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补偿对水源地农户可持续生计能力的影响研究——基于改进的DFID生计分析框架

目的 为检验生态补偿在水源地农户可持续生计能力发展方面的实施效果。方法 文章在调整DFID生计分析框架的基础上,改进基于生计资本测量农户可持续生计能力的方法,并利用该方法评价生态补偿前后东平湖水源地农户可持续生计能力变化情况。结果 （1）从整体上看,实施生态补偿政策以来东平湖水源地保护区农户生计可持续性得到显著增强,可持续生计能力从补偿前的0.302增至补偿后的0.323,但当地农户可持续生计能力仍处于较弱水平,需要进一步加强;（2）从生计资本来看,补偿后人力、社会、信息、物质、自然、金融、环境资本指数值分别为0.384、0.459、0.508、0.450、0.016、0.258、0.901,自然、金融、人力资本存量较低是当地农户生计可持续发展的短板;（3）值得注意的是,补偿后信息资本与物质、金融、环境资本之间的相关性显著提高,而自然资本与物质、人力资本之间的相关性显著降低,表明水源地农户的生产方式正逐步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或非农行业过渡。结论 当地政府应致力于提高自然、金融、人力资本存量,实施多样化的生态补偿方式,积极引导水源地农户寻找替代生计。     

宅基地退出对农户生计资本的影响研究以江苏省徐州市为例

目的 通过分析宅基地退出对农户家庭生计资本的影响,为构建和完善积极有效的宅基地退出政策、减少宅基地退出引发的社会矛盾提供参考。方法 文章构建了农户家庭生计资本指标评价体系,基于江苏省徐州市的调研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模型和耦合协调模型分析了宅基地退出对农户家庭生计资本水平和生计资本结构的影响。结果 （1）从总体样本来看,宅基地退出提高了农户生计资本水平,且主要体现为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水平的提升;改善了生计资本结构;（2）宅基地退出对不同收入类型农户生计资本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宅基地退出提高了低收入农户和中收入农户的生计资本水平、改善了中收入农户的生计资本结构,但对高收入农户生计资本水平及生计资本结构均未有显著影响。结论 总体上看,研究区宅基地退出对农户家庭生计资本水平的提高和生计资本结构的改善产生了积极影响,但农户退出宅基地后实现可持续生计的压力仍然较大。     

洪湖渔民禁捕生态补偿标准及受偿意愿的影响因素探讨

目的 禁捕是保护长江流域水生态环境和“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重要举措。渔民作为禁捕的受偿主体,如何给予合理补偿,激发其主动参与退捕的积极性,成为保证禁捕政策顺利实施的关键因素。方法 文章以效用理论为指导,依托实地调研数据,构建渔民受偿意愿的效用函数测定禁捕生态补偿标准,并通过Binary Logistic回归模型对渔民的受偿意愿进行分析,探讨洪湖禁捕生态补偿标准的合理性和影响渔民受偿意愿的关键因素。结果 （1）禁捕补偿标准测算结果显示,参数估计结果为4.09万元/年,非参数估计结果为3.56万元/年;（2）两种方法测算的补偿标准每年相差0.53万元,非参数估计法能够直接反映出渔民的最低补偿金额,但测算出的补偿标准往往偏高。在长江流域禁捕的整个时期内,可将两个补偿额度作为洪湖禁捕补偿标准的动态调整区间;（3）在对禁捕有经济补偿的前提下,89.8%受访渔民表示愿意退捕,渔民的退捕行为受到个人特征、家庭特征、生产特征、生态认知以及禁捕政策的共同作用。结论 渔民的生产特征和对禁捕政策的认知程度,是影响渔民受偿意愿的关键因素。年龄较大、身体健康状况差、生存和生计方式多样化、生态认知程度越高的渔民更愿意接受禁捕政策。     

