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户响应耕地休耕政策的影响因素分析——以乌鲁木齐县为例

[目的]基于乌鲁木齐县294位农户调研数据,分析其响应耕地休耕的影响因素,针对性提出对策建议,以期为耕地休耕制度的顺利推进提供依据。[方法]文章基于调研数据的整理,从农户个体特征、农户家庭特征、耕地基本情况和农户对休耕政策的认知4个方面,利用二分类Logistic模型,对乌鲁木齐县农户响应耕地休耕政策的影响因素进行深入分析。[结果](1)研究区内受访农户积极响应休耕的人数占总数的63.61%,农户休耕积极响应程度有待提高。(2)耕地自然生产条件是影响耕地休耕的重要原因,耕地的资源禀赋直接影响农户参与休耕响应的程度。(3)补偿标准是否合理对耕地休耕政策响应程度影响显著,合理地制定休耕补偿标准,农户休耕响应热情将大幅度增加。[结论]应从耕地休耕补偿机制的建立,补偿模式的选择等方面来制定合理的休耕补偿标准,同时增强农户对耕地休耕政策的认知、提高休耕地管护重要性的认识等方面来提高农户休耕的响应程度。     

基于兼业分化视角的农户耕地轮作休耕受偿意愿分析——以浙江省嘉善县为例

研究目的:利用浙江省嘉善县428户农户调查数据,从兼业分化视角分析农户耕地轮作休耕参与意愿和最低受偿金额及其影响因素,以期为完善中国的耕地轮作休耕模式提供参考。研究方法:CVM法和Heckman两阶段模型。研究结果:(1)农户耕地轮作休耕参与意愿随着兼业程度的加深而升高:纯农户、Ⅰ兼农户与Ⅱ兼农户相应比例分别为30.00%、77.69%和78.90%;(2)同意参与农户中平均最低受偿金额随着兼业程度的加深而升高:纯农户、Ⅰ兼农户与Ⅱ兼农户平均最低受偿金额分别为975.00元/亩·年、1041.58元/亩·年和1107.56元/亩·年;(3)回归结果显示,兼业分化对农户耕地轮作休耕参与意愿和最低受偿金额均具有显著正向作用;(4)在控制变量中,耕地块数、转包出面积、农地政策满意度、城市生活价值判断和社会保障水平是否接受对参与意愿具有显著影响。户主年龄、耕地面积、转包入面积、农地政策满意度和城市生活价值判断对最低受偿金额具有显著影响。研究结论:农户受偿意愿是影响耕地轮作休耕政策推行的重要因素,区分并尊重不同农户的偏好,提升农户对耕地非市场价值的认知是耕地轮作休耕政策可持续性的关键。     

农户对耕地外部效益支付意愿的实证分析

从耕地保护补偿激励外部效益供给的角度,运用意愿调查法探讨了宜昌市农户对耕地外部效益的支付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农户对保护当地耕地外部效益的年平均支付意愿为103元,耕地外部效益年经济价值达1876万元;影响农户是否意愿支付的显著因素有耕地保护必要性的认识、教育水平、家庭主要收入来源等。该研究为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耕地外部效益评估技术、推进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政策等提供参考和启示。     

基于Logistic模型的农户种植优质专用小麦影响因素分析——以河南省8县为例

[目的]探究农户种植优质专用强筋和弱筋小麦主要影响因素,为决策部门扩大优质专用小麦生产、进行小麦供给侧改革提供政策依据。[方法]文章运用农户调查问卷和Logistic模型,以农户是否种植优质专用小麦为因变量,用反映农户户主特征和家庭情况、农业生产条件、农业产业化组织情况、区域政策支持情况的10个变量为自变量,对农户种植优质专用小麦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是否与企业或者合作社签订协议、是否统一供种、所在地区是否享受价格补贴政策等自变量具有正向影响,达到1%显著水平。农户家庭劳动力个数、农户文化程度等自变量具有正向影响,达到5%显著水平,农户非农收入比例具有负向影响,达到10%显著水平。[结论]农户是否与企业或者合作社签订协议、是否统一供种、所在地区是否享受价格补贴政策是主要影响因素,因此,优化利益联结机制、扩大统一供种力度、加大价格补贴,是加快优质专用小麦发展的重点。     

