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Heckman模型的支付意愿及强度的影响因素研究——以大理州276个奶牛养殖户为例

[目的]农业非点源污染尤其是畜禽养殖业污染问题已成为我国亟需解决的环境问题之一。探讨农户参与畜禽养殖污染防控的支付意愿及支付强度,对政府制定相关政策具有指导性意义。[方法]基于大理州276个奶牛养殖户的调查数据,运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对农户参与洱海流域奶牛废弃物循环利用支付意愿及支付强度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1)62.68%的奶牛养殖户对参与奶牛废弃物的循环利用具有支付意愿;(2)户主受教育程度、家庭收入主要来源、奶牛养殖头数、耕地数量及牛粪还田方式等因素对奶农支付意愿的影响较为显著。其中,户主受教育程度、奶牛养殖头数、耕地规模及牛粪是否还田对奶农支付意愿的影响呈正相关,家庭收入主要来源呈负相关;而影响程度大小依次为:家庭收入主要来源牛粪是否还田户主受教育程度奶牛养殖头数耕地规模;(3)户主年龄、受教育程度和牛粪是否还田等因素对奶农的支付强度产生重要影响。其中,户主年龄对奶农支付意愿强度的影响呈负相关,而后两者表现为正相关。[结论]最后,提出了促进洱海流域奶牛废弃物循环利用的政策建议。     

基于种养结合的种植户粪肥支付意愿研究

[目的]种植户的施用粪肥意愿对降低农业面源污染,提高养殖废弃物综合利用率,保护农村环境意义重大。[方法]利用CVM方法和Tobit模型分析北京市种植户的粪肥支付意愿及影响因素。[结果]98.07%的种植户愿意接受粪肥还田,对粪肥的平均支付意愿为82.99元/m~3。种植户不施用粪肥的主要原因是没有获取渠道与施用粪肥过程繁琐。种植户决策人性别为男性、加入专业合作社、年收入高、接受有机肥补贴、参加过施用粪肥培训、认可粪肥肥效长于化肥、认识到施用粪肥能提高农产品产量对种植户的粪肥支付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而种植规模大、农田肥力好、认为施用粪肥有助于农产品价格提高对种植户的粪肥支付意愿有显著负向影响。[结论]可以从以下3方面提高种植户的粪肥支付意愿:(1)帮助建立、巩固粪肥交易关系;(2)强化政府职能,提高对施用粪肥的帮扶力度;(3)加强对种植户的粪肥功能认知及环境保护宣传教育。     

基于CE模型的河南省耕地生态补偿额度研究

[目的]基于生态补偿利益主体的需求和支付意愿,充分考虑区域经济发展状态,测算具有弹性的生态补偿标准,确保生态补偿机制顺利运行。[方法]以河南省457份实地调查问卷为基础,采用选择实验法,建立由4个属性水平、7个选择集组成的生态价值属性集,测算受访对象生态补偿的支付意愿。[结果]城乡居民对于耕地资源景观与生态环境关注度最高,其次是耕地质量和耕地面积;农民和市民对于耕地生态价值属性满足的支付意愿存在显著差异性,农民支付意愿为2 060.55元/hm~2,市民支付意愿为3 396.15元/hm~2,两者相差近1 335.60元/hm~2,收入水平、环保意识是影响受访对象生态补偿支付意愿的最直接因素,但两者均认为耕地面积不变、耕地质量改善和耕地景观生态环境改善为最优选择。[结论]补偿额度应充分考虑相关利益主体的支付能力和意愿,将农民的支付意愿作为生态补偿下限,市民的支付意愿作为生态补偿上限,可建立具有一定弹性的生态补偿机制。     

基于CVM的荆州市城乡结合部农地非市场价值评估研究

采用CVM评估法,以荆州市城乡结合部为研究对象,以支付卡方式设计收集了125份有效调查问卷,对研究区农地非市场价值的支付意愿进行了测算.结果表明:荆州市城乡结合部87.2%的居民家庭对农地非市场价值有正的支付意愿,在现有家庭数的基础上测算耕地、园地、林地、水域和农地总非市场价值分别为546.28万元,227.93万元,229.46万元,263.60万元和1285.27万元.单位公顷非市场价值以林地最高,达74763.15元;水田最低,只有19550.15元.家庭人口、支付方式和教育程度对农地非市场价值支付意愿产生显著影响.     

