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视野下的社会组织发展探究

从传统国家管理向现代国家治理转型,要求从国家单方面支配社会过渡到国家和社会的有效互动。治理理论下的国家治理倡导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其中社会组织参与国家治理,可使其发挥重要作用,成为承接政府职能转移的新载体;疏导社会危机的新地带;凝聚公民精神的新动力。进一步推进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要做好社会组织改革发展的制度设计,建立政府与社会组织的互信合作机制;完善法律法规和制度,建立互惠机制;构筑完备的社会网络,巩固各方与社会组织常态化合作关系。     

从高音喇叭到低声微信群：乡村公共性再生产与社会治理转型——基于一个华北村庄的田野调查

人口流动与乡村公共性的互动关系是社会学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的核心话题，更是乡村社会治理的关键命题。大众媒介作为乡村公共性的载体，发挥着联结整合的作用，是推动乡村社会治理变革的技术支撑。通过提炼“媒介传播-公共性再生产-治理重构”分析框架，本文以华北前赵固村为典型案例展开分析。研究发现：高音喇叭作为早期扎根乡土的适宜媒介和基层治理工具，表现出具有权威主导性的单向管控特征。社会结构转型使高音喇叭经历了从“国家象征”到“广告载体”祛魅化的角色嬗变，高音喇叭的信息传播功能受时空限制而明显削弱。面对流动性日益增强的乡村社会中乡村公共性解体与乡村社会治理脱域，数字赋能下的村务微信群成为乡村公共性再生产与社会治理转型的重要载体。村务微信群使村民实现了跨时空的“共同在场”，塑造了虚拟的熟人社会，增进了村民之间的社会关联，强化了村庄共同体意识，推动了互动治理的形成，为乡村善治的实现奠定了基础。     

构建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初探

我国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经过多年来发展不断完善,组织载体"多层次"、服务内容"多元化"、服务机制"多形式"格局基本形成,但是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不健全、服务内容与农民的需求差距大、生产要素配置不合理矛盾凸显等问题仍然突出存在。新时期构建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应确立"顶层设计指导、公共财政扶持、局部试点先行、适时稳步推进"的原则,着力在生产经营服务、农村金融服务、公共监管服务三个方面,力求在组织创新、制度创新、管理创新上实现十个新突破。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两委”班子面临的基层治理困境与对策——以江苏省J村为例

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为解决“三农问题”所提出的战略规划。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问题。文章以农村基层“两委”班子为切入点,深入探讨乡村治理过程中基层“两委”班子面临的基层组织队伍力量薄弱、劳动力外流严重、文化多元化、生态治理空间纬度高的问题,伴随组织队伍建设、产业结构调整、文化优化创新、生态环境治理困境风险,提出基层“两委”班子面对困境应当明确自身角色定位,建立人才招引政策,推进乡村经济稳步发展,树立乡村文化自信,提升乡村社会环境治理能力。     

乡村振兴时代“零污染村庄”的实践逻辑与创新模式研究——基于浙江省源头村的个案考察

建设“零污染村庄”是改善农村生态环境、实现生态宜居乡村的新方法,也是促进乡村振兴提质增效的新途径。本文应用协同治理分析框架,以浙江省源头村为典型案例发现,当前源头村建设“零污染村庄”的实践逻辑是以污染预防控制为前提、以资源循环利用为关键、以清洁能源推广为重点、以环境教育传播为核心、以环保公众参与为保障,从而打造了一个环境优美、生态经济、社会凝聚的乡村振兴样板村。源头村在建设“零污染村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多元化的治理主体、高效率的治理机制、多类型的治理资源以及共识性的治理目标的创新模式,并且通过学习机制、行政机制以及社会机制来保障“零污染村庄”创新模式的发展。为进一步发挥“零污染村庄”治理优势,提升乡村振兴绩效,未来需要从明确各主体角色定位、塑造合理性治理结构、合理配置多类型资源以及达成共识性集体行动,从而更好地推进农村环境善治目标。     

