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共生理论的黑龙江国有林区林业产业结构优化研究

利用2006-2017年黑龙江国有林区40个林业局的面板数据进行线性回归求得共生度与共生系数的方法,判断黑龙江国有林区林业产业间共生关系,结果表明:①黑龙江国有林区林业第一、二、三产业之间呈现非对称互惠共生关系,整体看林业第一产业正向影响林业第二、三产业发展较大;②停伐政策后,林业第一、三产业间向对称互惠共生关系进化发展,第一、二产业间却出现些许共生退化现象,第二、三产业间共生关系较稳定。从优化共生单元、改善共生环境角度提出合理的建议。     

城乡对称互惠共生发展:一种新型城乡关系的解释框架

"城市中心主义"的发展逻辑是造成我国城乡二元秩序的本质原因,从"城市中心"到"城乡共生"是城乡关系发展的应然指向。利用生态学中的"共生理论",从政治生态学的视角对城乡关系进行理论解读,构建新时代"城乡对称互惠共生发展"的解释框架。城乡对称互惠共生发展的实现,需遵循平等公正的对称性发展理念、双向合作的互惠性发展路径,从而形成"政治共享、经济共荣、文化共融、社会共建、生态共治"五位一体的城乡共生发展格局,最终促成城乡社会正义理念的重构以及强社会的初步发育。     

民族地区旅游治理多主体共生模式研究*——以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为例

[目的]民族文化是一座丰厚的文化宝藏,是吸引游客的重要因素。在民族地区,旅游治理不仅与各利益主体有关,还与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紧密相关,不同主体和谐共生是民族地区旅游治理的首要前提,民族旅游社区治理中不同主体之间关系和模式一直难以量化。[方法]基于共生理论视角,选择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地为案例地,定量分析了政府、居民、游客和旅游企业等不同治理主体之间的共生关系和模式。[结果](1)各主体间的特征共生度δM≥0. 870,说明不同主体之间存在共生关系且为正向共生关系;(2)共生系数0. 43≤θM≤0. 53,说明各主体间的相互影响程度基本相同;(3)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4个共生主体相互之间的行为模式为政府主导、居民推进、企业协助、游客参与的正向互惠共生模式。[结论]在民族地区旅游治理与政府、社区居民、企业和游客等多个主体存在关系,参与民族地区旅游治理活动的不同主体都不可能独自掌控和解决所有问题,各主体间应该是相互依赖,相互共生。     

城乡关系视角下乡村治理演变的逻辑：1949～2019

在中国特有的制度安排下,城乡关系是影响和理解70年乡村治理演变逻辑的重要维度。70年来,城乡关系先后经历了城乡分离、城乡失衡、城乡融合发展三个历史性阶段,"以农补工"的工业化优先政策、有限市场化与城乡非均衡发展政策、城乡融合发展政策先后成为主导城乡关系基本格局的战略性安排。具体到乡村治理演变上:"以农补工"的工业化优先政策使乡村以人民公社为组织载体的集体化治理成为"城乡分治"的逻辑延伸,党、政、社、经高度合一的整体性控制和动员成为该阶段乡村治理的支配性逻辑;1978年后,因应有限市场化与城乡非均衡发展政策,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乡政村治"体制逐渐建立,党政社经相对分离,但计生、粮款征收、维稳等刚性任务压力较大,压力型体制和乡村治理的行政化逻辑成为主导逻辑;2006年以来,伴随农业税取消、大规模"以工补农",以及城乡融合发展政策的逐渐成型,传统任务压力大幅减轻,压力型体制向"三治合一"体系的转变,行政化逻辑向公共服务逻辑的转变,成为乡村治理演变的必然趋势。     

黑龙江省国有林区林业产业链产业共生关系研究

从理论角度解读了黑龙江省国有林区林业产业链产业共生关系的经济实质以及林业产业共生系统的构成与运行,结合共生度与共生系数模型实证分析了黑龙江省国有林区林业产业链产业共生关系。结果表明:2004—2017年黑龙江省国有林区林业产业链产业共生关系处于不稳定的非对称互利共生状态,但整体呈现由非对称逐步向对称互利共生进化态势,而且林业上游产业对下游产业发展的影响更大,黑龙江省国有林区林业产业转型对产业结构升级是有一定效果的。因此,提出努力优化共生单元,积极改善共生环境等建议。     

共生视角下村域生产空间重构路径设计——以重庆市合川区大柱村为例

研究目的:从多元农业经营主体这一本源入手,运用共生理论,构建"以人为本、互利互惠"的生产空间重构路径,旨为其开展重构提供一新思路。研究方法:参与式农户调查,共生理论量化方法。研究结果:2010-2015年大柱村形成三对稳定的农业经营共生体,其共生关系均处于非对称互惠共生阶段;共生界面是影响农业经营主体共生关系变化的关键因素,其中劳动力、农业基础设施、惠农政策是大柱村主要共生界面阻尼介质。研究结论:多元农业经营主体是生产空间重构的本源,共生界面是关键,共生效益是目标,构建"强化主体共生能力—夯实共生界面—保障共生利益"的生产空间重构路径,能确保村域内"资源共享、义务共担、环境共建"的实现。     