长江禁捕补偿政策满意度影响因素及提升策略研究: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目的 长江禁捕补偿政策的实施是我国贯彻“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的重要举措,探究退捕渔民对禁捕补偿政策满意度影响因素有利于政策主观绩效的提升。方法 文章以在全国率先实施禁捕补偿政策的贵州赤水河流域和湖北洪湖流域的退捕渔民为研究对象,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fuzzy 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fsQCA）探究禁捕补偿政策满意度的影响因素。结果 （1）政策认同和生计结果的缺失分别为解释禁捕补偿政策高满意度和低满意度的必要条件。（2）存在引致高禁捕补偿政策满意度的两种条件组态,其中补贴时效和信息掌握是影响禁捕补偿政策满意度的关键因素,在提高禁捕政策满意度中发挥核心作用;（3）存在4种引致低禁捕补偿政策满意度的条件组态,补贴时效和信息掌握的缺失在各自组态中均发挥了核心作用,使补贴时效和信息掌握的重要性得到进一步验证。（4）根据条件因素的可控性,加强政策的宣传力度和提高补偿资金发放时效是有效提升禁捕补偿政策满意度的最佳策略。结论 多重条件间并发协同效应的存在揭示禁捕补偿政策满意度影响因素的复杂性,对政策宣传和补偿资金发放工作“两手抓”是提高禁捕补偿政策满意度的必然选择。     

农户生计资本对不同偏好技术采纳行为的影响基于可持续生计框架的分析

目的 农户行为理论中的行为动因决定了农户在生产过程中的技术采用行为,农户的技术采用行为受到农业资源稀缺性的约束,由于农户自身生计资本的异质性,农户生计方式的选择和技术偏好都有所差异,导致农户在生产技术采用行为上也有差异。方法 文章基于农户分化背景下,从农户可持续生计的角度出发,将农户的荔枝龙眼主产区广东、广西区域的农户荔枝龙眼技术采用行为作为研究对象,选择二元Logit模型从多维的农户生计资本的视角研究农户的技术采用行为差异以及影响因素。结果 农户生计资本中的人力资本、社会资本、金融资本、自然资本和物质资本五个方面影响着农户生产技术采用与效率。结论 健全和完善保障机制,提升农户的人力资本;拓展多元化的社会网络,提升农户的社会资本;健全农村信贷制度,提升农户的金融资本;加快土地提质增效,提升农户的自然资本;加强果园设施建设和完善补贴措施,提升农户的物质资本。     

改进可持续生计框架下易地扶贫搬迁前后农户生计对比分析以贵州省贞丰县者相镇安置点为例

目的 基于改进可持续生计框架,对比分析搬迁前后农户生计现状,厘清易地扶贫搬迁对农户生计的影响,对推动贵州省易地扶贫搬迁农户生计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提出提升易地扶贫搬迁农户生计资本量和生计资本稳定性的建议。方法 文章引入主观满意度对可持续生计框架进行改进,建立适宜易地扶贫搬迁农户的可持续生计评价的指标体系,探究者相镇安置点农户搬迁前后的生计资本持有量变化,并对其生计可持续性及生计资本对生计稳定性的影响进行分析。结果 （1）者相镇安置点易地扶贫搬迁农户搬迁后生计资本综合值得到一定程度的提升,物质资本和满意度明显提升,自然资本和金融资本下降;（2）者相镇安置点农户搬迁后生计稳定性总体呈下降趋势,但随搬迁年限的增加而提高,生计多样性和收入多样性降低,非农业生计多样性提升;（3）搬迁后农户生计耦合度提升4.059 6%,生计资本与生计稳定性耦合协调度由低度耦合提升至中度耦合。结论 者相镇安置点农户生计可持续发展水平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各类生计资本指标差异明显,推动搬迁农户生计资本的均衡发展和提高收入多样性,可帮助搬迁农户实现“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     

