的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指导意义。     

辽宁省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发展协调度分析

从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发展速度协调度和质量协调度两方面,分析了辽宁省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发展协调状况。结果表明:辽宁省土地城镇化明显快于人口城镇化,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发展是失调的。应通过有效途径和措施,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资源,促进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     

政策需求、意愿驱动与新生代农民工市民转化效应

本文基于江苏省36县市的面板数据,通过SYS-GMM方法考察了城镇化进程中市民化政策驱动与市民化意愿驱动的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效应以及城市容量对其市民化的调节作用。实证结果表明,政策型和意愿型市民化驱动工具均显著地促进了新生代农民工向市民转化,意愿型市民化驱动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效应明显高于政策型驱动。城市容量显著地抑制了新生代农民工向市民转化的演进进程,城市容量\土地城镇化促进了两种市民化驱动的市民化效应,而且城市容量\土地城镇化对意愿型驱动市民化效应的促进作用较强。城市公共支出与第三产业发展明显地促进了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效应,第三产业发展对于人口城镇化或市民化起到了显著的积极影响。     

中国县域城镇化发展分析

城镇化在县域经济增长中具有重要作用,是缩小城乡差距的重要途径之一。通过分析发现,2003-2012年间,中国县域城镇化率逐年提高,农村人口向小城镇集中的趋势开始显现,但与全国平均城镇化率水平相比,县域城镇化率仍然处于较低水平,还存在着巨大的提升空间。因此,发展县域经济,须以新型城镇化促进县域产业结构升级,加快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     

城镇化发展与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的空间计量分析

基于空间面板计量经济学模型,检验了2010—2018年省域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经济城镇化对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的贡献,并检验了农民可支配收入增长过程中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结果显示,中国省域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的空间依赖性和溢出效应呈正相关。人口城镇化和经济城镇化正向影响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并产生正的空间溢出效应,但土地城镇化负向影响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并产生正的空间溢出效应。     

湖南人口与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影响因素及作用机制分析

人地城镇化协调发展是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保障。本文对湖南省人口和土地城镇化现状进行了分析,构建了评价其协调发展的指标体系,并据此评价了湖南省人口与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情况,进而对其影响因素及作用机理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湖南省城镇化总体发展不协调,主要来源于外部因素与内部因素。其中外部因素包括二元土地制度和二元户籍制度分别对土地城镇化和人口城镇化的影响、宏观发展战略导向对各城镇用地指标分配的影响;内部因素主要为政绩观念因素和投资驱动因素对其的影响。     

新型城镇化对农民收入的影响效应研究基于30个省（市、自治区）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目的 通过人口的城镇化率、土地的城镇化率、经济的城镇化率、就业的城镇化率这4个自变量综合考察新型城镇化对农民收入的直接影响效应和间接影响效应并提出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促进农民增收的建议。方法 文章运用空间杜宾模型,收集近10年我国30个省（市、自治区,不含港澳台、西藏）的相关数据分析新型城镇化对农民收入的影响。结果 新型城镇化通过人口的城镇化、土地的城镇化、经济的城镇化对农民收入产生显著正向的直接效应,且通过经济的城镇化产生显著负向的间接效应,而就业的城镇化对农民收入影响效应不显著;新型城镇化对农民收入的直接效应主要还是由人口的城镇化产生,但也不能忽视土地城镇化和经济城镇化促进农民增收的作用;控制变量中农业经济水平、农村资本投入、对外开放程度、工业化率对农民收入具有显著正向的直接效应,且农村资本投入对农民收入具有显著正向的间接效应。结论 建议政府大力发展农业现代化,促进城乡一体化;盘活农村土地资源,加快农村城镇化;拓宽农民就业渠道,缩小城乡差别。     

健康城镇化发展研究

针对近年来地方政府过度"土地城镇化"的现象,从城镇化的概念和内涵入手,提出了健康城镇化应是人口城镇化、经济城镇化、土地城镇化、社会城镇化4个方面的协调发展;对1981～2004年我国的土地城镇化态势进行了分析.研究了土地城镇化与人口、经济城镇化之间的关系,发现经济城镇化是土地城镇化最根本的影响因素,指出人口和土地的城镇化都要以经济城镇化为基础,才能实现健康城镇化.     

河南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耦合性分析

[目的]探究近年来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之间的耦合发展关系,将为今后新型城镇化与乡村统筹发展相关政策的提出提供理论参考,将有利于不断推动我国社会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方法]通过构建河南省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发展水平评价体系,基于熵值法对2007—2016年河南省17个地级市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和格局演变分析,并通过构建耦合协调度模型对两系统之间的耦合协调关系进行了探讨。[结果](1)2007—2016年河南省17个地级市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发展水平评价分值均呈递增趋势,但新型城镇化的发展速度总体快于乡村振兴,且区域差异较为显著。其中2016年郑州市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评价分值为0.862,明显高于其他地区。南阳市和商丘市的评价分值较低,分别为0.230和0.223。鹤壁市和郑州市乡村振兴发展水平评价分值高于其他地区,分别为0.566和0.517。平顶山市的评价分值最低,仅为0.346。(2)2007—2016年各市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发展之间的耦合协调度总体上呈明显的递增趋势,其中郑州市一直处于较高水平耦合协调阶段,其他各市不断向更高水平耦合协调阶段过渡。[结论]河南省大部分地区乡村振兴发展水平总体上落后于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新型城镇化的发展进程。今后应针对地区优势,不断优化乡村建设规划,加快乡村振兴发展进程,统筹城乡发展,促进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向更高水平耦合协调阶段过渡。     