落后地区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容量的互动关系研究——以贵州省为例

我国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容量发展模式密切相关,对贵州省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容量互动关系的研究为提高落后地区可持续发展能力提供参考。本文首先运用熵值法对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容量系统的指标进行评价;其次建立Logistic模型研究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容量的互动关系。结果表明,2010-2018年贵州省六个地级市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逐步提高,生态环境容量得分增减不一;2010-2017年贵州省六个地级市的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容量的互动模式皆为互惠共生型,其中,贵阳市的互动模式最为理想,接近对称型互惠共生模式。根据不同地区的互动模式,提出政策建议。     

银企共生关系探讨

本文通过介绍共生理论,说明银行与企业之间是一种互惠共生的关系,了解共生理论有助于改善银行与企业的合作关系,同时作为经济单元的银行和企业将会不可避免地影响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所以介绍银企之间的共生关系有相当的必要性。     

“中道思维”与和谐共生:农业科技企业技术创新管理模式研究

本文借用易经中道思维的管理内涵,以及生物界种群之间信息传递、物质交流、能量传导及合作的共生关系,研究了企业技术创新合作与共生系统各要素之间的耦合和相互作用所形成的运行模式,详细分析了在企业技术创新合作过程中具有明显共生特征的互惠共生型、资源共享型、协同竞争型、区域网络型共生的管理模式,并就此四种共生的管理模式以农业科技企业作为案例进行了进一步的探讨。     

基于共生原理的小额信贷的社会资本效应探析

借乡村银行的样本效应,将基于共生融资机制的生态群眼光聚焦于资本的社会性观察,必须实现从信誉到合约的扩展.要通过共生单元、共生环境和共生媒介的交互作用,合力构建对称互惠共生的融资机制.     

土地产权及其流转制度改革的路径选择

研究目的:探寻中国土地产权及其流转制度的改革的路径。研究方法:通过Williamson4个层次的分析框架,分析1949年以来农村和城市土地产权及其流转制度的变迁过程。研究结果:中国土地产权和流转制度的变迁,不仅是法律问题,还受到文化、治理、经济行为等因素的共同影响。研究结论:农村和城市内部的改革虽然在时序上不同,但它们在路径选择逻辑上的共性,可以为各自改革提供参考。     

政策工具视角下的新时代乡村治理政策研究——以《关于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指导意见》为例

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需要科学、合理、适切的政策体系保驾护航。文章通过构建"政策工具—目标评价"二维框架对文本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政策工具维度的基本工具偏好从环境型到供给型再到需求型加速递减,"公共资金投入"和"财政措施"等次级工具偏少;目标评价维度的基本工具偏好分布均衡、结构协调,但次级工具结构需进一步优化和完善。进一步分析表明,乡村治理的目标意涵呈现出清晰图景,政策情绪分布比例协调。未来乡村治理的政策制定应遵循四条原则:推进政策工具分布有机平衡,实现次级结构统筹优化;提升政策工具与治理目标契合度,注重补齐政策短板;完善细节设计,提高可操作性;持续推进政策优化升级。     

习近平关于社区治理重要论述的理论定位与实践向度

习近平关于社区治理的一系列重要论述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区建设实践的理论升华,是国家治理视域下基层社会治理与社会建设的理论总结,是"以人民为中心"导向下"民生为本"的社区治理范式创新,为新时代社区治理提供了理论引领与行动指南。习近平关于社区治理的重要论述包含:坚持党建引领的治理原则,激发共建共治共享的内生动力,夯实群众性自治制度的治理基础,协同自治、德治与法治的治理策略等多维实践向度。习近平总书记对社区疫情风险治理做出的重要指示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城乡社区治理的理论与实践。     

乡村善治可持续的路径探索与理论启示:来自“枫桥经验”的思考

乡村何以善治是新时代乡村治理研究的核心问题。研究这一问题需要从历史经验中寻找答案。“枫桥经验”是中国乡村善治的典范和旗帜。回顾“枫桥经验”的历史演进,发现了“枫桥经验”历久弥新的密码,找到了一条乡村善治可持续的重要路径。要始终坚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始终坚持党的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和群众参与;始终坚持自治、法治和德治有机结合;始终坚持创新发展制度体制机制。乡村善治还需要学界更关切中国情境、中国特色,以巨大的理论勇气提出彰显中国特色的乡村治理理论构念和理论体系。研究贡献在于,以治理现代化为视角,回答了乡村善治如何可持续的问题。     

