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GIS的湘江流域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时空变化及其驱动力分析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是生态系统环境管护、开发利用的重要基础。本文借助GIS和遥感相关的软件、技术,选取长江流域城镇化大发展的黄金时期2005年、2010年、2015年三期湘江流域Landsat系列遥感影像,采用修正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模型,通过子流域单元以及价值图谱对湘江流域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空间变化进行估算分析,并进一步研究其服务价值的时空变化,同时运用地理探测器探测了影响流域ESV的驱动因子。研究结果表明,(1)湘江流域经济发展中由于水利开发和城市建设进行程度比较快,各类土地利用类型中水域和建设用地的面积有所增加,呈减少趋势的主要有林地、草地和耕地;(2)2005-2015年,湘江流域生态服务价值总体呈降低趋势,空间分布特征表现为上游生态服务价值高,价值变化减少量最小,下游地区服务价值变化显著,其中靳江河、捞刀河和浏阳河流域服务价值有明显的减少趋势;(3)地理探测器分析表明,人为影响综合指数是影响流域ESV的主导因子,人为影响因子、人均GDP、人口密度及植被覆盖的交互增强效应共同影响了湘江流域生态系统的服务价值。     

京津冀城市群土地经济密度时空格局演变与驱动因素分析

[目的]研究2006—2016年京津冀城市群土地经济密度的时空格局演变特征及其驱动机制。[方法]以京津冀城市群153个县区为例,运用空间自相关分析、热点分析、地理探测器等研究方法,对土地经济密度的时空演变规律及其驱动因素进行探讨。[结果](1)2006—2016年京津冀城市群县区和地市的土地经济密度及其发展速度在空间上均呈"东高西低,南高北低"格局,但随时间变化区域差异逐渐缩小;(2)Moran′s I指数由0.013 9上升至0.065 3,表明在空间上存在空间集聚状态,且随时间不断优化,区域一体化趋势逐渐增强;(3)空间集聚特征明显,热点显著区集中于北京、天津等经济优势区,并向四周梯度扩散;(4)人均GDP、当年实际使用外资额、固定资产投资额等经济类因子对土地经济密度的解释力较大,且任意两因子交互后作用力优于单项因子作用力。[结论]可为京津冀城市群土地资源的合理利用和差别化调控提供参考。     

江西省农村土地利用变化及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研究

[目的]土地利用变化及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研究一直是土地资源评价与管理方面的热点研究问题,通过对江西省土地利用变化和生态系统价值进行研究,为江西省土地规划和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提供理论依据。[方法]文章基于文献查阅的方法,利用多样性指数模型、土地利用动态度和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模型,结合2009~2016年江西省农村土地利用的现状及变化,分析了其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及相应变化。[结果]近年来,江西省农村土地利用程度高、多样性指数中等且呈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土地利用类型的面积与该土地利用类型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呈同向变化的关系。通过对土地利用类型的ESV值进行分析,发现农村土地利用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总体在减少;对单项生态系统价值分析,水源涵养在江西省农村土地生态系统服务中占有最重要的地位。[结论]2009~2016年江西省农村土地利用结构都发生了变化,生态系统服务总价值出现了降低趋势,各单项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也在减少,土地利用结构对生态系统功能价值具有决定作用。因此,政府应该合理利用土地,保护生态系统,协调好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我国耕地变化驱动力研究进展：驱动因子与驱动机理

[目的]综述耕地数量变化的驱动因子与驱动机理,为未来丰富相关研究以及针对性地制定耕地保护对策提供参考。[方法]文章主要应用了文献分析法、分类统计法和比较分析法。[结果](1)耕地数量变化的驱动因子主要包括自然因子和社会经济因子,地形、气候等自然因子往往在较长时间内发挥作用,经济状况、区位条件等社会经济因子在短期内对耕地变化的影响较大,国家政策是特殊的社会经济因子。(2)自然因子和社会经济因子分别通过改变土地生产潜力、影响耕地和建设用地平衡来驱动耕地数量变化,社会经济因子中的政策因子通过强化或减弱土地某项功能对耕地变化产生影响。(3)自然因子对耕地数量变化的驱动作用在快速城镇化地区、粮食主产地区和生态脆弱地区依次增强,社会经济因子的驱动作用依次减弱,政策因子是所有区域耕地数量变化的主要驱动因子。(4)快速城镇化地区、粮食主产地区和生态脆弱地区的耕地数量变化分别主要受到建设占用、粮食生产和经济发展压力、自然条件限制及退耕还林驱动。[结论]探究耕地变化的驱动因子和驱动机理是提高耕地管理效率的有效途径,未来研究应当向全面分析耕地变化内涵,定量研究政策因子,衔接耕地保护对策制定等方向发展。     

