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贫政策、收入分配与中国农村减贫

进入新世纪以来,经济增长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益贫困地区"大于"益贫困户"的特征。农村扶贫政策的实施从生产能力、市场参与和缓解脆弱性等角度改善了贫困地区农民分享经济增长的机会和能力,有劳动力的贫困农户如果能够参加扶贫项目,其收入增长速度是非常可观的。扶贫政策的实施促进了中国农村减贫的进程,缓解了收入分配对减贫的负面影响,使经济增长表现出一定的益贫性。但扶贫政策实施过程中存在的瞄准偏差,是导致"益贫困地区"大于"益贫困户"的原因之一,未来的农村扶贫政策需要在加强扶贫资金投入的同时提高扶贫资金的瞄准效率。     

西北干旱地区特色林果业扶贫效果评估——以新疆阿克苏地区为例

根据新疆阿克苏地区485家特色林果种植贫困农户的问卷调查数据,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从农户收入状况和创收能力两方面,实证分析特色林果业的扶贫效果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性别、受教育程度、家庭林果耕地面积、农户对特色林果业减贫效果的预期、政府扶持情况等因素对贫困农户收入变化具有显著影响;性别、受教育程度、农户对特色林果业减贫效果的预期等因素对贫困农户创收能力具有显著影响;农户收入和创收能力处于稳健上升状态,特色林果业的扶贫效果较好。因此,应加快健全特色林果业扶贫利益联结的机制,拓宽特色林果业扶贫的方式,增强农户受教育程度及农业技术推广能力。     

农村女性劳动参与对农户相对贫困的缓解效应——基于CHNS的面板数据分析

缓解农户相对贫困是"后扶贫"时代中国扶贫工作的重点。基于中国家庭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2009年、2011年、2015年三期面板数据,采用Logit模型,分析农村女性劳动参与对农户相对贫困的影响,并探究农村女性劳动参与对农户相对贫困的异质性影响。结果表明:无论对收入贫困还是能力贫困抑或是权利贫困,农村女性劳动参与均能起到不同程度的缓解作用。而且,女性非农产业劳动参与显著提高农户收入水平,提升农户可行能力水平。改变农村女性劳动参与度量方法,验证农村女性劳动参与对农户收入贫困、能力贫困和权利贫困均具有显著缓解作用,表明结果稳健。可见,促进农村女性劳动参与能有效缓解农户相对贫困,释放女性减贫动能。因此,一方面应积极引导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释放家庭潜在生产力;另一方面应最大限度消除劳动力市场就业歧视,为女性就业营造公平环境,缓解农户相对贫困。     

乡村旅游扶贫中农户参与的影响因素与内在机理*——基于扎根理论的湖南凤凰县案例研究

［目的］乡村旅游扶贫是推动贫困地区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当前，旅游扶贫工作已进入精准施策、深入攻坚的关键时期，研究农户参与旅游扶贫的影响因素，对于提高旅游扶贫效果，保障乡村旅游的益贫性具有重要意义。［方法］基于湖南省凤凰县14个自然村349份农户访谈数据，利用扎根理论方法的开放性编码、选择性编码和理论性编码三重过程，分析农户参与乡村旅游扶贫的影响因素与内在机理。［结果］村民对乡村旅游发展存在核心诉求和主要期待，可构建“资源和市场—政策和环境—农户参与—精准扶贫”4个维度的农户参与乡村旅游扶贫概念模型，据此识别农户参与乡村旅游扶贫的影响因素与内在机理。［结论］贫困地区宜进一步重视旅游开发所带来的整体扶贫效益，夯实贫困地区旅游发展的政策和环境、资源和市场等综合环境，有效提升农户参与能力和获得感。     

农户脱贫的乡村合作治理问题研究——基于五省1218户农户的调查与分析

随着我国农村精准扶贫瞄准目标偏差、脱贫绩效边际递减、返贫时有发生等一系列新问题的出现,有效扶贫脱贫对当前的乡村治理方式提出了新的要求。基于合作治理理论,探讨乡村治理结构的转变对农户脱贫的影响。第一,组织参与的治理方式能够提高村庄治理的有效性,对促进农户收入增长进而促进农户脱贫的影响最为明显。第二,政府主导的治理方式对农户脱贫的影响较大,但在我国贫困地区的作用并没有显现出来,贫困地区的政府功能转变和服务型政府建设迫在眉睫。第三,农民自治对农户脱贫的影响明显但作用最小,可能原因是受参与机会和渠道的制约。基于乡村多主体治理的复合型扶贫脱贫途径,从治理理念以及体制机制层面提出了促进农户"内生型"脱贫以及"主动"脱贫的建议。     

