订单农业契约内部治理机制与风险防范

契约的非完全性和人们的机会主义行为,决定现实中的契约是非完全的。非完全性订单农业包含诸多风险(市场风险、契约风险、道德风险、技术风险等),订单农业风险的存在已成为制约订单农业健康发展的主要障碍。提高订单履约率,防范订单农业风险,不仅应从订单农业契约外部入手,更应从订单农业契约内部治理机制入手。订单农业契约内部治理机制包括:契约约束机制、利益共享机制、风险分担机制、信任沟通机制和冲突协调机制,契约内部五大治理机制的完善和运行,能在很大程度上保证契约的履行,防范契约的风险。     

经营规模、契约特征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地整治积极性的影响——基于5省15县的调查

研究目的:分析经营规模、农地契约特征对农业经营主体农地整治行为与程度的影响。研究方法:采用Probit和Tobit模型对465位经营者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1)对于绝大多数农业经营主体,经营规模扩大对农地整治积极性存在微弱的负向影响;(2)农地经营面积和转入比例对土地类整治积极性存在负向影响,但相对设施类整治,农业经营者开展土地类整治的积极性更低;(3)契约价格、契约形式、契约对象为村集体、转入农地时具有担保等契约特征对农业经营者农地整治积极性存在显著影响,但契约时长的影响并不显著。研究结论:现阶段要提高新型农业经营者的农地整治积极性,有必要从多方面完善农地契约,而扩大农地流转规模和延长契约期限不一定有效。     

农地整治对耕地细碎化的治理效果及其原因分析 ——以湖北省江夏、咸安、通山三区（县）为实证

研究目的:探讨农地整治对耕地细碎化的治理效果及其原因。研究方法:综合指数法,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研究结果:(1)从农地整治项目区总体来看,农地整治后,耕地细碎化程度仅降低了1.79%;(2)实施了土地权属调整的土地平整区的耕地细碎化程度降低了12.20%,高于未实施土地权属调整的土地平整区(3.46%);(3)项目实施管理者对土地平整工程重要性的认知较低,且39.13%的项目实施管理者认为没有必要增加土地平整工程投资标准;(4)分别有24.88%和28.29%的受访农户不愿意进行土地平整和土地权属调整,且农户对土地平整会造成耕地质量下降的担心程度对农户土地平整意愿有显著负影响,农户对土地权属调整会对自己不利的担心程度对农户土地权属调整意愿有显著负影响。研究结论:(1)农地整治项目实施有助于减轻耕地细碎化程度,但效果不明显;(2)在农地整治项目实施过程中,只有土地平整和土地权属调整相结合,才能有效治理耕地细碎化;(3)农地整治治理耕地细碎化程度效果不明显,是客观原因和主观原因综合作用的结果。     

不同模式农地整治对耕地细碎化的影响效应 及其区域差异 ——来自湖北省江汉平原与武陵山区的经验证据

研究目的：基于湖北省江汉平原、武陵山区483份农户调查数据,分析不同模式农地整治对耕地细碎化的影响效应及其区域差异,探求适应现代农业发展的耕地细碎化治理新路径。研究方法：综合指数法、双重差分模型。研究结果：（1）政府主导模式和新农主导模式通过促进地块集中连片的土地平整工程,改善农业生产关系的权属调整工作,共同降低自然因素和产权因素造成的耕地细碎化;（2）相对于政府主导模式,新农主导模式定位于现代农业发展,农地流转与农地整治的耦合度更高,土地平整工程和权属调整的比例更高,对耕地细碎化的治理效果也更为明显;（3）与丘陵山区农地整治相比,平原地区农地整治更能显著降低耕地细碎化。研究结论：建议继续大力实施政府主导模式和新农主导模式的农地整治,结合区域自然资源禀赋、产业布局、区位优势,总结和完善农地整治的地域模式,因地制宜地推进土地平整工程和权属调整工作,全面促进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     