乡村振兴视阈下泉州市农村环境多元共治有效路径研究

[目的]农村环境治理是全面部署实施乡村振兴重大战略中核心问题之一。[方法]文章首先基于利益相关理论从政府、企业、城市、村民、环保组织、科研院校6个不同利益相关者层面分析出农村环境多元共治的17个影响因素;其次采用SNA-ISM方法定量辨识影响泉州市农村环境多元共治的关键因素及分析各影响因素的层次关系。[结果]农村环境多元共治各影响因素之间关联作用较强,城市污染企业为转嫁排污成本转入偏远农村和农村承载城市发展中一些污染转移为表层直接影响因素,在资源输出上很大程度上依赖其他因素;轻视产生较少经济效益的农村基本公共卫生设施资金投入、乡村企业粗放型发展模式、忽视农村环境保护技术有别、重视事前环保技术研发而忽视之后的应用和改进和缺乏政府、科研院校和农村三方合作的乡村环保科研产业链为中间层间接影响因素,中介传输作用较强;地方保护主义、城市发展汲取农村资源是深层根源影响因素,在资源输入上较大程度上受其他因素的控制。[结论]最后根据各因素之间的层次关系和相互影响程度分析结果,为解决泉州市农村环境多元治理失灵提供参考建议。     

电子商务环境下的广西城乡物流配送研究

城乡物流一体化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支撑,是"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章通过分析广西城乡物流基本情况,发现广西物流发展潜力巨大,同时也存在巨大的障碍,包括农业物流发展缓慢,城乡物流联合困难等问题。在此基础上分析解决城乡物流配送困难的农超对接模式、"大数据"管理模式、物流"O2O"模式、"众筹"等模式。并提出大力发展现代农业,提高农产品组织生产和加工水平,加大城乡物流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城乡物流信息网络系统建设及培育城乡物流经营主体等建议。     

农村学校布局调整政策中地方政府行为动机分析

城镇化加速带来的人口聚集程度以及城乡教育事业发展水平的明显差异,对以往依据行政区划对农村教育资源进行布局的方式提出了新的挑战。2001年起实施的以 “适当合并”、“整合资源”为主要施政意图的农村小学 “布局调整”政策,却在实际执行中引发了优质教育资源在城镇 “过度集中”的新问题,由此引起了农村地区所面临的种种农村内部和城乡之间,因资源配置不均衡而导致的 “不公平”现象的讨论。该文以上述基础教育资源布局调整政策为背景,首先运用统计数据和实地调研相关案例,描述了自 2001年政策实施以来,城乡学校以及校均学生数量的变化、农村地区的 “点校”运转状况以及地方财政资金在城乡学校之间基础建设上的分配情况;并通过建立全国30个省1998~2010年农村小学学校数量变化影响因素的面板模型,对地方政府撤并农村小学的行为动机进行了验证,结果证实了 “效率优先”的行为动机。文章在最后分析了这种以通过 “学校进城”迫使学生进城,推动城镇化的效率导向,是源自利益相关者的缺位,另一方面也提出了从根本上解决城乡基础教育资源配置问题的思路与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论城乡社会治理一体化的必要性与实现路径——关于实现“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思考

将社会治理区分为城市治理与乡村治理,并在两个方面实行不同的制度,这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要求南辕北辙。社会治理的这种二元结构,会导致经济效率降低、社会平等缺失以及社会稳定程度减弱。中国共产党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中国需要做出系统性改革,最终建立城乡一体化的社会治理体制。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下的国家治理

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考验着中国国家治理能力,个人的生命安全成为核心关注点。疫情防控下的国家治理,需切实关注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关系问题。个人和国家之间的合作或对抗,形构着个人与国家之间的信任机制。从国家和个人(社会)两个视角出发,以行政改革促进抗击疫情中"自下而上"的联防机制和"自上而下"的回应机制的建设,能够有效地在国家—个人之间建立起互信关系。现代国家唯有形成上下一体、有序统一的治理格局,才能有效应对疫情防控中的治理难题。     

制度创新与统筹城乡发展——来自重庆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经验

重庆被确定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以来,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大幅度提高,城乡收入差距由2007年的3.59∶1降至2011年的3.12∶1,城乡统筹取得实质性进展。重庆的经验体现于三大制度创新:一是把"开放"放在重要位置,建立新型的城乡统筹开放关系;二是实施"大蛋糕与大比例"战略,建立新型的城乡分配关系;三是创新"四位一体"的城乡统筹制度框架,建立新型的城乡平等关系。随着城乡统筹改革进入"深水区",效率与公平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农村经济内在动力机制的构建还有待时日,进一步转变城乡经济增长方式显得十分迫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