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及模式差异:实证与解释

本文基于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试点地区的农户调查数据,利用固定效应模型,探讨了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对农户收入增长的影响效果。研究发现,总体上讲,在控制了农户户主个人特征和家庭特征等变量后,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能使农户农业收入平均提高7.99%,且该正向影响具有持续效应;进一步从农户的农业生产要素投入和产出角度剖析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影响农户收入增长的内在根源,发现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对资本要素投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对劳动力要素投入无显著影响;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会显著提高资本要素投入和劳动力要素投入的产出弹性,但不会提高土地要素投入的产出弹性。此外,政府主导型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和市场主导型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对农户收入、农业生产要素投入和要素投入产出的影响效果存在显著差异。相较于政府主导型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市场主导型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的影响更为显著。     

劳动力转移、资本深化与农地流转

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深入,大量农村劳动力外出工作,户均资本投入增加,农业生产趋于资本深化,农地流转市场日渐活跃,过往的研究大多关注劳动力转移对农地流转的影响,少有提及资本深化是否及如何影响农地流转。本文首先建立了相关影响机制并提出研究假说,进而使用CFPS数据进行检验,不仅估算资本深化对农地流转的直接影响,也分析劳动力转移如何通过资本深化间接改变农地流转。研究结果表明,劳动力转移显著地促进了农户农业生产的资本深化进程,资本对劳动力投入进行了替代,同时,资本深化显著提升了种粮大户的农地经营规模。如果将农地流转细分为转入与转出,资本深化促进了转入,但抑制了转出。本研究对于优化农地资源配置,提高农地规模经营水平,促进农业生产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     

农地流转对不同类型农户农地投入行为的影响——基于江汉平原和太湖平原的实证分析

研究目的:分析农地流转对不同类型农户的农地投入行为的影响。研究方法:比较分析法,问卷调查法及回归分析法。研究结果:(1)不同类型农户的行为目标不同,农地流转对其农地投入的影响存在差异;(2)农户的农业生产行为市场化程度越高,农地流转对其农地投入的影响就越大,农业生产的规模效应就越明显;(3)农地流转市场发育程度和农户农地流转的市场参与程度,对不同类型农户农地投入行为都有影响。研究结论:完善农地流转市场,规范农户农地流转行为,对引导不同类型农户进行农地的合理投入、促进农地可持续利用、提高农民收入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都具有重要意义。     

政府不同介入场景下农地流转对农户生计资本的影响——基于PSM-DID的计量分析

本文依据角色定位、过程管理和保障监管差异划定政府介入农地流转的不同场景,从农户生计资本视角,利用两期截面数据,采用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法(PSM-DID)对各场景下农地流转的实施效果进行评价。研究结果表明:当前政府介入农地流转并不能给农户生计资本带来显著改善,甚至有轻微的负效应;农户因农地转出带来的自然资本降低与政府规划行为下公共产品供给增加带来的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提升相抵;相对于中介型的政府介入农地流转,由政府主导开发的农地流转会降低农户的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同时提升农户的自然资本;有书面契约的和合同可修改的农地流转对保障农户生计资本有显著的正效应;有实物租金的农地流转显著降低了农户的物质资本;针对已确权发证农地的政府介入农地流转对农户自然资本的积累有显著的负效应。     

农地确权、要素配置与种植结构：“非粮化”抑或“趋粮化”

完善农地产权保护是我国农业农村发展的重要保障。农地“非粮化”问题日益被学界关注,但较少有研究分析农地确权对农地种植结构的影响。基于中山大学公布的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2016年数据,采用IV-2SLS模型以及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农地确权对农地种植结构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1)农地确权总体上会正向显著影响农户粮食作物种植。(2)农地确权通过影响农业生产要素配置,进一步影响农地种植结构,农地流转、家庭劳动力配置在影响机制中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农业资本投入为遮掩效应。农地流转、家庭劳动力投入正向影响农地粮食作物种植比例,农业资本投入负向影响粮食作物种植比例。(3)农地确权对农地种植结构影响存在显著的异质性差异,对未发生过农地调整的村庄农户粮食作物种植行为影响更显著。因此,农地确权会诱导农地种植“趋粮化”,而不会带来“非粮化”问题。完善农地流转市场、适当鼓励外出劳动力返乡,将有助于抑制“非粮化”问题,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保持农村土地政策稳定性,避免频繁的耕地调整,可以有效保障农地确权政策效应的发挥。     