农村土地流转风险的形成机理及外部性研究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现代农业发展需要,农村土地流转速度越来越快,但风险也随之增加。农地流转双方的道德风险、非合作博弈行为、过分追逐较低交易成本、地方政府的悖论性行为等是形成农地流转的契约风险、市场风险和社会风险的重要原因,并产生农地流转风险分担的不均衡、农民权益损害、政府公信力下降等负外部性,同时也会促进政府更加关注农村社会稳定问题等,对此需要建立健全农村土地流转机制,以保障农地的健康有序流转,为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     

自主治理：一种中国农地细碎化治理模式

研究目的:运用自主治理理论对中国农地细碎化治理实践进行实证分析,为破解农地细碎化困境提供一种新模式,揭示中国克服农地细碎化问题的制度优势。研究方法:实地调查法和归纳法。研究结果:(1)自主治理是一种有效克服农地细碎化问题的模式,侧重于解决小农户面临的土地细碎化问题,有效推进了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的有机衔接。(2)农地细碎化治理也是公共事务治理,其理论基础是自主治理理论。(3)农地细碎化自主治理模式采取"农民主体、村社主导、政府引导"的组织化路径,形成有效的利益分配机制、风险机制和违约机制,建立在集体土地制度和村民自治制度基础上。研究结论:自主治理模式能有效阐释农地细碎化治理实践,也可以揭示中国克服农地细碎化问题的独特效果,还为土地资源利用和农村公共事务治理提供了借鉴价值和理论指导。     

农村土地流转风险的形成机理及外部性研究北大核心CSSCI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现代农业发展需要,农村土地流转速度越来越快,但风险也随之增加。农地流转双方的道德风险、非合作博弈行为、过分追逐较低交易成本、地方政府的悖论性行为等是形成农地流转的契约风险、市场风险和社会风险的重要原因,并产生农地流转风险分担的不均衡、农民权益损害、政府公信力下降等负外部性,同时也会促进政府更加关注农村社会稳定问题等,对此需要建立健全农村土地流转机制,以保障农地的健康有序流转,为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     

土地整治项目协同治理：理论框架与案例研究

研究目的:归纳土地整治项目实施实践中的困境,研究土地整治项目协同治理的理论框架和典型案例,为土地整治提供理论指引和案例参考。研究方法:田野调查、访谈、问卷调查、演绎归纳法。研究结果:(1)土地整治项目实施中存在"管理困境"和"放权忧虑"两个困境,是土地整治项目协同治理分析框架的逻辑起点;(2)土地整治项目协同治理分析框架既包括内部的项目管理,也包括外部的项目治理,并且是项目管理与项目治理的内外有机系统;(3)案例研究表明在项目管理与项目治理两者协同作用下,土地整治项目能够有效实施和运作。研究结论:(1)土地整治项目协同治理的理论框架是对土地整治项目管理中的困境有效回应;(2)理论框架与案例研究表明土地整治项目协同治理能有效提高项目管理效率。     

不同模式农地整治的减贫增收效应研究 ——基于匹配倍差法估计

研究目的:探讨PPP模式农地整治和政府主导模式农地整治分别对建档立卡户和非建档立卡户的减贫增收效应及其差异。研究方法:可持续生计框架、问卷调查法、匹配倍差法。研究结果:政府主导模式农地整治对两类农户家庭总收入、农业收入的增加有显著影响且对非建档立卡户影响更大,对非建档立卡户财产性收入、工资性收入的增加有显著影响但增加值较小;PPP模式农地整治对两类农户家庭总收入、财产性收入及工资性收入的增加有显著作用,且对非建档立卡户影响更大;PPP模式农地整治对农户总收入、财产性收入及工资性收入增长的促进作用远大于政府主导模式。研究结论:应重视农地整治在扶贫工作中的重要作用,积极推进PPP模式农地整治的扶贫,完善相关政策并引导社会资本积极参与,同时加强农地整治扶贫与其他精准扶贫手段相结合,以促进农地整治项目区内农户全部脱贫。     

