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权力与工资水平的博弈:“民工荒”的一个解释——兼论“刘易斯模型”的改造

农民工经济权力与工资水平的博弈是"民工荒"的问题所在,据此可知刘易斯模型是一个动态的水平面,而不仅仅是静态的水平线,中国的实际情况表明刘易斯转折点将比预期提前到达,要求巩固民工权益保障的既定成效,产业结构优化与农民工职业培训相结合,适时适度调整计划生育人口政策。     

揭示后金融危机“民工荒”现象的内在本质

2009年下半年以来,随着我国国民经济呈企稳回升的态势,劳动力市场供求发生微妙的变化,出现了后金融危机的＂民工荒＂。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2011年,并很可能成为今后的一种常态。＂民工荒＂现象的出现,并不意味＂刘易斯拐点＂的到来,但标志着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时代已经结束。农民工市民化是有效缓解＂民工荒＂的重要举措。     

人口转变视角下的就业与经济发展问题分析——对“刘易斯拐点”的反思

我国终将会面临＂刘易斯拐点＂的到来,然而＂刘易斯拐点＂牵涉到的人口、就业与经济发展的诸多关系尚存认识上的分歧和疑点。不管是从实证经验上还是从理论逻辑上看,＂劳动密集型产业有利于就业机会的增加＂是值得质疑的。＂刘易斯拐点＂是形成一个健康的劳动力市场制度的良好契机,它将摈弃此前不论有多少新增就业、工资都不会涨的典型二元经济发展模式,在这一拐点后劳动供给不再无限、工资上涨、人均收入得到实质性增长,这才是我们真正需要的经济发展模式。     

“民工荒”的博弈分析及政策建议

刘易斯等创立的二元经济理论一直被推崇为是指导发展中国家实现工业化的经典模式,但这一理论在我国新的发展阶段却遇到了“民工荒”现实的严峻挑战。本文从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出发,在对农民工进城打工成本收益进行分析的基础上,用博弈论分析方法对我国由“民工潮”到“民工荒”的原因进行分析,最后从增加农民工收入和减少其成本方面探讨解决目前“民工荒”的政策建议。     

“十二五”期间加快我国农民工市民化的思路与对策研究

＂十一五＂以来我国农民工市民化进展缓慢。目前,隐性户籍门槛、农民工的工资收入、尚未健全的社会保障与城镇住房保障等仍然制约着农民工市民化。＂十二五＂期间我国农民工的市民化诉求将更为强烈、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压力将更为突出;因此要以均等化享受公共服务为制度创新的重点,充分发挥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积极性,重点推进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这就需要创新农民工的劳动就业制度、完善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健全农民工的城镇住房保障、完善覆盖农民工的城镇公共服务体系以及加快户籍制度改革等。     

“新农保”如何处理与农民工及失地农民养老保险的衔接问题

在社会保障城乡统筹的大背景下,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与农民工及失地农民养老保险的制度衔接问题日益凸显出来。＂新农保＂与农民工养老保险的衔接问题实质上是解决人口在城乡之间、行业之间以及职业之间流动所产生的问题,与失地农民养老保险的衔接问题实质上是新制度如何增强失去传统保障形式的特殊群体的保障问题。     

金融服务跟着农民走——“安顺经验”填补外出打工农民金融服务空白

长期以来,外出农民工金融服务存在着一些突出问题：一是农村金融网点少,金融服务开展难;二是农民工贷款遭遇＂两头空＂,信贷支持获取难;三是银行特色金融服务少,农民工需求难满足。针对这些问题,贵州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安顺办事处实施＂走出去＂战略,     

关于中国刘易斯拐点的判断

2009年民工荒的出现引发了新一轮关于"是否到达刘易斯拐点"的讨论,对于该现象出现的原因学术界观点不一而足,主流的是以蔡昉学者为代表认为中国已经到达了刘易斯拐点的观点。但是从近几年来看,国内处于民工工资上涨和大量农民工无法就业的矛盾状态,这使得从工资上涨和用工荒的出现得出中国已经处于刘易斯拐点的结论存在着争论。     

经济转型的动力—“刘易斯拐点”出现

<正>一、"民工荒"凸显"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1."刘易斯拐点"往往先于"人口红利"拐点出现"刘易斯拐点"与"人口红利"的概念极易混淆,二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刘易斯拐点是讲在二元经济结构中,在农业剩余劳动力消失之前,社会可以源源不断地供给工业化所需要的劳动力,同时实际工资不会上涨。直到工业化将剩余劳动力吸纳干净,此时若要继续吸     

农民工养老保险制度建设探索——由农民工“退保潮”引发的思考

解决好农民工的养老问题,利于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保持社会的和谐稳定。如何保障广大农民工的养老权益,如何更好地推进农民工的养老保障制度也就成为当前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创新需考虑的问题。本文从农民工＂退保潮＂这一现象入手,逐一分析了农民工养老保障制度推进中存在的障碍,推进效果不佳的原因,并尝试着提出一些解决农民工养老保险问题的建议。     