农户兼业与“两型农业”技术采用意愿研究*——以病虫害绿色防治技术为例

[目的]以农户兼业为视角,探讨不同兼业类型的农户"两型农业"技术采用意愿及其影响因素,为提高农户"两型农业"技术采用意愿,推动农业绿色发展提供政策参考。[方法]利用湖北省农户调查数据,以病虫害绿色防治技术为例,比较了不同兼业类型的农户"两型农业"技术采用的意愿差异,运用Binary Logistic回归模型探讨了影响不同兼业类型农户"两型农业"技术采用意愿的关键因素。[结果](1)多数农户对"两型农业"技术有采用意愿,其中采用意愿最高的为二兼农户,其次为一兼农户,纯农户采用意愿最低;(2)影响不同兼业类型农户采用意愿的共同因素主要集中在两方面,感知有用性方面对各类型兼业农户均有十分显著的正向影响;感知易用性方面对各类型兼业农户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3)影响不同兼业类型农户对"两型农业"技术采用意愿的因素有明显差异,劳动力占比、种植面积、农药使用频率、较容易获得农业技术信息均对纯农户采用意愿有负向影响;性别和农药使用频率分别对一兼农户有负向和正向影响;文化程度、种植面积、家庭年纯收入和农药使用费用均对二兼农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结论]可通过加大"两型农业"宣传推广力度、增强政策支持和技术推广补贴力度、适度发展规模化经营等方式以提高农户对"两型农业"的认知和采用意愿,促进农业绿色发展。     

贫困山区不同生计策略类型脱贫农户生计风险识别与评估

[目的]尽管2020年后我国已经全面脱贫,但脱贫农户仍然面临自然、市场、政策等多重生计风险冲击,非常容易再次掉入贫困陷阱。识别与评估贫困山区不同生计策略类型脱贫农户生计风险,为政府更好地制定相关政策,巩固脱贫成果提供实证依据,具有必要性和现实意义。[方法]文章以武陵山连片特困地区的768户脱贫农户调查问卷为样本数据,运用ESI为综合评价指数,识别与评估不同生计策略类型脱贫农户的生计风险。[结果]（1）样本区农业兼业型脱贫农户的户主平均年龄最大、家庭规模最小、劳动力数量最少、受教育程度相对最低;非农业兼业型脱贫农户的家庭规模最大;纯农型脱贫农户的家庭劳动力数量最多,且劳动力受教育程度相对最高。（2）不同生计策略类型脱贫的生计风险总值依次是纯农型>农业兼业型>非农业兼业型>非农业型,呈现出兼业程度越高,生计风险越小的特征;纯农型是所有类型脱贫农户中最脆弱的群体,生计风险和返贫风险都最大。[结论]当地政府一方面应积极帮助脱贫农户增强非农生计的能力;另一方面应完善农业生产配套设施,营造良好的外部基础设施环境,引导脱贫农户寻求适合自身资源的产业发展方式,提高其兼业水平和兼业质量...     

农户土地转出意愿影响因素实证研究——基于洱海流域上游调查分析

[目的]农户土地流转对农民增收、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以及治理流域的面源污染问题具有重要意义;为了高效利用洱海流域土地资源,急需探究农户土地流转意愿主要影响因素。[方法]基于云南省大理州395个农户调查数据,运用Logistic模型对农户参与洱海流域土地转出意愿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1)49.87%的农户愿意参与洱海流域上游的土地转出,高出全国17.8%的土地转出比例,且越年轻或越年长的农户越愿意流转土地;(2)户主的年龄、对过量使用农药化肥的危害认知和对国家土地流转政策的态度3个因素对农户的土地转出意愿影响非常显著(P0.01)且呈正相关。影响程度大小依次为:农户对国家土地流转政策的态度农户对过量使用农药化肥的危害认知户主的年龄;(3)性别、户主学历、家庭年收入、非农业收入、务农劳动力、耕地规模和有机肥使用情况等变量对农户的土地流转。[结论]最终提出有利于洱海流域上游农户进行土地流转的农业政策建议。     

新农保是否促进了兼业农户的土地转出*——基于断点回归的分析

[目的]研究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对兼业农户土地转出是否具有促进作用。[方法]文章先采用比较静态分析,阐明了新农保的政策效果对土地转出的影响路径,同时,为了检验这种影响路径在现实中是否通畅,且影响程度如何,该文利用2014年CFPS数据,采用模糊断点回归方法,对领取新农保养老金促进兼业农户土地转出效果进行了实证研究,并采用了不同带宽、加入前定变量、多阶驱动变量、非参估计以及安慰剂测试等多种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比较静态分析说明新农保的转移性收入会对老年农户的农业劳动收入产生替代作用,且替代弹性大于1,可以有效地减少农业劳动需求,从而促使老年农户将手中的土地释放出来。而实证结果表明领取新农保养老金的农户,土地转出率显著提高30%。[结论]这说明了新农保与土地养老保障之间确实存在明显替代作用,社保体系的完善会为我国土地流转的加快推进提供良好的外部条件。     

