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资金循环流动视角的结构性杠杆与金融脆弱性——理论框架与中国实践

基于资金循环视角,从杠杆率定义推导出资产收益率是连接微观杠杆率与宏观杠杆率的纽带,进而从理论上论证我国经济部门结构性微观杠杆率差异在于各部门之间的资产收益率的差异。依据该理论考察我国现实杠杆率结构,结果发现:当前我国一些部门与行业的现实杠杆率与理论分析相悖,造成了资金的错配,严重冲击了我国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加大了我国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因此,在保稳定、防风险政策实施过程中要精准识别不同部门、不同领域杠杆率的性质,科学施策,避免“一刀切”的金融去杠杆。     

天津市非金融企业杠杆率水平测算及风险防范

本文采用宏观和微观相结合的方式研究天津市非金融企业杠杆率问题.经测算,在宏观杠杆率方面,天津市非金融企业杠杆率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主要融资工具杠杆率均处于上升通道,其中间接融资杠杆占主导地位.在微观杠杆率方面,天津市非金融企业杠杆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及其他直辖市水平,且呈现“国进民退”、“顾大失小”、“避轻就重”、“喜旧厌新”四个特征和趋势.究其原因,天津市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投资驱动型增长模式,经济结构偏重,企业规模偏大、国企比例偏高等微观企业结构,股权融资参与度不足、利率水平较低等金融生态造就了天津市非金融企业杠杆率过高.在简要分析了高杠杆率所带来的潜在风险后,本文立足于中央银行角度,从维持适应的货币环境、促进企业主体转型升级、减轻企业利息负担和有效防范金融风险等四个方面给出政策建议.     

多维视角下我国居民杠杆率的国际对比研究

本文基于BIS公布的39个国家的居民杠杆率数据,从债务覆盖度、经济社会基本面、长期发展动力等多维视角对我国居民杠杆率水平的高低进行综合评价。我国居民杠杆率从2008年的低位一直高速增长,至今已经处于偏高水平,但仍为监管部门"控制居民杠杆率过快增长"留有一定的政策空间。为控制我国居民杠杆率过快增长,要保持稳房价政策的连续性,抑制高房价与居民杠杆率的正反馈效应,加快城镇化进程的同时扩大服务业供给以及推动普惠金融的发展。     

货币政策能够兼顾稳增长与防风险吗？——基于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的分析

为构建金融有效支持实体经济的体制机制,需平衡好稳增长、调结构和防风险三者间的关系。在此背景下,本文在两部门新凯恩斯主义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中引入异质性抵押约束,探讨货币政策如何兼顾稳增长和防风险,进而促进金融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本文模拟结果显示:(1)降低利率和强化国企抵押约束可促进稳增长与稳杠杆。推动国企贷款利率趋于市场水平并降低非国企贷款成本,积极发挥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作用,将增进其政策效果;(2)2008-2016年宏观杠杆率上升主要与国企抵押约束过松有关,2017年后利率对宏观杠杆率的调控增强;(3)宏观审慎政策框架下,货币政策盯住宏观杠杆率,并根据政策目标和经济背景适时调整利率与杠杆率的内生关系,能够优化货币政策效果。对于降低利率和强化国企抵押约束的政策组合,根据宏观杠杆率的变化同向调整利率水平有利于经济稳步增长和宏观杠杆率趋稳。     

稳增长和防风险双重目标下最优居民部门杠杆率测度

居民部门杠杆率是宏观杠杆率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经济增长和金融风险都有显著影响，在我国稳增长、防风险的背景下，测度其最优杠杆率水平十分必要。本文对居民部门杠杆率与经济增长以及金融风险的关系进行了理论分析，并利用我国2006—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发现居民部门杠杆率与经济增长呈倒“U”型关系，与金融风险呈“U”型关系；我国最优居民部门杠杆率阈值区间为[44.99%,61.51%]。从全国层面来看，我国居民部门杠杆率水平已超过最优区间；从区域层面来看，不同省份差异较大，总体呈现出东部地区较高、中部地区较低、西部地区几种情况并存的特征。因此，我国的居民部门杠杆率政策需因地制宜，并在保持总体杠杆率稳中有降的政策下，辅以其他手段来激发消费潜力。     

疫情下中国宏观杠杆率的新变化、风险与应对策略

2020年在新冠疫情冲击下,逆周期调控政策推动宏观杠杆率快速攀升,表明自2015年起的去杠杆进程告一段落。与2008-2014年加杠杆阶段相比,2020年各部门加杠杆的结构、渠道、期限出现新变化。非金融企业部门加杠杆的主体发生变化,国企杠杆率趋于下降,私营企业负债快速增加。"房住不炒"下居民平稳加杠杆,贷款增速有所回落。政府部门对宏观杠杆率增幅贡献率上升,中央政府承担支出责任的主动性提高,地方政府市场化融资水平提升。总的来看,宏观杠杆率快速上升缓冲了疫情负面影响,促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但也提高了企业、居民债务风险,加重了地方财政收支平衡的压力。当前,要处理好稳增长和防风险的关系,稳定宏观杠杆率,有序处置各部门债务风险,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提高直接融资占比。     

