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房投资与家庭创业:促进还是挤出?--基于CFPS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房价持续增长的现实背景,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以家庭住房数量为核心检验住房投资对城镇家庭创业选择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相比无房家庭,自有住房家庭的创业概率并未显著提高;当家庭有多套住房时,才能显著提高创业概率。同时,对仅有一套住房的家庭,住房价值对家庭创业没有显著影响。但对有多套住房家庭而言,住房价值能显著提高创业概率。本文发现住房投资尽管能够通过缓解信贷约束、增加风险偏好等机制促进创业,但也会对创业产生显著的挤出效应。只有在政府坚持住房去金融化和"房住不炒"的调控政策下,住房投资对家庭创业的促进作用才能逐步占据主导。     

数字金融对家庭创业决策的影响研究

本文以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作为数据来源,从微观角度出发,研究数字金融对家庭创业决策的影响。具体而言,本文将家庭创业决策分为创业行为决策和创业意向决策,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对二者皆具有显著正向影响;通过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金融对家庭创业决策的促进作用在男性、年轻以及城市样本中更加明显;进一步,本文对数字金融促进家庭创业决策的作用机制进行检验,发现该促进作用是通过缓解家庭资金约束、提高家庭信任水平和增强家庭风险偏好这三个机制来实现的。本文的研究有利于人们更好地从微观角度理解数字金融对家庭创业决策的积极作用,推动数字金融发展和提高家庭创业水平,进而促进我国经济发展。     

家企混同、保险保障与创业存活

创业存活比创业涌现更重要,中国小微企业存活水平低是导致“消失的中等企业”问题的重要原因,是阻碍创新型经济发展的关键掣肘。本文从“家企混同”的独特视角出发,构建了“家庭资产-创业企业-家庭保险”的资产组合理论模型,得到了家庭保险提升创业存活的一系列可检验假设。进一步,使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小微企业主样本并融合创业政策数据、淘宝村数据、数字金融指数进行实证检验。经验证据显示,家庭保险能显著提升创业存活,且该结论具有稳健性,在考虑了内生性问题后依旧成立;提升效应因保险属性、行业要素弹性、所处区域的不同而存在异质性;家庭保险对存活企业资产规模和员工数量具有正向影响,有助于存活企业迈向中等企业之路;家庭保险与国家创业政策及数字金融具有协同效应。从作用机制来看,一方面,家庭保险能够抑制“家产企用”所产生的连带风险,从而提升创业存活;另一方面,家庭保险能够抑制“家事殃企”所引发的风险溢出,从而提升创业存活。     

关系型借贷视角下购房融资方式与家庭创业行为——基于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深入考察购房融资方式对家庭创业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相较于民间借贷购房的家庭,按揭贷款购房的家庭参与创业活动的可能性更高,且更倾向于主动创业。进一步机制分析发现,相较于民间借贷购房,按揭贷款购房能够降低家庭的流动性约束,缓解家庭的资金压力,从而促进创业。同时,按揭贷款购房能使家庭获得充足的贷款额度与较长的贷款期限,进而有助于家庭创业。而且在偿还按揭贷款的过程中,家庭能与银行建立长期良好的信贷关系,从而有助于提高家庭获得正规信贷的可能性,促进家庭创业。为了积极推进创业创新的战略部署,应进一步健全银行信贷体系,发展和完善住房金融制度,从而有利于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释放和激发家庭创业活力。     

认知能力对失地农民创业行为的影响研究

失地农民的生存和发展问题始终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而创业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途径。本文使用2010—2018年CFPS三期混合截面数据，实证研究了认知能力对失地农民创业决策及其绩效的影响，结果表明，认知能力能够显著促进失地农户创业行为，信息效应、风险偏好效应和社会互动效应是认知能力对创业产生影响的重要机制。异质性分析发现，认知能力的提高对年轻家庭、中部地区家庭、城郊家庭和征地补偿款在25%—50%水平上的家庭的影响效应更大，对机会型自我雇佣的影响更大。因此，地方政府和失地农民应充分意识到认知能力的重要性，农户需提高认知能力水平，政府应制定恰当的失地农民创业政策，提升农户的创业水平和绩效，为失地农民解决生存发展问题铺好政策道路。     

