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易成本、资源禀赋差异对农户生产环节外包行为的影响

目的 在农村劳动力转移以及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下,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得到迅速发展,但交易成本过高和资源禀赋劣势会对农户农业生产环节外包行为产生抑制作用。方法 文章基于江西省423个农户的调研数据,利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分析了交易成本、资源禀赋差异对农户生产环节外包行为的影响。结果 研究结果表明,大部分农户选择了农业生产环节外包,但外包程度较低。亲朋好友的数量、是否有农民专业技术协会等信息成本对农户参与生产环节外包行为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执行成本中,村的交通条件、农户技术要求较高的环节数量以及谈判成本中费用支出较多的环节数量均会对农户生产环节外包程度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在资源禀赋中土壤质量以及家庭劳动力总数抑制了农户的外包行为。结论 政府应加强农业生产环节外包的推广以及信息服务,降低农业生产环节外包过程中的交易成本,同时根据各地资源禀赋差异对外包服务供需不平衡地区进行干预与组织,进而提高农户生产环节外包的概率。     

农户生产外包联合行动的规模效应、行动逻辑与环节异质性

具有规模经济是农业生产外包服务供给的基本要求,理论上农户联合外包有利于实现规模经济,但现实中农户联合外包水平却较低且环节异质性较强。本文借助专业化分工理论的分工规模经济与交易成本分析框架,从分工规模经济与交易成本视角解析了农户生产外包中联合行动的逻辑与条件及环节差异。进一步以水稻为例,用农户微观调研数据对环节联合外包规模经济、交易成本及二者与联合外包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耕整地、收割环节由于技术装备和专业化作业市场规模优势,联合外包的分工规模经济相对植保环节要高,而由农艺特征及作业标准化程度决定的交易成本则相比较低。最优规模经济点越大、交易成本越低的环节越容易实现联合外包。促进环节外包服务发展可以通过破除约束环节外包服务规模经济获取的制度和政策障碍、通过统一连片地块的作物结构和环节作业流程等降低环节联合外包的交易成本。     

作业质量监督、风险偏好与农户生产外包服务需求的环节异质性

近年来农业生产外包服务发展迅速,但各环节差异很大。本文分析作业质量监督和农户风险偏好等因素对生产外包服务需求环节异质性的影响。研究发现,生产外包服务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风险规避程度较高的农户倾向于减少外包服务支出。分环节的研究表明,农户风险偏好程度显著影响植保、施肥和收割环节的需求,但对整地和播种环节的影响并不显著。此外,由于整地与收割环节相对容易实现机械化,农户对该环节的外包服务需求较大;而作业质量监督较难的特征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农户对植保环节外包服务的需求。为了促进外包服务的全面发展,政府制定农业政策时应重视不同环节的技术特征差异,以提高机械化程度,进一步降低外包服务的不确定性,防范服务风险。     

农业生产环节外包实证研究——基于安徽省水稻主产区的调查

利用安徽省水稻主产区农户调查数据,本文在交易成本理论和资源基础理论双重视角下对农业生产环节外包行为进行了实证研究。调查显示,不同生产环节外包程度存在明显差异,与整地和收获环节相比,育秧、病虫防治和移栽环节外包程度较低,并且育秧和移栽环节外包存在混合治理现象。研究表明,信息不对称和棘轮效应可能是外包农户采取混合治理策略的考量因素;任务复杂性或不确定性高的生产环节,外包程度低;家庭农业劳动力资源对生产环节外包有明显抑制作用;户主年龄、在外务工人数、稻田规模、稻田破碎度和农业合作组织对生产环节外包也有显著影响。本文认为,政府在促进农业生产环节外包向更高水平发展可以从以下方面提供政策支持:一是大力推进耕地流转进程,扩大农户种植规模;二是加快耕地平整步伐,降低耕地破碎程度;三是加快农业合作组织发展,培育生产环节外包服务推广的得力载体。     

农业分工与生产社会化驱动研究——水稻育秧农户外包行为分析

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社会化生产必将成为现代农业的主流发展方向,农业生产环节外包是促进农业分工、进行专业化生产的重要手段。根据川渝地区448户水稻种植户的调研数据,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对农户在水稻育秧环节外包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家庭收入越高、稻田交通状况越好,农户更倾向于将水稻育秧环节进行外包;务农人数越少、务农收入比重越低,农户更愿意自己育秧。宣传示范、育秧机构数量、组织化程度对农户选择水稻育秧环节外包的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这也表示农户的经济收入结构、土地的集中度、服务机构的发展、农民组织化程度对农业分工与生产社会化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稻农生产环节外包行为分析——基于7省21县的调查