京津冀地区土地利用变化对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影响

[目的]文章旨在研究京津冀地区各城市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时空差异,为京津冀地区土地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提供参考。[方法]计算土地利用动态度和土地利用强度指数,构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模型,分析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对土地利用强度的敏感性。[结果](1)2000~2015年期间,北京市以林地和建设用地为主,天津市以耕地和建设用地为主,河北省以耕地和林地为主;(2)京津冀地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从2000年的4 498.05亿元增加到2005年的4 655.65亿元,2015年下降到4 547.64亿元,其中,天津市、唐山市、沧州市和廊坊市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下降幅度较大,分别为7.16%、15.8%、7.62%和14.73%;(3)土地利用强度的变化对城市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影响较小,生态系统能够适应目前土地利用的变化。[结论]应该根据京津冀地区城市特点,制定差异化政策,优化土地利用结构,实现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的空间分异与影响因素分析——以洪泽湖和高邮湖农区为例

[目的]厘清乡村地域环境与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间的异质性关系对因地制宜制定乡村发展政策具有重要意义。[方法]文章基于感知价值理论构建乡村地域环境对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影响机制，以洪泽湖和高邮湖农区全体农户为研究对象，运用空间自相关、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模型（MGWR），刻画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的村际分异，定量分析乡村地域环境对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影响的空间异质性及作用机理。[结果]（1）研究区域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具有显著的空间分异和空间关联并存特征，热点集聚于县域门户地区呈团块状、冷点分布于灌溉干渠两侧呈条带状。（2） MGWR结果显示，17个因子中，10个因子的带宽较大，为全局驱动因子；其余7个为局部驱动因子。（3）全局驱动因子中影响力较强的依次为至市区便捷度、高层次就医机会、与河湖的距离；局部驱动因子均具备双向驱动效应，自然村平均规模的驱动力异质性及强度在17个因子中最大，规模上工业总产值、至幼儿园便捷度、抚养比等因子也处于较高水平。[结论]应完善乡村普惠性设施，因村制宜解决地域性顽疾，科学进行村镇规划布局。     

博罗县耕地变化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试图探讨广东省博罗县耕地时空动态变化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联度,分析其社会经济发展与当地耕地时空动态变化之间的相关性特点。[方法]基于2005~2014年广东省博罗县耕地资源数据及其相关社会经济资料选取19个指标建立评价指标体系,借助SPSS软件找出社会经济变化的主要驱动因子,并借助DPS软件进行灰色关联分析,得到该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与耕地面积变化之间的相关性关系,从而量化不同因素对于耕地数量变化的影响程度。[结果]影响耕地变化最大的经济因素为地方财政收入,其关联度高达0.994;城市化水平与耕地面积之间相关性很高,其关联度为0.991;地区生产总值(GDP)与耕地数量变化之间相关性较高,其关联度为0.830。[结论]2005~2014年博罗县耕地数量波动相对较大总体呈现略微增加趋势,人均耕地呈现下降趋势,且经济发展与耕地数量变化关系较密切。     