碎片化医保制度设计弊端与农民工医保模式路径选择

我国二元社会保障模式的构建思维一直影响我国保障制度的建设,导致我国医保制度建设呈现碎片化趋势,农民工医保制度也受这一传导机制影响。鉴于碎片化医保制度存在的诸多弊端和单独构建农民工医保模式存在的制度缺陷,农民工医保模式的路径选择应该是纳入现有保障制度框架。当前最关键和最紧迫的问题是提高现有医保制度统筹层级、解决三大医保制度接续以及加强农民工医保制度的配套建设。     

二代农民工生存条件与新型城镇化

根据改革前后两个不同时期的生育政策和成长环境的客观条件,以1980年为界,将之前出生的农民工称为第一代农民工,之后出生的称为第二代农民工。二代农民工已成为当今农民工的主体,实现二代农民工城镇化最需要关注的是其子女教育、住房保障和收入增长等问题。近60％的二代农民工不愿拿土地换城镇户籍,原因是农民工子女在城市接受教育、农民工稳定就业和住房保障等方面的政策依然不健全、不完善。本文关注的是二代农民工的生存条件与其城镇化的问题,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农民工”问题与政府绩效考核

农民工为城市做出了许多贡献，但他们却没有享受到与贡献对等的权利。党和政府一向高度重视农民工问题，近年来制定了一系列保障农民工权益和改善农民工就业环境的政策措施，但侵犯农民工的合法权益的事件仍时有发生，让农民工和城市人一样平等享有合法权益还任重道远。为激励政府把做好农民工工作摆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突出位置，有必要把解决农民工问题纳入政府绩效考核体系。     

金融排斥对农民工创业意愿的影响分析

以对农民工创业意愿调查的结果为依据,分析了制约农民工创业的金融排斥现象。通过对调查对象的选择结果进行统计和分析,得出户籍与农民工创业风险是农民工受到地理排斥、评估排斥、条件排斥、价格排斥、营销排斥和自我排斥的主要原因。因此,可以通过改革农村土地金融制度,提高对农民工提供金融服务的金融机构的风险补偿水平及大力发展小额贷款公司等办法克服金融排斥现象。     

农民工工伤保险参保行为与城市融合——基于武汉市的调查

文章基于2012年武汉市调研数据,对样本地区农民工参加工伤保险对其城市融合的作用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工伤保险对城市融合的作用根据个人的经历而变化,实际上只有那些遭遇过工伤事故的农民工,工伤保险对城市融合的正向影响才显著。另外本文进一步研究了影响农民工参加工伤保险的因素,结果发现,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农民工参加工伤保险的概率变大;相对于制造业和零售、住宿餐饮业而言,建筑行业的农民工参加工伤保险的概率更低;在个体私营企业从业的农民工和没有签订劳动合同的农民工参加工伤保险的概率更低。最后,基于分析结果,文章对扩大农民工工伤保险的覆盖率,从而加强其城市融合给出了具体的政策建议。     

上海世博会背景下就业劳务资源系统的建立与整合 基于城市外来务工群体的现状

随着城乡发展的推进以及新一代产业整合与人力资源的调整，现今中国的城市外来务工者已经成为不容忽视的群体。本文根据世博会背景下的调查数据，对上海目前域市外来务工就业数据进行分析，并对世博会背景下城市外来务工就业劳务现状，着眼于外来务工群体进行人力劳务资源的合理配置和资源疏导，提高其产能效率，以及完善农村创业后勤体系，提出建立一个疏导与引导外来务工就业的完善系统。     

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对城镇化的影响研究——以常州市武进区为例

文章以常州市武进区为例,分析了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保障存在社会保险参保率低、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缺失等问题,以及其对城镇化的影响进行了理论和实证研究,提出提高城镇化水平必须以完善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保障为核心,进一步加快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对策.     

农民工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制度研究

根据<社会保险法>第九十五条"进城务工的农村居民依照本法规定参加社会保险",农民工养老保险问题有了法律依据,但是缺乏具有可操作性的制度规定,构建独立运行的农民工养老保险制度迫在眉睫.在个人账户制度下,农民工养老保险是看得见、可积累、可转移的养老权益,既可以与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制度对接,又可以与新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对接.依照...     

聚焦“第二代农民工”——第二代农民工问题研究综述

近5年来,学术界围绕第二代农民工的界定、特征、生存状况、犯罪现象、社会保障、教育培训、市民化等方面开启了第二代农民工问题的研究与探索,并取得了一些成果。但目前该研究总体上尚处在起步阶段,方兴未艾,这就使得目前的研究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研究不深入、不系统、学理性不强等特点。未来第二代农民工问题研究有待在实证研究基础上提升其学理性,在现状研究基础上着眼于对策研究,并正确处理好农民工共性研究与第二代农民工个性研究的关系。     

新生代农民工养老保险参与意愿及影响因素——基于安徽省调查数据

摘要：文章从理性选择理论出发,建立养老保险参与意愿模型,运用Tobit模型和安徽省微观调查数据研究了新生代农民工养老保险参与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参与意愿较高,实际参与率较低;性别与婚姻对新生代农民工养老保险参与有显著影响,文化程度与年龄对新生代农民工养老保险参与没有显著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养老保险参与意愿概率不仅仅是其经济理性体现,更重要的是其非经济理性行为的体现,这些非经济理性变量对新生代农民工养老保险参与概率与数量都有非常显著的正向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