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造业企业杠杆率对盈利能力的影响研究

基于2008-2017年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基础数据,通过建立动态面板模型并使用系统GMM估计方法,研究制造业企业杠杆率对盈利能力的动态影响程度。结果表明：制造业企业杠杆率和盈利能力之间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营运效率提升有助于增强企业杠杆率对盈利能力的促进作用,会提高企业最优杠杆率水平;营运效率对企业杠杆率和盈利能力关系的调节作用在国有企业中更加显著。     

金融资产投资、杠杆率与企业风险承担——基于非金融企业的视角

本文以2007~2018年我国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运用动态面板系统广义矩估计法,研究杠杆率在金融资产投资与企业风险承担之间的中介效应影响,分析金融资产投资、杠杆率、企业风险承担三者之间的传导链条。研究发现:杠杆率在金融资产投资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之间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金融资产投资增加会直接导致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上升,同时也会通过提高杠杆率间接地提升企业风险承担水平。本研究丰富了实体企业金融投资后果的相关文献,为实体企业的投资决策以及风险管理提供了参考,也为监管部门去杠杆防风险提供了经验证据。     

中国企业去杠杆需考虑美联储货币政策变化吗?——加息和缩表的比较分析

本文构建了一个包含货币政策微观溢出效应的两国开放经济模型,提出企业结构性去杠杆需考虑开放经济因素,并在模型中引入企业融资约束机制,利用2002年第四季度-2018年第三季度中国沪深A股1023家上市公司平衡面板数据,实证检验美联储加息和缩表两类货币政策对我国企业杠杆率的差异性影响。研究发现,美联储缩表在初期对我国企业杠杆率的影响程度较大,但不存在长期溢出效应;而加息在初期影响程度相对较小,但对我国企业杠杆率存在长期溢出影响。在溢出方向上,美联储紧缩性货币政策会显著降低我国企业杠杆率。在溢出结构上,企业融资约束越严重,美联储货币政策对我国企业杠杆率溢出效应越明显。     

我国企业杠杆率对股票市场稳定性的影响研究

本文针对近年来我国企业杠杆率不断攀升的情况,从理论上分析了企业杠杆率对股票市场稳定性的影响,并利用我国沪深两市2813家A股非金融企业从2005年第一季度到2021年第一季度的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发现我国企业杠杆率上升会加剧股票市场波动,但具有滞后效应;企业杠杆率通过影响企业财务风险和企业投资,对股票市场稳定性产生影响;货币政策具有调节效应,宽松的货币政策会强化企业杠杆率对股票市场稳定性的负向影响。最后提出提升企业综合实力、强化高质量转型发展等相关建议。     

进口与企业员工收入——以中国制造业企业为例

进口企业的职工工资直接关系到企业员工的民生福祉和劳动力市场的就业稳定性。本文基于中国制造业微观企业数据,就进口贸易对企业职工收入的影响进行深入考察,结果表明:(1)进口有利于提高企业职工的平均工资水平,不过这种正向的“工资提升”效应在长期不具有持续性。(2)中介效应检验表明,进口通过竞争效应和激励效应作用于企业的工资水平。进一步使用倍差法、工具变量法等的估计结果也证实了上述结论的稳健性。(3)进口对企业工资水平的影响因企业所有制、是否出口、进口产品类型以及进口来源国的不同而具有显著的异质性。(4)引入劳动收入份额的分析表明,进口显著降低了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具体地,进口的“生产率提升效应”影响超过了“工资提升效应”影响。     

进口与企业员工收入——以中国制造业企业为例

进口企业的职工工资直接关系到企业员工的民生福祉和劳动力市场的就业稳定性。本文基于中国制造业微观企业数据,就进口贸易对企业职工收入的影响进行深入考察,结果表明:(1)进口有利于提高企业职工的平均工资水平,不过这种正向的“工资提升”效应在长期不具有持续性。(2)中介效应检验表明,进口通过竞争效应和激励效应作用于企业的工资水平。进一步使用倍差法、工具变量法等的估计结果也证实了上述结论的稳健性。(3)进口对企业工资水平的影响因企业所有制、是否出口、进口产品类型以及进口来源国的不同而具有显著的异质性。(4)引入劳动收入份额的分析表明,进口显著降低了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具体地,进口的“生产率提升效应”影响超过了“工资提升效应”影响。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杠杆率

