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经济带国土空间效率差异演进及驱动机理研究

研究目的：明晰长江经济带国土空间效率的空间差异及驱动机理，协同推进重大国家战略发展区域的国土空间格局优化和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方法：以长江经济带130个城市作为研究对象，运用超效率SBM模型、空间分类、核密度估计、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法进行差异格局分析，运用地理探测器方法识别驱动机理。研究结果：（1)国土空间系统兼顾城镇发展、农业生产和生态保育等重要功能，各子系统共同影响着国土空间格局的优化进程，国土空间效率由城镇空间效率、农业空间效率和生态空间效率构成，旨在强调以最小的要素投入析出最大的综合效益。（2)高效率区以上海、重庆、武汉、长沙等为核心，呈现由内向外密度递减的多核心圈层结构，低效率区呈基底状连绵分布在上游云南、贵州等地。空间关联特征具有较强的正向相关作用，各空间的关联主导类型存在差异且空间集聚效应显著，局部LISA形态呈现“小聚集大分散”的空间关联效应。（3)国土空间效率差异演进受外部社会经济和区域本底因子的双重影响，外部社会经济因素中经济发展、财政支撑、工业化进程、土地城镇化进程能够显著推动效率提升，行政面积和地形地势等内部因子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效率的变化。研究结论：长江经济带国土空间效率区域差异明显且集聚效应显著，未来发展要时刻把握社会经济要素与资源环境要素对国土空间效率的共同驱动作用，推动区域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布局和支撑体系。     

我国玉米空间格局演变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进展

[目的]文章梳理了我国玉米空间格局演变及其影响因素的已有文献。[方法]文章采用文献综述法和归纳分析法,总结了我国玉米空间格局演变及其影响因素文献的研究结论和发展趋势。[结果](1)已有的关于玉米生产、消费和贸易的文献,均从中国和世界两个尺度进行分析,认为我国玉米消费量和进口量逐年递增,供给偏紧,消费结构和贸易格局正在发生改变,应当采取提高玉米单产、实施玉米优势区规划等应对措施。(2)在玉米空间格局演变方面,已有文献聚焦于作物空间格局演变特征和规律,认为我国玉米生产中心有"北移"的趋势。(3)在玉米空间格局演变驱动因素方面,已有文献主要从自然、社会经济、要素投入、技术进步和农业政策等因素入手,研究发现气候变暖、自然灾害对玉米增产有负向作用;经济发展水平、交通运输水平等因素对玉米空间布局有正向作用,而非农就业有负向作用;劳动力投入、技术进步、惠农政策等因素都是影响玉米生产布局的重要因素。(4)上述研究多以描述性统计分析、数理统计分析、传统计量经济学等为研究方法。[结论]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定量分析和识别影响玉米生产空间格局的关键因素,将是一个新的研究思路。     

长江经济带省域农业比较优势分析及协同发展对策

[目的]通过分析长江经济带农业协同发展的优势条件及限制性因素,以及各省域农业比较优势,为长江经济带农业协同发展提供科学依据。[方法]文章用实证分析法,采用农业相对比重指标(AG)和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标(RCA)对长江经济带各省域农业相对比重和比较优势进行深入剖析,并分析了近几年长江经济带各省域农业的相对比重和显示性比较优势的变化趋势。[结果]长江经济带整体农业占其经济总量比重较低,农业相对比较优势不明显;各省市的农业比重和相对比较优势差异明显;近年来,长江经济带农业比重和比较优势波动平缓,甚至有略微下降趋势。[结论]应加强各省域农业部门合作,做好发展规划,强化顶层设计;充分发挥农业比较优势,优化区域农业布局;利用辐射效应,加强农业发展要素流通;积极创新农业发展新业态,建立农业协同发展激励机制。此外,完善和统筹长江经济带区域农业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建设是推动沿江省市农业协同发展的前提和必要保障。     