住房“借款”与“还款”对家庭创业行为的影响——来自CHFS微观调查数据的最新证据

本研究在经济不确定性上升的背景下，探讨负担住房负债及还清住房负债对创业活动所带来的影响。本文利用2013年、2015年、2017年、2019年多轮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微观面板数据，考察住房负债对家庭创业的影响，同时考察了还清住房负债对家庭创业的作用。研究发现，与没有住房债务的家庭相比，住房负债会降低家庭参与创业活动的概率，但家庭一旦还清了住房负债，其财务抗风险能力和风险偏好增强，从而提高家庭参与创业活动的概率。此外，研究也发现还清住房负债对“一套房”家庭的创业活动产生了正向的显著推动作用，而对有“多套房”家庭的创业活动则缺乏如此显著的影响。     

金融借贷、家庭创业与农户返贫防范——基于贫困脆弱性视角北大核心

本文利用中国家庭动态追踪调查(CFPS)2012—2018年四期调查数据,通过VEP方法测算农户家庭贫困脆弱性,研究金融借贷的返贫防范作用及影响机制。实证结果表明,金融借贷能显著降低农户家庭返贫风险,但借贷渠道不同,其返贫防范效果存在明显差异,表现为仅非正规金融借贷与未来返贫概率存在“U”型关系。机制检验发现,家庭创业是正规金融借贷防范农户家庭返贫的重要机制,而非正规金融借贷不能通过创业产生收入效应和网络信息福利效应,其返贫防控作用不明显。异质性分析发现,金融借贷能明显降低非创业、弱社会资本、乡村、西部地区农户家庭未来返贫概率。     

人口老龄化如何影响家庭杠杆率

近年来,中国家庭杠杆率的上升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人口老龄化可能对家庭杠杆率产生影响。理论推导表明,老年人口占比增加会提升家庭杠杆率。实证分析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检验得出人口老龄化对家庭杠杆率的影响为正。机制分析发现,老龄化导致低收入人群在面对住房需求和应对老龄化支出时,倾向使用住房抵押贷款以平滑生命周期消费,进而推高了家庭杠杆率。同时,本文发现家庭面临的健康风险与养老抚幼双重负担,也是老龄化导致杠杆率攀升的潜在作用机制。此外,老龄化对家庭杠杆率的影响在城乡类型和户主受教育水平差异,以及家庭小型化程度之间存在异质性。     

养老保险对家庭创业的影响及机制研究——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经验证据

创业已经成为中国的一项重要发展战略。本文采用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从养老保险广度与养老保险深度两个维度分析养老保险对家庭创业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养老保险对家庭创业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进行稳健性检验、内生性处理及克服样本选择偏差后,养老保险对家庭创业依然具有促进效应;异质性分析发现,养老保险对家庭创业的促进效应主要体现在青壮年群体、城镇群体、男性群体中;在影响机制方面,养老保险通过提高居民的风险偏好和缓解融资约束,促进家庭创业。据此,文章提出进一步提高养老保险覆盖率和保障水平,加快推进城乡养老保险一体化进程,通过创业培训和改变融资环境来推动家庭创业等政策建议。     

数字金融能促进创新创业吗？——来自280个地级市的证据

本文将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与中国创新创业区域指数相匹配，运用2011—2018年我国280个地级市面板数据，研究了数字金融的发展对城市创新创业的影响。本文研究发现数字金融能够显著地促进城市的创新创业活动。从创新创业子维度看，数字金融对新建企业、外来投资、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公开数等有显著的促进效应；从区域上看，数字金融对创新创业的驱动效应呈现东部最弱、中部次之、西部最强的特征。作用机制的分析表明数字金融通过缓解信贷约束、提高金融效率和提高收入三种渠道影响城市创新创业。最后本文提出加强“新基建”建设和实行区域差异化数字金融发展战略等政策建议。     

