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集中居住的困境及其展望——以建设法治中国为视角

农民集中居住是一个自然生长的历史过程。当前,我国一些地方政府通过行政方式强制推动农民大规模的集中居住,违背了以工业化引导城市化的社会发展基本规律,泯灭了农民独立的人格,侵蚀了农民的财产权,窒息了农村社会市民化的空间,导致其陷入了难以自拔的困境。展望未来,只有在尊重市场经济规律前提下,以建设法治中国为契机,推进制度改革,充分保障农民的权利,才能确保农民集中居住的良性推进。     

城市边缘区农民集中居住的效应、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以湖南省长沙市为例

研究农民集中居住意愿及影响因素可为地方政府科学地制定农民集中居住政策提供参考。城市边缘区作为城市新增建设用地的主要来源地,研究城市边缘区农民集中居住问题更具有现实意义。本文以长沙市为例,从个人特征和家庭特征两个方面,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了城市边缘区农民集中居住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结果表明,影响城市边缘区农民集中意愿的因素主要有年龄、家庭年收入、家庭主要收入来源、家庭居住房屋修建年份、家庭人口数量、家庭人均住房面积、家庭宅基地面积和承包地面积、家庭居住房屋类型等,地方政府应该积极完善农民集中居住区公共服务,加大农民就业服务力度,有针对性地引导农民集中居住。     

基于合约模型的农村集中居住改革机制分析

根据制度设计的不同特点,农村集中居住改革主要分为强制合约与激励兼容合约两种类型。鉴于现有文献对集中居住的微观机制鲜有深入研究,本文基于不同约束条件下地方政府经济发展目标最大化模型,分别对上述两种合约安排类型进行模拟,并分析其对农户参与意愿和地方经济发展目标的影响,以此揭示农村集中居住的路径及其效率。     

农民集中居住:现状、问题与对策

近年来,在北京、上海、江苏、浙江等省份的一些县市,地方政府开始引导农民集中居住。但是,在实行的过程中,地方政府往往出于自身利益而强制要求农民参加,造成许多不良后果。本文从目前农民集中居住的现状出发,着重分析了其中存在的问题,最后得到结论,并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农民集中居住研究综述

近年来,在土地集约利用、新农村建设以及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背景下,农民集中居住是在我国许多省市逐渐兴起并迅猛发展。学术界从不同角度、不同领域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研究。本文是否要开展集中居住、应该如何开展集中居住、现有集中居住实践的效果等几个方面对学术界的相关研究进行梳理。通过文献梳理可以发现,现有研究的深度有待进一步挖掘,比较研究的视角较为缺乏,更缺乏对特定群体的关注。     

政府干预土地集中流转:条件、策略与风险

在农业现代转型的背景下,由地方政府主导的土地集中流转是否可行?它可能会带来怎样的风险?本文研究认为,农民对土地的依赖程度、村庄资源、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以及基层组织的动员能力等,是土地集中流转能否顺利实施的决定性因素。受区位、发展历史等因素影响,各地城镇化、工业化水平不尽相同,很多地区并不具备土地集中流转的条件。土地集中流转在部分村庄的成功,往往得益于区位优势和强大的内外部资源,其经验可能并不具有普适性与推广价值。政府强行干预土地集中流转,既可能造成新的不公,加剧村庄的社会分化与矛盾冲突,也将使不同利益主体面临巨大的经济社会风险。因此,政府的干预应有限度。     

基于扎根理论的农民集中居住社会风险识别 ——以北京市Y镇H社区为例

研究目的:以北京市Y镇2014年建成的集中居住项目H社区为例,识别与梳理农民集中居住后潜在的社会风险因素,并分析风险产生的内在逻辑关系。研究方法:采用扎根理论的质性研究方法,通过深度访谈收集原始资料,经过三级编码过程,提炼总结潜在的社会风险。研究结果:该社区潜在的社会风险因素包括家庭经济风险、就业风险、产权交易风险、居住环境风险、社会保障风险、政策风险、身份边缘化风险和社交网络风险,这些风险在不同年龄群体之间所表现出的强度有所不同。研究结论:农民意愿的充分表达,可持续生计能力的提高,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的提升,原有文化的解构与重构是防范农民集中居住社会风险的重点。     

保护还是蚕食：反思“三个集中”土地利用政策——以我国东部某省W市X区为例

本文旨在分析当前我国地方政府在实施“三个集中”用地政策中存在的问题。通过文献分析法、案例分析法，得出，在“三个集中”政策执行中，存在着地方政府圈占农村土地等严重问题。并提出了若干条政策建议。     