不同模式土地整治、农地细碎化与农户生态生产行为——以农药、化肥施用为例

目的 揭示不同模式土地整治对农户生态生产行为的作用机理及其影响效应,探求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和生态健康的新路径。方法 文章构建“土地整治—农地细碎化—农户生态生产行为”逻辑框架,基于湖北省天门市、潜江市、咸丰县、宣恩县483份农户调查的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模型分析不同模式土地整治对农户生态生产行为的影响差异。结果 （1）土地整治通过治理农地细碎化,推动农业规模经营与机械发展,有效降低农户单位面积化肥、农药的投入,有助于塑造农户生态生产行为。（2）与政府主导模式相比,新农主导模式以现代农业发展为导向,充分发挥农户的主体作用,强化土地整治与农地流转的耦合关联,更有利于改善农地细碎化程度,对农户生态生产行为的促进效果也更为明显。结论 应将农地细碎化治理作为土地整治的核心内容,在巩固和完善政府主导模式的同时,加大新农主导模式的支持力度,增强农户生态保护与社会责任分担意识,不断推进土地整治模式的创新发展,充分发挥土地整治在塑造农户生态生产行为、实现农业农村可持续发展、构建生态健康保障体系的重要作用。     

新中国城乡治理70年的演进逻辑

共生治理包括共生单元、共生环境、共生界面与共生模式四大要素,从共生治理的理论框架解释新中国城乡关系70年的演进逻辑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研究发现,新中国城乡治理主要经历了三次重要转型:1949-1978年的"寄生型"治理、1978-2002年的"偏利共生型"治理、2002-2017年的"非对称互惠共生型"治理、2017年之后城乡"对称互惠共生治理"理念的提出。本质上看,城市与乡村之间的结构关系折射的是中国社会的整体性变迁,城乡共生型治理遵循的是一种渐进主义的改革方案,反映的是国家政权建设中国家与农民关系的重构,最终目标是为了在对称互惠共生治理中实现城乡社区的空间正义。     

中国水土流失治理的成就及其效益分析

综合评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水土流失治理取得的成就和效益及其区域差异,结果表明,我国水土流失治理的成就呈现3大特征:①治理面积递增,治理速度加快;②治理范围扩大;③治理成就存在区域差异:中国水土流失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地区,但水土流失治理最快的是东部地区。治理效益方面,通过水土流失治理,每年减少土壤侵蚀15亿t,增加蓄水能力250多亿m3,增产粮食180亿kg。水土流失治理整体效益明显,但治理效益存在区域差异:南方水土保持措施的保水量大,占全国水土保持措施保水总量的40.9%,西北地区水土保持措施的保土量大,占全国水土保持措施保土总量的57.2%。水土流失治理的投资效益也存在区域差异:东北水土保持措施的投资效益比最高,依次为华北、西南、南方和西北地区。并由此提出水土流失治理的建议:政府重视和善治,善治的方略应涵盖政策制度、法律法规、组织机构、科学技术等方面的改革。     

整体性视角下新时代水治理体制创新研究

新时代人民追求美好生态环境的愿望,对我国水治理现代化提出了更高要求。水治理体制亦需不断完善与创新,以保障水治理的全面共建与平衡发展。基于整体性治理理论,针对我国水治理体制发展面临的"棘手性"挑战与碎片化问题,对我国水治理的党政群共商共治体系、和谐治水文化体系、内部协调机制、外部协同机制和信息互通机制的完善进行探索,建立目标与手段双维发力的整体性水治理运行模式。     

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与会计信息失真防范

我国会计信息失真严重的现象,很大程度上不是由于会计本身的原因,而是与我国企业治理结构不完善,缺乏对管理当局有效的监督和制约,造成内部人控制现象严重有关.要从根本上治理会计信息失真,除了完善有关会计准则、提高会计人员素质等外,应当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减少管理当局对会计信息的操纵.     

资本下乡如何嵌入乡村空间合作治理？ ——以上海市乡悦华亭项目为案例

研究目的：以上海市乡悦华亭项目为案例,探究资本下乡背景下的乡村空间合作治理机制,为提升乡村空间治理效能和实现共同富裕提供参考。研究方法：理论分析、验证性案例研究、访谈法。研究结果：（1）规划环节要基于“协商自治”的原则让资本参与村庄规划编制工作,实现空间配置权的政企共享,并以“需求前置”为导向进行规划的弹性调整;（2）整治环节要以“地位平等”为前提进行空间使用权重构,厘清多元主体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3）运营环节要细化空间收益权,坚持“权责一致”的收益分配,建立信任保障机制规避资本主导运营的潜在风险,实现多方共赢。研究结论：乡村空间治理是多元主体广泛参与的“规划—整治—运营”一体化行动。资本基于合作治理的理念从上述三个环节嵌入乡村空间治理体系,重构乡村空间配置权、使用权和收益权,是借助市场力量促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可行之策。     