杠杆率重估与债务风险再探讨

现有研究流行以债务率(债务/GDP)指标衡量杠杆率及其债务风险,而关于该指标适用性的探讨却较为不足。理论分析表明,债务率指标忽略了与偿债能力相关的资产情况,存在学理上的缺陷和实践操作上的不足,不是衡量杠杆率的完美指标。本文构建并测算了宏观层面以资产负债率(债务/资产)指标衡量的杠杆率,为健全宏观杠杆率指标体系提供了有力补充。利用资产负债率、债务率与资本产出比之间的转化关系,本文克服了该杠杆率指标的估算难题,并结合国际清算银行和宾州世界表数据,重估了全球42个主要国家1950-2015年的杠杆率。在此基础上,本文初步检验了该指标的风险预测能力,并重新评估了中国的债务风险。中国债务率的上升主要来自于资本产出比而不是资产负债率的上升,债务问题的核心不在于资产负债率,而在于资产质量及其产出效率,这与欧美国家具有本质差异,相应地需要不同的解决思路。     

不一样的杠杆——从国际比较看杠杆上升的现象、原因与影响

本文以次贷危机前美欧国家的杠杆率上升为参照,比较了中国2009-2016年期间中国杠杆率上升的现象、构成、原因及其对实体经济的影响。较高的货币增速、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预算软约束、高储蓄率等旧原因难以解释中国近年来杠杆率的快速上升。从制造到服务的经济结构转型特定背景下,债务扩张带来的真实GDP增速和通胀增速边际效力下降,带来杠杆率上升。应对中国式高杠杆,宏观层面重点是避免通缩,结构层面重点是放松服务业管制、平衡中央和地方关系并推动相关投融资机制改革、以及其他释放经济增长活力的改革措施避免政府被动加杠杆。     

“流动性陷阱”中的金融加速器和杠杆作用

本文通过建立包含房地产价格、金融摩擦以及货币政策的新凯恩斯宏观经济模型,研究了非基础面的预期冲击对"流动性陷阱"驱动的动态特征。研究表明,当宏观经济陷入悲观预期驱动的流动性陷阱后,抵押品效应收缩所引起的信贷约束将成为预期冲击影响实际产出的主要传导渠道。杠杆率越高,冲击所引起的经济衰退越严重,流动性陷阱的持续期也更为持久。因此,政府应加大对金融创新的监管力度,并积极实施宏观审慎政策,以避免杠杆率水平过高引发"流动性陷阱"。     

宏观审慎政策与银行风险承担研究

针对宏观审慎政策中的逆周期政策工具对银行风险承担产生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在理论上研究了逆周期政策工具所带来的宏观和微观效应,并运用动态面板数据广义矩估计方法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在信贷扩张期杠杆率、贷款损失准备金率的上升会使银行的当期风险承担水平增加,资本充足率的提高使风险承担降低。而滞后六个月的资本充足率、杠杆率、贷款损失准备金率的上升可以显著降低当期的风险承担水平,宏观审慎政策工具的宏观效应和微观效应一致。     

中国经济杠杆率水平评估及潜在风险研究

近年来,有关我国经济杠杆率高低的讨论非常激烈。有学者运用一些基于经验总结的判断标准,认为当前我国经济已处于高杠杆区间,存在着较大的潜在风险。本文在梳理国内外有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我国经济的杠杆率进行了评估和结构分析。分析结果表明,当前我国经济的杠杆率水平总体可控。当前的最大风险不是杠杆率的绝对水平,而是地方政府和非金融企业杠杆率较高的结构性风险,以及经济增速逐渐下行所可能引发的债务偿还风险。当前我国不宜实施过急的去杠杆行为,而应该用好、用活目前仍然存在的杠杆率空间,优化债务结构,在经济增长过程中逐步降低杠杆率水平。     

最优同业杠杆水平对商业银行风险的影响——兼论监管与金融科技发展环境的作用

本文使用银行业微观经营数据研究商业银行同业杠杆率影响其风险的机制与效果,结果表明:(1)商业银行同业杠杆率与风险呈现U形关系,目前需要降低同业杠杆率以降低商业银行风险水平;(2)提高商业银行同业杠杆率会降低其流动性创造能力,但会增加盈利水平;(3)监管与金融科技发展均有助于降低同业杠杆率对商业银行风险的负面影响。     