本文从政策不确定性的视角探讨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企业杠杆率变动背后的逻辑。在基于2002—2016年A股上市公司的季度数据描述企业杠杆率结构性变化的经验事实以及理论分析的基础上,运用Baker et al. (2016) 构建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实证分析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杠杆率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杠杆率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这一负向效应在短期负债率、民营、小规模和制造业企业更为明显。进一步考虑经济转型的扩展分析发现,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杠杆率的负向影响会随着地区市场化水平的提高、民营化改革的推进和对外开放度的扩大而显著降低。本文的研究对深入理解企业杠杆率变化背后的逻辑以及科学地制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相关政策具有现实意义。     

留抵退税政策对制造业企业投资与就业的影响研究

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在企业纾困和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过程中被寄予厚望。笔者以2018年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改革为契机，利用2014—2019年我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DID)实证检验留抵退税政策对制造业企业固定资产投资、研发投资和劳动力就业的影响机制。实证结果表明，留抵退税政策显著促进了制造业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和研发投资，但对劳动力就业产生显著的“挤出”效应；留抵退税政策通过降低企业资本成本、提高主营业务专注度促进制造业企业研发投资，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政策对民营企业作用相较于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更为显著。基于此，本文提出要系统认识留抵退税政策的“光”与“影”,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与稳就业政策协调配合，降低制造业企业社保缴费比例，并适度给予财政补贴，以进一步提升制造业广义投资水平。     

人口老龄化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基于中国制造业上市企业的经验研究北大核心

当前,中国经济正经历着对外投资持续快速增长和人口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的转型阶段,而这两种现象背后是否存在内在联系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为此,本文利用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企业微观数据,探讨了人口老龄化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老龄化程度的上升显著提高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概率,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上升1个单位标准差,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可能性将会增加2.5%左右。机制分析结果显示,人口老龄化显著提升了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企业的劳动力成本,显著降低了其单位工资的产出效率,促使其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进行应对。进一步地,基于投资目的地的分析发现,老龄化主要促进了企业在中低收入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而对劳动密集型企业而言,人口老龄化对其对外直接投资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本文的研究为深入认识人口老龄化的经济效应和企业“走出去”的动机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和经验证据。     

金融错配、企业资本结构与非效率投资北大核心CSSCI

本文实证检验金融错配对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影响,以及资本结构在金融错配与企业非效率投资间所起的中介效应。研究表明,金融错配引致企业非效率投资、投资过度及投资不足显著增加,金融错配引致民营企业投资不足严重,大规模企业投资过度程度加深,加大了制造业企业的投资不足,房地产企业对制造业企业产生挤出效应;资本结构在金融错配与企业非效率投资中起到完全中介作用,金融错配通过扭曲资本结构的市场治理属性,引致微观企业非效率投资。     

营业准入制度的国别效应分析

营业准入制度的国别效应是指国际资本、跨国投资、国际产业分工和全球贸易对不同国家或地区营业准入制度设计、调整和变化的反应程度.以国际资本的流动为例,从静态来分析,表现为营业准入限制国的资本挤出效应和营业准入开放国的资本集聚效应;从动态来分析,则表现为营业准入限制国因制度调整而创造的投资洼地效应和营业准入开放国因制度供给过剩而产生的资本溢出效应.对欠发达国家和营业准入限制国来说,适度地对其营业准入制度进行有效的调整,选择自由、开放型营业准入制度,可以解决营业准入方面的制度不公和制度供给不足问题,进而以营业准入制度优势来换取国家竞争优势.     

上海金属期货市场的非线性波动特征研究

期货市场是一个典型的非线性动力系统,通过对上海期货交易所(SHFE)的铜、铝期货合约进行非线性波动特征检验,采用基于GED(广义误差分布)的GARCH族模型考察期货收益率的ARCH效应、杠杆效应,并用R/S分析法检验期货收益率和波动率的长期记忆性,得到的实证结果表明:铜、铝期货价格波动有明显的集丛性,铜期货收益率波动没有"杠杆效应",而对铝期货来说,"利好"对条件方差的冲击大于"利空"的冲击.R/S分析结果显示:铜、铝期货收益率均呈现长期记忆性,铜期货有一个约43个日历月的非周期循环,而铝期货并没有明显的非周期循环.更重要的是,实证结果表明期货收益波动率有明显的长期记忆性,因此,在对期货市场波动率建模时应充分考虑这一点.     