山地民族地区城镇化的非均衡性与时空分异研究

本文采用2000—2013年省际面板数据,运用复合指标测度法和协调发展度模型测度山地民族地区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非均衡性并分析其时空分异特征。结果表明:山地民族地区城镇化发展度、协调度和协调发展度持续上升,协调发展类型从严重失调向初级协调优化,三者呈现融合的趋势。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不协调持续存在,2006年以后出现人口城镇化滞后现象。山地民族地区协调发展水平划分为失调衰退、协调过渡和协调发展三个阶段,城镇化发展度持续偏低是协调发展度较低的主要原因。城镇化综合发展水平分布格局与其经济发展格局基本相符。各省区协调发展水平分布比较均衡,但区域阶段性分异明显。     

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与县域城镇化——基于面板数据的分位数回归分析

采用2003—2012年中国县级市面板数据和分位数模型,检验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对县域城镇化的影响及其空间溢出效应。结果显示,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促进县域城镇化,而信息化对县域城镇化产生负向影响;分位数回归揭示了不同城镇化水平的县域地区受到差异化的空间溢出效应:低城镇化水平的县域从临近地区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提升中获益,而中高城镇化水平的县域却受到临近地区工业化发展的制约;不同区域的样本证实了本地区及临近地区工业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对县域城镇化影响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     

黄土丘陵沟壑区城乡协调发展研究

目的 受区域条件和城乡二元体制的制约，黄土丘陵沟壑区城乡发展滞后。新时期，亟待厘清区域城乡关系现状，为乡村振兴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实施提供依据。方法 文章以黄土丘陵沟壑区57个区县为研究对象，分别构建县域城镇化和乡村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利用耦合协调模型探讨2000—2015年区域城乡发展的协调状况，结合相关分析探析“城”和“乡”对城乡协调发展的影响。结果 （1）区域城乡发展失衡，“城进村衰”问题加重。乡村人口系统、经济系统、社会系统和资源系统虽略有发展，但环境系统有一定程度衰退，而城镇化水平在各方面均取得较大发展。（2）区域城乡互动关系已趋稳定，城乡耦合模式以“中—中—高”、“中—低—高”为主。城乡发展协调水平总体较低，以勉强协调、初级协调为主。2000—2015年，区域城乡发展协调度空间差异明显缩小。（3）城镇化对区域城乡协调发展起主导作用，而乡村的作用较弱。结论 乡村发展滞后是制约区域城乡协调发展的主要原因，发挥乡村资源优势、加强乡村环境治理、激发乡村内生动力将有助于提高乡村发展水平、促进城乡协调发展。该研究有助于理解区域城乡关系现状，为区域协调发展和乡村振兴相关决策提供参考。     

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就地城镇化模式研究——以康乐镇榆木庄村为例

就地城镇化作为新型城镇化的重要形式,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路径。民族地区由于历史和自然等因素制约,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主阵地。本文以榆木庄村为例,从城镇化动力视角出发,对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就地城镇化模式展开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榆木庄村采用渐进式推进的政社共治型就地城镇化模式,使农牧民生活质量日益提升,生产水平不断提高。农牧民基本实现了“城市生活化”,但未实现“生活城市化”。     

乡村旅游生态化对新型城镇建设影响研究*——以浙江省为例

［目的］文章旨在分析乡村旅游生态化对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影响。［方法］运用综合指数法建立新型城镇化评价体系，分析2000—2016年浙江省新型城镇化程度，进而利用数理统计模型分析乡村旅游生态化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结果］浙江省新型城镇化发展主要包括2000—2005年新型城镇化初始阶段，城镇化发展水平受基础设施等条件限制呈波动上升趋势，以及2006—2016年，属于新型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政府对于新型城镇化的高度重视使城镇化指数由0436上升至0869，年均增长率高达0093。乡村旅游生态化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主要包括3个方面：（1）在人均家庭经营农家乐收入比方面，其对浙江省新型城镇化建设的直接效应为正，间接效应为负； （2）在森林覆盖率方面，其对浙江省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效应为正，直接效应系数为0098，间接效应指数为0074，影响相对较大； （3）果园面积方面，其对浙江省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影响不大，但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均为正。［结论］乡村旅游的生态化对新型城镇化具有一定影响，且正向影响远大于负向影响。     

我国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的趋势与问题

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会导致城市人口密度随时间推移而下降。过快的土地城镇化会额外增加城镇用地需求,侵蚀耕地和生态用地,不利于可持续发展。本文分析了我国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的趋势、问题及原因,并从促进城市中心人口集聚、倡导紧凑式土地开发、优化城市用地结构等方面提出了相关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