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伦贝尔草原生态功能区土地利用变化及驱动力分析

[目的]土地利用作为地球表面与人类活动连接的纽带,明确其变化特征及驱动力对于土地利用格局的优化、区域生态环境的改善和土地利用率的提高等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方法]文章以呼伦贝尔草原生态功能区为例,从土地利用动态度和土地利用转移矩阵来探究研究区在1990—2015年土地利用变化特征。在此基础上,运用主成分分析对研究区土地利用的年际变化进行驱动力分析。[结果]2015年草地面积为329.52万hm~2,占总面积的81.17%,是呼伦贝尔草原生态功能区的主体土地利用类型, 1990—2015年草地总量略有减少,减幅为0.04%;湿地作为研究区第二大土地利用类型,呈现先减后增、整体减少的趋势,整体减幅为0.36%;其他土地面积减少1.39万hm~2,减幅为19.05%;面积增加的土地利用类型中,耕地面积整体上呈现增加趋势,增加8 480hm~2,增幅高达102.60%;人工表面面积增加6 075hm~2,增幅为29.47%;林地面积增加了2 908hm~2,增幅10.48%。草地、湿地和其他土地利用类型表现为净转入特征,耕地、林地和人工表面用地表现为净转出特征。区域经济和农畜因素是研究区土地利用变化的主要驱动力。[结论]草地与其他土地利用类型间的相互转换是呼伦贝尔草原生态功能区土地利用变化的主要特征,区域经济和农畜因素共同影响研究区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的分布。     

精准扶贫与土地利用区划创新融合的实证研究

[目的]土地利用区划研究不仅对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有重要作用,也是扶贫开发的重要抓手。文章试图探索如何将扶贫因素纳入土地利用区划标准,实现扶贫开发与土地利用区划的创新融合,并选取云南省芒市这一典型贫困地区进行实证研究。[方法]运用文献综述法分析二者融合的内在机制;综合分析法和分区单元归并法进行综合分区;演绎法划分实施扶贫开发战略的土地利用保障区;空间迭置法构建芒市土地资源利用与扶贫开发统筹协调发展的措施体系。[结果]最后将芒市划分为4个土地利用区,即:Ⅰ东北部低山盆地区,Ⅱ东南部中低山河谷区,Ⅲ西南部低山盆地区和Ⅳ西北部中低山地区4个土地利用区域。[结论]理论探讨精准扶贫与土地利用区划的创新融合,为精准扶贫提供了新的切入点;通过实证研究,尝试提出各综合区精准扶贫与土地资源利用统筹协调发展的措施体系,对芒市乃至类似地区土地扶贫开发利用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基于CLUE-S和GMOP模型的青龙满族自治县土地利用情景模拟

[目的]对青龙满族自治县未来土地利用格局进行多情景预测模拟,并探索土地经济和生态综合效益双提升目标下的土地利用发展格局,以期为区域土地资源优化配置和国土空间规划的编制提供参考。[方法]基于土地利用现状数据和社会经济统计资料,分别利用CLUE-S单模型、灰色多目标优化(GMOP)+CLUE-S模型对研究区进行了土地利用情景模拟。[结果](1)所选驱动因子对土地利用类型的解释能力较好,ROC值均大于0.7,满足Auto-Logistic回归要求,模拟检验的Kappa系数为91.03%,模拟效果比较理想;(2)到2020年,基于CLUE-S单模型的自然发展情景,研究区建设用地扩张占用耕地和林地现象突出,土地经济效益提升较大,但生态效益却呈现负增长;基于GMOP+CLUE-S模型的多目标优化情景,研究区建设用地扩张趋势得到控制,耕地、林地面积有所增加,未利用地得到较大程度开发,实现了土地经济和生态效益双提升,分别比2015年提升了3.12%和1.96%。[结论]GMOP+CLUE-S模型能够发挥两个模型各自在结构优化和空间分配方面的优点,有利于实现区域土地利用数量结构、空间布局和综合效益的协同优化。     

