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份合作是获取矿业用地的基本途径

研究目的:求证获取矿业用地的基本途径。研究方法: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逻辑归纳法。研究结果:矿业用地制度缺失。学者们提出了获取矿业用地的许多途径,但都不适合保护土地权人的利益。征收土地后出让取得,缺乏启动征收的前提;按照国外经验承租获地,有损于弱势的土地权人;清朝末期矿业用地的"股份合作"是应当继承的基本途径。研究结论:十七届三中全会的政策创新为股份合作开辟了道路,股份合作的综合性收益是制度变迁的动力。     

农村矿业用地的制度困境及其出路

因制度困境而迫使农村矿业用地普遍违法。国家通过征收而垄断供地导致矿业用地途径梗塞,因无法启动征收程序而缺乏用地规划致使矿业用地无路可走,强制征收时剥夺农民权益则招致地权人不满。矿产权人与土地权人绕过国家征收而施行地下租赁方式,其行为不合法但合理,因而监管机关很少处置违法。面对普遍违法,不是惩罚而是进行制度改道,让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直接进入市场;法定矿山企业通过股份合作、临时租赁、强制出让等方式获取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政府在市场准入时施行严格的用途管制。     

完善 矿业 用地 制度——消除我国油气资源地“资源诅咒”的一重要途径

"资源诅咒"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自然资源富集但经济发展缓慢的现象,在我国,矿业用地制度是造成当前油气资源地"资源诅咒"现象的主要原因之一.我国现行的矿业用地制度中不利于油气资源地经济发展的因素有二,一是油气资源产业用地取得方式不利于资源地经济发展,二是征地补偿方式不利于资源地经济发展.完善矿业用地制度的政策也有二,一是创新矿业用地取得方式,二是拉长资源地的油气资源产业链,为被征地农民创造就业安置机会,此乃我国油气资源地摆脱"资源诅咒"的有效而可行的途径.     

农地股份合作能保粮增收吗?——对农地股份合作问题的若干思考

<正>农地股份合作是我国特定土地制度下的创新产物,指农户以农地经营权入股合作社或农业企业等,并以入股农地作为参与组织利润分配的依据。理论界认为,土地股份合作制作为股份制和合作制相融合的制度创新,实现了土地产权的具体化,有助于农民形成较为稳定的产权预期,并被认为能有效防止土地细碎化,提高土地经营效率,增加农民的土地收益。不过,目前农地股份合作的实践并没有预想中理想,农地股份合     

矿业用地管理问题探析

我国矿业用地管理的现状1.矿业用地取得的主要方式划拨取得: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现在大部分矿业用地都是划拨取得,企业在支付集体土地补偿费、居民搬迁费等费用后,以划拨方式取得矿业用地使用权。出让取得:随着《土地管理法》的修订和《划拨用地目录》的出台,对新增的矿业用地,凡不符合划拨取得条件的,都应该以出让方式取得,对于原来属于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国家征用后企业以出让方式取得矿业用地使用权。自营或联营取得:根据《土地管理法》规定,集体组织自办企业使用本集体土地作为建设用地的,无需经过国家征用,所以一些集体企业或其他矿山…     

广西靖西:培育集体公司让“空壳村”实起来

正广西靖西市用市场化经营运作方式推动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确立以股份公司为平台、以股份合作为发展方向,以现代企业的形式经营农村集体经济,引导农民将确权后的土地、荒山、林地、矿山复垦土地资产和手中闲置现金入股。同时为解决村集体公司"谁来     

多元合作耀苏吴

近年来,江苏各地在坚持家庭承包制基础上,大力发展农民专业合作和股份合作,积极探索"统"与"分"的最佳结合点。截至2012年底,全省农民专业合作社总数达55312个,成员总数913万户,入社农户比例61.4%;农地股份合作社5400个,入股土地面积350万亩;农村社区股份合作社3693个,量化净资产总额395亿元。农民专业合作和股份合作的发     

论我国矿业用地法律制度中的权利冲突与协调

我国矿业用地实践中所存在的问题有其深刻的经济、社会、文化等根源,但究其原因在于矿业用地法律制度中的权利冲突。冲突的现实表征为矿业权与土地物权之间的冲突以及矿业权与环境权之间的冲突。对于我国矿业用地法律制度中权利冲突的解决之道在于四个方面:(1)转变矿业用地从指标管制走向规划管制;(2)合理降低矿业用地取得成本;(3)注重矿业用地法律关系中的权利衔接;(4)推动矿山生态修复法律责任的实现。     

地权细分及可实施性与采矿用地制度改革

采矿用地制度的核心是采矿用地的产权界定、让渡、使用和定价。当前采矿用地制度存在供地方式单一、产权配置错位、集体土地所有权权益受限和产权未细分等问题。采矿用地改革试点在产权细分和可实施性方面做了很大改进,为采矿用地制度优化提供了宝贵经验。下一步,采矿用地制度应向地权细分、保障矿业权与土地产权正当权益的实现及提高名义产权与实践产权一致度的方向迈进。     

创新机制 提升效益

渌洋湖农林综合开发土地股份专业合作社成立于2004年,是江苏省扬州市首家以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为主要特征,集农民专业合作、社区股份合作和土地股份合作为一体的综合性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经过几年的实践与探索,运营质态逐步提升,合作规模逐步扩大.2008年底合作社资产总额达5500万元,当年实现销售收入2600万元,获纯利润529万元.     