新一轮退耕还林对贫困山区农地生产力的影响研究

基于贵州省参与新一轮退耕还林的623户微观农户调查数据,采用CD生产函数和动态面板回归模型,研究新一轮退耕还林对贫困山区农地生产力的影响。结果表明:新一轮退耕还林政策使农地产出平均增加8.7%;新一轮退耕还林政策对农地生产方面的促进作用是贫困农户比非贫困户更大,规模退耕户的农地产出平均增加幅度要大于普通退耕户;新一轮退耕还林政策实施后,农户对农地的资本投入平均增加8.7%,劳动投入平均增加3.9%;退耕后农户土地的生产弹性提高了0.011,资本弹性增加了0.028,但是劳动要素的生产弹性无显著变化;新一轮退耕还林政策的实施提高了退耕农户剩余耕地的利用水平,有助于缓解退耕造成的粮食减产压力。     

城市近郊区农户农地感知价值对其投入行为影响研究——以武汉、鄂州两地典型样本调查为例

研究目的:探索城市近郊区农户农地投入行为决策的内在逻辑机理,分析农户农地价值认知因素对其行为决策的影响。研究方法:基于感知价值理论和城市近郊区农户农地投入行为实际,构建关于农户农地投入行为决策的结构方程模型,运用AMOS软件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得到参数估计结果,结合相关结果展开分析讨论。研究结果:城市近郊区农户农地投入的行动逻辑遵循"感知价值→行为意愿→行为响应"这一路径形式。研究结论:农户关于农地价值的感知对其土地投入意愿与投入行为产生了直接和间接的重要影响。     

农地转出对农户生计策略影响的区域差异研究——基于生计资本的中介效应分析

农地流转作为土地改革中的关键环节,对农户生计策略有重要影响。文章构建农户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以湖北省8个县(区)503份调研样本为数据源,在测算农户生计资本的基础上,采用中介效应模型研究农地转出、农户生计资本与农户生计策略之间的影响机理与效应,为完善农地流转政策、提高农户生计水平提供理论依据。研究发现:(1)农户生计资本存在空间异质,地形平坦区生计资本高,农地转出会降低自然资本,但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金融资本均有一定程度的提升。(2)农地转出后农户生计资本改变,进而对生计策略转变产生显著影响,生计资本在农地转出对生计策略影响过程中起到中介作用。农地转出对农户兼业型生计策略有正向显著影响,在平原区与山区影响系数分别为0.901、0.788;农地转出对农户非农型生计策略有正向显著影响,在平原区与山区影响系数分别为0.767、0.861。(3)江汉平原地区农户粮食补贴、社会保障水平高,耕种条件好,在传统观念影响下,农户更倾向于选择兼业型生计策略。鄂西生态圈地区农户受到教育、地形等因素限制,更倾向于选择非农型生计策略。文章研究认为,应通过完善农地流转市场、加大农村教育投入、加强农民职业教育培训,提高农户生计资本水平,促进农户生计策略多样化,进而实现可持续生计。     

农地富集区农地经营效率差异及影响因素 ——建档立卡农户与非建档立卡农户比较

研究目的：基于生计资本差异分析东北农地富集区建档立卡农户与非建档立卡农户农地经营效率差异及其影响因素,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并向乡村振兴有效过渡提供参考。研究方法：DEA模型与Tobit模型。研究结果：（1）研究区农户农地经营效率偏低,建档立卡农户的综合技术效率与纯技术效率均显著低于非建档立卡农户,而农地经营效率差异主要是由二者的纯技术效率差异引起的;（2）建档立卡农户与非建档立卡农户均存在土地与资金投入冗余;（3）在生计资本差异下,样本农户总体、建档立卡农户、非建档立卡农户的农地经营效率主要受人力资本、自然资本、金融资本的影响。研究结论：应注重从农业技术应用、农业生产金融体系建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等多方面着手提高农户农地经营效率。     

农地整治区农户生计脆弱性指数评估研究——基于湖北荆门和宜昌的实证研究

[目的]农地整治能通过多种有效途径改善农户的生计资本。以农地整治的角度切入来研究农户生计脆弱性的变化规律,探究农地整治对农户生计脆弱性的影响,为探索改善农户生计的可持续性提供理论借鉴。[方法]以农地整治对生计资本的直接改善为出发点,基于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根据IPCC关于脆弱性的解释,建立农地整治区农户生计脆弱性评估框架体系,其主要涵盖农户面临的自然风险、生计资本以及适应策略3方面,通过熵权法确定指标权重。基于湖北省荆门、宜昌两地区的394户农户调查问卷,运用生计脆弱性评估框架计算得到农地整治前后农户生计脆弱性指数,同时,针对荆门、宜昌两地区分别进行评估研究。[结果](1)农地整治前后农户生计脆弱性指数分别为-0.223和-0.423,在整治之后农户生计脆弱性显著降低。(2)生计脆弱性指数变化的影响因素存在地区性差异。荆门地区整治前后的生计脆弱性指数变化依次受旱地情况、耕地灌溉情况、村庄绿化设施、农田水利设施的变化量等因素的影响;宜昌地区整治前后生计脆弱性指数变化依次受农田水利设施、村庄道路通达、村庄绿化设施、田间道路、耕地灌溉情况、水田情况、旱地情况的变化量等因素的影响。[结论]为提高农户福利水平,降低其生计脆弱性,建议农地整治的规划与实施要进一步关注农户生计问题,特别重视相关自然资本和物质资本的改善,同时不同实施地区要从贡献因素排序出发,实现提高农户生计脆弱性改善的目的。     