我国股票市场的财富效应和投资效应的实证研究

本文分析我国股票市场的发展是否有助于刺激居民消费和企业投资。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我国股票市场还不具有财富效应,影响居民消费的主要因素仍然是可支配收入和消费习惯。不过,我国股票市场已经存在一定的投资效应,但这种影响还比较小。本文认为,目前我国股票市场对宏观经济的作用非常有限,所以不能企图通过刺激股市来推动经济增长。     

我国银行和地产类股价波动性对比研究

本文通过描述性统计和建立GARCH族模型,以2008年1月2日至2013年7月11日的银行和地产类股票日收盘价数据作为样本,对我国银行和地产类股指日收益率的波动性进行了对比研究。得到以下结论：银行和地产两类股票收益率序列都是平稳的,具有“尖峰厚尾”的特点,具有波动聚集性;两类收益率的波动均具有“长期记忆性”;均存在非对称效应。     

美国金融危机对中国贸易影响的价格溢出效应分析

金融危机的贸易溢出效应主要是通过价格效应和收入效应实现的。中美两国存在密切的互补型贸易关系,本文就美国金融危机通过价格效应对我国贸易状况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并与收入效应的影响进行对比分析。研究发现,美国金融危机对我国贸易溢出的价格效应显著,而收入效应较小;美国金融危机对中国贸易的溢出效应主要是显著影响了出口,而对进口的影响较为短暂。     

西部地区上市公司债务融资效应的实证研究——基于2007-2010年的经验数据

本文选取沪市西部地区53家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着重研究债务融资的税盾效应与财务杠杆效应。基于样本公司的债务融资现状,通过因子分析、主成分分析与多元回归分析揭示了债务融资效应与各影响因素之间的关联程度及显著水平。结论表明,当总资产息税前利润率大于债务利息率时,提高资产负债率,税盾效应、财务杠杆效应同时增大,进而增强债务融资效应;当总资产息税前利润率小于债务利息率时,提高资产负债率,税盾效应增大,财务杠杆表现为负效应,债务融资效应呈现不确定性。     

进口贸易对我国区域产业结构调整影响的实证研究

依据转移份额分析法,将产业结构分解为构成效应与竞争效用,并运用我国省际面板数据,研究进口贸易对产业结构构成效应与竞争效用的影响。研究结论表明:在我国东中西部地区,进口贸易对产业结构构成与竞争效应都存在显著性的正向作用,即进口贸易的增加不仅有利于地区产业结构由不协调向协调、由低级向高级发展,也有利提高地区产业结构中优势产业的竞争力,保持产业发展中的竞争优势。另外,从地区间的比较分析发现,进口贸易对产业结构的构成与竞争效应影响效果都是由东向西逐渐递减的。     

第一大股东持股的区间效应——基于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实证结果表明,第一大股东对公司绩效同时存在激励效应和壁垒效应,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公司绩效呈显著的N型相关关系,即在第一大股东持股占据绝对控股地位(40%)之前,第一大股东的持股具有积极的治理功能;超过了这个区间,大股东的持股对公司绩效则具有消极作用;而随着第一大股东持股的进一步上升(65%以上),控股股东吸取个人利益的动力又会弱化,大股东股权的增加又会导致公司绩效的增加。此外,第一大股东性质对权益激励的影响也因第一大股东持股区间的不同而异,仅在20%~40%这个区间范围内,国家股与公司绩效呈现负相关关系且结果并不显著,而在其他的区间范围,国家股的持有与公司成长性呈现显著的正相关。     

金融集聚对区域经济的增长效应和辐射效应研究

在LS模型框架下研究发现,金融资源集中可以使得核心区获得较前更高的增长率,即金融集聚会对本地区经济产生增长效应(具体包括"需求关联效应"和"资本溢出效应)"。金融集聚对周边地区经济的辐射效应则包括金融资源集中的福利补偿效应以及金融资源扩散的涓流效应。进一步对上海的实证分析验证了上海金融集聚的增长效应,但辐射效应还不明显。     

相对贫困视角下农业保险减贫效应研究——基于2007-2019年中国30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

我国已步入治理相对贫困的新阶段,在此背景下研究农业保险减缓相对贫困的影响效应,有助于发挥农业保险在相对贫困治理中的重要作用。本文基于2007-2019年全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采用普通面板回归模型、门槛回归模型和空间计量模型,在相对贫困视角下对农业保险减贫效应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农业保险具有减缓相对贫困的作用,进一步分析发现该效应在全国层面和中西部地区显著,在东部地区不显著;农业保险对相对贫困存在基于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双重门槛效应;农业保险减缓相对贫困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农业保险发展不仅能减缓本地区相对贫困,还能促进临近地区相对贫困减缓。因此,未来应推动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注重农业保险发展的区域差异性及区域协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