产业扶贫目标下连片贫困地区公共品有效供给研究

连片贫困地区是我国精准扶贫目标实现的核心区域,产业扶贫是区域扶贫的有效路径。但是,目前产业扶贫的实施面临着产业培育难、贫困农户职业能力提升难和贫困农户收入增长难的困境。依据价值链理论,连片贫困地区扶贫产业的形成,要在瞄准产业链关键环节打造特色产业的基础上,进一步培育优势产业,才能实现贫困区域持续脱贫的目标。因此,政府以扶贫为目的的公共品供给要围绕这一目标来进行。然而,目前政府在贫困区域以扶贫为目标的公共品供给,没有与该区域优势产业培育与发展相匹配,严重影响了产业扶贫绩效。广西恭城县红岩村的案例表明,在产业扶贫过程中,政府需要遵循产业价值链演化规律,通过提供产业基础型公共品奠定产业形成的基础条件,通过提供产业专用型公共品打造区域特色产业,通过提供产业拓展型公共品培育贫困区域特色优势产业,才能实现区域持续有效脱贫。     

精准扶贫:资产收益扶贫模式路径选择——基于四川实践探索

本文通过对四川省资产扶贫模式的观察和研究,认为资产扶贫模式是精准扶贫的有效载体,资产收益扶贫通过对地区致贫原因的精准瞄准实现了对贫困群体的精准帮扶。同时,提高了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促进了地区的整体发展。通过资产收益扶贫模式的实施,参与试点的贫困农户获得了稳定增收的渠道、贫困地区自我发展能力增强、财政资金使用效率提高、农村社区建设得以推进,实现了贫困与非贫困群体、社会组织和政府的多方共赢。     

贫困地区农村居民收入流动研究——以甘肃省贫困县为例

本文从收入流动视角研究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个体动态收入特征,运用收入流动矩阵法测量贫困地区农村居民收入流动情况;研究结果显示:贫困地区农村居民长期贫困程度小于年度贫困,收入流动减缓了长期贫困程度,但贫困户即使脱离贫困,但脆弱性较强,返贫概率较大,其未来几年的平均收入仍较低;贫困地区农村居民收入流动的风险更大,收入缺乏稳定性,贫困地区贫困农户收入向上流动的概率较高,有利于贫困人口相对收入位置上升,有利于贫困户脱贫。     

农户参与湿地保护对家庭减贫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基于自然保护区问卷调查的实证研究

[目的]试图从微观层面农户参与视角分析保护区建立对多维贫困的影响,以期为我国类似地区改进扶贫政策、创新农户生计策略选择提供实证支撑。[方法]文章以云南省大山包黑颈鹤自然保护区为例,基于2019年收集的364份有效问卷,构建“农户参与—生计策略—家庭贫困”的理论分析框架,采用二项Logit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分析了农户参与湿地保护对减贫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1）受访农户贫困发生率超过75%,非参与农户贫困发生率比参与农户高约29%。（2）收入偏低、脆弱性大,信息闭塞,难以获得金融支持是关键致贫因素。（3）农户参与湿地保护显著利于多维减贫,并对收入、生活质量、就业及发展单维度减贫具有显著影响。（4）生计策略多样化和非农化对减贫具有显著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分别为24.48%和17.26%。[结论]建议提供多样化生计模式,对参与和非参与农户精准施策,完善保障机制,提高生计能力。     

农户多维贫困及致贫机理研究——以甘肃省840份农户为例

贫困是人的可行能力在收入或消费、教育、就业、医疗卫生、社会保障、获取信息和技术的机会等多个维度被剥削的现象,多维贫困指数反映了贫困人口或家庭的多维贫困发生率及承受的剥削强度。借鉴Alkire and Foeter开发的多维贫困测量方法,并以此方法为基础设计调查问卷,采用分层随机抽样选取甘肃省13个村子进行调查研究,然后利用对甘肃省部分农户家庭的实地调研数据,从收入、教育、健康、生活水平和社会关系5个维度对贫困地区农户的多维贫困状况进行了测算与分解。结果表明,1~5个维度的多维贫困指数分别为28.8%、21.7%、16.3%、7.6%和1.1%;甘肃省农户家庭的"基本可行能力"被剥削的情况严重,贫困发生率高,贫困深度和贫困强度均高于其它省份或地区。从农户所处贫困的维度状况梳理出了甘肃省农户致贫的机理:受教育水平不足导致的"能力贫困"导致家庭普遍陷入多维贫困和低收入均衡水平,其贡献率随着贫困维度增加而递减,对绝对贫困的贡献较小;而收入和健康的贫困贡献率随着贫困维度的增加而上升,在绝对贫困家庭中,家庭成员不理想的健康状态,尤其是主要劳动力残疾或患有重大疾病使得家庭陷入"贫困的恶性循环"。未来政府扶贫政策制定和执行应根据致贫维度状况进行有效瞄准,更加关注农户遭受的"能力贫困"困境,提高扶贫效率。     