SLA框架下生计资本影响山区农户分化的机理与实证研究以广西山区农户为例

目的 基于可持续生计分析（SLA）框架,对生计资本影响山区农户分化进行深入研究,为职业分化背景下促进农户多渠道创收以及实现山区乡村振兴提供参考。方法 文章运用比较分析法、多值选择模型,以广西山区的540家农户为研究对象,探讨农户职业分化的影响因素。结果 研究结果表明,社会资本有助于纯农户与非农农户向以农为主的兼业农户分化;自然资本丰裕更能吸引农户向纯农户或以农为主的兼业分化;增加金融资本有助于兼业农户专注于农业生产,也促使非农经营主体投身于农业经营;物质资本影响农户向纯农户或以非农为主的兼业农户转变;拥有自身务工经历的农民更易于选择以农为主的兼业形态,对农民进行农业技术培训因提升其农业生产经营能力从而有助于他们投身于农业生产;生计资本影响农户分化的程度因距离中心市场的远近而存在差异。结论 生计资本影响农户向不同类型的职业进行分化,应从鼓励农户兼业化实现收入多元化以及鼓励乡村精英返乡创业的视角,适应不同类型农户分化需要,为调整农户生计资本,维持生计可持续性提供必要的决策支持和政策保障。     

多源流理论视角下长江禁捕政策议程分析与展望

目的 长江流域内水生生物资源骤减给长江生态环境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引起政府、社会和民众的高度关注,长江禁捕工作迫在眉睫,我国政府已经开始制定保护长江生态系统的政策。方法 多源流理论分析框架是剖析政策过程及其政策影响的重要工具,多源流理论能为我国长江大保护政策过程提供新的解释角度。文章以长江禁捕政策议程为载体,运用多源流理论框架中的问题源流、政策源流和政治源流分析了长江禁捕政策议程。结果 通过运用多源流理论提出对长江禁捕政策过程优化路径,在问题源流上对退捕渔民生存保障制度和长江资源利用方式进一步完善,在政策源流上提高政策储备,在政治源流方面加强国家法律法规的制定和执行,在首次开启政策之窗后的基础上继续积累、寻找和创造新的政策元素,以期推动政策之窗再次打开,促使长江禁捕工作有效的实施。结论 对长江禁捕一系列相关法规和政策进行梳理并提出要不断推动和创新长江禁捕政策,我国政府需要在合理的范畴内再次实现政策之窗的打开,形成新的长江大保护政策议程。     

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对生计效率的影响

目的 随着农业劳动力老龄化问题日益加剧，农户家庭生计资本和生计产出结构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文章主要探讨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对生计资源要素配置的影响及作用机理，进而为缓解农业老龄化危机、提高农户的自我发展能力提出合理化建议。方法 基于2021年陕南秦巴山区农户实地调研数据，运用DEA-Tobit二阶段模型验证二者之间的关系。结果 （1）陕南秦巴山区农户生计效率的规模效率最高，纯技术效率略低于规模效率，综合效率最低。大部分农户生计活动呈现规模收益递减状态，生计产出的增长低于生计投入的增长。（2）农业劳动力老龄化抑制了生计效率的提高，且在低收入水平家庭和户主低受教育程度家庭表现更为明显。（3）农业资金投入的增加能够缓冲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对生计效率的负向影响。结论 因此，要正视农业劳动力老龄化现象，引导农户合理配置生计资源，提高农业资金投入使用效率，促进农户家庭自我发展能力。     

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失地农户可持续生计的影响机理研究——以兰州市安宁区为例

[目的]通过探讨社会资本、人力资本、资金资本、物质资本4种常见生计资本及失地农民因征地补偿所特有的自然资本补偿对失地农户生计可持续性直接影响路径和间接影响途径,以期为其他生计研究及政府决策提供参考。[方法]文章基于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入户调查数据,采用熵值法从失地农户家庭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生计多样性、保险覆盖率及家庭劳动力就业率4个角度构建失地农民可持续生计评价体系,并运用结构方程模型中路径分析方法,定量分析生计资本对被失地农户可持续生计影响机理。[结果](1)人力资本、自然资本补偿和资金资本是主要直接驱动因素,对安宁区失地农户生计可持续性存在显著的正向直接影响;(2)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主要通过间接路径对可持续生计产生有限的影响;(3)人力资本、自然资本补偿与其他3种生计资本之间存在多种内在影响,最终通过资金资本对生计产生的间接效应。[结论]针对失地农户的可持续生计分析,应使用自然资本补偿替代自然资本,5项生计资本对于该群体生计可持续性影响在程度以及驱动路径上存在显著差异。     