基于土地利用结构分析的川中传统农区功能分区研究

[目的]川中传统农区地形条件复杂、生态环境脆弱、土地利用破碎而多样,通过定量分析区域土地利用结构特征,合理划定土地利用功能分区,对引导区域土地资源合理配置和精准实施差别化管理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方法]文章选取四川盆地川中丘陵与川东平行岭谷区交界处的重庆市荣昌区为例,选用土地利用总体组合类型、土地利用程度、地类区位意义等指数定量分析研究区土地利用结构特征,结合区域资源优势划定土地利用功能分区。[结果](1)2017年研究区土地利用组合类型齐全,以种植用地和生态用地为主要用地类型,土地利用程度较高,整体功能较强。各村土地利用受自然条件和经济发展辐射效应的影响,呈现出显著的空间分异特征。研究区中部土地利用类型齐全,以建设用地为主,呈现出多种用地类型相间分布的特点;中西部和西南部土地利用专门化程度较高,种植用地区位意义突出,土地利用程度较高;东北部及南部生态用地区位意义突出,呈现出种植用地、生态用地交错的特征,土地利用程度相对较低。(2)依据土地利用空间异质性规律和研究区资源禀赋差异,研究区土地利用可划分为现代农业发展、城乡农旅综合开发、特色种养发展、生态林果培育四大主导功能区。[结论]针对土地利用条件复杂多样的川中传统农区,通过精准识别区域土地利用结构特征,实现土地利用功能分区,其研究思路和结果,可为新时期川中传统农区开展类似研究提供借鉴。     

京津冀城市群土地经济密度时空格局演变与驱动因素分析

[目的]研究2006—2016年京津冀城市群土地经济密度的时空格局演变特征及其驱动机制。[方法]以京津冀城市群153个县区为例,运用空间自相关分析、热点分析、地理探测器等研究方法,对土地经济密度的时空演变规律及其驱动因素进行探讨。[结果](1)2006—2016年京津冀城市群县区和地市的土地经济密度及其发展速度在空间上均呈"东高西低,南高北低"格局,但随时间变化区域差异逐渐缩小;(2)Moran′s I指数由0.013 9上升至0.065 3,表明在空间上存在空间集聚状态,且随时间不断优化,区域一体化趋势逐渐增强;(3)空间集聚特征明显,热点显著区集中于北京、天津等经济优势区,并向四周梯度扩散;(4)人均GDP、当年实际使用外资额、固定资产投资额等经济类因子对土地经济密度的解释力较大,且任意两因子交互后作用力优于单项因子作用力。[结论]可为京津冀城市群土地资源的合理利用和差别化调控提供参考。     

基于格网尺度的密云水库区域“三生”空间功能测度与时空变化分析

[目的]为有目标地进行土地利用调整、科学合理促进区域生态景观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提供参考。[方法]文章以北京市密云水库区域为研究对象,基于遥感影像解译的1993年和2016年土地利用现状图,分析了研究区土地利用类型的面积变化和相互转换特征;在剖析土地多功能性的基础上,构建了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的生产、生活、生态用地的功能指数,从而对土地利用类型进行了"三生"空间的划分,并基于格网尺度揭示了研究区域"三生"空间时空变化规律。[结果](1) 1993—2016年密云水库区域土地利用类型主要为林地和水域,其面积变化以耕地、林地、草地和园地为主。其中,耕地和草地的面积减少,主要转换为园地;林地面积增加,主要来源于草地和荒土地;园地面积增加,主要来源于林地、耕地和草地;林地和园地之间相互转化的面积较大。(2)研究期间,密云水库区域"三生"空间相对稳定,生态功能一直是研究区域的主导功能,1993—2016年生产空间和生活空间扩张,生态空间略有缩小;不同级别保护区范围内的土地利用变化规律与总体变化较为一致,二级保护区范围内的变化相对大。[结论]研究结果可以为精细化评估区域"三生"空间时空变化做参考,并能服务于区域土地利用结构调整和可持续利用及区域生态建设。     