本文对全国7个水稻主产省份的水稻生产环节外包进程进行了测度,分析了稻农生产环节外包行为,并在需求价格理论的—般框架下分析了生产环节外包价格、农户特征及区域环境对外包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的农户外包行为遵循需求与价格关系的—般规律,随着技术密集程度的增强,价格却制逐渐减弱,说明不同生产环节外包的市场结构存在差异;家庭劳动力要素、村庄专业化服务社队、稻农生产性补贴政策和农技员的技术指导对农户生产环节外包行为有显著影响。     

农机社会化服务对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目的 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中国农业现代化的重要特征，进一步探讨农机社会化服务对农业劳动生产率的作用效果具有现实意义。方法 文章基于2019年全国13省份玉米种植户调查数据，采用OLS回归模型与倾向得分匹配法，分析了农机社会化服务对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效应，探讨影响效应在不同地形条件、兼业程度的组群差异，并考察了不同环节农机社会化服务对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差异。结果 （1）农机社会化服务正向显著影响农业劳动生产率，采纳农机社会化服务会促使农户农业劳动生产率显著提高18.8%。但农户采纳农机社会化服务的作用效果具有环节异质性。采纳耕整地、播种、灌溉排水和收获环节农机社会化服务会促使农户农业劳动生产率分别显著提高21.2%、17.4%、22.9%和18.3%；（2）而农户采纳植保环节农机社会化服务对农业劳动生产率并不具有显著影响。农户采纳农机社会化服务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效应还存在禀赋差异，平地农户采纳农机社会化服务使其农业劳动生产率显著提高21.9%，而坡地山地农户采纳农机社会化服务对农业劳动生产率没有表现出显著的影响。（3）纯农业户与兼业农户采纳农机社会化服务都会对农业劳动生产率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效果，纯农业户的影响净效应平均值高于兼业农户的19.6%。结论 总体而言，在中国当前农村环境下，农户采纳农机社会化服务能够显著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农机社会化服务对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效应强度依次为：灌溉排水环节、耕整地环节、收获环节、播种环节。此外，耕地地形为平地的纯农业户采纳农机社会化服务对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效应更大。     

农户兼业与粮食生产环节外包：一种“倒U型”关系

本文基于河南粮食种植户调研数据,研究农户兼业对粮食生产环节外包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并在此基础上探索群组间的影响差异。研究结果表明,第一,兼业程度与粮食生产环节外包之间存在稳健的“倒U型”关系,且相较于劳动密集型环节,技术密集型环节外包的拐点值更低。第二,机制检验表明,在兼业初期,通过提高劳动力约束和扩展社会网络促进了农户对外包服务的需求,而随着兼业程度加深直至越过阈值后,农户对农业生产依赖性降低,会选择转出土地,从而减少外包服务。第三,兼业程度对外包服务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小规模农户样本中兼业程度与外包服务存在“倒U型”关系,大规模农户中不存在“倒U型”关系;不同务工距离农户兼业程度的拐点值也存在差异。因此,在客观认识和接受农户“农忙务农、农闲务工”兼业身份的同时,不仅要完善外包服务质量、标准化建设及安全监管体制,以此鼓励低兼业程度农户采纳外包服务来兼顾粮食生产,也要引导土地由兼业程度高的农户向专门从事农业经济活动的农户进行有效流转,助其获得外包服务带来的分工经济与规模经济。     

生产外包服务发展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化配置的影响——基于农户异质性与环节异质性的视角

本文关注生产外包服务发展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化配置的影响,并着重探讨在考虑农户异质性与环节异质性时上述影响的差异。首先从理论上分析在考虑农户异质性与环节异质性情况下,生产外包服务发展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化配置的影响机制,随后使用跨度15年的4期面板村级数据与农户数据对上述影响机制进行验证。研究发现,总体上生产外包服务发展对村庄劳动力非农化配置有显著正向影响,但不同环节的生产外包服务的可获得性以及劳动力节约程度对农户的劳动力非农化配置影响存在较大的差异,具体表现为水稻和玉米的机耕环节、植保环节以及水稻的机收环节在促进劳动力非农化配置中存在显著正向影响,水稻和玉米的机播环节、玉米机收环节则无显著作用;另外,生产外包服务发展对劳动力非农化配置的影响因农户种植规模差异而有所不同,规模越大的农户,生产外包服务的发展对促进其劳动力非农化配置的影响越小,反而会增加其对土地的附着力。     

农机服务对小麦生产技术效率有影响吗?