气候变化对新疆苹果种植气候适宜性的影响

[目的]为适应气候变化,充分发挥新疆种植苹果有利的农业气候条件,规避不利气象灾害的影响,科学制定新疆苹果发展规划提供科学依据。[方法]文章利用新疆102个气象台站1961—2015年逐日平均气温、最低气温资料,采用线性趋势分析、累积距平、t检验以及Arc GIS空间插值技术方法,对影响苹果种植的关键气候因子(年平均气温、日最低气温≤-20℃日数、6—8月平均气温、1月平均气温)时空变化特征进行分析,结合苹果种植气候适宜性区划指标,研究了气候变化对新疆苹果种植气候适宜性及其分布区域的影响。[结果]新疆年平均气温、6—8月平均气温和1月平均气温的空间分布总体呈现南疆高,北疆低;平原和盆地高,山区低的特点;日最低气温≤-20℃日数空间分布呈现北疆多,南疆少;山区多,平原和盆地少的格局。[结论]近55年,新疆年平均气温、6—8月平均气温和1月平均气温显著升高,冬季日最低气温≤-20℃日数显著减少,并且上述各要素分别于1979年、1985年和1997年发生了突变。受气候变暖的影响,1997年后较其之前,新疆苹果适宜种植区明显减小,次适宜种植区明显扩大,不适宜种植区也有所减小。气候变暖对新疆苹果种植既有利也有弊,但总体弊大于利。因此,各地须根据当地气候特点及其变化情况,调整苹果发展规划和种植区域,并针对制约苹果种植的不利气候条件,采取趋利避害的技术措施,科学应对,促进苹果生产的持续稳定发展。     

基于当地居民感知视角的煤炭资源型城市生态系统服务福祉效应研究——以新泰市为例

研究目的:基于当地居民感知视角,研究分析煤炭资源型城市生态系统服务福祉效应及其与生态系统服务类型、变化趋势及受益者社会经济特征之间的关系。研究方法:采用问卷调查法对煤炭资源型城市不同类型生态系统服务福祉效应进行定量评估;运用数理统计方法确定生态系统服务福祉效应评估的关键因子及影响方式。研究结果:(1)受访者认为研究区生态系统服务基本呈增长趋势,且调节服务和支持服务福祉效应高于供给服务和文化服务;(2)煤炭资源型城市生态系统服务福祉效应与受访者是否居住在采煤沉陷区、年龄、受教育程度以及收入构成等因素显著相关。研究结论:煤炭资源型城市生态系统服务的福祉效应受当地生态系统和社会经济特征的双重制约,基于当地居民感知的生态系统服务福祉效应评估可为该类城市生态系统管理提供科学决策依据。     

湖北省耕地数量变化及驱动因子分析

利用1949—2000年的统计和普查数据,对湖北省近51年来耕地数量变化及区域差异情况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影响耕地动态变化的驱动因子。结果表明：湖北省近51年来耕地数量总体上呈逐年下降的趋势,耕地变化区域差异明显。农业结构调整、非农建设、灾害毁损和开荒等因素是引起耕地变化的直接驱动因子;而人口变化、技术进步、比较收益和政治经济政策等因素是引起耕地变化的间接驱动因子,它们通过直接驱动因子产生作用。     

山东省生态用地变化及驱动因素影响评价

［目的］研究第二次土地利用现状调查以来山东省生态用地变化特点及驱动因素，评价各类驱动因素对生态用地的影响程度，为科学编制区域空间规划，保护和合理利用生态用地提供参考。［方法］文章构建了全省生态用地转移矩阵，归纳了影响生态因素变化的主要驱动因素，提出了驱动力指数计算方法，定量分析和比对了各驱动因素对生态用地的影响。［结果］2009—2017年生态用地共计转出2048万hm2，占生态用地总面积的472%； 转入316万hm2，占生态用地总面积的072%。8年来全省生态用地净减少1732万hm2，占2009年生态用地总面积的400%。生态用地的流向以耕地最多，向城镇村及工矿用地流出次之，向设施农用地的流出也有较大面积。［结论］（1）在影响生态用地变化的六大驱动因素中，耕地开发和城镇村工矿占用的驱动力指数最高，非耕农业占用对生态用地的变化有一定影响。（2）六大因素中城镇村工矿占用对当地生态环境的破坏力最强。     