长江经济带人口—土地—产业非农化协调发展的时空特征及其驱动因素

[目的]为了解决城乡要素流动不顺畅、明确区域人口—土地—产业非农化发展状况,实现区域协调发展与城乡融合的目的。[方法]文章以长江经济带110个地级市为例,运用核密度分析、地理探测器及空间计量模型,对人口—土地—产业非农化协调发展的时空特征及其驱动因素进行了系统分析。[结果]时间上,2006—2016年长江经济带人口—土地—产业非农化协调度呈现明显的增长趋势;空间上,非农化协调发展水平呈现条块状分布特征,从东向西逐步递减,协调度高值区主要分布在下游经济发达地区、省会城市、中心城市,非农化发展不协调的城市分布在云南、贵州的部分地区。长江经济带形成了以成渝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为核心的协调度高值集聚区,极化效应明显:成都市、资阳市、眉山市、内江市为成渝城市群的极化中心,武汉市、咸宁市为长江中游城市群极化中心,南京市、无锡市、苏州市、扬州市、上海市为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的极化中心。下游地区人口—土地—产业非农化转型联动协调趋势不断增强,处于高度协调状态;中游地区人口非农化相对滞后是影响非农化协调发展的重要原因;上游地区人口非农化严重滞后于土地和产业非农化,是导致上游非农化协调度过低的直接原因。[结论]经济发展水平、自然与地理区位条件、产业结构、政府决策行为是人口—土地—产业非农化协调发展的主导驱动因素,但不同因素的作用效果存在显著差异;以上研究为制定差异化的城乡要素协调发展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     

长江经济带耕地绿色低碳利用的时空格局及其成因分析

研究目的：对长江经济带耕地绿色低碳利用水平综合考察,并分析其时空格局及成因,为实现我国耕地保护和区域可持续发展提供决策参考。研究方法：全局DEA-EBM模型和地理探测器模型。研究结果：（1）2005—2020年长江经济带耕地绿色低碳利用水平呈现稳步上升发展态势,数值从2005年0.460上升至2020年0.604,平均增幅为1.85%;（2）研究区耕地绿色低碳利用水平空间差异较大,从下游、中游、上游依次递减,高水平区主要集中在中下游的江苏、浙江和湖北等地,且随着时间推移聚集效应出现小幅扩张,低水平区主要分布在上游的四川、云南和贵州一带;（3）长江经济带耕地绿色低碳利用时空格局是社会经济发展、农业现代化、自然环境和农业政策共同作用的结果。研究结论：应充分考虑长江经济带耕地绿色低碳利用水平的空间异质性及其影响因素,从区域整体制定差别化、多元化耕地利用和管理策略,促进耕地资源健康可持续利用。     

长江经济带城市土地资源尾效测度及其时空格局演变

研究目的:从时空二维视角刻画和识别长江经济带城市土地资源尾效时序动态演进规律和空间格局演变特征。研究方法:土地资源尾效模型、空间变系数模型、核密度估计和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研究结果:(1)2003—2017年长江经济带城市土地资源尾效总体呈上升态势,低尾效城市主要分布于经济发达区和生态旅游资源丰富区。(2)长江经济带城市土地资源尾效差异经历了扩大—缩小演进特征,并伴随着轻微多极分化现象。三大流域核密度曲线在位置、峰度、峰数和拖尾上具有各自形态和变化轨迹。(3)长江经济带城市土地资源尾效存在正向全局空间自相关性,并呈现出强弱交替变化特征。局域空间格局特征呈现为高值集聚型、低值塌陷型、低值集聚型和高值凸起型4种集聚类型,数量上呈现出LLHHLHHL特征。地理上存在空间邻近同伴效应和空间邻近溢出效应,形成了"城以群聚群分"的空间格局特征。研究结论:根据长江经济带不同城市空间集聚类型实施差异化的土地配置和产业布局政策,发挥各城市在降低土地资源尾效上的合作联动作用。     

基于生态服务价值的长江经济带耕地生态补偿量化研究

[目的]长江经济带是我国坚持生态优先发展的示范区,区域内耕地所提供的生态服务价值不可忽视。对区域内耕地生态补偿进行量化测算,以期为长江经济带的区域协同发展、绿色发展提供一定的理论与实践参考。[方法]文章在综合考虑区域内各省市经济发展程度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基础上,对长江经济带区域内11个省市的耕地生态服务价值、耕地生态足迹等进行量化测算,通过引入耕地生态超载指数,最终建立耕地生态补偿量测算模型得出区域内各省市耕地生态补偿量。[结果]长江经济带区域内总体耕地生态服务价值尚有盈余,全区域共可获得200.05亿元耕地生态补偿费;长江经济带下游、中游、上游3个片区所提供的耕地生态服务价值量之比约为3∶3∶4,而产生的耕地生态足迹之比约为4∶3∶3;长江经济带区域内主要的补偿省份是浙江,需补偿247.25亿元,主要的受偿省份是云南,可受偿167.13亿元。[结论]长江经济带区域内耕地生态服务与生态消费之间存在明显的"空间异位"现象,应建立该区域内省际耕地生态补偿机制,经济发达的生态输入区应优先对生态输出区进行补偿。     