矿产资源开发中的财产权关系

矿产资源属于实物性财产 ,矿权属于物权。行政许可事项分两类———社会活动行为 ,无数量限制 ;公有资源占用 ,有数量限制 ;矿权授予属于后一类。矿产资源属于广义“土地”范畴 ;矿权属于资本范畴。矿产资源、矿产资源所有权、矿权是三个不同的保护对象。应肯定矿权转让、投资入股、用作抵押三种流转形式 ,禁止“矿权出租”。矿权宜理解为矿产地占用权。     

论矿产资源作为生产要素的权益所得——不能用资源税替代资源权益补偿

作为生产要素的矿产资源是资产化的矿产资源,其价值包括净价值、矿业权价值和矿山生态补偿价值.矿业权收入分配要补偿已消耗的矿产资源资产、劳动和资金,这三个要素的回报加税金构成矿产品总成本,矿产品收入减去总成本是矿业企业的利润.当前矿业利润远高于社会平均利润,突出反映了资源和资本分配不公,造成国家资源权益流失.应通过矿产资源资本化来实现矿产资源所有权权益,不能用资源税代替矿产资源权益所得.     

中国矿业权体制的演变——变迁模型与改革取向

基于对矿产资源产权制度演变的研究,我国矿业权体制的演变动因主要是矿业活动中,政府与企业双方各自利益的变化以及相互的利益冲突。当前我们要注意进一步明晰矿业产权,规范政府行为;放宽矿业权流转的限制,建立完善矿业权市场,促进矿业权的合理配置与高效运行;进一步规范矿业税费制度,平衡政府与企业利益;消除矿业权人资质认证上的歧视性。     

关于我国矿业用地取得制度构建的思考

取得矿业权并不当然地取得矿业活动所必需的土地使用权 ,矿业权的行使和土地使用权存在效力冲突。我国现有法律对矿地取得方式或途径的规定已出现严重的不适应 ,本文对我国矿业用地取得方式或法律途径进行了理论探讨 ,并提出了协调矿业用地和土地使用权效力冲突以及建立我国矿业用地取得制度的基本原则     

农地发展权界定、细分与量化研究——以北京市海淀区北部地区为例

研究目的:通过农地发展权的界定、细分和量化的研究,尝试解决中国农地非农化过程中土地增值收益分配和外部性补偿问题。研究方法:理论研究与实例研究相结合。研究结果:农地发展权可以细分为基本发展权、实体发展权和虚拟发展权;在三项权利关系中,基本发展权是基础,实体发展权是主体,虚拟发展权是延伸;基本发展权价值归国家以解决外部性问题,实体发展权价值由国家和农地产权人共享,虚拟发展权价值归被限制开发农地所有者和使用者。研究结论:农地发展权应该界定为国家与农地产权人共享的土地产权,并以海淀区北部地区农地非农化为例,进行了农地发展权量化和分配测算,政府的土地外部性补偿问题得到较好地解决,同时农民得到了较高的土地增值收益。     

就完善矿产资源法谈几点浅见

文章就矿产资源法中关于矿权性质、土地权与矿权的矛盾在立法上表现出来的缺陷、限制矿业权二级市场流转的问题以及采矿优先权进行了阐述 ,提出了完善矿产资源法的几点建议。如理顺矿产资源与土地的关系、取消对矿业权二级市场流转的限制、补充完善采矿优先权等。     

Agrarian change through speculation: Rural elites as land brokers for mining in Colombia

This paper studies the connections between the expansion of mining capital, speculative forms of land grabbing and agrarian transformation. It is argued that in periods of commodity boom, the landowning rural elite benefits from mining through speculative land deals with mining companies. They act as ‘land brokers’ for the mining firms, helping them to overcome a significant barrier to land accumulation through the de facto abolition of landed property. The analysis is based on a qualitative case study on the expansion of coal mining in central Cesar in northern Colombia. To develop my arguments, I refer to the concept of accumulation by dispossession as defined by Michael Levien, and historical materialist approaches on rent, and speculative land dispossession. In addition, I use concepts developed for studying coercive land grabbing and agrarian elite participation in armed conflicts to analyse the mechanisms applied to (coercively) acquire rights to land. It is concluded that with high global prices for minerals, metals and fossil fuels, the expansion of mining in the countryside fosters a process of agrarian change through land speculation that is articulated in a reconcentration of landed property, a re-strengthening of the rural landowning elite and the dissolution of peasant agriculture.     

基于主成分的土地整理权属调整影响因素研究——以湖北省沙洋县为例

土地整理权属调整是一种利益敏感的行为,直接关系到土地权利人的根本利益和当地农村社会稳定。以湖北沙洋县土地整理项目区权属调整为研究对象,从自然、社会经济、农户主体及政策制度的角度,采用问卷调查和座谈走访的方式,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分析影响土地整理权属调整的因素。研究表明:自然因素、社会经济因素和农户主体因素对土地整理项目区权属调整有着根本性的影响,为土地整理权属调整分析指标定量化研究奠定了基础。     

南方集体林区林地产权、地理特征与农户林地投入行为

基于现有研究的缺陷和林农投资水平低的现实问题,构建"林权改革、地理特征-农户经济行为-林地投入"的理论分析结构,并以南方集体林区3省1248个农户样本为例,采用Double-Hurdle回归模型从微观层面检验林地产权、地理特征对农户林地资金投入和劳动力投入的影响。研究表明:安全、稳定的林地产权能够促进农户对林地的资金与劳动力投入,优越的地理条件(灌溉、地形)能够促进农户对林地的资金与劳动力投入,不便利的交通条件抑制农户对林地的投入。因此,建议重视保障林业经营者林地权利的安全性与稳定性,提高确权发证水平;加强集体林区林业基础设施建设,完善林业市场体制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