“道德银行”与中国新型乡村治理

为破解传统乡村治理和集体主体乡村治理“双重消解”的现实困境,中国农村正在探索基于“多元共治”治理理念的新型乡村治理。余姚“道德银行”作为地方普惠金融信贷机制深刻改变了当地乡村治理面貌,在微观自治单元、激励约束机制、多元治理理念、信用评价体系内容等方面对传统士绅社会的传承与改造创新,并借助村社内置金融创新对新型集体乡村组织进行了有效的重构。     

转型时期的乡村治理机制问题

以城市化与工业化为基本标志的现代化带来了农村社会的危机,处于关键转型期的中国农村,社会分化日益严重,因利益诉求不同而引发的各种社会矛盾不断。而现存的亟待转型的乡村治理结构是乡村社会最大的深层矛盾。如何创新乡村治理机制,确保农民利益、化解社会矛盾以维护农村社会稳定,是当前需要研究和解决的重要议题。乡村治理问题的解决需要内部化和社会化,一方面,要从乡村社会内部寻找机制创新的动力,以社区需求作为治理目标,创新治理主体和手段;另一方面,外部的制度供给也是乡村治理创新实现的重要保障。因此,需要不断推动相关的法制建设和体制改革。     

打造农业生产全要素服务平台

近年来,浙江省平湖市从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入手,大力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以农业＂两区＂建设为主阵地,不断完善思路,创新服务机制,强化扶持引导,逐步形成了政府为主导、村级组织为基础、市场化服务组织为骨干、信息建设为纽带的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呈现出服务主体多元化、服务方式多样化、服务手段现代化、服务格局一体化的发展趋势。     

安徽泗县 “围楼夜话”讲心事 “急难愁盼”及时解

<正>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近年来，安徽省宿州市泗县以政治引领、法治保障、自治强基为创新载体，打通县域社会治理的“神经末梢”。通过实践，打造出一个个具有时代特征、地域特点的县域社会治理样本，取得了十分显著的社会效果，成为基层社会治理的一道独特亮丽的风景线。     

农村社会结构变动下的乡村治理机制探索——基于成都市的观察与思考

以产权多元化和经济运作市场化为导向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给农村的社会结构在诸多层面带来了重大改变,变迁的社会结构与旧有的乡村治理机制之间的冲突,因社会分化的加剧、社会矛盾的增多而被不断放大.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成都积极探索乡村基础治理机制的创新,通过村民议事会的创设以期促进村民的民主参与机制化和制度化.同时,通过农村公共服务的财政覆盖,促进民生与民主的有机结合.但是“成都模式”仍然面临宏观管理体制与乡村自治的错位、社区治理的内部制度缺失和多元化治理主体构建的基础较弱的治理困境.破解这些难题,需提高乡村公共事务治理的内部生成机制,强化政府公共品投入的杠杆作用和增强村民的参与能力.     

乡村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的价值、困境与优化——基于社会治理视角

作为"送法下乡"活动在新时代的改进升级,乡村公共法律服务体系的政策构造与社会治理的多元合作、互惠共享等理念高度契合,其治理价值体现在保障村民权利、推进乡村法治、助力乡村振兴等方面。但当前乡村公共法律服务体系的建设还面临"环境—制度—主体"的三维困境,"半熟人社会"的现实环境将其限制在乡村治理外围;制度系统中互动机制缺失使多元主体协同无法实现;法律服务组织与政府行为失范制约了体系运行效率。文章认为:在社会治理创新背景下,乡村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的优化,需要激活乡村内生力量,促进"三治"真正结合;构建良性互动机制,形成法律服务共同体;加强政策引导与激励,提升服务主体的服务意愿与能力。     

土地征收、征用中“公共利益”原则初论

公共利益是土地征收、征用中公权力行使的正当化理由。公共利益概念如何界定 ?在民法典中应当如何规定 ?如何避免实践中出现以公共利益为名谋商业利益之实的现象 ?本文以财产权社会化、权利本位、比较法研究方法等视角 ,解读公共利益 ,并且评析民法典草案的相关部分 ,提出若干立法建议     