外环线经济带功能定位的基本构想初探

一、开发外环线经济带的背景 构筑外环线经济带主要基于以下三个有利条件： １、我县北部沿外环线一带已形成比较完善的交通网络。随着扬高南路延伸段、申江路北段的开工建设和沈祝线远东大道南段的规划建设，我县沿外环线地区已经和将要形成更明显的交通优势，完全可以支撑在该地区形成经济发展带。 ２、我县北部沿外环线一带最贴近浦东新区，充分利用这一区位优势，接受其全面的辐射和产业的联动效应，促进我县产业内部结构层次的提升。 ３、我县沿外环线一带已积累一定的经济实力和产业基础，但现有的发展空间已十分有限。向南滚动发展和…     

国外流域地区开发与治理经验借鉴

江河流域治理事关国家和地区发展,各国结合自己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形成了各异的开发治理经验。本文选取了美国密西西比河流域、田纳西河流域,欧洲"莱茵河—多瑙河"流域作为研究案例,分析总结出3个流域地区开发治理的特征与经验,并从空间格局、流域规划制定、产业转型升级角度总结这些经验对长江经济带发展的借鉴意义。     

中国蔬菜出口贸易的空间关联与溢出效应——基于“一带一路”框架的实证

[目的]蔬菜是中国仅次于粮食的第二大农作物,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蔬菜出口国,当前国际贸易环境复杂多变,以蔬菜为首的农产品贸易未来如何,引起各界高度关注。对中国蔬菜出口贸易空间关联与溢出效应进行研究,可以进一步把握蔬菜国际竞争力,为相关农产品贸易政策制定提供参考。[方法]文章利用2005—2016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蔬菜出口贸易数据,运用全局莫兰指数以及空间杜宾引力模型,从贸易国双方供需、比较优势、贸易成本三方面探究了中国蔬菜出口贸易的影响因素及其空间关联与溢出效应。[结果]中国对沿线国家和地区蔬菜出口贸易表现为空间集聚现象;沿线国家和地区的人均GDP以及与中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对蔬菜贸易额具有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沿线国家蔬菜单产、蔬菜贸易价格对蔬菜贸易额具有负向的空间溢出效应,沿线国家和地区人均蔬菜产量不具有空间溢出效应。中国人均GDP、人均蔬菜产量以及蔬菜单产的直接效应分别为1.062、-8.868、4.391,非空间模型中这些影响因素的弹性估计值均被高估,被高估的比例分别为12.8%、34.8%和11.8%。[结论]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蔬菜出口贸易的空间关联性客观存在,应积极发挥核心地区的贸易溢出效应,同时与蔬菜贸易量较小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加强交流与合作,促进蔬菜贸易的区域协调发展。     

土地利用规划中资源环境承载力的内涵与评价方法研究——以四川省泸州市为例

作为连接资源环境要素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桥梁,资源环境承载力在土地利用规划中的作用,日益受到学术和行政的重视。在总结土地利用规划中资源环境承载力内涵的基础上,融合社会经济条件、资源条件、和环境条件,设计了基于空间尺度的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方法,并以泸州市为例进行了实践。研究发现泸州市的资源环境承载力具有以下分布特点:(1)在社会经济格局、资源格局和环境格局的共同影响下,呈现北高南低、西高东低的基本格局;(2)受交通线路和水系的影响,表现出带状分布特征;(3)受资源条件的限制,市中心建设用地开发的承载力不高。研究从理论和实践意义上证明了在土地利用规划中开展基于空间尺度量化式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必要性和合理性,为用地布局优化理论和建设用地精准布局实践的提供了有效支撑。     

京郊乡村旅游地空间分布演化及其影响因素的地理探测

[目的]探索京郊乡村旅游地空间分布的动态演化特征，明晰其影响因素，以期能为京郊乡村旅游地空间结构的优化，促进京郊乡村旅游的健康发展提供科学依据。[方法]文章以京郊乡村旅游特色业态和乡村民俗旅游村为研究对象，使用计量地理学模型和ArcGIS 10.2空间分析软件，从空间分布范围、分布集中程度、分布均衡程度、密度分布特征等方面对2010—2020年京郊乡村旅游地的空间分布演化过程进行研究。其次，借助地理探测器从自然环境因素、经济产业因素和社会政治因素等3个一级影响因素，海拔高度、河流水系、气候舒适度等15个二级影响因素对京郊乡村旅游地空间分布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1）京郊乡村旅游地的重心变化较为稳定，均位于昌平区范围内。标准差椭圆的形态变化幅度不大，椭圆方位基本呈现“东北—西南”方向分布，长轴呈“减小—增大”的过程，短轴变化平稳。（2）京郊乡村旅游地在京郊各区内部的空间分布呈显著的集聚分布、不均衡分布特征。（3）京郊乡村旅游地的高密度分布区数量逐年增多并呈连片拓展，逐渐形成以昌平、怀柔为双高密度核心区，密云、延庆、大兴多个高密度连片区并存的空间格局。（4）海拔高度、旅游收入、A级旅...     

