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房“借款”与“还款”对家庭创业行为的影响——来自CHFS微观调查数据的最新证据

本研究在经济不确定性上升的背景下，探讨负担住房负债及还清住房负债对创业活动所带来的影响。本文利用2013年、2015年、2017年、2019年多轮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微观面板数据，考察住房负债对家庭创业的影响，同时考察了还清住房负债对家庭创业的作用。研究发现，与没有住房债务的家庭相比，住房负债会降低家庭参与创业活动的概率，但家庭一旦还清了住房负债，其财务抗风险能力和风险偏好增强，从而提高家庭参与创业活动的概率。此外，研究也发现还清住房负债对“一套房”家庭的创业活动产生了正向的显著推动作用，而对有“多套房”家庭的创业活动则缺乏如此显著的影响。     

住房预期收益与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

本文基于CHFS数据构建面板数据模型实证检验住房预期收益对风险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并建立两期模型考察其影响机制。研究发现:较高的住房预期收益提高家庭的房产比重,进而对风险资产配置产生挤出效果。较高的房产比重和风险偏好会放大高住房预期收益对风险资产配置的挤出效果,而较高的金融可得性则缓解这种挤出效应。住房预期收益对无房家庭、一套房家庭和无房贷家庭风险资产参与的挤出效应超过有房家庭、多套房家庭和有房贷家庭。     

住房财富对中国城镇家庭消费的影响

在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下,把握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激发居民消费潜力,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之一。住房已经成为中国家庭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可通过财富效应促进家庭消费,另一方面也可能由于“房奴效应”降低家庭消费。因此,住房财富对家庭消费的影响方向并不确定。本文基于2013-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研究了住房财富对家庭消费的影响,并检验了住房财富影响家庭消费的可能渠道。研究发现,住房财富对城镇家庭消费有显著促进作用,并显著改善了家庭消费结构,住房资产具有财富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住房财富能够缓解流动性约束,从而提高家庭消费水平。异质性分析表明,住房财富对不同类型的消费具有不同的促进作用,不同地区和拥有住房数量的差别均会对住房财富产生不同影响。根据本文研究,在控制风险的前提下,可发挥既有住房财富对平滑家庭消费的积极作用,促进家庭消费增长,改善家庭消费结构,进一步推进家庭消费升级。     

认知能力、社会互动方式与家庭金融资产选择

本文运用CFPS2016数据,研究认知能力与社会互动方式对家庭资产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认知能力对家庭参与正规金融市场和持有风险资产占比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对家庭参与非正规金融市场有显著的抑制作用;线上社会互动对家庭参与正规金融市场和持有风险资产占比的促进作用要显著大于线下社会互动,并对线下社会互动有挤出效应;而线下社会互动对家庭参与非正规金融市场和持有民间借出资产占比的促进作用要显著大于线上社会互动。异质性分析发现,认知能力在青年段对家庭参与金融市场与资产配置的影响要显著大于中年段。     

户籍属性、住房拥有与家庭金融资产选择

本文采用2011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分析了户籍属性与住房拥有对家庭金融资产选择的影响。研究表明:拥有本地户籍显著提高了家庭拥有住房率,并且对家庭参与风险资产市场的可能性和风险资产比重产生显著正向影响。这一结果在控制了家庭经济条件、人口学特征和投资风险态度等因素后仍然稳健。住房拥有对家庭风险资产市场参与、参与程度产生正效应,但是统计上不显著。进一步探讨户籍地位的城乡差异效应后发现,农业户籍地位会显著降低家庭风险资产的投资倾向。     

幸福感会影响家庭金融资产的选择吗?——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幸福满意度作为一种对生活的综合认知和态度,会影响到居民的风险偏好,进而影响其金融资产选择。本文采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对幸福满意度影响家庭金融资产选择的情况进行实证分。研究结果表明,幸福满意度与风险资产持有显著负相关、与参与股票交易显著负相关。此外,财富是影响家庭投资决策的一个重要因素;家庭参加社会医疗保险或者商业健康保险、教育水平的提高、自有住房拥有率增加等,都有助于促进家庭对股票市场的参与及对风险资产的持有。     

家庭负债行为的同群效应研究——基于CFPS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基于同群效应视角，利用2016年和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研究家庭负债行为同群效应的存在性、异质性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首先，家庭负债行为存在明显的同群效应；其次，不同家庭类型和收入水平下的家庭负债行为同群效应存在差异；再次，面对面交流信息传递强化了家庭非正规负债途径选择和负债程度的同群效应，互联网媒介信息传递减弱了家庭正规负债途径选择和非正规负债途径选择的同群效应，自我定位增强了家庭负债与否的同群效应。基于此，应进一步引导并宣传理性的负债理念，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并重点加强因同群家庭负债行为过高可能产生的资金入不敷出风险的防范以及对农村地区信息传递渠道的建设。     

