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族网络与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

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加快,中国的宗族网络及其活动实现了普遍复兴,并且在农村经济改革、村民自治中发挥了行政体制无法替代的作用。本文剖析宗族网络特质发现,宗族网络将通过自身权威和非正式权威制衡两条路径对村庄的权力结构进行重构,形成农户的集体行动,进而影响到农民的土地流转行为。进一步,本文基于243个村庄的区域全样本调研数据分析得出宗族网络将对土地流转率产生正向显著的作用,而宗族网络将对土地流转价格产生负向显著作用。     

农户向家庭农场流转土地的续约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

当前,农地流转期限普遍较短、流转合同不规范、合同违约率高等问题导致家庭农场土地经营权不稳定,严重抑制了家庭农场主对流入土地的长期投入。因此,如何引导农户向家庭农场长期稳定地流转土地,成为推动家庭农场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本文基于湖南省498家农户土地流转数据,运用计划行为理论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了农户向家庭农场流转土地的续约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①在农户向家庭农场流转土地的续约意愿模型中,行为态度是主要影响因素,主观行为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也是重要影响因素;②在农户行为态度方面,农户对土地流转预期收益越有信心,或农户对家庭农场上一轮土地流转行为越满意,在此基础上构建起的行为态度越能促进农户土地流转续约意愿的形成;③在主观行为规范方面,当农户感知到来自周围的人特别是亲人对农户续约的支持态度越强烈,在此基础上构建的主观行为规范越能促进农户土地流转续约意愿的形成;④在知觉行为控制方面,农户对农户禀赋和环境禀赋两方面的感知会影响农户土地流转续约意愿的形成,其中户主工作性质和上一轮流转期限影响最大。     

土地冲突:公共权力失范与农民的权力建构

本文以典村"卖地"冲突、"乌坎事件"和S村征地冲突3个个案为表述对象,对当下土地冲突中公共权力失范与农民权力建构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在农村土地资本化和市场化运作中,特定公共权力难以受到约束,这激发了农民利用集体行动、村民自治和话语表达来建构权力的冲动。当然,所谓农民权力建构实际上只是一种在法律框架内寻求支援的借力行为,表面上看具有"权力对抗"的性质,实则没有任何反体制属性,而且往往也难以取得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效果。本文研究明晰了土地冲突中权力行动的一般逻辑,并为土地冲突与政治秩序之间包容性方案的设计提供了理论基础。     

浙江省农村土地流转的实证分析

一、当前浙江省农村土地流转概况和流转原因分析1 土地流转概况(1)各村流转率差异较大 ,但均随时间推移呈上升趋势。以德清县的钟管镇、城关镇和绍兴县的柯桥镇、马鞍镇为例 ,如表一所示 ,钟管村和新风村的土地流转率为 10 0 %,明显高于其余 10村。钟管镇的 3个村的土地流转率普遍较高 ,都在 5 0 %以上 ,这是因为该镇镇政府采取措施支持和鼓励土地使用权的流转。马鞍镇长洪村土地流转率为 5 7 14%,相对偏高 ,是因为该村由填海形成 ,土地资源丰富 ,且全村由外来移民组成 ,村民普遍认同外来大户承包该村土地 ,其余各村的土地流转率都在 10 %…     

土地流转促进黄土高原区农户水土保持措施的实施吗?——基于集体行动中介作用与政府补贴调节效应的分析

本文利用黄土高原区849户农户调查数据,在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法从行动信息、行动参与、行动组织和行动效果4个维度对农户集体行动参与程度进行测度的基础上,运用bootstrap有调节的中介作用检验方法,考察了土地流转面积、流转期限对农户水土保持措施实施行为的直接影响,以及土地流转面积、流转期限通过改变农户集体行动参与程度对水土保持措施实施行为的间接影响,并对农户集体行动参与程度影响水土保持实践过程中政府补贴的调节效应进行了检验。研究结果表明:(1)土地流转面积对修筑梯田、使用地膜和造林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对节水灌溉技术采用的影响并不显著;土地流转期限对以上4种措施的实施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2)集体行动在土地流转面积、流转期限影响农户修筑梯田、采用节水灌溉技术和接受政府补贴较少农户的造林活动中发挥正向中介作用,但在土地流转面积、流转期限影响农户地膜使用过程中的中介作用并不显著。(3)政府补贴在农户集体行动影响造林和节水灌溉技术采用过程中发挥调节效应,但在集体行动影响造林过程中的调节效应为负,在集体行动影响节水灌溉技术采用过程中的调节效应为正。     

土地续租难 制约合作社发展

因为得不到土地的长期承包合同,浙江台州黄岩区一些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受到了严重制约。许多合作社因为租地协议到期无法续约,生产经营陷入了困境。许多村民因为传统的土地本源思想,不愿长期脱离自家责任田;还有的则生怕本村土地规划用途有变,不愿长期流转影响个人利益。     