农户生态耕种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研究——以江西省为例

[目的]为清晰识别影响农户生态耕种行为的主要因素,以期为加强耕地生态保护、保障农作物质量安全、提升农户耕种收益、实现农业现代化目标提供参考。[方法]基于江西省11市47县(区)1488份农户微观调查数据,在分析农户生态耕种特征基础上,运用二元Logistic和Probit模型对农户生态耕种行为影响因素开展实证研究。[结果]农户生态耕种10种具体行为的采纳情况差异明显,其中施用有机肥采纳程度最高,生态农业模式采纳程度最低。农户采纳生态耕种整体水平不高,但仍具备进一步推广的潜力。家庭劳动力比重、生态耕种成本认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法律法规认知、生态耕种收益认知、生计分化和生态环境认知等解释变量是影响农户生态耕种行为的主要内部因素,政府补贴、农田基础设施、生产交流程度、耕地质量变化和生态耕种信息获取难度等则是主要的外部影响因素。[结论]政府及基层管理部门应在推动农户非农就业生计、大力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加强生态耕种宣传与推广、完善政策扶持与管控机制等方面制定针对性的政策措施。     

不同经营规模农户地力提升关键技术行为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辽宁省不同玉米主产区的调查

[目的]以辽宁省玉米主产区为研究区域,系统研究不同经营规模农户对地力提升关键技术应用行为差异及主要影响因素,为提高农户地力提升关键技术应用水平和优化支持政策提出科学依据及对策建议。[方法]基于2016年、2017年347个农户的实地调查样本数据,选择农户经营规模、农户家庭与个体特征、农业生产、区域虚拟变量等因素,构建有序Logit模型,分析不同区域、不同经营规模农户地力提升关键技术行为的影响因素。[结果]影响农户地力提升关键技术采纳的主要因素包括农户经营规模、户主年龄、接受培训情况、土地细碎化程度、土壤肥力认知状况等,结果表明:一是农户经营规模对地力提升关键技术采纳影响呈正向关系,而加入区域虚拟变量后影响不显著;二是农户户主年龄、农户接受相关培训次数对地力提升关键技术采纳分别有显著的负向和正向影响,而且在加入区域虚拟变量后影响依然显著;三是土地细碎化程度对地力提升关键技术采纳影响呈正向显著关系,加入区域虚拟变量后影响不显著;四是农户对土壤认知程度对地力提升关键技术采纳影响不显著,但加入区域域虚拟变量后,影响呈负向显著关系。[结论]农户地力提升关键技术行为受到经营规模及其他因素影响,改善农户地力提升技术选择行为应该因地制宜结合区域特征,采取加大政府政策引导如合理的相关技术培训、采取更加合适的补贴形式,增强农户对土壤、化肥的科学认知,鼓励农户进行适度规模经营。     

政府规制、社会规范与农户耕地质量保护行为——基于吉林省黑土区的调查数据

在黑土耕地质量退化问题日益严重的现实背景下,笔者利用吉林省黑土区680户农户调查数据,分析政府规制和社会规范及其交互项对农户实施耕地质量保护行为的影响,并揭示不同兼业类型农户耕地质量保护行为的群体差异性。结果表明:第一,政府规制和社会规范可以有效地促进农户耕地质量保护行为实施。第二,政府规制和社会规范对农户耕地质量保护行为存在交互影响,二者之间呈现一定的互补效应。第三,农户分化对农户耕地质量保护行为具有显著影响,不同兼业类型农户耕地质量保护行为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并随着兼业程度的增加政府规制和社会规范等对农户生产行为的影响呈现一定的弱化趋势。因此在推行耕地质量保护的过程中,强化政府规制的刚性作用、重视社会规范的软约束力、把握政府规制和社会规范的双重作用以及针对不同类型农户制定差别化政策等对推进农户参与耕地质量保护行为具有重要意义。     

农户耕地保护补偿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

从理论上分析影响农户耕地保护补偿意愿的因素及其作用机理,再借助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并根据农户调查问卷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自然资本拥有量较多的农户家庭倾向于较低的耕地保护补偿需求;而拥有较多金融资本的农户家庭倾向于较高的耕地保护补偿需求;货币化补偿相比于其他补偿方式对农户耕地保护补偿意愿的激励更强;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对农户的耕地保护补偿意愿具有显著的影响,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农户耕地保护补偿的意愿越强烈。     