农户对耕地外部效益支付意愿的实证分析

从耕地保护补偿激励外部效益供给的角度,运用意愿调查法探讨了宜昌市农户对耕地外部效益的支付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农户对保护当地耕地外部效益的年平均支付意愿为103元,耕地外部效益年经济价值达1876万元;影响农户是否意愿支付的显著因素有耕地保护必要性的认识、教育水平、家庭主要收入来源等。该研究为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耕地外部效益评估技术、推进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政策等提供参考和启示。     

黄河下游居民生态补偿认知程度及支付意愿分析——基于对山东省的问卷调查

生态补偿机制是解决流域生态保护、协调流域上下游利益、促进全流域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本文使用CVM设计调查问卷,利用山东省16个市464份调查问卷数据,分析了黄河下游居民生态补偿的认知程度及支付意愿,并运用Probit二元离散选择模型分析了生态补偿支付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该区域居民有一定的环境意识和生态补偿支付意愿,但大部分居民认为国家应该是补偿主体;受教育程度、工作优越性及收入与其生态补偿支付意愿存在着正相关关系,男性居民较女性居民的生态补偿支付意愿更高。     

基于MOA理论消费者绿色农产品溢价支付意愿驱动路径分析——以大米为例

[目的]随着我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绿色农产品愈发得到消费者的青睐。文章旨在探析消费者绿色农产品意愿溢价水平及其溢价支付意愿的驱动路径,以期为绿色农产品产业的发展提供相应政策启示。[方法]基于MOA理论分析框架,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和消费者调查数据,该文以主粮大米为例展开分析。[结果]以普通大米5元/kg为基准价格,消费者绿色大米平均意愿溢价水平为125.7%,意愿溢价水平从高到低排序依次是东部地区(145.2%)、中部地区(140.09%)、西部地区(91.82%)。[结论](1)利己动机、利他动机、创新性能力、信息获取能力能够直接作用于消费者绿色农产品溢价支付意愿,而消费机会通过利己动机、利他动机和信息获取能力间接作用于溢价支付意愿;(2)基于多群组结构方程,研究发现个人可支配收入和文化程度能够调节消费者创新性能力、信息获取能力对消费者绿色农产品溢价支付意愿影响;(3)消费者创新性能力和信息获取能力对溢价支付意愿的影响存在地域差异性。     

意愿调查评估法在生物多样性非使用价值评估中的应用——以辽宁老秃顶子自然保护区为例

运用意愿调查评估法(CVM),以随机抽样方式对辽宁老秃顶子自然保护区周边区域320名居民进行问卷调查,得到辽宁老秃顶子自然保护区的生物多样性非使用价值平均支付意愿(WTP)为44.45元·人-1,非使用价值总额为4.30×108元·a-1,其中存在价值、遗产价值和选择价值分别为2.33×108元·a-1、1.27×108元·a-1和0.70×108元·a-1。被调查居民的收入水平和对保护区的偏爱程度与支付意愿具有显著相关性,而性别、职业和文化程度则与支付意愿不相关。     

华南经济发达地区农户耕地价值认知及保护意愿  ———以广州市番禺区为例

耕地保护对于国家与区域土地利用意义重大,农户作为耕地利用与保护的最直接参与者,其对耕 地价值的认知及其保护意愿直接影响当地政府耕地保护政策的落实与实施效果。该研究以广州市近郊番禺 区为例,通过467户农户调研数据研究经济发达地区农户耕地价值认知水平及其保护意愿,认为:农户对 耕地价值认知的不完全会影响农户耕地保护的热情及积极性,番禺区农户对耕地保护行为响应较低,仅有 31.26%的农户愿意响应耕地保护支付行为,该部分农户完全接受劳动支付方式,但对货币支付方式却不完 全认同,其中劳动支付均值为2.5天（户·年）,货币支付均值为10.6元/（户·年）。研究利用Logistic 回归模型分析影响农户耕地保护支付意愿,结果显示农户耕地保护支付意愿受农户个人家庭特征影响,也 与农户对耕地保护的认知程度相关。     

城市消费者对低碳农产品的支付意愿研究——以低碳猪肉为例

本文基于南京市城市消费者的调查数据,运用条件价值评估法(CVM)估算消费者对低碳猪肉的意愿支付水平,并且进一步分析影响消费者对低碳猪肉支付意愿的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消费者对低碳猪肉的平均支付价格为18.95元(初始价格为15元),平均支付意愿为3.95元;低碳猪肉价格、消费者低碳农产品认知度、家庭收入、家庭人口、受教育程度等对消费者支付意愿均有显著影响。     