枣阳市土地流转协会力解抛荒难题

湖北省枣阳市新市镇骆楼村一打工回乡农民找到村委会，要求租种２００亩抛荒地。在村土地流转协会的帮助下，该农民如愿以偿。类似骆楼村土地流转协会这样的中介服务组织，枣阳市目前已有３００多家。它们成了当地土地流转不可或缺的“红娘”。目前，土地流转协会由村主任担任会长，村委会委员、种田能手、村民议事会成员和“市场信息灵通人士”任会员。土地流转协会具体负责抛荒地的摸底登记、地价评估，对外联系引进人才，规范转包、转让、出租行为。经土地流转协会推介，仅姚岗办事处土地流转面积就达１．１万亩，流转率近１５％。枣阳市…     

村庄特征对村民参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影响研究——基于集体行动理论

本文在集体行动理论基础上建立理论框架解释村庄特征影响村民形成集体行动,进而分析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内在机制;利用CGSS村级调研数据实证检验了理论假说.研究表明,村庄规模显著负向影响村民参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村庄密度显著正向影响村民参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而基于宗族结构的传统社会关联影响并不显著.     

农村土地流转中存在的问题、影响及对策——基于HJ村土地流转的观察

农地流转是实现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的前提条件,但同时也对农村社会发展带来诸多方面的影响。本文以HJ村为例,在阐述农地流转发展历程的基础上,分析农地流转对农村社会发展带来的积极影响,包括提升专业化人力资本、形成多元化经营模式等,并解析农地流转中存在的问题,例如形成土地精英集团、扩大农户收入差距以及村集体"寻租"等,最后提出具体的对策。     

农村社会转型背景下的村民集体行动研究

村民自治为广大村民的自由自主和自治活动提供制度性平台,动员分散经营的村民形成集体行动以实现乡村治理的目标,是一个富有价值且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奥尔森等人基于不同的思路均注意到小群体比较容易实现集体行动,村庄作为一种小群体行动单位,曾经以其特有性质为村民集体行动的实现提供了平台,但随着社会的转型,村庄也正在剧烈变迁之中,直接影响着村民集体行动的达成。     

乡村旅游开发中政府与村民的社会互动分析——以广东省中山市崖口村为例

社会互动是人们对他人采取社会行动和对方做出反应性社会行动的过程。本文通过对广东省中山市崖口村旅游开发中政府与村民的决策行为进行深度调研,发现中山市各级政府在土地、温泉资源及红树林的征用过程中利用国家权力对其所有权进行强力控制,表现出较强的行政强制和社会安排,并采取了"控制-稳定"的行动逻辑,但村民并不愿意被动接受政府安排,表现出较强的政治参与。在利益追逐过程中,由于政府决策和村民期望存在差距,形成了较强的矛盾和冲突,二者之间发生了强制、反对、顺从、冲突、妥协等多种社会互动行为,迫使政府改变了旅游发展策略和土地流转方案,在一定程度上尊重了村民自治的意愿,最终使乡村旅游开发顺利进行。     

对天水市麦积区农村土地承包 经营权流转的调查与思考

在稳定家庭经营制度的基础上,按照十七届三中全会要求,坚持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允许农民在其承包期内,根据国家有关政策流转土地经营权,我们在天水市麦积区积极探索出了一套以建立健全土地流转服务体系、规范土地流转程序、先行试点在全面积极稳妥推进,积极创新流转方式、制定优惠政策引导扶持土地流转、完善土地流转规章制度强化监督管理、完善保障机制的做法。以龙头企业流转模式、种养大户流转模式、农民专业合作社流转模式、政府示范园区流转模式、农户之间流转模式来全面推进土地流转,从而进一步提高土地经营效率,促进了产业规模经营,增加了农民收入,吸引了社会资金反哺农业,促进了农村劳动力转移,为全面对推进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意义。     

收入差距与集体行动——来自中国农村税费改革的证据

收入差距的持续上升会通过人力和物质资本积累、宏观政策、社会稳定等渠道阻碍社会经济发展。现有研究大多是从宏观层面展开，本文则基于中国农村的社会经济背景提出理论假说，认为村内部的收入差距会抑制村民参与集体行动的积极性。基于具有全国代表性的农户调查数据展开实证研究后发现，第一，村内的收入差距确实与村民参与集体行动的概率负相关；第二，利用农村税费改革作为工具变量解决了村内收入差距的内生性问题后发现，村内收入差距对村民的集体行动有显著的负向因果效应。中国21世纪初的税费改革降低了村内的收入差距，进而提高了村民参与集体行动的概率。本文的结论意味着政策制定者除了要关注宏观层面的收入差距，还有必要关注局部地区内部的收入差距对集体行动的影响，本文还为全面评价农村税费改革所带来的社会经济影响提供了新的证据。     

土地流转背景下的农村劳动力就业状况调查——以川西平原W区H村土地流转实践为例

市场和政府是推动土地规模流转的两大重要因素。土地流转导致农村出现了多元化的就业结构,农民因职业差异而分化为不同的利益群体,除了少数拥有市场和技术资本的村民在竞争中进入了现代农业发展体系外,多数村民不得不向外寻求就业机会,如何促进农村转移劳动力充分就业是在土地流转过程中缓解贫富分化、提高农民收益的重要路径。     