精准扶贫政策与劳动力市场的双重排斥对贫困地区乡村治理的影响研究——基于6个集中连片贫困地区1045户农户数据

改革开放40多年来,随着扶贫政策的不断推进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中国乡村治理体系迎来了重要的发展契机,却也面临着严重的信任危机。本文利用2017年中国6个集中连片贫困地区的1045户农户数据,采用多元处理效应模型探究了精准扶贫政策及劳动力市场的双重排斥对中国贫困地区农户乡村治理体系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首先,精准扶贫政策与劳动力市场均对中国乡村社会治理体系造成了严峻影响,且其影响程度呈现出“差序格局”。其次,相较于精准扶贫政策对贫困地区社会信任稳态的冲击,劳动力市场排斥对农户的冲击影响范围更广,影响程度更大。最后,当精准扶贫政策与劳动力市场对农户造成双重排斥时,农户社会信任将出现系统性失衡。因此,一方面要提高贫困人口识别精度,调整扶贫资源分配结构,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及地方性市场培育;另一方面要鼓励并保障农业劳动力的非农转移及充分就业,加快农业现代化进程以提高农业人口收入并扩大农业部门就业,进而缓解制度及经济双重排斥对中国贫困地区乡村治理体系的冲击。     

退耕还林工程对农户收入增长和收入分配影响的测度与分析——基于长期跟踪大农户样本数据

为恢复退化生态系统,20世纪末中国政府启动了退耕还林工程。提高农户收入是退耕还林工程两个核心目标之一,退耕还林工程与我国深度贫困发生地区高度重叠。党的十八大以来,精准扶贫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实施退耕还林工程是否提高农户收入和农村扶贫具有积极作用引起中国政府和学界高度关注。文章利用6省区15市县72个乡镇216个行政村的952个样本农户1995-2016年的连续跟踪调研平衡面板数据和收入决定方程,估计了退耕还林工程对样本农户收入增长与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基于收入增长和收入不平等路径,测度了退耕还林工程对农村扶贫的影响。经验性结果表明:(1)实施退耕还林工程促进样本农户以土地为基础的收入增长了10.80%,对样本农户非农收入的影响不显著。(2)实施退耕还林工程拉大了样本农户的收入不平等,2003-2016年,退耕还林工程对基尼系数的贡献率保持在1.60%～2.80%之间。(3)在样本区域,退耕还林工程产生了良好的扶贫效果,1999-2016年退耕还林工程对农村减贫的贡献率维持在0.12%～1.67%之间。基于本研究得出的结论,政府部门应调整退耕还林工程政策,需要进一步体现其在农户增收和农村扶贫方面发挥的积极作用。需谨慎调整退耕还林工程补助政策,加大对经济林等退耕还林工程后续产业的扶持,强化对参与退耕还林工程农户生产要素配置优化的帮助和引导。同时,需要关注由实施退耕还林工程所引发的农户收入差距拉大问题,通过适度向低收入和贫困群体的政策倾斜,实现退耕还林工程区生态改善、农户收入增长、收入差距缩小和脱贫致富的共赢。     

土地确权是否具有益贫性?——基于贫困地区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贫困地区1898户的建档立卡贫困户调查数据,采用中介效应模型,通过土地流转、劳动力转移和缓解信贷约束三种中间传导机制,分析土地确权对贫困农户收入的影响发现,土地确权有助于提高贫困农户的收入,其作用机制是,土地确权促进土地转出,提高了贫困户的财产性收入;土地确权通过促进劳动力转移提高了工资收入水平;土地确权所获得的抵押担保权属能够提高信贷可得性,缓解信贷约束、改善经营状况。在全面推进土地确权的基础上,需要进一步规范土地流转市场,加大贫困户劳动力转移的扶持力度,完善土地金融化和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发挥土地制度在精准扶贫中的积极作用。     

市场化与经济增长成果的分享:来自中国和印度尼西亚的微观证据

本文提出一个从微观角度度量农户参与市场程度的指标,并运用来自中国和印度尼西亚的农户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农户参与市场的程度对于贫困状况的影响。研究发现,更多地参与市场确实能够降低贫困,但是在同样的市场化进程中不同农户分享到的经济增长的好处的程度并不同,那些具有较少人力资本和较高人口负担率的农户以及更多地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户,即使有较高的市场参与程度也依然会陷入贫困。所以,政府不能单纯地寄希望于通过市场化改革和经济增长使贫困农户自动地脱离贫困,而必须采取主动干预措施以防止贫困农户被边缘化。     