焦作市农地流转中的土地发展权配置研究

农地流转是优化土地资源配置,实现农业规模化经营发展,转移农村劳动力的主要途径,同时也是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主要手段。文章主要针对河南省焦作市现阶段农地流转中土地发展权合理配置进行简要实证分析,在阐述农地流转发展现状的基础上探讨焦作市农地流转中土地发展权配置问题及主要流转形式,通过调查等方式发现目前焦作市农地流转中土地发展权配置存在较大问题,如土地发展权主体不明确,缺乏法律体系保护、土地流转行为操作不规范、土地使用权主体间产权关系不清楚、缺乏土地产权价格体系等,并针对焦作市农地流转中的土地发展权配置问题提出完善法律制度,明确流转土地发展权收益;健全土地流转管理机制,保障农民土地发展权;以总量、结构、区域、时序配置实现土地发展权配置公平性等建议,以促进焦作市农地流转公平、公正地开展,为今后焦作市农地发展提供理论参考。     

北京市耕地生态价值评估与时空变化分析

[目的]合理测算北京市耕地生态价值,分析区域内部生态价值差异和变化规律,为区域耕地保护和多功能利用奠定基础。[方法]基于北京市耕地利用数据,结合生态经济学原理与方法,确定了包括气体调节功能、净化环境功能、涵养水源功能、固土保肥功能和营养物质循环功能在内的耕地生态价值的类型,采用影子工程法、机会成本法和替代成本法等方法,构建了不同功能的评估模型,并以北京市1980年、1995年、2000年和2013年的土地利用现状图为基础,对4期耕地生态价值进行了评估,分析了其空间分布状况。[结果]1980~2013年,耕地生态价值从远郊区到中心城区逐渐降低,1980~2013年,耕地生态总价值由1980年的122.54亿元减少到1995年的94.27亿元,后增加到2000年的102.72亿元,到2013年又减少到76.90亿元;各区耕地生态价值都呈现了明显的下降趋势,不同区耕地生态价值变化规律有所不同。[结论]研究结果为区域耕地保护和多功能利用奠定了基础,也为制定生态补偿政策及确定生态补偿标准提供了参考。     

Valuing Australian botanic collections: a combined travel‐cost and contingent valuation study*

Economic values of biological collections in three Australian botanic gardens in Canberra, Melbourne and Sydney were estimated using the travel‐cost method (TCM) and the contingent valuation method (CVM). The TCM component of the study produced average per‐trip consumer surplus (CS) values of $39 and $18 for single‐ and multiple‐site visitors, respectively, for each botanic garden, resulting in an estimate of approximately $194 million for the total social welfare generated by trips to the three sites. Marginal willingness to pay (WTP) for access to botanic gardens was also investigated through payment vehicles of entry fees or higher parking charges using the CVM component. The analysis revealed a positive mean WTP of between $3 and $5 per trip per person.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CVM and TCM results reflect the different underlying concepts of value under investigation: average CS per visit for the TCM and the utility arising from a marginal visit for the CVM. Marginal changes in CS from the TCM were derived. The confidence intervals from the TCM marginal values overlap the WTP estimates from the CVM. These findings will be useful for resource management decisions in the botanic gardens collection in Australia.     

基于自然等提等潜力指数模型的耕地整治建设等别目标研究

[目的]通过土地整治项目区的耕地质量等别明确耕地整治建设等别目标研究,确定各分等因素的现实和自然等潜力,并准确识别项目区的主控因子及其可提升程度,便于采取具有针对性的土地整治工程技术措施,并对整治建设工作效果作出科学的预期性评判。[方法]基于2010年农用地分等补充完善成果和中江县集凤镇、南华镇土地整治项目规划设计报告,通过加权求和得到项目区不同作物各分等因素的平均质量分值,运用自然等提等潜力指数模型得到项目区耕地的理论潜力与现实潜力,并识别耕地质量提升的主控因子。[结果]中江县集凤镇、南华镇土地整治项目区的主控因子为灌溉保证率、有效土层厚度、坡度、岩石露头度、有机质含量,项目区的省级耕地自然等提升现实潜力为1.33等,理论潜力为1.48等;国家级耕地自然等提升现实潜力为2.46等,理论潜力为2.62等。[结论]耕地质量提升的现实潜力可以作为土地整治建设的耕地质量等别目标。     

基于生态安全视角的耕地生态补偿财政转移支付研究以湖北省为例

目的 基于生态安全视角，通过建立耕地生态安全状况与地方土地财政的定量关系，解决耕地生态保护资金来源问题，建立地方政府耕地生态保护行为激励模式。方法 文章利用耕地投入—产出的能值理论，从“压力—状态—响应”方面选取17个指标建立耕地生态安全评价体系，评价2017年湖北省103个县（市、区）的耕地生态状况，构建计量模型揭示耕地生态安全与地区土地财政之间的关系，划分生态补偿区域并建立耕地生态转移支付模型。结果 湖北省耕地利用能值结构偏不合理，农业机械、农药和化肥等投入量较大，耕地的产出—投入比偏低；湖北省耕地生态安全状况水平偏低，大部分粮棉油基地多属于耕地安全临界区及安全敏感区，且耕地生态安全水平差异显著，生态安全值最低地区为江汉区（0.301 1），最高为利川市（0.663 4）；通过新增建设用地建立两者之间的关系可得，耕地生态综合评分值每增长1个单位，新增建设用地对应减少2.809 hm²，地方政府土地财政收入减少283.203万元。计算得耕地生态支付区达46个，其中江汉区支付额最高（15 859.368万元），受偿区共22个，其中恩施市受偿额最高（7 645.695万元），各县（市、区）的财政转移支付额度占其当年财政总收入的比例在0.120%~3.861%，具有可操作性。结论 为实现耕地高效持续利用、建立地区政府耕地生态保护激励机制、创新生态补偿资金来源提供新视角。     