基于适宜性评价的土地资源空间区划研究——以河南省为例

[目的]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加及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人地矛盾日益突出,土地等自然资源空间结构正在大规模转换。科学规划土地空间结构,在土地资源有限的前提下,合理分配土地资源,已成为区域可持续发展必须要解决的现实问题。[方法]采用GIS多因素叠加分析技术和土地利用适宜性评价模型,以土地利用类型、覆被动态变化为评价指标,采用层次分析法,确定指标权重,对河南省的土地资源空间进行适宜性评价。[结果]河南省漯河市、焦作市及洛阳市等地区的农业土地资源空间使用功能效率和农业技术发展水平相适应,土地适应性评价标准能够得到I等(S1)。河南省其他各市中的土地资源空间区划方面的优化空间较高,提高河南东部及北部的土地资源空间农业优化,能够提高河南省资源的使用效率。[结论]适宜性评价结果准确反映了河南省土地资源的实际情况,在制定河南省土地资源空间区划决策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且对区域土地资源适宜性评价研究及提高土地资源空间区划的质量和效率提供一定的参考。     

广州市主城区土地利用变化特征的空间分析

基于1990年和2006年卫星遥感TM影像获取的土地利用信息,以广州市主城区为研究区域,运用土地利用动态度、土地利用综合指教,以及根据土地利用结构特征计算了土地的紧凑性系数和相对熵值,本文分析了广州市主城区土地利用结构域动态变化、以及土地利用的空间变换特征.结果表明:广州主城区土地利用综合指数呈增加态势,尤其以建设用地...     

广西石漠化地区土地利用空间变化的生态风险研究

[目的]利用2000年、2005年、2010年、2015年广西轻度及以上石漠化的69个区/县土地利用数据,分析其土地利用时空变化特点,揭示其变化对该区域土地生态风险的影响。[方法]基于GIS支持,采用土地利用动态变化度、土地转移流、土地生态风险指数(RSI)等对研究区土地生态风险的异质性特征进行定量分析。[结果](1)2000—2015年广西石漠化地区土地利用动态度呈逐渐增大趋势,土地利用动态度变化,反映出研究区土地利用变化较频繁。(2)耕地、林地、草地、建设用地4类用地转移的数量与方向决定着广西石漠化地区土地利用变化的特征。(3)2000—2015年广西石漠化各区/县土地生态风险程度略微增大,南部的贵港、南宁是生态重警区,研究区的土地生态安全有待进一步改善。(4)土地生态风险指数与土地利用类型变化的活跃程度呈正相关。[结论]研究区未来土地利用,应进一步优化土地资源配置,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提高土地利用综合效益。     

我国农村居民点土地节约集约利用影响因素及区域差异研究

从宏观层面分析农村居民点土地节约集约利用的影响因素,并通过区域对比研究分析不同区域间农村居民点用地节约集约利用的主要驱动力,为土地利用相关战略和政策的制定提供依据。以农村人均居民点用地面积为因变量,采用多元非线性回归方法进行影响因素分析。研究表明:农村居民点土地利用模式主要受到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其中,城镇化的影响最为显著,由于农村居民点土地缺乏行之有效的退出机制,城镇化水平越高的地方农村居民点土地利用越粗放。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和政府财政支持可以显著提升农村居民点土地的节约集约利用水平。不同区域的农村居民点用地节约集约利用驱动力不同,可分为城镇化驱动型、规划政策引导型、混合驱动型和尚未形成用地节约集约的起步型4种类型。     

江苏省城市用地扩张及驱动机制研究

研究目的:研究江苏省城市用地扩张的变化特征和区域差异,探讨城市用地扩张的主要驱动机制.研究方法:主成分分析法.研究结果:江苏城市用地呈总量上升趋势,城市用地扩展速率的区域差异明显.研究结论:城市用地变化的主要驱动因素是经济社会发展和人口的增长,而经济发展是城市用地扩张的根本驱动力,经济因素中产业结构调整与经济效益差异则是其直接诱导因素.     