电子商务进农村政策促进农户链接市场研究——以重庆市为例

[目的]为检验电子商务进农村政策的实施效果,利用重庆市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数据,分析其促进农户链接市场的作用机制及效果。[方法]文章在理论构建电子商务进农村政策影响农户市场行为模型基础上,采用双重差分法对其促进农户链接市场效果进行实证研究,并使用替换变量和反事实检验法对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电子商务进农村政策对农户链接市场的影响系数在1%的显著水平下具有显著性影响,影响程度在4.4%～5.5%,波动小于1.1%;且替换变量和反事实检验法的稳健性结果表明其对农户链接市场影响的显著性和系数数值没有发生较大变化,结果具有稳健性。[结论]电子商务进农村政策通过提高农户参与市场比例和出售农产品数量促进农户链接市场,减少农村地区及贫困农村地区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经济约束,提高农业商品化率,增加农户收入,利于农村地区和贫困地区的减困脱贫。     

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瞄准与偏离研究

在打赢脱贫攻坚战在即、扶贫重点由消除绝对贫困转向缓解相对贫困的背景下,本文利用深度贫困地区陕西省J县的农户调研数据对建档立卡贫困户瞄准与偏离问题进行研究,并进一步探讨了已脱贫人口的相对贫困现状。研究结果表明,建档立卡的政策安排在贫困识别标准和瞄准策略上遵循了绝对贫困理论标准和多维瞄准方法,但具体实践对政策安排出现偏离;单维收入贫困标准对贫困人口的瞄准精度要高于多维贫困标准;扶贫资源的溢出水平较高,整体呈现偏向高收入群体和低收入群体的沙漏型分配特征。本文分别采用贫困线和基尼系数的相对贫困测算结果表明农村内部收入差距偏大、存在较为严重的相对贫困问题。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要注意重视扶贫过程中出现的反向贫困问题,也要通过完善农户收入调查体系、提升基层治理能力和犯错成本等方式提高贫困人口的瞄准精度。     

精准扶贫政策与边缘贫困群体政治信任--基于断点回归的证据

维持农户基层政治信任稳态,是促进精准扶贫政策有效实施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下治理有效目标的重要基础。本文利用2017年6个集中连片贫困地区1140户农户样本数据,通过断点回归模型重点考察了精准扶贫政策对边缘贫困群体基层政治信任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精准扶贫政策的悬崖效应对边缘贫困群体与基层组织间的政治信任稳态造成了一定冲击。具体来看,边缘贫困群体受到精准扶贫政策排斥,其基层政治信任相较于建档立卡农户降低了2.32;同时,基于边缘贫困群体在收入分配中的不利地位,其基层政治信任相较于高收入建档立卡农户降低了0.76。因此,为提升乡村治理能力,完善乡村治理新体系,需要严格执行现行贫困标准,调整精准扶贫政策的保障结构,并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供给及外部机会提供等方式,为大量发展能力薄弱的边缘贫困群体提供良好的发展机会和福利保障。     

贫困地区扶贫模式：比较与选择

中国改革推动下的国民经济高速增长带动了大面积贫困消除。但由于历史、经济、社会、地理等各种因素的制约，贫困与反贫困一直是我国现阶段面临的重要问题，本文对我国近些年的各种扶贫模式进行比较和分析，认为政府支持背景下的农户参与式扶贫模式是贫困地区扶贫活动的理想选择。     

中国农村的贫困特征与动态转换:收入贫困和多维贫困的对比分析

为实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脱贫攻坚战须精准识别贫困人口。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农户数据,从收入和多维角度对比分析了我国农村2012—2016年的贫困程度和动态转换。研究发现,2014年我国农户收入贫困和多维贫困的重合度仅为18%,收入贫困概念遗漏了76%的多维贫困户,多维贫困概念遗漏了64%的收入贫困户。相对而言,低教育程度户主家庭和中西部家庭更易同时陷入收入贫困和多维贫困。从动态转换看,这两种贫困测量之间也存在很大的偏差,2012—2014年收入脱贫户中仅16%的农户同时实现了多维脱贫,2014—2016年也仅为18%,但是,处于深度多维贫困状态的农户比例几乎没有下降。基于上述测算结果,本文主张结合收入贫困和多维贫困评价指数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政策,同时要高度关注深度贫困人群和新增贫困人群,使得这些贫困家庭在收入、教育、健康、卫生等多方面实现脱贫。     

贫困地区构建优势农产品供应链对农户减贫效应的实证分析——基于定西地区的农户调查数据

打造优势农产品供应链,成为当前发展中国家农村扶贫的新思路。本文对贫困地区农户参与供应链的减贫效应进行了理论探讨,并利用中国定西地区320个样本农户的调查数据构建Probit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贫困地区农户参与优势农产品供应链对其脱贫具有积极的作用,表现为农户发展优势农产品的规模及时间、投入生产设施装备、加入合作组织、进入供应链中下游重要环节、参与供应链相关的非农工作、劳动力受教育程度等因素对农户脱贫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为此,贫困地区政府应确定当地的优势农产品,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打造优势农产品供应链,并鼓励农户积极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