人口年龄结构与金融结构——宏观事实与微观机制

人口年龄结构是影响宏观经济的重要因素,不仅能够通过“人口红利”影响经济增长,也能通过金融资产需求作用于金融结构,进而影响经济增长。首先,本文基于宏观数据发现人口年龄结构与金融结构之间存在紧密联系,伴随老年人口占比的提高,金融结构更偏向间接融资,且以金融行为来衡量的风险偏好程度显著下降;其次,本文基于2013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从微观主体对金融资产需求的角度研究人口年龄结构对金融结构的影响机制,分析家庭人口年龄结构对风险资产参与行为及风险态度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家庭老年人口占比越高,家庭参与股票或基金投资意愿及比重越低;对于已持有风险资产的家庭,老年人口占比提高,家庭风险资产持有比重会降低。此外,家庭人口年龄结构会影响风险态度,家庭老年人口占比提升会显著降低风险偏好程度,这是其影响家庭风险资产参与行为的重要渠道。     

普惠金融与创业:“授人以鱼”还是“授人以渔”？

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战略推进的关键时期,本文考察了普惠金融对创业的影响和作用。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普惠金融的发展对创业具备显著的增进效应。考虑多种模型设定、不同自变量和因变量度量方式以及内生性问题讨论的稳健性检验均不改变本文的主要结论。在此基础上,本文对普惠金融影响创业的作用机制进行了检验。结果发现,普惠金融并没有通过缓解家庭资金约束来促进创业,普惠金融对创业的增进作用主要来源于对居民金融能力的提升。随后,本文实证检验了金融教育对普惠金融影响创业的调节作用。结果发现,随着金融教育的普及,普惠金融发展对创业的促进作用将加强。区分普惠金融不同维度可以发现,金融教育对普惠金融影响创业的调节作用,是通过提高金融服务使用度对创业的增进效应实现的。本文的研究表明,相较于传统金融发展,实现金融广化更有助于居民创业精神的激发。     

混频数据信息下的时变货币政策传导行为研究——基于混频TVP-FAVAR模型

现实经济环境中,货币政策操作受到金融市场及宏观经济信息的共同影响.如何基于混频大数据信息分析货币政策行为机制是需解决的现实问题.为此,本文提出一种混频时变参数因子增广向量自回归(MF-TVP-FAVAR)模型.基于宏观经济及金融市场等多维度混频数据信息的实证结果表明:首先,MF-TVP-FAVAR模型在宏观金融混频数据中提取的金融形势指数(FCI)能较好地表征宏观经济先行趋势,为货币政策的制定提供前瞻性信息.其次,混频TVP-FAVAR模型可以捕捉价格型和数量型货币政策传导的高频时变特征.与货币供应量相比,利率传导对产出的影响具有滞后性.利率传导随着利率市场化改革愈发畅通,而信贷传导机制因财政政策搭配等问题日渐受阻.再次,货币政策传导效果受到经济周期影响,无论产出效应还是价格效应,经济上行时期,货币政策传导机制都比经济衰退时期更加通畅.价格型和数量型传导机制在经济下行时的作用效果均会减弱,但数量型货币政策更易受到经济周期的影响.最后,货币政策对FCI的冲击响应具有时变性,说明金融市场信息冲击对我国货币政策调控具有结构性的动态影响.货币当局制定尤其是微调货币政策时应及时评估金融市场信息冲击的影响.     