基于ESDA GWR的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协调度时空分异及影响因素研究*——以中原城市群为例

[目的]以中原城市群30个地市为研究对象,构建由经济、社会、投入、产出等维度组成的评价指标体系,探索人口—土地城镇化的耦合协调分异及影响因素,并提出适合区域实际的差别化管理政策,为扭转区域协调发展水平不平衡现状提供参考。[方法]采用ESDA、GWR、热点分析等空间分析方法,对1996年、2006年和2016年中原城市群30个地级单元两化协调发展的时空分异格局、空间相关性、演变趋势和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3年城镇化协调水平存在显著的空间分异,发展度逐步向南呈好转态势、耦合度普遍较高,呈扩散趋势,协调度差异程度日趋减小;城镇化质量和数量关系可划分为7种类型,形成以基本协调型为主,轻度超前型为辅的空间格局;城镇化协调度空间聚效应明显;动力因子对各地区协调度的影响具有明显的空间异质性,经济因子是主要影响因素,从东北到西南作用逐步增大,外来因子不够稳定,社会因子从西向北高值集聚区不断扩大。[结论]未来应抓住政策优势,打破地域隔阂,走精细化发展道路,缓解人地矛盾;依托区域优势,优化产业结构,提升经济因子驱动,促进经济均等化、一体化发展,减少核心城市对周围地市的虹吸效应,提高城镇化协调发展水平。     

福建省休闲乡村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目的 休闲乡村的发展是推进休闲农业持续健康发展并促进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有效途径。目前学界在省域层面检验休闲乡村示范点分布及成因的研究较少。分析福建省最美休闲乡村示范点空间格局并探索其影响因素,验证示范点选址合理性的同时揭示空间分布的内在机理,在此基础上提出福建省休闲乡村发展的优化路径与建议,为休闲乡村的深入推进与良性可持续发展提供借鉴参考。方法 文章在利用ArcGIS10.7的基础上,采用最邻近指数、基尼系数、核密度估计值等参数,从空间分布形态、区域分布差异、空间分布密度三方面对2014—2020年福建省142个最美休闲乡村示范点的空间分布特征进行探究,并运用Moran''s I 指数、地理联系率与缓冲区分析等指标和方法剖析其影响因素。结果 （1）福建省最美休闲乡村示范点空间分布呈集聚性和不均衡性特征。（2）示范点在不同设区市和不同地理区域的分布存在差异。在福建9个设区市中,逾55%的示范点集中分布在福州、泉州、三明、宁德4市。在闽东南西北中五大地理区域内,闽南地区分布最为密集,闽东地区次之,闽中地区最少。（3）示范点空间分布密度存在明显差异,形成厦门北部1个高密度中心,厦门西南部——漳州东北部1个次高密度中心。（4）示范点分布受自然因素和人文因素双重影响。地形地貌是自然因素核心要素,人文因素关键包括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农业基础、交通区位、旅游资源禀赋和客源市场规模。结论 福建省最美休闲乡村示范点能够立足地区自然资源禀赋和经济社会条件因地制宜发展;休闲乡村建设应立足自身条件,遵循阶段性发展规律,着重考量自然因素和人文因素,往建设最适宜区去选址与布局;进一步说,福建省及同类地区在未来发展中应立足自身自然条件和资源禀赋,依托当地农业发展基础,抓住社会经济发展机遇,发挥各地区位优势和示范区溢出效应,从而推动休闲乡村空间布局优化与高质量发展。     

乡村旅游空间结构与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湖北省的实证分析

乡村旅游在促进农村产业结构调整、推动城乡统筹一体化、改善农民居住环境、促进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综合运用地理学、经济学方法,结合GIS空间分析工具,对湖北省乡村旅游空间分布特征和影响因素进行深入分析。研究表明:湖北省乡村旅游空间分布呈不均衡状态,造成不均衡状态的主要因素有城镇化水平、经济发展水平、道路交通的可达性和旅游发展水平。在这些影响因素中,城镇化水平、道路交通的可达性和旅游发展水平对乡村旅游空间分布均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而经济发展水平对乡村旅游空间分布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其中,城镇化水平对乡村旅游空间分布的作用最为显著。最后,针对湖北省乡村旅游空间结构特征提出了优化与提升建议。     