本文基于2000~2015年中国15个小麦主产省的成本收益数据,运用超越对数随机前沿模型测算各省份小麦生产的技术效率,再用Tobit模型检验农机服务使用水平对小麦生产技术效率的影响,并解释农机服务提高小麦生产技术效率的原因。研究结果表明:(1)2000~2015年,中国小麦生产技术效率总体递增,但区域间发展不平衡;(2)在中国当前农业生产环境下,充分利用农机服务能显著提高小麦生产的技术效率,且不同地区的提升效果存在差异;(3)农机服务提高农业效率的动力来源于科技引入效应与劳动替代效应,前者以外包服务的形式将先进技术引入农业生产环节,后者通过保障农业劳动完成质量避免了当前农村因劳动力不足以及农户"偷工减料"而造成的技术效率损失。     

农民专业合作社如何促进农业分工和专业化发展的实证分析——来自广东湛江市微观调查数据的分析

本文利用来自湛江市农村的微观调查数据,建立Probit模型、Tobit模型和Logit模型三个回归模型,分析了合作社有效促进农业分工和专业化发展的作用机制。研究表明:合作社通过有效降低交易成本、协调成本、考核成本以及扩大市场范围改善农户对分工与交易费用的权衡效率,拓展农户分工经济的范围,提高农户参与分工的意愿和能力。合作社通过降低专业化风险、提高风险规避能力和专业化生产收益帮助农户更好地在专业化与家庭安全之间、农户家庭兼业化和农民职业化之间进行权衡,促进农业专业化发展,同时还通过提升农户的个人专业化水平、提高农业生产的迂回化程度和标准化程度增强农户的专业化生产能力和信心。     

种植业农户专业化指标体系构建及水平测度*——以张掖市为例

[目的]农业专业化的发展已逐渐成为我国农业生产发展的趋势,而微观农户专业化作为农业专业化发展的首要任务,系统构建其指标体系、量化其发展水平尤为重要。[方法]文章以农业发展较为发达的甘肃省张掖市为研究区域,在获得大量问卷调查数据的基础上,基于组织内部分工、横向分工以及纵向分工视角,从农户家庭内部分工专业化、农产品专业化和生产经营环节专业化3方面构建了现阶段种植业农户专业化评价指标体系,并采用SEM-TOPSIS模型对样本区种植业农户专业化水平进行测度分类。[结果]虽然样本区农户专业化分工水平是低下的,但受农业产业领域分工的影响,绝大多数样本区种植业农户在不同程度存在明显的分工专业化。[结论]当前阶段下,样本区种植业农户专业化发展呈现出农户家庭多种分工形式并存、农产品多样化种植普遍存在以及生产经营社会化服务需求巨大的特征。     

种植户农业雇佣生产行为选择及其影响效应分析——基于黑龙江和内蒙古大豆种植户的面板数据

雇佣生产既是农户获取农业生产要素、提高农业资源配置效率的有效方式,也是当前农村经济社会变革背景下一种重要的农业生产方式。本文利用黑龙江和内蒙古两地大豆种植户的面板数据,建立时期固定效应模型、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和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分别对样本数据进行拟合,结果表明:劳动力雇佣水平、农机作业外包水平、管理人员聘用水平和信息服务购买水平4个指标均对种植户大豆单产具有正向影响。其中,农机作业外包水平的影响效果最明显。分类样本的拟合结果显示,农机作业外包对普通大豆种植户产出水平的影响更为明显,而雇佣劳动力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产出水平的影响更大。此外,田间管理环节劳动力雇佣水平的系数最高,表明该环节劳动力投入对大豆生产的影响最明显;而收割和整地环节则是农机作业外包水平的影响最大。     

农户生产性服务约束方式选择逻辑：来自生产风险与交易成本的考量

服务约束行为是农户在农业生产性服务“委托—代理”问题下的理性反应。本文基于服务风险和交易成本视角,探讨了农户服务约束行为的驱动因素。研究发现：(1)为降低农业生产性服务过程中“委托—代理”问题所引致的生产风险,农户作为风险规避者,会通过一系列服务约束手段规范服务供给主体的作业行为,尤其是在生产风险较高的插秧、施肥和打药环节表现更为突出。(2)交易成本的高低是影响农户不同服务约束方式选择的主要因素,土地细碎化程度越高,服务合约缔造的交易成本越高,越不利于农户服务合约签订;农业劳动力质量越高,服务监督的机会成本就越高,会抑制农户服务监督行为的发生。(3)服务供给者来源与组织化程度对农户服务约束行为具有调节作用,服务供给者来源越熟悉且组织化程度越高,越能降低农户对生产风险的担忧,从而减少服务约束。由此,为抑制服务供给方“委托—代理”行为发生,建议在培养组织化、本土化的服务供给主体同时要探索构建服务供需双方的激励相容机制。     

农村信用社扶贫小额贷款的实证分析——以江苏省为例

在传统的扶贫贴息贷款运行中常会出现难以瞄准目标客户和到期还款率较低两大难题。1999年以来，江苏省财政提供担保资金，通过农村信用社发放扶贫小额贴息贷款，试图解决以上两大难题。本文以江苏省为例，从需求方和供给方两个角度实证分析了扶贫小额贴息贷款的绩效，结果显示：从需求方的角度来看，扶贫小额贷款对中低收入农户的家庭纯收入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尽管仍有一小部分贷款流向高收入农户。对于供给方，首先，从成本和收益的角度来看，农村信用社运作扶贫小额贷款仍能获得一定的收益；其次，以农村信用社其他农户贷款的收益作为运作扶贫小额贷款的机会成本，计算结果表明，只要农村信用社努力提高到期还款率，运作扶贫小额贷款的收益可以弥补其机会成本，从而具备可持续运作的可能。     