政府对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作用机制:短期激励与长期合作——基于地方政府之间晋升博弈视角的分析

本文基于地方政府之间的晋升博弈视角,运用前景理论和风险规避理论,对比分析地方政府短期激励和长期合作吸引企业投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作用机制,并进一步研究中央政府如何调控地方政府的竞争决策,更好地促进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研究表明,政府的短期激励主要通过财政直接补助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市场价格吸引企业投资,长期合作主要通过促进企业的溢出效应吸引企业投资;开始时,地方政府的短期激励(财政补助和税收减免政策)更能吸引企业投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但随着地方政府政策的溢出效用和中央对地方政府惩罚系数的增大,企业更愿意选择政府实施长期合作政策的区域进行投资;在长期合作政策激励下,企业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金额高于短期激励下的投资金额。     

稳步推进农村集中居住点建设

江苏省金坛市以加快农村集中居住点建设为抓手,着力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取得了阶段性成效。目前,全市已启动新建农村集中居住点8个,建设公寓房265幢、农村别墅196幢,安置农户6863户。实践证明,加快农村集中居住点建设,不仅有利于优化农村的人居环境,而且对于积聚节约资源、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农村土地流转风险:表现、成因及其形成机理———基于浙江省A乡的分析

土地流转为实现我国农地资源优化配置做出了巨大贡献,但近年来土地流转也逐渐表现出了一些风险。土地流转风险已逐渐成为我国农村地区发展中的现实隐忧与制约瓶颈,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农村经济的繁荣与社会的稳定。文章借鉴复合生态系统理论的理念,对浙江省A乡土地流转进行研究发现,该乡土地流转风险主要表现为经济风险、社会风险、自然风险,其中经济风险包括契约风险、经营管理风险、粮食安全风险及政策风险;社会风险包括社会矛盾风险、公信力风险、寻租风险及社会保障风险;自然风险包括景观美学价值风险、生态组分风险。土地流转风险的成因包括信息不对称、非理性、道德、制度环境、市场等因素,这些因素聚合为强制性占有、流转外部性、行为偏差、沉没成本等4个因子,辐射至A乡农村土地流转整个系统,进而产生土地流转风险。要控制A乡土地流转的经济风险需要以利益保障为目标,而社会风险的控制要以提升社会效益为根本,自然风险的控制要以合理性评价为依据。     

城乡一体化背景下耕地社会保障价值研究——以安徽省怀宁县为例

当下农村改革不断深化,农村经济社会面貌迅速变化,城乡一体化引领农村发展进入新阶段。为阐明当前农村地区耕地社会保障现状和发展趋势,本文采用条件价值评估法(CVM)在安徽省怀宁县进行了耕地社会保障价值研究。在条件价值评估法下,利用二项回归模型分析了影响受访者受偿意愿的相关因素,结果表明:受访者年龄、家庭年收入与受偿意愿呈负相关;家庭收入来源、农地流转期限、新农保养老金发放级别与受偿意愿呈正相关;同时测算出怀宁县耕地资源社会保障总价值为9.91亿元,占当地2014年国民生产总值的5.68%,单位面积耕地社会保障价值为1 141.67元/667m~2,占当地征地统一年产值的71.95%。通过与他人相关研究对比分析,结论认为目前耕地在中部地区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中仍承担着基础性作用,但随着城乡一体化趋势的不断增强,耕地社会保障地位正在弱化,农村社会保障多元化发展趋势明显。     

土地征收中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以广州新客站周边土地储备项目二期征地为例

土地征收作为一种重大事项,必须进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依据风险评估的有关要求,以广州某征地项目为例,介绍了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报告的主要内容和程序、方法,风险评估结果表明:新客站征地拆迁项目总体社会稳定风险较小,但部分内容仍然可能诱发风险,因此需制定详细的预案,注意加强对风险的防范。     

心理所有权对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的影响研究 ——基于相对剥夺感的中介效应和社会质量的调节效应分析

研究目的:聚焦农户产权心理特征,分析心理所有权对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的直接影响,以及相对剥夺感的中介作用和社会质量的调节作用,为理顺宅基地产权关系提供参考。研究方法:探索性因子分析,Bootstrap有调节的中介作用检验方法。研究结果:心理所有权抑制了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相对剥夺感在心理所有权影响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中起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大小为40.386%。不同维度相对剥夺感的中介效应均显著,中介作用大小表现为:社会剥夺感>经济剥夺感>情感剥夺感。社会质量在相对剥夺感影响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中起调节作用,其中经济剥夺感主要由社会经济保障调节,社会剥夺感主要由社会经济保障、社会包容和社会赋权调节,情感剥夺感主要由社会凝聚调节。研究结论:重视并帮助农户理顺宅基地产权关系;多元路径分类推进,切实保障农民差异化的权益需求,弱化农户的相对剥夺感;围绕社会质量四维度,全面提升农户的社会融入能力。     