基于主成分分析的流转农地用途变化动力研究

研究目的：以重庆市忠县为例，分析2002—2007年流转农地用途变化的特征，揭示流转农地用途变化的驱动力和制动力，为严格流转农地用途管制提供建议。研究方法：实证分析法，主成分分析法。研究结果：流转农地用途变化驱动力主要为农地流转市场、土地利用比较利益、地方行为驱动；制动力主要为耕地保护政策和农地流转管理制动。研究结论：流转农地用途变化是驱动力与制动力的共同作用。在实际流转中，应建立耕地保护的共同责任机制，发挥市场的基础性作用，严格流转农地的用途管制。     

城市土地利用结构变化及其驱动力研究——以河南省开封市为例

为促进开封市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并为土地规划与管理提供理论依据,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法,基于2000年和2008年土地详查与变更调查数据及社会经济统计资料,揭示了土地利用结构变化的主要驱动力因素。结果表明:开封市2000—2008年8a间的土地利用变化中,耕地与未利用地激剧减少,建设用地、园地则有较大幅度的增加;本区土地利用结构变化的主要驱动因素是人口增长、经济与城市化的发展。     

山东省生态用地变化及驱动因素影响评价

［目的］研究第二次土地利用现状调查以来山东省生态用地变化特点及驱动因素，评价各类驱动因素对生态用地的影响程度，为科学编制区域空间规划，保护和合理利用生态用地提供参考。［方法］文章构建了全省生态用地转移矩阵，归纳了影响生态因素变化的主要驱动因素，提出了驱动力指数计算方法，定量分析和比对了各驱动因素对生态用地的影响。［结果］2009—2017年生态用地共计转出2048万hm2，占生态用地总面积的472%； 转入316万hm2，占生态用地总面积的072%。8年来全省生态用地净减少1732万hm2，占2009年生态用地总面积的400%。生态用地的流向以耕地最多，向城镇村及工矿用地流出次之，向设施农用地的流出也有较大面积。［结论］（1）在影响生态用地变化的六大驱动因素中，耕地开发和城镇村工矿占用的驱动力指数最高，非耕农业占用对生态用地的变化有一定影响。（2）六大因素中城镇村工矿占用对当地生态环境的破坏力最强。     

常德市土地利用空间格局变化及驱动力分析

1997～2004年,湖南省常德市土地利用现状和空间特征入手,对比,各类土地利用空间格局的数量变化、结构变化和景观特性,可以看出:常德市土地利用变化的主要特征是林地、水域、建设用地面积的增加而耕地相应的减少;利用相关分析方法,分析了土地利用空间格局变化的主要驱动因子,揭示人口增长、农村经济发展、城建扩张、土地管理政策是常德市土地利用变化的主要驱动力。     

我国特大城市用地扩张的驱动力分析

总结出1990年代以来我国特大城市用地扩张的3个特点：一为特大城市数量和用地总量持续增加，用地增速与城市化发展速度不协调；二为特大城市人均用地呈波动变化，市均用地则持续增加；三为特大城市用地结构中国林绿地和铺装道路面积明显增长；分析了影响我国特大城市用地扩张的驱动力因素有人口增长、经济发展、城市环境改善和社会因素等，通过逐步回归分析方法得出影响我国特大城市用地扩张的主要驱动力是人口增长和年末实有铕装道路面积的增长；为了今后能够合理有效地利用城市土地，有关部门应该积极采取相关政策来合理控制城市用地扩张的速度。     

乌鲁木齐市耕地面积变化态势及驱动机制分析

[目的]耕地资源是我国乃至世界重要的土地资源,保护耕地数量不减少、质量不降低是我们每个公民义不容易的责任和义务。当前国内外对耕地保护的研究大多仅停留在时间上的比较以及定量的分析,很少对指标因素和时间进行横纵向比较。[方法]文章基于乌鲁木齐市2004~2013年耕地面积,从全市人口、经济、政策投资及科技与城建等4个大类出发,选取18个指标,分析了乌鲁木齐市耕地面积的变化态势和规律。采用主成分和多元回归的分析方法,揭示了耕地面积变化的驱动机制;采用相应的指标体系构建耕地面积变化驱动模型。[结果]研究表明:近10年乌鲁木齐市耕地面积呈减少-增多-减少趋势,而GDP、居民储蓄存款、市区总人口及财政支出是影响耕地面积变化的主要因素。[结论]鉴于此,该研究为乌鲁木齐市土地资源的合理配置、土地利用规划以及耕地资源的科学利用提供决策依据,为实现当地资源、环境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     