禀赋特征、外部环境与农业生产环节外包——基于水稻种植户的考察

文章基于全国八省份水稻种植户的问卷调查数据,考察了水稻种植户农业生产环节外包的行为特征,并通过建立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了生产环节外包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户主年龄与其农业生产环节外包存在倒"U"形关系,即农业生产环节外包的可能性与外包程度随水稻种植户户主年龄的变化而呈现先上升再下降的特征。相较于纯农户,兼业化农户将劳动密集型环节外包的可能性更高。种植季数对水田规模、地块与生产环节外包的调节作用显著。农户对农业补贴政策满意度与最低收购价格政策满意度分别对病虫害防治与栽插环节的外包有显著正向影响。     

农业劳动力老龄化、非农劳动力兼业化对农业生产环节外包的影响

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可能对农业生产造成不利冲击,农业生产环节外包被认为是实现资本对劳动力替代的现实路径。关于老龄化是否会增加外包需求,已有研究尚未达成共识,并且存在一个重要的不足之处:没有考虑到兼业化的非农劳动力协助农业生产的作用,非农劳动力协助农业生产往往与老龄化存在正相关关系,这导致老龄化对于外包影响的估计结果存在显著偏误。本文引入非农劳动力是否住家这一重要变量,剥离出非农劳动力协助农业生产的作用,仅评估老龄化对于外包的边际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老龄化对外包的影响在不同的环节存在差异,在低劳动强度环节,老龄化非但不会增加外包,反而显著降低了外包概率;在高劳动强度环节恰好相反,老龄化显著增加了外包概率。此外,在农业劳动力年龄相同的条件下,相比于非农劳动力住家的家庭,非农劳动力不住家的家庭外包概率更高。     

农业生产性服务外包对水稻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基于358个农户的实证分析

本文通过构建超越对数生产函数分析了生产环节外包对水稻生产率的影响,并进一步考察劳动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两种不同类型的生产环节外包对水稻生产率影响的差异。研究表明,生产环节外包有助于提高水稻生产率,而不同类型的生产环节外包对水稻生产率产生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整地、移栽、收割等劳动密集型环节外包对水稻生产率并没有产生显著影响,育秧、病虫害防治等技术密集型环节外包则对水稻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政府在推进生产性服务外包时,应做到先易后难、循序渐进、重点发展,在扎实开展农机专业化服务的同时,应当积极开展集中育秧、病虫害统防统治等服务,促进社会化技术服务的市场发育。     

生产环节外包改善了农户福利吗?——来自长江流域水稻种植农户的证据

本文通过构建生产环节外包对农户福利影响的理论模型,利用四川、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六个长江流域粮食主产省份1027户农户的实地调查数据,采用内生转换回归模型(ESR),在反事实框架下分析了生产环节外包对农户福利的影响效应,并进一步检验了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第一,较高比例的样本农户选择了生产环节外包,但主要集中在整地与收割环节。第二,生产环节外包能够通过资源配置与专业分工机制改善农户福利,表现为在反事实假设下,实际参与生产环节外包的农户若未参与生产环节外包,其家庭年人均纯收入将下降6.0%,实际未参与生产环节外包的农户若参与生产环节外包,其家庭年人均纯收入将增加9.6%。第三,从生产环节差异性来看,田间管理环节外包的福利效应高于其他生产环节,而播种环节外包的福利效应不显著。第四,从群组差异性来看,决策者受教育水平较高、家庭劳动力数量较多以及种植面积较大的农户,生产环节外包的福利效应更大。     

非农就业与农业外包服务行为——对“替代效应”与“收入效应”的再考察

本文使用新迁移经济学框架来追踪劳动力非农就业对农业外包服务的影响,并依托心理账户理论,分析劳动力减少与收入增加对农户购买外包服务的不同影响。结合文献与理论分析发现：“替代效应”与“收入效应”是劳动力非农就业影响农户生产投入的不同渠道。对“替代效应”的检验表明,务工人员增加对农业外包服务的购买有正向影响;对“收入效应”的检验表明,考虑内生性以及多样性偏差以后,对于有经济回报的家庭,非农就业人员数量对固定资产的投入、农业外包服务购买都有正向影响;对于无经济回报的家庭,非农就业人员数量仅对农业外包服务购买有正向影响。研究建议拓宽留守人员的转移性收入渠道,以及加大对农业生产服务行业发展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