人口老龄化、养老保险基金缺口弥补与经济增长

本文构建一个包含财政支出和公共债务的世代交叠模型,以养老保险基金缺口弥补为核心内容,考察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探讨采用何种基金缺口弥补方式更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研究发现,若采用财政补贴方式弥补基金缺口,生存概率上升和生育率下降均提高经济增速;若采用发行公债方式或两者兼用方式弥补基金缺口,当人力资本产出弹性较小时相应结论不变,反之则经济增速随生存概率上升呈倒U型变化趋势,随生育率下降而提高。基金缺口弥补方式是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制度因素,人力资本产出弹性较小时发行公债方式下的经济增速最高,反之则为财政补贴方式。结合我国现实,本文认为政府应探索包括发行公债在内的多种基金缺口弥补方式以更好地应对人口老龄化,实现经济长期较快增长。     

降低企业基本养老保险政策缴费率能促进年金发展吗?北大核心

构建有效的多层次养老保障体系是积极应对我国人口老龄化的重要举措。本文基于税收调查数据,利用政策缴费率的差异,识别企业基本养老保险缴费负担对企业年金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基本养老保险缴费负担抑制了企业年金发展,其中政策缴费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企业建立年金的概率会下降0.29个百分点,年金缴费率会减少0.06个百分点。使用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分析,基本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分析表明,基本养老保险会通过利润分享渠道、缴费能力渠道和缴费动机渠道影响企业年金发展。此外,企业基本养老保险对年金的影响,在企业产品定价能力较弱或小规模企业中更大,也会随地区经济增速的差异而不同,且仅在非国有企业中显著存在。依据本文估计的结果可以推算,企业基本养老保险政策缴费率降低4个百分点,能使年金覆盖率增加1.2个百分点,这同目前5.7%的覆盖率相比,是一个较大幅度的提升,但也应注意到6.9%的覆盖率依然偏低,年金发展需要更为积极的支持政策。     

偿付能力、生命周期与养老金动态调整策略

本文从生命周期的角度,把养老保险基金的偿付能力作为内生变量,直接引入到养老金调整模型,使之能够自我反馈信息和修正预测偏差,并能根据偿付能力的变化对养老金进行动态调整,最终使养老保障能力与偿付能力实现了内在统一。情景分析表明:(1)在人口出生率和经济增速持续放缓的趋势下,如果不优化当前的养老金调整模式,偿付能力不足的程度将持续加剧;(2)与现行政策和现有模型相比,基于偿付能力构建的调整模型,能有效缓解偿付能力不足的程度,而且降低了养老金大幅波动的风险;(3)结合生命周期理论来调整养老金,不仅偿付能力的提升效果优于其它模式,而且延长了参保人员应对风险的时间,更加符合风险承受能力变化的生命周期特征,提高了抵抗风险的能力;(4)在制定延迟退休年龄等政策时,要综合考虑调整模式、养老金增长率和人口出生率等多方面因素,养老保险基金才可能持久地保持充足的偿付能力。     

福建省大学生创业政策分析及优化探析

大学生创业政策是大学生创业的重要推动力量.文章从大学生创业政策的功能性和效用角度出发,综合分析福建省大学生创业教育培训政策、创业促进政策、创业融资政策和创业环境政策的优势与不足,提出应调校政策指向,强化创业教育,加大促进力度,创新融资渠道,营造创业气氛等政策建议.     

Entrepreneurship as foresight: A complex social network perspective on organisational foresight

This paper address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oresight and entrepreneurship. It characterises the foresight inherent in entrepreneurial activity as situated within particular discourses, or communities of practice (CoPs) in a range of structures. The argument is based on the use of complexity theory (CT) to provide insight into the dynamics of entrepreneurial activity. Complexity theories of entrepreneurship are grounded in empirical studies of entrepreneurial action. A multilevel model (MM) characterising emergent structures within the entrepreneurial domain is presented as an extension of existing CT, with entrepreneurship characterised as the practice of foresight relating to that structure. The model is grounded in two case studies of entrepreneurial ventures in high velocity business environments, airline services, and sound system accessories. An empirical model—EROS—Experiments, Reflexivity, Organising Domains, and Sensitivity—is developed to reflect entrepreneurial processes at the level of the individual, the firm, and inter-firm connections—and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them. The notion of the CoP is used to deepen the analyses, examining how the layers of the MM are constituted through the foresight inherent in entrepreneurial activity over time. As well as presenting a coherent theoretical understanding of the entrepreneurial landscape, there are practical implications for policy-makers and educators wishing to improve entrepreneurial foresigh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