农地确权、土地细碎化与农户生产要素投入决策——来自广东粤北山区农户的调查分析

文章基于中国农地确权制度改革的政策背景,以及备受关注的土地细碎化的资源特征,构建“产权权利界定、产权资源特性与农户生产要素投入”的理论分析框架,借助广东粤北山区阳山县农户的调查数据,采用条件混合处理模型的计量结果表明:农地确权未能有效激励农户的生产要素投入行为,但土地细碎化显著抑制了农户雇佣劳动力和机械服务购买行为,还显著促进了化肥施用。进一步纳入农地确权和土地细碎化的交互项的模型结果表明,农地确权与土地细碎化两者之间不存在互补或替代的交互效应。采用中介机制、子样本分析等模型验证了上述结论的稳健性。由此认为,农地确权政策的影响具有情境依赖性,不可教条式地过度吹捧农地确权政策的生产投入影响效应;对于丘陵山区地带而言,农业政策应从聚焦于地权制度改革调整到缓解农地细碎化问题上。这不仅对激励农业生产要素的投入具有必要性与紧迫性,而且也有利于农地“减肥”,缓解中国日益紧迫的农业资源环境问题。     

农户感知与响应视角下的确权颁证政策绩效研究——基于江西省的问卷调查

在新一轮确权颁证收官之际,本文基于江西省的农户问卷,从农户主观感知、行为与意愿响应两个维度对新一轮确权颁证的政策绩效进行调查与研究。应用统计描述性方法对农户感知和响应进行了初步分析,并运用二元Logistic模型验证了农地确权对农户响应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农户对新一轮确权颁证有着较高的熟悉度、认可度和满意度,且农地确权给农户带来了多个维度的福利改善感知,但后续改善空间较大。研究还发现,农地确权引发了农户多个维度的行为和意愿响应。农地确权提升了农户保护耕地质量的积极性,也有助于提升农户的农地流转意愿,但确权对农户的劳动力投入行为和化肥农药投入行为没有显著影响。这意味着新一轮确权颁证运行绩效良好,基本达到了政策预期目标,同时也存在诸多不足。因而,后续要稳步推进农地确权颁证工作,有效释放确权颁证的红利效应。     

基于农地产权制度视角的农户农业面源污染行为分析

农地产权制度是诱发农户面源污染行为的重要制度根源。农地所有权主体虚位导致环境管理机构缺失,无法有效规范和监管农业面源污染行为;农地承包经营权不稳定诱发农户短期行为;土地零碎化使统一环境行为无法实施;农地流转制度不完善使农户丧失土地投入的积极性,导致土地粗放经营。因此,应该重构农地所有权主体,成立专门组织对农户生产行为进行管束;稳定农地承包经营制度,激发农户对土地进行投入和养护的积极性,规制短期行为;完善农地流转制度,实现土地规模经营,有利于统一环境行为的实施。     

信贷可得性、融资规模与农户农地流转——以专业化生产农户为例

为了深入理解中国的农地流转问题,本文从流动性约束的视角出发,全面考察了信贷可得性、融资规模对农户农地流转的影响。研究发现,发展中国家广泛存在的金融排斥推高了流动性资本的影子价格,导致农地流转的潜在发生率远低于完全市场下的流转水平,而获得信贷支持能够明显促进农户的农地流转,并且该促进作用在农地流入规模方面更为显著。信贷可得性对农地流转的"净影响"主要表现为:对全部样本而言,信贷支持使农户参与农地流转的概率提高了8.53%,流入面积增加了1.09亩;对于获得信贷支持的农户而言,信贷支持使其参加农地流转的概率增加了9.11%,流入面积增加了1.15亩。因此,现阶段在有序推进农地流转,促进农业生产规模化和专业化的共识下,提高农户的信贷可得性和融资能力是缓解"农地流转意愿弱,规模化程度低"问题的政策选择。     

农户生计资本禀赋对不同模式农地整治增收脱贫的影响——以湖北恩施和贵州毕节为例

研究目的:探索农户生计资本禀赋对不同模式农地整治增收脱贫的影响。研究方法:有序Logistic模型。研究结果:农户生计资本禀赋对两种模式农地整治的增收脱贫均有显著影响,影响显著的生计资本指标对PPP模式农地整治增收脱贫的边际效应高于政府主导模式。研究结论:政府应该引导龙头企业等社会资本积极参与农地整治扶贫,以提高PPP模式农地整治扶贫项目的比例;加强农地整治扶贫与其他精准扶贫手段相结合,以促进农地整治区农户全部脱贫。     