云南省县域农业生态效率时空分异及其影响因素

目的 云南省地形起伏度大,立体气候资源丰富,高原特色农业优势明显,测度其农业生态效率,并从农业生产条件、社会经济和自然生态环境3个维度选取10个驱动因子分析其对农业生态效率的影响程度。方法 文章运用超效率的SBM模型,基于2008—2018年云南省129个县（市、区）农业面板数据,测度县域农业生态效率,结合空间自相关模型和地理探测器模型,对云南省县域农业生态效率的时空演变、空间异质性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结果 （1）云南省县域农业生态效率整体处于中等效率水平,但呈波动下降趋势;空间上呈东西部、南北部相对高、中部低的“U”型分布格局,且东西差异大于南北差异。（2）从全局空间自相关来看,云南省县域农业生效率正相关和波动性空间集聚特征显著;从局部空间自相关来看,农业生态效率空间正相关的县域数量在逐年递减,集聚性呈下降趋势。农业生态效率高高（HH）集聚主要分布在云南省西北部及南部,向邻接县域扩散的趋势明显;低低（LL）集聚主要分布在云南省中部和东南部。（3）从影响因素看,社会经济因素仍是目前农业生态效率主要影响因素,但其作用强度不断下降,自然环境因素特别是地形起伏度解释力不断上升,不同驱动因子对其空间分异的影响差异明显,且驱动因子交互作用会增强农业生态效率空间分异。结论 云南省县域农业生态效率时空分异显著,社会经济因素是农业生态效率空间分异的主要影响因素,但地形起伏度、降水等自然生态环境因素对农业生态效率影响程度明显提升。     

晋江市土地利用变化对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影响

以晋江市为研究区,依据2005年,2010年和2015年3期土地利用数据,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角度,运用Costanza的方法,结合谢高地修正的我国生态服务价值当量因子表,分析了晋江市土地利用变化与生态服务价值的响应关系。结果表明:2005-2015年,晋江市的城镇用地显著扩张,而耕地和林地却急剧减少,土地利用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总体呈逐年下降趋势。通过分析晋江市土地利用变化对生态服务价值的影响可以为科学合理利用土地,保障人口、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决策支持。敏感性分析表明,生态服务价值对生态服务价值系数的变化是缺乏弹性的,因此结果是可信的。在编制土地利用规划时应将生态服务价值考虑其中,尤其是应注重保护湿地、水域、林地等生态服务价值系数高的土地利用类型,以期实现晋江市的可持续发展。     

山地森林采伐后生态服务功能恢复动态

通过对闽北山地天然次生林择伐试验样地15 a的跟踪调查,采用实物量和价值量相结合的评价方法,从涵养水源、保育土壤、固碳释氧3方面分析不同强度择伐后森林生态服务功能恢复动态。结果表明:相对于未采伐林地,伐后10 a,弱度和中度择伐其生态服务功能得到恢复并略有改善,强度和极强度生态服务功能尚未恢复;伐后15 a,4种强度的生态服务价值均得以恢复。从采伐对生态服务价值的影响看,影响程度最大、最难恢复的是保育土壤,其次是涵养水源。因此,对天然次生林的可持续经营,在确定择伐强度和择伐周期时,应考虑林分生态功能的修复过程。     

基于精准扶贫的安徽省乡村旅游驱动力分析

[目的]文章选取主成分分析法,首次对安徽省的精准扶贫的乡村旅游的驱动力进行分析,以期对安徽省旅游扶贫工作提供借鉴与指导。[方法]选择主成分分析法(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PCA)和多元线性回归方程,结合SPSS22.0对安徽省基于精准扶贫的乡村旅游驱动力以及影响因子进行分析。[结果]基于精准扶贫的安徽省乡村旅游的主要驱动力是经济驱动、城市环境驱动和健康卫生驱动。其中空气可吸入颗粒年均值对于安徽省精准扶贫的乡村旅游呈负向驱动,乡村饮用水水质达标率、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乡村旅游扶贫政策性文件发布数量呈正向驱动,这几个因素是安徽省乡村旅游的主要驱动因子。[结论]今后安徽省基于扶贫的乡村旅游要注重乡村环境的维护、卫生质量的提升、设施设备的完善以及督促各地区政府对发展乡村旅游引起高度重视为入手点,着重提升乡村空气质量、饮用水水质达标率、卫生厕所普及率以及相关政策数量等,以促进乡村旅游在精准扶贫中的成效和带动作用。     