湖北省区域经济格局时空演化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文章以县域为单位,以人均GDP、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家庭纯收入三个评价指标,研究了2000年到2011年湖北省区域经济时空格局差异。通过空间自相关和地理探测器的方法,对湖北省区域经济差异的影响因素做了分析。结果表明,2000年以来,湖北省区域经济差异经历了先减小后增大的过程;县域相互位置关系和经济结构因素是区域经济动态变化的主要影响因素,同时地形、人口密度和城市化率等自然社会因素也对其变化有一定影响。     

Agricultural landscape dynamics in response to economic transition: Comparisons between different spatial planning zones in Ningbo region,China

Many major agricultural regions worldwide are experiencing drastic landscape transformations. Examining the complex links among agricultural landscape dynamics (ALD), land use and land cover (LULC) change,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government planning is pivotal to enhance the efficiency of agricultural landscape management. With a case of the Ningbo region (China), this paper employs the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EM) to quantify and compare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ALD and economic transition as well as the mediating LULC factors in different spatial planning zones. ALD are quantified by time series remotely sensed imageries and a set of landscape metrics; and economic transition is described by a set of indicators from three aspects (globalization, decentralization and marketization). Results show that ALD present similar trend in the two spatial planning zones between 1979 and 2013. However, the magnitude of ALD is larger in the non-urban planning zone. In particular, agricultural landscapes change into the fragmented, irregular, decreased, and isolated patterns at a more rapid pace. Economic transition drivers and LULC mediators differ remarkably between the two spatial planning zones. For the urban planning zone, economic transition influences ALD through construction land morphological changes and water body spatial density increases. For the non-urban planning zone, economic transition influences ALD through forest morphological changes and construction land spatial density increases. In addition, the relative importance of ALD determinants differs between the two spatial planning zones. Marketization plays a more critical role in driving ALD in the urban planning zone, while decentralization has a stronger impact on ALD in the non-urban planning zone. It is argued that land use master plan for agricultural landscape protection should be implemented in the non-urban planning zones and land use plan in the two spatial planning zones should be integrated. This study contributes to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complex mechanism of ALD in response to economic transition.     

Balanced nat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ies: The construction of Innovation Cities in Korea

Korea has had a long tradition of centralized planning systems for national development. National spatial planning has played a crucial role in achieving the rapid economic growth and in stimulating the regional development that have been achieved over the last 40 years. However, as the national spatial planning has mainly been concerned with the creation of effective physical environments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ertain areas, the concentration of political, economic and social activities has intensified in those areas, especially in the capital region. Despite the implementation of various policy measures, attempts to mitigate this concentration in the capital region have not been successful in achieving balanced national development.     

中国沿海11省（市、自治区）休闲渔业空间分布及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 对沿海休闲渔业进行空间布局分析，有利于更好地调动不同省（市、自治区）的资源禀赋，促进休闲渔业发展，优化休闲渔业的空间规划。方法 文章以我国沿海11个省（市、自治区）8 552个休闲渔业经营单位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平均最近邻、Thiessen多边形、核密度估计法、地理探测器，多维度分析我国沿海11个省（市、自治区）休闲渔业空间分布情况，并对其影响因素进行探讨。结果 （1）我国沿海11省（市、自治区）休闲渔业整体上呈现集聚型的分布形态，有显著的“两环一带”密度分布特征；旅客周转量、等级公路密度、与主城区的平均距离对休闲渔业空间分布的解释力最强。（2）休闲渔业与交通干线、景区酒店均有良好的空间耦合关系。（3）随着与市中心的距离递增，休闲渔业数量呈现先增后减的倒“U”型变化规律，并在距离市中心50km处形成了休闲渔业环城游憩带；所有影响因子在进行交互后均产生了双因子增强或非线性增强的作用。结论 在影响因素中，休闲渔业与主城区的距离、旅客周转量、旅行社接待人次数是主导因素；5A景区数量、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人均公园绿地面积是驱动因素；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等级公路密度是诱发因素；政府行为、热点事件是调节因素，各因素相互作用，共同形成沿海11个省（市、自治区）休闲渔业的空间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