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熵权法的跨省水生态补偿标准测算与资金分配 ———以东江流域为例

生态补偿标准测算与资金分配是建立跨省水生态补偿机制的难点和关键问题,需要结合试点以来的实际保护投入和保护效果,根据补偿性质的不同,分别计算直接成本补偿量和机会损失补偿量,再将直接成本补偿量分配到水源区各区县。建立基于跨省断面水量水质和投入效益的补偿量计算模型与资金分配的熵权模型,以东江流域跨省生态补偿试点为例,计算得到江西省东江源区水生态保护年补偿量31.86亿元,其中直接成本补偿量11.06亿元,并按37.2%、32.2%、30.6%的比例分配给源区寻乌、安远、定南三县。此结果高于《东江流域上下游横向生态补偿的协议》的补偿金额,可为我国实施跨省水生态补偿中优化补偿标准和资金使用,实施差别化补偿方式提供支撑。     

基于合作收益的跨区域水源保护补偿额测算方法研究

通过Shapley值法,以合作收益的方式提出了新的跨区域水源保护补偿额定量测算方法,并运用该方法计算了新安江流域上中游水源保护地的生态补偿额。结果表明,补偿额大于上游地区水源保护投入成本,可调动上游地区保护建设水源地的积极性,是一种较合理的补偿标准,可为今后流域内跨区域生态补偿额的确定提供参考依据。     

丹江口水源地利益补偿资金缺口定量分析

以初步成本、水量分摊系数、水质分摊系数和效益修正系数为依据的上游治理成本法与以居民生活用水支付意愿、工业用水价格支付意愿、农业用水价格支付意愿为依据的下游意愿支付法对丹江口水源地的利益补偿数额进行测算,进而提出积极运用传统的利益补偿政策工具、建立生态效益补偿基金、建立生态效益期权期货交易机制、发行生态效益债券4个措施减小资金缺口。对丹江口水源地利益补偿资金缺口的测算是构建完整利益补偿机制的前提和基础,计算结果可以为决策者提供参考。     

基于水足迹的大樟溪流域生态补偿研究

水足迹理论与方法在流域生态补偿中的应用是当前生态补偿领域研究的热点与前沿问题。在已有水足迹理论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引入水资源相关评价指标对原有模型进行修正,构建符合流域生态补偿情况的水足迹模型。以根据大樟溪流域生态补偿为例,核算大樟溪上游水源区以及下游受水区的水足迹,同时运用机会成本法对流域上游地区的水生态环境保护的直接投入和限制当地发展而损失的间接投入进行核算。结果表明,水足迹的生态补偿模型可以将流域水资源的利用情况与水生态保护的经济活动联系起来,可为流域生态补偿标准的核算提供客观的方法。     

跨流域调水生态补偿研究进展与关键技术

系统梳理了跨流域调水生态补偿研究成果,分析了跨流域调水生态补偿与流域内生态补偿的不同特点,包括调水工程对水源流域和受水区的影响、水源流域上下游与受水区的补偿关系、调水给水源流域下游带来的损失等。调水生态补偿标准测算方法多源于流域生态补偿标准测算方法,包括成本与机会损失法、支付意愿法、价值损失法、生态足迹法等,考虑受水区用水量、水资源价值、支付意愿等因素对补偿量进行分担。由于调水对水源流域和受水区影响的复杂性,且调水工程布局向网络化发展,提出需要研究解决的关键技术:一是调水对水源流域和受水区水资源与生态环境影响的定量评价技术;二是调水给水源流域上下游带来成本与损失的测算方法;三是调水给受水区带来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测算方法;四是系统考虑水源流域上游保护成本和下游损失及受水区效益,构建调水补偿关系和标准测算模型;五是对于网络化调水格局下补偿主体与对象的复杂关系,研发适用的补偿原理和标准测算技术。     

基于水量分配的流域生态补偿研究——以小清河流域为例

目的]水量分配和生态补偿是我国流域生态经济可持续发展中的两个重要模块,有助于解决水资源利用冲突,实现水资源的高效配置。[方法]以小清河流域为例,将两者进行有效衔接,采用AHP法和熵值法进行科学分水的基础上,根据应分水量分摊上游的保护成本,结合各区域的实际用水和节水贡献进行调整,按照逐级补偿方式,测算流域各区域的水量综合补偿额。[结果]按照公平、效率、可持续的原则,2016年小清河上游至下游各区域的水量分配额分别为:滨州邹平7 350.03万m~3、淄博6 568.84万m~3、滨州博兴4 411.18万m~3、东营9 620.53万m~3、潍坊6 649.42万m~3;济南作为上游水源地为整条流域供水获得补偿2.66亿元,滨州邹平段因水量维护贡献突出、正外部效益外溢获得补偿2.020 2亿元,淄博、滨州博兴、东营和潍坊段则因其超量用水各需支付22.59万元、1.33亿元、1.11亿元和2.27亿元。[结论]小清河下游地区应增强水量维护意识,促进产业结构向绿色转型升级,减少用水量。此外,今后应探索多元化的补偿资金来源,提高用水效率,实现流域生态与经济的和谐发展。     