社会保障价格法测算征地补偿若干问题探讨

研究目的：探讨社会保障价格法测算征地补偿存在的问题。研究方法：综合分析法与文献资料法。研究结果：从现代社保理论、社会保障价格法假设前提、征地实质、操作中潜在问题等4方面论述了该方法的缺陷与不足。研究结论：虽然社会保障价格法能够适度提高征地补偿，也可暂时缓解征地双方矛盾，但该方法并不是一种科学客观的评估法，它不能妥善处理征地中复杂的利益关系，不能为失地农民建立长久可靠的社会保障。     

《民法典》视域下居住权征收补偿问题研究

研究目的：探究在现行征收法律规则下居住权人获得补偿的路径。研究方法：文献研究法。研究结果：现行法 仅赋予用益物权人在征收中获得补偿的权利，无论是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还是农村集体土地征收，均未规定用益物 权为独立的征收客体，征收补偿中亦未单独针对用益物权规定补偿类别，实务中用益物权人可以通过征收补偿分配程 序获得相应补偿。研究结论：现行法中，居住权人在征收中不享有独立补偿地位，需从法定所有权补偿类别中主张相 应份额，应以市场价值为主要参考依据。居住权人在征收中应享有程序性权利，以保证实体补偿权利的实现。     

土地征收成片开发的制度架构与风险控制

研究目的：通过梳理土地征收成片开发的制度架构及潜在风险,探索控制成片开发征收风险的可行路径。研究方法：规范分析法、演绎法。研究结果：新《土地管理法》第45条第5款确立的土地征收成片开发制度,一定程度上消减了学界对土地成片开发的质疑,但其并未解决成片开发制度的适用和规范难题。现有制度设计对土地成片开发的控制性不足,成片开发中的非公共利益存在使成片开发功能发生异化偏移的风险。研究结论：应从内容、过程及结果三个维度对土地成片开发进行风险控制：内容控制上,应建立成片开发公共利益的动态认定机制;过程控制上,在保证公众参与权利的同时,应将公众参与限定在初次决策过程之中;结果控制上,应畅通当事人的救济渠道,当事人可通过质疑、行政复议以及行政诉讼等方式寻求救济。     

江苏省实施征地制度改革的思考

分析江苏省征地补偿安置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指出现行的土地征用制度存在种种弊端 ,不利于土地资源的合理利用和优化配置。征地制度改革 ,必须从保护农民的合法利益出发 ,明确征地适用范围 ,制定合理的征地补偿和税费标准 ,完善社会保障机制 ,强化监督机制 ,配套推进征地制度改革。     

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农地非农化问题研究

农地非农化可以归纳为公益性农地征收和经营性集体建设用地直接入市两种方式,对农地非农化问题的研究不能脱离相应的宏观制度环境。农地征收制度内生于相应的宏观制度环境,伴随着宏观制度环境的变化,农地征收制度经历了不断演变的历程。城乡一体化进程导致了宏观制度环境出现转折性的变化,农地非农化制度必须随之实现立法理念、具体内容与路径的创新。     

城乡征地增值收益分配：农民的反应与均衡路径

研究目的：探索统筹城乡征地增值收益的可操作性措施，减少城乡利益冲突并增加利益互补，推进和谐社会建设。研究方法：问卷调查法、比较借鉴法、逻辑分析法。研究结果：通过对浙江省800位农民的调查，表明不同经济水平、不同年龄阶段、不同教育背景等各类群体农民对征地增值收益分配有不同的反应和需求，但他们对于失地后生活的担忧以及分享增值的要求则是共同的。借鉴美国等发达国家农地转用增值利益分配经验，提出减少城乡冲突、统筹城乡征地增值收益的可操作性途径。研究结论：农民有权参与分配土地转用增值、分享城市化发展成果，分享的比例应在30% — 50%之间。为与现行政策衔接，这30% — 50%的土地转用增值可以通过提高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社会保障补偿费、教育培训费等形式让农民分享，并从中划出一部分补贴新政实施前的被征地农民，确保纵向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