华北平原农地利用变化及驱动力分析

[目的]农地资源是人类赖以生存、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随着我国城镇化和人口数量的不断扩张,人地矛盾日益显著。探讨农地利用的变化情况其驱动力对于促进农地的可持续利用及保障粮食安全具有十分的现实意义。[方法]文章以华北平原地区为例,在分析农地利用变化的基础上,选取驱动力指标,通过灰色关联法分析其关联程度。[结果]2004~2016年间华北平原农地利用程度变化率均大于0,农地利用程度综合指数和复种指数呈下降的趋势。影响华北平原农地变化的各个驱动力从大到小依次为:人口、城市化率、农业科学技术、年平均气温、GDP、日照时数、农业机械总动力和年降雨量。关联度介于0.65~0.85的有人口、城市化率、农业科学技术和年平均气温。人为因素是主要的驱动力。[结论]华北平原农地利用受各种驱动力指标的共同影响,今后应因地制宜,在自然因素不可控的基础上,加强人为因素的调控,保障农地利用的同时促进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     

重庆“三峡库区”农村后续发展的动力机制研究

重庆三峡库区农村后续发展面临的主要挑战是移民安稳致富问题。解决这一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影响因素、生态农业发展、库区产业"空心化"以及劳动力转移等方面。该文通过综合学界相关研究成果,运用归纳演绎和分析比较的方法,从整体思维和重点突破相结合角度,提出库区移民安稳致富关键是农村发展的动力不足。文章从实证研究的角度,提出解决库区农村发展动力不足的核心问题是推动体制机制创新,并从6个方面创新库区农村发展的动力机制给出思路性对策建议:建立库区农村改造和新城建设的统筹规划机制;健全库区农业基础设施和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投资机制;推动库区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建立新型农业经营机制;以特色休闲乡村旅游为抓手,充分发挥库区农村文化动力机制;以职业教育为载体,建立农业转移人口培训与就业长效机制;健全政府与市场互动作用的保障机制,从而实现库区农村的科学发展与和谐发展。     

基于PCA STIRPAT模型的绿洲区耕地变化社会经济驱动力研究*——以酒泉市为例

［目的］耕地是极其稀缺的自然资源之一，绿洲耕地资源是绿洲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保持一定数量和质量的耕地资源对绿洲区社会经济生态稳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以绿洲区典型城市酒泉市1997—2016年的耕地面积有关数据为基础，剖析影响酒泉市耕地面积变化的主要社会经济因素。［方法］主成分分析法和STIRPAT模型。［结果］（1）1997—2016年酒泉市耕地面积整体呈波动式减少趋势； （2）由主成分分析表明，酒泉市耕地面积变化与城镇化水平（城镇化率）、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人均GDP、公路里程、社会消费品总额、地区生产总值等）、农业产值（粮食作物总产量）存在较大相关性； （3）STIRPAT模型分析结果表明， 1997—2016年酒泉市耕地面积变化的主要驱动力是城镇化率、人均GDP及公路里程； 随着城市化率的不断提高，对酒泉市耕地面积的增加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由于绿洲农业粗放式发展方式的广泛应用，人均GDP的增长是以牺牲更多宝贵的土地资源为代价的，导致绿洲农业面积的耕地面积进一步减少； 公路里程与耕地面积呈负相关。随着公路里程的增加，耕地面积减少，符合预期。［结论］研究认为可通过提高城镇化率、完善交通基础设施、提高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转变绿洲区农业发展方式、增加技术投入等方面遏制绿洲区耕地面积进一步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