丹江口库区水源地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机制研究

补偿标准的确定是生态保护利益补偿中最关键因素。它不仅关系到补偿的科学性与可操作性,还关系到环境与经济发展"双赢"的可持续性。丹江口库区水源地保护与当地的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矛盾,建立生态补偿机制有利于协调供水方和受水方之间的利益关系。文章阐述了丹江口库区水源地生态补偿的现状,对其保护生态成本和机会成本进行了核算,提出构建丹江口库区水源地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的政策建议。     

基于生态系统服务的闽江流域生态补偿阈值研究

研究目的：流域是自然地理和经济发展的复合型区域,科学划分补偿载体与合理补偿阈值可为流域生态补偿与生态保护修复提供科学依据。研究方法：InVEST 模型,市场价值法,影子工程法,生态补偿优先级与补偿阈值测算模型。研究结果：（1）2000—2015年闽江流域拥有较高的生态系统服务,总体上生态系统服务上游＞中游＞下游,且自生态补偿实施以来总体呈增长趋势,水源供给服务最为明显;（2）2015年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为2 788.27亿元,其中水源供给服务价值占比达61.91%,水质净化服务价值仅占0.16%,按生境质量调整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为2 827.05亿元;（3）根据生态与社会经济状况确定浦城县、武夷山市、光泽县、松溪县、建阳市、顺昌县、建瓯市、政和县、连城县、宁化县、清流县、建宁县、明溪县、泰宁县、将乐县为受偿区,其他区域为补偿支付区;（4）依据区域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与损失的机会成本,确定受偿区2015年补偿阈值介于8.48亿～105.56亿元之间。研究结论：闽江流域作为中国东南沿海的重点生态功能区,上游对生态补偿迫切程度整体较下游区域更强烈,探索有差异且合理的生态补偿阈值有助于实现区域经济—社会—生态协同发展。     

基于水质水量的流域生态补偿标准测算——以黄河流域宁夏回族自治区为例

文章在综述国内外生态补偿标准的理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基于水质水量的补偿标准测算模型。以综合污染指数法确定水质污染指数,以实际取水量和分配的初始水权的差值确定应补偿的水量,并考虑资金的时间价值,根据补偿金支付方式和年限确定最终实际支付的补偿金额,构建出基于水质水量的流域生态补偿模型,以黄河流域宁夏段为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宁夏回族自治区为提高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牺牲了水环境,既污染了水质,对下游内蒙古的用水质量产生了负面影响,同时也占用了流域内其他行政区的水量,根据生态补偿模型计算出来的补偿金额为1.727 4亿元,且不同的支付方式和支付年限导致实际支付的最终补偿金额也不一样:若3年后一次性付清,则实际补偿金额为2.073亿元;若分3年分期等额支付,则实际补偿金额为1.939亿元;若分期不等额支付,则结果另当别论。黄河流域宁夏段面临严重的水质水量问题,所以基于水质水量模型计算出来的宁夏回族自治区与流域内其他行政区间的补偿金额较大,如果仅以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作为唯一的补偿主体,以省际间的财政转移支付作为唯一的补偿方式,对宁夏回族自治区造成了巨大的财政压力,因此仍需上级政府部门即中央政府给予适当资金、人才和技术上的支持,才能确保流域内的生态补偿得到更好地实施。     

福建省大樟溪引水工程原水成本核算

结合福建大樟溪引水工程的实际情况,从水资源成本、环境工程成本和机会成本三层面综合测算大樟溪引水工程的原水成本,一方面能真实反映原水成本,另一方面考虑了对水源区的生态补偿,有利于促进水资源环境的生态保护建设,充分调动水源区保护者参与环境保护的积极性,有利于保障引水工程的良性运营,同时也为其他引水工程的原水成本测算提供参考。     