陕西省农村人居环境空间差异及优化策略

[目的]评估陕西省乡村人居环境综合水平及其空间分布和区域关联性，为乡村人居环境的区域协同优化发展提供参考。[方法]文章通过构建陕西省乡村人居环境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和加权法对其进行综合评价，同时结合ArcGIS软件和空间关联测度模型综合分析其空间格局及区域空间相关性。[结果]（1） 2010—2020年陕西省农村人居环境综综合指数呈逐年递增的态势；按照变化趋势可以分为2010—2013年缓慢发展期、2013—2018年快速增长期、2018—2020年稳定增长期3个发展阶段；各年份不同子系统综合发展指数的差异表现为“先扩大后缩小”。（2）区域层面来看，陕西省乡村人居环境综合指数以陕北平均值最低为0.469，陕南和关中较接近，分别为0.542和0.534；相对于陕北和陕南，关中各区域人居环境水平发展极不平衡，区域差异最显著；地级市中，西安市综合评价指数最高，安康市和汉中市次之，渭南市和延安市最低。（3）乡村人居环境体系各子系统在区域之间差距较大，不同区域各具优劣势。陕西省乡村人居环境水平指数存在空间聚类现象，表现为明显的高值集聚和空间自相关性，各地区子系统人居环境水平差距较大，热点和冷...     

三峡库区土地利用驱动力评价及机制分析

[目的]为更加科学地分析区域土地利用驱动力机制、整体情况以及时空关系,支撑区域国土空间优化战略实施,文章立足于县域尺度,使用三峡库区1990年、2000年、2010年和2015年相关数据,构建土地利用变化驱动力评价指标体系。[方法]利用投影寻踪模型探寻库区土地利用变化驱动力的分异格局与驱动机制。[结果](1)土地利用驱动力呈现出空间地域的稳定性和时间序列的动态性,且驱动机制逐渐由"生计—经济"主导驱动型转变为"多元协同"驱动型;(2)库尾重庆主城区附近及库首宜昌市区周围土地利用驱动力较强,表现为城镇用地驱动型。位于渝东北和湖北巴东、秭归、兴山的土地利用驱动力较弱,体现为林草地和水体驱动型。而其他地区情况相对复杂,表现为多种类型驱动并存。[结论]在土地利用空间优化过程中,库区应结合不同区域土地利用驱动力的作用强度开展国土资源的空间重构与优化,对重庆主城区及宜昌市区附近区(县),应当考虑土地资源的综合利用,而广大库中地区则应在生态保护前提上寻求土地资源的增值效应。     

粮食安全视域下黄河流域农业生态经济耦合协调发展及驱动机制研究

目的 黄河流域构成中国重要的生态屏障，也是农业经济开发的重点地区，研究其农业生态经济系统的耦合协调性，对维护国家粮食安全、促进黄河流域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方法 文章以黄河流域60个城市为研究对象，采用熵权法、耦合协调度模型、灰色关联度模型定量分析了农业生态系统与农业经济系统的综合评价指数、耦合协调度及其驱动机制。结果 2008—2020年黄河流域农业生态系统、农业经济系统的综合评价指数均值呈上升变化态势，两者的对比关系由“经济滞后型”演变为“生态滞后型”。耦合协调水平总体随时间增长，由轻度失调转为濒临失调，空间上表现为下游>中游>上游的分布格局。驱动因素的作用强度按农业现代化水平、城镇化水平、农业经济发展水平、区域本底条件、人类活动强度、政策管理决策的次序递减，并共同推动生成了驱动机制。结论 黄河流域农业生态经济的耦合协调程度仍有待提升，今后将针对典型地区的具体情况对农业生态经济耦合协调的内在机制、实现路径开展研究。     

黔东南地区人居环境评价及优化策略研究

文章以黔东南地区为例主要针对城镇化水平下人居环境的发展模式及优化策略展开研究。首先建立了AHP模型,按照指标体系构建原则,构建了适合评价黔东南地区宜居性的科学合理的客观评价指标体系,以经济建设、居住环境、生态环境、公共服务等4个方面作为影响因子,用层次分析法得出综合权重以及各个指标所占的权重,根据得分分析影响黔东南地区宜居性的指标,其中影响黔东南地区宜居性的因素主要是经济建设和居住条件,其次是生态环境和公共服务,根据数据分析得出黔东南地区目前存在经济、社会、环境协调系数不高、城镇化水平偏低、自然资源丰富的现状。根据数据分析和从黔东南地区的实际情况提出强化城市基础设施;保护生态环境,合理利用资源;继承历史,构造文化底蕴;加强治安力度,提升宜居性等4种优化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