杠杆率、债务风险与金融稳定——基于理论和中国经济杠杆率的实证分析北大核心SSCI

危机以来,金融机构"去杠杆化"及其伴随的主权债务风险上升、经济增速放缓引起了各国的高度关注。IMF认为,主权债务风险将是未来影响全球金融稳定的最主要因素之一。当前中国正步入增速放缓、结构转型升级的新常态,债务风险问题也备受关注,中国经济各部门的债务率(杠杆率)发生了哪些变化,蕴含了何种风险,未来该如何应对?本文对杠杆率与经济增长、金融稳定之间的作用进行理论探源,并通过实证分析研究我国各经济主体杠杆率的构成及变化,并与其他国家进行对比,以期捕捉我国金融体系的脆弱环节和风险薄弱领域。     

制造业企业房地产投资与企业杠杆率

摘 要：21世纪以来,中国制造业企业进行房地产投资是其“多元化”投资战略的主 要形式之一。本文利用2010-2020年中国 A 股上市制造业企业数据,研究了制造业企业 房地产投资对企业杠杆率的影响,发现制造业企业房地产投资能够提升企业杠杆率。机 制分析表明,制造业企业房地产投资通过发挥挤压效应和抵押效应进而提高企业杠杆率。 制造业企业房地产投资对企业杠杆率的提升作用在非国有企业和小企业中更显著。在区 分长期杠杆率和短期杠杆率后,制造业企业房地产投资对企业杠杆率的提升作用表现在 长期杠杆率方面,同时该提升作用显著提高了企业的财务风险。本文提出企业应当加大 研发创新,促进自身高质量发展;政府监管部门完善系列政策避免制造业企业盲目进行房地产投资而导致“企业空心化”。     

分部门信贷对经济增长的门槛效应研究

杠杆率取决于信贷和GDP的相对增速,本文从增速这一"流量"视角考察分部门信贷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并以投资贡献率、人均消费增长、人均资本存量增长、贸易水平、工业化水平和非金融杠杆率为门槛变量,探究分部门信贷对经济增长作用的促进因素和抑制因素.研究发现信贷增速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私人非金融信贷是顺周期的,政府部门信贷则具有逆周期特征.私人非金融信贷的促进因素是人均消费和人均资本存量的增长,政府部门信贷的促进因素是投资贡献率、人均消费增长和工业化水平,共同的抑制因素是非金融杠杆率.     

实体经济杠杆率水平、结构与经济增长——基于跨国PVAR模型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2000—2016年跨国面板数据,运用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PVAR)等方法实证研究实体经济杠杆率水平(整体杠杆率)及其结构(包括居民、政府及非金融企业杠杆率)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非线性关联性。研究发现,当前经济增长对未来实体经济整体杠杆率、居民杠杆率、政府杠杆率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对非金融企业杠杆率的影响不显著,政府和非金融企业的杠杆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和反转效应,居民杠杆率和实体经济整体杠杆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显著。由此可见,通过政府负债刺激经济增长,短期内有效,中长期反而会阻碍经济增长;虽然非金融企业高杠杆率短期会阻碍经济增长,但中长期有利于经济增长。因此,为了经济可持续增长,现阶段应该实施稳健的"去杠杆"策略,保持合理的杠杆率水平。     

货币政策、金融杠杆与银行风险承担

本文利用16家上市商业银行从2014年第四季度到2018年第三季度的季度面板数据,采用差分广义矩估计(DGMM)方法实证分析了货币政策和杠杆率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结果表明:第一,货币调控在金融稳定方面并非风险中性,它与银行风险承担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即货币政策放松会相应提高银行的风险承担水平。第二,杠杆率作为资本充足率的有益补充是有效的,银行杠杆水平越低则其风险承担水平也越低,杠杆率监管会减缓或抑制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这也为2018年我国“宽货币紧信用”现象提供了合理解释。根据研究结论,本文就完善并协调货币调控、宏观审慎和微观监管提出政策建议。     

杠杆率上涨的内在机理——基于经济转型的视角

本文利用BIS数据库中11个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杠杆率数据探讨了杠杆率的增长与经济转型的关系,为我国宏观杠杆率自2009年起的快速上涨寻找原因。本文发现各国(地区)在跨过经济转型元年后的杠杆率都存在不同幅度的跳跃上升现象,说明从制造到服务的经济转型造成的需求结构变化和需求收入弹性变化短期内会提升杠杆率。但是各发达国家和地区服务业发展不受限,经济平缓转型,使得杠杆率增长在5年内均趋于平缓。该现象对于我国应对杠杆率上涨的策略提供了借鉴:实现"去杠杆"战略应该从促进结构发展平衡入手,减少对服务业的管制政策,促进服务业供给的快速增长。     

评论

防止物价和投资增长过快；考察外储增长不能只看顺差和FDI；支持机构发行设立走出去扶持基金；货币政策仍要防止信贷过快增长；防范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引发传染性风险。     

评论

防止物价和投资增长过快;考察外储增长不能只看顺差和FDI;支持机构发行设立走出去扶持基金;货币政策仍要防止信贷过快增长;防范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引发传染性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