村集体经济组织参与土地流转的交易费用降低机制研究 ——以陕南4个烟区产业综合体为例

研究目的：从社会资本视角探讨村集体经济组织参与土地流转的交易费用降低机制,为实现低成本土地流转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参考。研究方法：多案例分析方法。研究结果：（1）村集体经济组织参与土地流转能够利用社会资本降低不同阶段的土地流转交易费用。（2）村集体经济组织利用社会关系网络能够减少土地流转前期的组织动员与信息搜集费用、利用互惠交换可以降低土地流转中期的土地集中和合同签订费用、利用社会规范可以节约土地流转后期的合同履约及监督费用。研究结论：推广村集体经济组织参与土地流转的经验模式,可以降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如农业公司、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场等的土地流转交易成本,加快乡村振兴和农业现代化进程。     

海星镇土地流转富农民

黑龙江省北安市海星镇成立了土地流转中心，土地流转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与农民签订“土地流转合同”。土地流转中心的工作人员经常深入到村民家中宣传实行土地流转的好处，通过委托经营、租赁经营和股份制经营的方式，让农民真正从土地中解放出来，从事二、三产业或进城就业，从而实现富裕农民的目的。该镇治安村已经有104户农民将土地托管给专业合作社，总面积达3048亩。     

贫困地区土地流转与扶贫中集体经济组织发展——山西省余化乡扶贫实践探索

土地确权、流转为以混合所有制形式重构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提供了机遇。山西省扶贫工作以土地流转入股,扶贫资金和村集体资产评估作为集体资本入股,重构了新农村合作社集体经济组织。新型合作社充分调动了村两委、村民的参与积极性,产生了"内生性"扶贫效应;变扶贫资金为合作社股本实现了造血式扶贫;初次分配按劳分配、按股分红,二次分配向特困户倾斜实现了精准扶贫;依托合作社发展农村经济,实现了共同脱贫致富,同时也破解了一些农村社会治理难题。     

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增值收益共享机制研究——以昆山市为例

研究目的:归纳并总结江苏省昆山市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双集中"实践中土地增值收益共享方式的创新与不足,为收益共享提供理论和实践指导。研究方法:归纳演绎法与部门调查法。研究结果:昆山市土地和资金"双集中"产生的收益按股份返回村集体,确保了村集体能长期分享土地流转收益,但由于集体建设用地权能不完整、各村存量建设用地规模有限,村民增收效应不明显。研究结论:首先,应鼓励村集体将各自已有存量经营性建设用地以指标形式集中,委托专业公司在县域范围统一进行空间置换、开发后对外出租经营,以获得流转的区位优势收益和规模收益;其次,鼓励各村通过整理复垦村内闲置、废弃建设用地获得集体建设用地指标,拓展可流转范围;第三,平等城乡建设用地权能,使集体土地能与国有土地同等地按市场机制原则进行配置,获得平等的发展机会;最后,应股份化改造集体资产并量化到村民,村民按股分享集体收益,确保村民真正共享土地增值收益。     

农机合作社 大盘富民路

创新农村经营方式,发展农业规模经营是繁荣农村经济的重大课题。江苏省连云港市赣榆县青口镇大盘村犇牛农机专业合作社的创新实践对此进行了现实的解答。一、大胆尝试创新合作载体大盘村现有土地面积1930亩,其中耕地面积1080亩,淡水养殖面积470亩。2011年7月,大盘村召开全体党员及全体村民会议,发放土地流转征求意见书,征求群众意见。在全村480户中478户村民同意的基础上,于2011年9月底与农户签订了土地流转     

社会结构变迁与农业经营方式演化交互情景下土地流转探索*——基于山东省东平县H村的个案研究

[目的]探寻"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路径,破解农业现代化过程中适度规模经营与地权固化、土地"碎片化"之间的困境。[方法]基于问卷调查与半结构式访谈,运用个案研究方法分析山东省东平县H村土地改革实践、效果、经验并提炼理论启示。[结果](1)由于就业能力等差异,导致农户群体产生分化,进而形成了"中青年务工经商,老年人留村务农"的"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社会功能结构和"男主外,女主内"的"以家庭内部劳动分工为基础的农户兼业化"社会成员地位结构;(2)对于部分就业能力较弱等农户而言,为了降低城镇生活成本,会将农业生产的产品输入到城镇,形成了"农村供养城镇"的城乡关系模式;(3)乡村社会结构变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以及经济作物种植为土地流转提供了潜在可能,但社会结构变迁与农业生产机械化水平交互作用对土地流转有抑制性。[结论]以"确权确股不确地"为特征的"虚拟土地"制度有助于维护农户土地流转意愿、推进农业适度规模化、增进农户土地收益、强大农村集体经济,是促进城乡生产要素流动的重要土地流转制度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