基于农户视角的耕地重金属污染影响因素研究*——以陕西省米脂县高渠乡为例

[目的]农户是农业土地利用最主要的决策单元,对耕地重金属累积起主导作用。通过对陕西省米脂县高渠乡典型村落耕地重金属污染的空间分异与影响因素研究,探讨黄土丘陵沟壑区不同类型农户耕地污染影响差异。[方法]选择性采集58个样品,通过单因子指数及内梅罗综合指数进行耕地重金属污染评价,运用普通克里金插值实现综合污染值空间可视化。采用多层次模型进行耕地重金属污染差异的机理研究。[结果](1)典型村落耕地单因子污染指数的平均值大小顺序为:PbZnAsCrCuNi;内梅罗综合污染指数介于1.44～1.99,皆处于轻度污染;自给自足型、兼业型和种植型农户综合污染平均值分别为1.66、1.71和1.73;(2)从空间分异来看,自给自足型农户耕地污染空间分布无规律,兼业型污染高值集中于中部地区,种植型污染从东北向西南递减;(3)多层次模型结果显示,自给自足型耕地重金属污染与农户年龄、劳动力数量和地块距离显著相关;兼业型与种植面积、农业收入及地块所处高程和距道路距离显著相关;种植型与保护意识、劳动力数量和农产品价格显著相关。[结论]基于农户视角探讨耕地重金属污染能对黄土丘陵沟壑区发展绿色农业,保护生态环境提供科学依据,是促进区域农业发展与环境保护并行的有效手段之一。     

耕地规模经营、农户非农兼业和家庭农业劳动生产率——来自湖南省的抽样调查证据北大核心CSSCI

在当前中国农村土地流转背景下,以家庭为经营单位的规模种植农户非农兼业的行为普遍存在,那么其非农兼业是否降低了家庭农业劳动生产率?本文基于湖南省7个县市共418户微观抽样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农户外出兼业对家庭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并采用工具变量法处理非农兼业的内生性问题。研究发现:农户兼业仍然有利于正向提升家庭农业劳动生产率,而外出农户兼业收入越高,或兼业地区离其农村家庭越近,越有利于提高家庭农业劳动生产率;分析影响机制时发现,农户选择外出兼业,可通过加入互助合作组织、提升农业机械化程度、流转耕地地块集中化生产和农场化经营来影响家庭农业劳动生产率;在对农户家庭耕地总面积的异质性分析中发现,农户耕地流转面积应保持在一定面积范围内,否则过犹不及,而家庭最优耕地总面积处于100~200亩之间;此外,年轻农户选择外出兼业,或者文化程度越高的农户选择外出兼业,其家庭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幅度也越大;家庭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较少时,如果有农户选择外出兼业,将不利于提升家庭农业劳动生产率,但三人及以上则有正向促进作用。     

农户生计资产与耕地保护补偿政策效应的动态响应——以成都市耕地保护基金为例

研究目的:基于成都市2013年和2015年的农户调研数据,分析创新实践地区农户生计资产与耕地保护补偿政策效应的动态响应关系。研究方法:组合赋权法,TOPSIS综合评价法,偏最小二乘回归模型,卡尔曼滤波调整。研究结果:(1)2013—2015年,成都市受访农户的生计资产总值略有提升,除人力资产和自然资产外,其他资产均在增加;随着耕地保护基金政策的实施,成都市农户农业种植及改善农田生态环境的积极性增加。(2)成都市耕地保护基金政策效应变化的主要驱动力为农户家庭金融资产流动,其中家庭人力资产、金融资产和自然资产丰裕度是影响农业经营户感知补偿政策效应的主要指标,促使兼业经营户政策效应变化的主要资产是人力资产和金融资产,心理素质水平提高则驱动非农经营户对补偿政策成效的评价变化。研究结论:建议积极实践政府主导与市场交易相结合的多元补偿策略,规范指导下一阶段补偿政策的实施。     

政策预期对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政策农户满意度影响的实证研究——以成都市耕地保护基金为例

研究目的:实证分析农户对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政策能否持续实施下去的预期对补偿政策农户满意度的影响以及影响程度。研究方法:在对政策预期与补偿政策农户满意度绩效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说,并运用有序Probit模型加以检验。研究结果:(1)稳定的政策预期对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政策农户满意度绩效的影响正向显著;从中长期来看,农户对补偿政策未来5—10年能够持续实施的信心增加一个标准差(0.811),农民则对补偿政策"非常不满意"、"不满意"和"一般"的概率分别下降0.487%、3.812%和6.569%,对补偿政策"满意"和"非常满意"的概率分别上升9.570%和1.379%。(2)除了政策预期对农户满意度有影响外,对补贴标准和补贴形式满意程度较高的农户,其补偿政策的总体农户满意度绩效也较高。研究结论:农户稳定的政策预期对补偿政策的农户满意度有重要影响,为提高耕地保护补偿政策的农户满意度绩效,实施补偿政策的地区要保持补偿政策的持续性和连贯性,加快补偿政策的制度化进程,形成能够激发农户持续供给耕地保护行为的长效机制。同时,补贴标准和补偿形式的选择对耕地保护补偿政策农户满意度绩效的影响也不容忽视。     

