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禁捕补偿政策满意度影响因素及提升策略研究: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目的 长江禁捕补偿政策的实施是我国贯彻“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的重要举措,探究退捕渔民对禁捕补偿政策满意度影响因素有利于政策主观绩效的提升。方法 文章以在全国率先实施禁捕补偿政策的贵州赤水河流域和湖北洪湖流域的退捕渔民为研究对象,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fuzzy 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fsQCA）探究禁捕补偿政策满意度的影响因素。结果 （1）政策认同和生计结果的缺失分别为解释禁捕补偿政策高满意度和低满意度的必要条件。（2）存在引致高禁捕补偿政策满意度的两种条件组态,其中补贴时效和信息掌握是影响禁捕补偿政策满意度的关键因素,在提高禁捕政策满意度中发挥核心作用;（3）存在4种引致低禁捕补偿政策满意度的条件组态,补贴时效和信息掌握的缺失在各自组态中均发挥了核心作用,使补贴时效和信息掌握的重要性得到进一步验证。（4）根据条件因素的可控性,加强政策的宣传力度和提高补偿资金发放时效是有效提升禁捕补偿政策满意度的最佳策略。结论 多重条件间并发协同效应的存在揭示禁捕补偿政策满意度影响因素的复杂性,对政策宣传和补偿资金发放工作“两手抓”是提高禁捕补偿政策满意度的必然选择。     

生计资本和社会排斥：长江禁捕补偿政策对渔民生计影响机理研究

目的 渔民作为禁捕补偿政策的直接利益相关者，其生计问题直接关系到禁捕政策成效。探究长江禁捕补偿政策对渔民生计的作用机理，对推动实现长江生态保护和退捕渔民生计保障具有重要意义。方法 基于可持续生计理论和社会排斥理论，文章通过构建长江禁捕补偿政策背景下渔民生计结果的分析框架，利用江苏、安徽和湖北3省调研数据，采用偏微分最小二乘法的结构方程模型估算路径系数，测算长江禁捕补偿政策对生计结果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结果 从直接效应上看，政策对促进生计资本积累和生计结果改善有显著影响，对于抑制社会关系排斥和政治排斥有显著作用，但对就业排斥影响不显著；从间接效应上看，政策能够通过生计资本和社会排斥的中介作用对生计结果产生重要影响；从总效应上看，长江禁捕补偿政策的实施能够显著改善渔民的生计结果。结论 生计资本是渔民生计内生动力，对生计结果改善具有重要意义，须继续加大对生计资本建设力度；社会排斥是渔民生计发展的外部阻力，须促进社会融合，保障渔民政治、就业和社会关系等方面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