长江流域禁捕背景下的渔民转产上岸适应性研究 ——以洪泽湖渔民转产上岸为例

在长江禁捕政策的驱动下,各地为保护环境积极引导渔民转产上岸。从渔民视角出发,研究其对上岸的适应能力对于有关政策的制定和完善至关重要。基于洪泽湖渔民转产上岸的调查数据,构建渔民适应性评价指标体系,对渔民的适应能力进行实证研究。研究表明,渔民的整体适应能力一般,这在年龄较大和从业时间长的渔民中更为明显,而不同渔民在不同维度的适应性表现不一。提出利用当地资源优势,充分征求渔民意见,让渔民参与政策制定中,并从教育、培训等途径提高渔民自身素质等相关政策建议。     

基层政府长江流域禁捕政策执行优化分析——以四川省富顺县为例

目的 长江水域生物资源的保护需要有效政策制定和执行,在当代中国的情景下,基层政府执行对于水域生物资源保护政策有效贯彻落实具有重要的作用。方法 文章运用实地调研和案例分析方法,以四川省富顺县为例,基于史密斯的政策模型的分析视角,从政策框架、执行机构、目标群体和政策环境四个方面来分析长江沿岸县级政府长江流域水生生物禁捕政策执行情况。结果 对四川省富顺县长江禁捕退捕政策执行存在的理想化政策梗阻、政策执行机构缺陷、目标群体政策认同感迷失、政策环境消极等四重困境进行了深度分析。结论 在全面实施长江禁捕政策过程中,如何破解政策执行面临的困境,需要从政策框架的改进、执行机构的执行能力提升、目标群体的认可度以及政策执行环境因素的影响等方面提升长江沿岸县级政府政策执行力,以推进新时代长江大保护政策的有效执行。     

以船为家渔民上岸安居情况调查分析

调研组走访了安徽、广东两省以船为家渔民3个渔船停泊点和3个定居点,了解两省以船为家渔民基本情况。以船为家渔民作为一个特殊的弱势群体,居住环境恶劣,上岸安居意愿强烈,但由于经济收入低下、社会保障不全,难以依靠自身力量脱离"水上漂泊"的生活窘况。安徽、广东两省在推动以船为家渔民上岸安居工程方面有很多有益的尝试并取得了一些成绩,通过多方面筹集资金、统筹项目建设以及安置就业等工作妥善处理了部分以船为家渔民的上岸安居就业问题,但限于土地、资金、管理等问题,尚不能全面推动这一民生工程。基于此,调研组建议尽快出台政策意见,强化政府主导,多方筹措建设资金,集中解决用地指标,统筹兼顾安居乐业,全面推动上岸安居工程顺利开展。     

水库移民长远生计问题处理阶段性效果对比分析

基于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结合调查数据,对水库移民安置区实施移民长远生计问题处理规 划以来的效果进行逐年对比分析,分析内容包括移民安置区的人力资本、自然资本、物质资本、金融 资本以及社会资本。分析结果表明,水库移民长远生计问题处理使安置区移民的物质资本、社会资 本得到了明显的改善,但是人力资本、自然资本以及金融资本中的部分指标变化不明显。建议在今 后的水库移民长远生计问题处理中加强文化和职业教育,引导农民合作组织建设,并设立金融支 持、鼓励自主创业,以保证水库移民生计的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