农地确权对农户兼业的影响研究——基于农地流转的中介视角

农地确权政策和农地流转对农户兼业有其内在影响机制,本文探究农户兼业化程度的提升路径,为克服中国农业规模发展局限性、推动农村劳动力转移和提高农民收入提供政策依据。从经济学理论出发构建单期影响农户兼业的最优化数理模型,借助华中三省897个农户微观数据,运用IV-Probit模型、PSM模型探究农地确权对农户兼业选择及兼业化程度的影响,检验农地流转在农地确权对兼业化程度影响中的中介作用机制,并进行异质性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明晰的农地产权使农户更有可能选择兼业,同时显著提升农户兼业化程度;农地流转具有明显的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占比为11.67%,且主要来源于农地转出;农地确权对小规模农户、农地细碎化程度高及农资投入低等农户的兼业化程度提升效果更明显,且进一步发现在兼业类型上农户可能选择务工而非自种或自营;在兼业地区上农户可能选择本县外的区域。因此,要切实做到“确权到户、确权到位、精准确权”,通过结合农地流转更好发挥确权对农户兼业的提升效果,以早日实现乡村振兴。     

农户禀赋、区域环境与粮农兼业化——基于9省份1647个粮食种植户的问卷调研

农户兼业行为是农户增加家庭收入、规避经营风险的理性选择。本文基于农户兼业研究的文献梳理,利用课题组2015年9省份1647个农户抽样调查数据,分析农户禀赋(户主特征、家庭特征、社会资本、经济状况、土地资源禀赋)、区域环境(地貌特征、交通便利性、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农户种植结构)对粮农兼业化的影响。研究表明,粮农兼业化是普遍现象,以农户禀赋、区域环境各变量对粮农兼业化影响存在一些差异,有些因素达到显著水平,有些因素未达到显著水平。基于农户兼业是一个长期的理性选择过程,因此,农村土地制度、农村集体产权制度、农业经营制度、农业支持保护制度等"三农"领域的改革与完善,要因地制宜、循序推进,充分考虑农户禀赋因素和区域环境因素。     

耕地规模经营、农户非农兼业和家庭农业劳动生产率——来自湖南省的抽样调查证据

在当前中国农村土地流转背景下,以家庭为经营单位的规模种植农户非农兼业的行为普遍存在,那么其非农兼业是否降低了家庭农业劳动生产率?本文基于湖南省7个县市共418户微观抽样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农户外出兼业对家庭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并采用工具变量法处理非农兼业的内生性问题。研究发现:农户兼业仍然有利于正向提升家庭农业劳动生产率,而外出农户兼业收入越高,或兼业地区离其农村家庭越近,越有利于提高家庭农业劳动生产率;分析影响机制时发现,农户选择外出兼业,可通过加入互助合作组织、提升农业机械化程度、流转耕地地块集中化生产和农场化经营来影响家庭农业劳动生产率;在对农户家庭耕地总面积的异质性分析中发现,农户耕地流转面积应保持在一定面积范围内,否则过犹不及,而家庭最优耕地总面积处于100～200亩之间;此外,年轻农户选择外出兼业,或者文化程度越高的农户选择外出兼业,其家庭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幅度也越大;家庭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较少时,如果有农户选择外出兼业,将不利于提升家庭农业劳动生产率,但三人及以上则有正向促进作用。     

不同兼业程度下的农户土地流转意愿研究——基于浙江的调查与实证

本文运用有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法对不同兼业程度农户的土地流转意愿及其影响因素予以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不同兼业程度农户土地流转意愿存在显著差异,纯农户流入意愿和二兼农户流出意愿相对较强;户主年龄和社会养老保险是影响兼业农户土地流转意愿的决定性因素,其并没有因兼业水平不同而表现差异;农业生产服务体系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兼业农户土地流转意愿,但不同兼业程度农户注重的服务项目有所差异;家庭土地经营规模和被雇务农收入对纯农户流转意愿具有一定影响,而兼业用工量所占比重则对一兼农户意愿影响显著;影响二兼农户流转意愿的因素相对较多,主要包括婚姻、农用固定资产存量、年生活开销、土地流转制度规定及被雇务农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