基于“网格+”的社区重大疫情联防联控机制研究

社区基层网格化治理的工作经验在新冠疫情防控中体现出了重要作用,同时也反映出疫情防控与社区综合治理在"专业性与综合性""强制性与柔性""跨域性与局域性""突发性与常态化"之间的矛盾。面对重大疫情等公共卫生危机,应谋划社区网格治理的升级版,以"网格+"为基本理念,建设"网格+部门"的专群结合体系,形成社区疫情防控专业化合力;打造"网格+服务"的参与性治理路径,强化社区疫情防控人性温度;构筑"网格+联动"的应急处置机制,增强疫情防控整体效能;探索"网格+智控"的辅助治理模式,提升疫情防控精准化水平。     

新中国70年中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演进逻辑与未来展望

新中国成立以来,得益于我国综合国力的快速提升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我国农村社会保障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仍存在社会保障制度城乡不均衡发展等重要问题。本文依据多源流模型和公共产品理论构建了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演进的分析框架进行分析表明,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演进大概经历了制度萌芽与停滞、恢复与探索、改革与发展、完善和提高四个阶段,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党和国家"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政策试点与政策研究、经济体制改革与综合国力提升共同构成了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演进的动力机制。针对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演进面临的重要挑战,提出了加强农村社会保障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等未来展望。     

基于SWOT模型的社会保障公共服务体系创新研究——以秦皇岛市为例

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是有效发挥政府作用、加强公共服务职能的核心问题。未来秦皇岛市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的发展应该在加强社会保障立法、完善公共服务体系内容、加强监管等方面推动适度普惠型社会保障公共服务制度的创新。     

统筹发展与安全背景下的城市更新行动——基于社会空间融合的视角

研究目的：以建设包容多元差异的社会空间为切入点，探索统筹发展和安全战略下城市更新促进城市共建共享共治的理论和现实路径，以期为中国城市的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提供参考。研究方法：文献分析法和归纳演绎法。研究结果：（1）城市更新是处理城市发展和安全问题的重要手段，社会空间融合是存量发展阶段城市更新促进城市发展与安全统筹的关键工具；（2）社会融合理论和社会空间理论构成社会空间融合问题的认识基础，空间布局、资源配置、社会互动和身份认同是解构社会空间融合问题的4个关键维度；（3）空间融合、资源升级、纽带建立和认同感塑造是城市更新实现社会空间融合目标的4条理论路径；（4）城市更新促进社会空间融合的现实路径以空间治理为载体，并可以从多尺度共治、多主体合作和多维度干预三个方面展开。研究结论：统筹发展和安全背景下，社会空间融合应成为中国城市更新实践的重要导向。空间治理是城市更新的载体，通过多尺度共治、多主体合作和多维度干预助力社会空间融合的实现。     

九龙江北溪龙岩段公益林的生态补偿问题

通过测算和分析九龙江北溪龙岩段公益林保护建设对福建省龙岩市国民收入的影响前提下 ,从劳动价值学说、生态补偿标准和公益林的公共商品属性以及社会性诸问题 ,探讨解决流域公益林生态补偿问题的方法和途径。     

我国社会组织的总体性分析——基于CSSCI(2009—2019)的知识图谱研究

社会组织作为社会治理结构的重要主体之一,是推动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力量。为了解我国社会组织研究的总体性状况,文章通过Cite space软件对2009—2019年CSSCI期刊收录的995篇论文进行了信息挖掘和分析,根据相关知识图谱可得:学界对社会组织领域的研究基本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研究者主要集中在政治学、社会学和公共管理学科领域;研究热点聚焦于"政府和社会组织关系""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及"社会组织公共性"等方面。未来的研究应致力于创新中国特色的社会组织发展模式,推动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     

农村公共品供给中的“市场包干制”：运作模式与实践逻辑

建设与分散小农户有效对接的公共品供给机制是乡村善治的关键命题。国家在外部监控的前提下将公共品供给事务承包给私人主体,生成了"市场包干制",它能够实现前台治理与后台治理的分离,形成了双层治理格局。市场机制能够通过激励清晰化实现服务专业化,而村社组织的支持能够降低协调成本,二者协同实现水利体系与分散小农的高效对接。由此可见,国家是公共品供给的第一责任主体,高效的公共品供给离不开国家的引导与支持;而市场机制具有调动积极性的优势,国家在有效监控的前提下利用市场机制的优势能够提高公共品供给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