市场发育会缩小农户的农地流转意愿受偿价格和意愿支付价格差异吗

农户的农地流转意愿受偿价格和意愿支付价格之间存在较大差异,这被认为是阻碍农地租赁交易顺利达成的重要原因。为揭示市场失灵抑制农地流转的内在机理,本文通过构建农地供需模型反映农地流转市场发育程度对农户的农地流转意愿受偿价格和意愿支付价格差异的影响,并利用中国5省14个样本村563户水稻种植户的调查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农户的农地流转意愿受偿价格和意愿支付价格差异与农地流转市场发育程度存在内在关联。在农地市场失灵状态下,高昂的农地交易成本、低水平的农地市场流转价格以及农户对农地的依赖均是导致意愿受偿价格和意愿支付价格差异形成的重要原因。农地流转市场发育能够有效降低农地流转的交易成本,提高农地市场化流转带来的收益,降低农户对农地的依赖,从而缩小农户的农地流转意愿价格差异,最终推动农地流转。异质性分析发现,现阶段在农户群体中占据主体地位的“满足口粮型”农户比“追求收入型”农户更容易受到农地流转市场发育程度的影响,农地流转市场发育将会显著缩小“满足口粮型”农户的农地流转意愿受偿价格和意愿支付价格差异。     

农地租约以及对象选择:来自农户问卷的证据

本文将农户农地转出的租赁合约分为"关系型合约"和"要素型合约",构建了"土地依赖—交易费用—农地流转收益—缔约对象选择"的理论框架,揭示农户租约对象选择的内在机理,并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农地转出租金和转出面积在"亲友邻居"与"社会主体"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土地依附性、非专用土地资产、专用性社区资本和交易规模促进农户选择"关系型合约",而合约稳定性和农地流转收益促进农户选择"要素型合约";专用性人力资本、交易规模、非专用地理位置、合约稳定性、农地流转收益和农地市场发育对农地流转缔约主体多元化具有促进作用,而土地依附性、非专用土地资产和地权不稳定性则存在抑制作用。     

正规金融约束、规模农地流入与农机长期投资——基于水稻种植规模农户的数据调查

本文基于2015—2016年湖南、江西两省水稻种植大户数据调查,描述分析现阶段农村地区从事农业生产农户的正规金融可获性状况,阐述了正规金融借贷约束产生原因及其对农户农地流入规模和农机长期投资的影响机制。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正规借贷约束程度越大对农户农地流入规模的抑制程度越大。需求方对农地流入规模的约束效应显著,供给方约束效应则呈非线性,显著抑制自有和社会资本不足农户的农地流入规模;正规借贷约束会抑制农户的纵向农机投资行为,表现为对农机长期投资额具有抑制效应,但对农业长期投资环节数无显著影响。可见,正规借贷约束的长期存在会抑制农户从小规模到大规模经营的扩张,并对农机长期投资存在抑制效应。     

农地流转对农户生产率的影响——基于DEA方法的实证分析

本文运用DEA方法测算了北京、上海和广东三省份农地流转对农户生产率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了不同类型农户出现生产率差异的内在原因。实证研究发现:样本农户的平均生产率只有0.28,仍然处于较低的水平;农地流转会降低农业的技术效率,但是会提高农业的规模效率,且规模效率的正效应大于技术效率的负效应,因而提高了农业生产率;94.5%的农户都处于规模报酬递增阶段,因此,土地流转是提高农业生产率的有效途径;农地流转会显著增加劳动生产率,但是会降低土地生产率;转出土地的农户在生产时更多地使用劳动和资本,而转入土地的农户则更多地使用土地和资本。     

社会资本与农户融资约束——基于农户分化和农地金融创新的异质性检验

本文基于2017年陕西、河南和宁夏三省区农户调研数据,采用Probit和PSM模型,实证检验社会资本对农户融资约束的影响,并分析基于农户分化和农地金融创新视角的异质性效应。回归结果表明：在需求型融资约束方面,正式社会资本和非正式社会资本对需求型融资约束均具有显著负向作用,且正式社会资本影响程度更大;在供给型融资约束方面,仅非正式社会资本存在显著负向影响;从农户职业分化的视角看,社会资本仅对以农业经营为主的农户融资约束具有显著缓解作用;从农户收入分化类型看,社会资本仅对中等收入农户的融资约束具有显著影响;开展农地金融创新,农户被赋予土地抵押贷款权利,农户融资可获性增强,社会资本对农户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减弱。因此,应更全面地认识社会资本缓解农户融资约束的作用,同时大力推进农村金融创新以缓解农户融资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