“生态集约型”耕地利用评价研究

文章将对耕地集约利用的研究聚焦在生态环境保护的约束和创建下,以改以往单纯地强调耕地使用的集约而忽视生态的做法.提出“生态集约型”耕地利用模式的思想,并阐述耕地生态集约利用的内涵,充分融合了“生态约束,集约根本”耕地利用的宗旨.在此基础上,以钦州市和合浦县为研究对象,构建耕地生态集约利用的指标体系,对研究对象5个县(区)耕地生态集约利用进行评价,并将评价结果分为4个等级.研究表明:研究区域耕地生态集约利用水平具有明显的地域差异性,钦北区处于生态集约良好水平,钦南区、灵山县处于生态集约中等水平,合浦县生态集约水平一般,浦北县生态集约最差.总体来说,研究区域耕地生态集约利用整体处于中等水平,而且耕地生态效益不显著.     

全球视角下生态系统服务付费的国际经验与评价

将生态系统服务付费(PES)工具分为经济类和非经济类两种,根据生态服务生产者和付费者的支付意愿,进一步细分为双方自愿支付、集体自愿支付、强制双方支付、强制集体支付四种具体的PES制度,通过分类介绍PES机制在全球的各种实践案例,归纳PES机制成功推行的共同点,分析PES系统的社会和环境挑战与由此产生的生物多样性风险之间的关系。     

耕地利用效益体系重构及其外部性分析

研究目的：在耕地利用效益体系重构和外部性分析的基础上，探求耕地保护的经济补偿理论依据。研究方法：文献资料法，逻辑推理法和系统分析法。研究结果：耕地利用的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形态、产生的基础和作用过程不同，其中耕地利用生态和社会效益的外部性是耕地非农化的根本原因，而耕地利用外部效益的内部化则是解决目前耕地保护外部性问题的根本途径。研究结论：应尽快建立和实施耕地保护的经济补偿机制。     

耕地动态监测应用管理系统框架设计及实现

传统的耕地资源调查方法存在投资大、历时长等问题,不利于耕地现势性数据的快速获取,基于3S集成的耕地动态监测技术可以弥补这一缺陷。基于Arc GIS平台构建了耕地动态监测应用管理系统框架,研究了系统结构、数据库和算法库的设计方案,提出了遥感影像解译、耕地变化信息获取和数据库建设等问题的解决方案,为实现耕地变化信息的自动化获取和对变化信息智能化的决策判断提供了系统框架支撑。以济源市2009~2012年耕地变化情况为例,验证了系统的可行性,通过GIS处理与系统分析法对研究区耕地在数量、质量、性质和位置上的变化进行了分析,并探讨了监测成果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基本农田保护、土地整治、耕地占补平衡和土地执法检查工作中的智能化应用,为政府决策和各级土地管理部门制定管理政策、落实各项管理措施提供科学依据,同时提高了耕地监管技术的信息化水平,推进了国土资源科技的发展。     

矿农复合区农户耕地利用集约度影响因素分析——以晋城市泽州县22个村为例

[目的]矿农复合区耕地利用方式关系区域生态经济可持续发展,分析不同生计类型农户耕地集约利用水平及影响因素对协调区域人—地矛盾、提高耕地资源利用率和推进土地有序流转具有现实意义。[方法]以晋城市泽州县长河流域22个村为研究区,基于385份有效农户问卷,选用mlogit多值选择模型分析影响矿农复合区农户耕地集约度的因素。[结果]矿农复合区不同农户类型的耕地利用集约度及其内部结构存在较大差异,基本呈现人力资产型矿农复合型自然资产型基本型缺失型的规律。制约耕地利用集约度的因素包括农户家庭土地资源禀赋、劳动力状况和采煤土地损毁情况,政策因素对其影响不显著。[结论]应加大对缺失型和基础型农户的土地修复补偿费,加快健全土地流转市场,形成以发展型农户为主体的家庭农场,进而提高农民农业生产积极性和耕地利用集约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