生态补偿对水源地农户可持续生计能力的影响研究——基于改进的DFID生计分析框架

目的 为检验生态补偿在水源地农户可持续生计能力发展方面的实施效果。方法 文章在调整DFID生计分析框架的基础上,改进基于生计资本测量农户可持续生计能力的方法,并利用该方法评价生态补偿前后东平湖水源地农户可持续生计能力变化情况。结果 （1）从整体上看,实施生态补偿政策以来东平湖水源地保护区农户生计可持续性得到显著增强,可持续生计能力从补偿前的0.302增至补偿后的0.323,但当地农户可持续生计能力仍处于较弱水平,需要进一步加强;（2）从生计资本来看,补偿后人力、社会、信息、物质、自然、金融、环境资本指数值分别为0.384、0.459、0.508、0.450、0.016、0.258、0.901,自然、金融、人力资本存量较低是当地农户生计可持续发展的短板;（3）值得注意的是,补偿后信息资本与物质、金融、环境资本之间的相关性显著提高,而自然资本与物质、人力资本之间的相关性显著降低,表明水源地农户的生产方式正逐步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或非农行业过渡。结论 当地政府应致力于提高自然、金融、人力资本存量,实施多样化的生态补偿方式,积极引导水源地农户寻找替代生计。     

上下游区域间环境保护与生态补偿的博弈研究

基于生态补偿具有经济效应和公众参与效应的特征,通过引入博弈理论,系统研究上下游区域间进行环境保护和生态补偿时的特征,通过定义影响博弈双方行为选择的具体变量,建立上下游环境保护与生态补偿成本收益的博弈模型。研究结果表明：若上游区域实施的策略为保护环境进而延缓经济发展,将不实施保护环境策略;若下游区域需要给与的补偿较大,将不实施生态补偿的措施;上游区域实施环境保护策略且下游区域采取生态补偿措施,需要建立在一定的条件基础上;上游初始经济状况越弱,上游区域倾向于进行环境保护的意愿度更小;下游对上游的补偿越大,下游区域采取补偿措施的意愿度将有所减少;下游区初始经济状况越好,下游区域采取补偿措施的意愿度越高;对上下游利益相关体进行生态补偿博弈研究时,必须考虑各利益体的自身发展状况。     

水源地保护区生态补偿利益相关者行为选择机理分析

构建水源地保护区生态补偿机制涉及多个利益相关者,各个利益主体的利益诉求及其行为选择不同,影响到生态补偿机制的运行与实施,进而对水源地生态环境造成影响。文章利用利益相关者理论,对水源地保护区生态补偿中的利益相关者进行识别,并分析其利益诉求,将生态补偿中的利益相关者分为受偿者与补偿者,二者在生态补偿中的行为形成了一种博弈关系。利用博弈理论与方法,通过构建受偿者与补偿者的支付矩阵,分析了在水源地保护区的生态补偿中受偿者与补偿者的行为选择机理,给出了双方行为选择的混合战略纳什均衡点,从而得出了受偿者与补偿者的行为优化途径。研究结果表明:降低补偿者的风险偏好、监管成本以及受偿者不保护生态环境的超长收益,增加受偿者不保护生态环境的惩罚、潜在损失、信用损失以及生态环境保护内外收益差和合作期限,是减少水源地保护区污染的有效手段,并据此提出了健全监管体系、强化风险意识,以及健全诚信制度、完善生态补偿方式的优化策略。     

福建省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的改进及其法律评价

我国的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在法理上存在明显的法律冲突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地方如何因地制宜完善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介绍福建省在完善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方面的一些具体做法,如下游补上游的创新,超前的分级保护,补偿类别的细分。对这些做法进行法律评价:下游补上游是市县政府履行一部分补偿基金筹集职责的好办法;比国家早四年多提出对公益林的保护分三个等级;分析存在的不足,如没有补偿标准的增长机制,补偿标准大幅落后于相邻省份;模仿中央财政管护补偿的模式,使得征用补偿落空;国有公益林得到了不应得的征用补偿(即产权损失补偿);没有专门的公益林补偿管理机构;公益林补偿基金管理办法的位阶不合法。     

流域生态补偿区的建立对企业经营绩效影响研究——以福建省为例

通过理论分析建立生态补偿区可能会对企业经营绩效产生的影响,以福建省上游上市公司为实验组,下游上市公司为对照组,选取2011-2018年上市公司数据共584个观测值进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福建省流域生态补偿区的建立提高了上游企业的绩效。进一步分析其主要原因可能是:财政转移支付向上游地区倾斜促进上游环保建设;企业R&D投入的加强;企业资本结构的改变。最后从政策和企业层面提出建议,以实现流域生态补偿政策的可持续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