野生动物及其制品非法贸易治理策略研究

运用滚雪球方法系统地梳理野生动物非法贸易及犯罪研究领域的相关文献资料,全面地分析野生动物的法律概念界定窄且不确定、“保护”与“利用”初衷存在偏离、协同监管体制不完善等治理困境,得到野生动物及其制品非法贸易治理遵循生物多样性规律、完善整体性保护的思路、创新非法贸易的治理举措三大治理需求,提出从重塑立法理念、科学界定野生动物概念、完善野生动物及其制品非法贸易治理体制、优化执法队伍建设体制等治理野生动物及其制品非法贸易的建议。     

Managing complexity of urban systems: A polycentric approach

The concept of polycentrism and territorial governance has been broadly discussed in spatial planning, as well as in governance communities. Polycentric urban development in the EU has brought a high concentration of both economic activities and population to urban spaces, efficient functional divisions between settlements, relatively territorially homogenous accessibility of services and working places for the population, as well as strong urban system interdependences. This has led to the growing vulnerability of urban systems to external shocks (natural and human), which whilst often appearing locally in fact affect whole systems. The combination of spatial–territorial polycentricism and multilevel polycentric governance concepts aims to address the challenges of managing external shocks, providing an adaptive and robust framework for the long-term sustainability of urban systems. Evidence from Transnational Municipal Networks demonstrates the potential of combine polycentricism to address the complexity of decision-making and fuzziness in the spatial development and create a new quality of spatial organization in a knowledge-based society.     

国土空间治理的数字化转型：基本内涵、模式演进与关键挑战

研究目的：解析国土空间治理数字化转型基本内涵与模式演进,探讨国土空间治理数字化转型的关键挑战。研究方法：文献综述法、理论分析法、归纳演绎法。研究结果：（1）国土空间治理数字化转型是指多元主体通过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手段建立数字国土、参与制定空间发展战略、实施资源优化配置行为,助力高质量国土空间构建的过程;（2）根据对象、主体与目标来解析国土空间治理数字化转型内涵,包括以数字孪生国土空间为基础场域,以政府—市场—社会多跨协同为重要形式,以系统重塑为核心目标三个方面;（3）数字化视域下我国国土空间治理先后经历了自然资源考察、数字地球建设、智慧地球发展、全面推进“数治化”4个发展阶段;（4）从传统国土空间治理向空间治理数字化转型面临数据治理体系不健全、治理需求高度分化、技术理性与民主价值难以统筹等现实问题。研究结论：多元主体利用数字化手段协同开展国土空间治理是加速治理现代化进程的必由之路,扎实推进国土空间治理数字化转型关键在于规范数据管理体系、关联多元场景、完善技术应用空间治理的顶层设计。     

实践逻辑与功能启示:乡村治理创新中的自治、法治与德治——基于浙江省长兴县“诚信指数”建设的思考

讲诚信历来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同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相比较而言,各种行之有效的创新治理逻辑正成为撬动乡村振兴的有力杠杆。浙江省长兴县高度重视运用诚信建设推进乡村治理,把诚信建设作为推动乡村振兴各项工作和乡村治理创新的有力抓手,用诚信涵养善治乡村。文章旨在通过长兴县创新实施“诚信指数”建设,进一步为乡村振兴战略拓展治理路径和思考空间。     

试析转型期我国公共治理结构的重塑——基于线型治理结构向网络治理结构转换的考察

在转型场景中,我国传统的线型公共治理结构正面临全球治理变革、社会转型发展、内在基因缺陷以及政府治理失灵等多重因素的巨大挑战。推进治理结构转型是当前我国公共治理改革的主要任务。网络治理结构具有开放、灵活、专业、参与等特质,是公共治理结构转型的目标选择。构建网络治理结构的基本路径是政府要做好顶层设计,大力推进改革,规范主体关系,重构制度安排,提升治理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