家庭持有住房、金融负债和金融市场参与——基于CFPS（2018）的实证检验

房产具有投资和必需品的双重属性,家庭无论是出于投资需要还是出于生活需要而配置房产,都会占用家庭大量资产与负债,这无疑会对金融市场参与产生挤出效应。〖CS0,0,0,255〗基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相关数据,本文利用工具变量法,实证检验了家庭持有住房对金融市场参与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家庭持有住房显著降低家庭金融市场参与,异质性检验显示该效应在非农业户口家庭以及购房成本较低的居民家庭中更为显著。同时,中介效应检验表明,家庭持有住房会通过减少家庭的金融负债降低金融市场参与。因此,政府应更加关注居民住房问题,缓解居民住房贷款压力,从而促进金融市场繁荣,增强经济活力。     

人口年龄结构、家庭资产结构与住房财富效应

本文基于中国省级年度面板数据,对住房财富效应与人口年龄结构、家庭资产结构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我国大部分地区存在正向住房财富效应,且人口年龄结构对各省市住房财富效应的边际影响为正,但老龄人口比重比少年人口比重的边际影响更大;住房资产占比对大部分省市住房财富效应的边际影响为负且影响程度较小;此外,随着老龄人口比重的增加其边际影响呈现下降趋势,而少儿人口比重的增加会导致其边际影响逐步上升,住房资产占比的提高会使其负向边际影响逐渐增大。     

房价预期与城市家庭消费——基于CHFS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CHFS数据，实证研究适应性房价预期对中国城市家庭消费的影响效果及其传导机制。总体效应研究发现：房价上涨预期不仅强化家庭预防性储蓄，而且提高家庭房产比重并降低流动性财富，进而对家庭消费产生挤出效应，且不利于消费结构升级。异质性和拓展性研究表明：第一，较高的收入水平与就业正规性，会缓解房价上涨预期对家庭消费的挤出作用；而较高的背景风险、经济不确定性和较低的金融发展水平，会放大房价上涨预期对家庭消费的抑制作用。第二，相比于多套房家庭，房价上涨预期对一套房家庭消费的挤出效应更大，并对无房的租房家庭消费产生预算约束效应。第三，在房价上涨预期下，家庭持有房贷能够平滑消费。第四，主观房价上涨预期对家庭消费的总体影响呈现促进效应。     

金融加速器对住房市场财富效应的影响研究

本文拟以新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为基础,在DSGE模型中的缺乏耐心家庭和住房开发企业两个部门中引入信贷约束考虑金融摩擦,以研究金融加速器对住房市场财富效应的影响。模型结果表明:(1)贷款价值比的降低能使货币政策很好地达到稳定住房价格泡沫的目标,从而有效防范金融系统性风险。(2)贷款价值比的降低会使外生冲击对住房市场的财富效应影响更显著,从而能有效防范经济硬着陆风险。(3)金融加速器的引入使房价收入比对通货膨胀冲击和货币政策冲击的脉冲响应十分敏感。     

住房增加幸福：是投资属性还是居住属性？

本文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2011年的调查数据就城镇居民自有住房与个体主观幸福感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我们发现,房屋的资产属性(房屋产权、预期房屋价格变化和实际房屋价格变化趋势)对居民主观幸福的影响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不显著,住房的财富效应未被发现。但是,我们的实证结果显示房屋的居住属性(房屋房间数目、房屋人均使用面积和房屋已使用时间等)均对居民主观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是,对拥有多套房屋的家庭来说,第二套及以上房屋拥有对于他们的主观幸福感的提升既非源于房屋居住属性,也非资产属性。最后,对同为本地区的户籍居民且租房的家庭而言,是否拥有自有产权房屋对其幸福感的影响并不显著。     

数字金融对居民负债行为的影响研究

本文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构建Probit和Tobit模型分别考察数字金融对居民家庭是否产生负债行为和家庭负债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对居民家庭负债行为和家庭负债率都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并且数字金融对家庭负债率的影响会因居民受教育水平和收入水平不同而产生异质性,即数字金融对中低学历和中低收入家庭负债率的提升作用更显著。在进行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本文对释放数字金融红利、警示过度负债带来财务风险具有一定的政策指导意义。     

预期收益、住房购买与房产负债决策——基于中国城市家庭的微观证据

本文运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和城市房价数据,就预期收益对家庭房产负债决策的影响进行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1)预期收益的增加不仅能显著提高家庭使用杠杆购房的概率,而且能显著提升家庭房贷杠杆率水平;(2)从自住房和投资房的角度来看,预期收益对投资房杠杆的使用和杠杆率水平影响更为显著;(3)异质性分析的结果显示预期收益增加主要刺激了来自银行渠道的住房贷款,并且对中等收入家庭、东部地区家庭的房贷杠杆率更为显著,而有适婚男性的家庭似乎减少了对预期收益的敏感度.     

中国城镇居民家庭资产负债现状分析

本文采用2011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来考察中国城镇居民家庭负债与资产现状。统计结果显示,中国城镇居民家庭负债分为经营性负债和消费性负债,其中以消费性负债为主。经营性负债中银行贷款居多;消费性负债中住房负债占比最高。中国城镇居民家庭资产中以非金融资产为主,而非金融资产中自有房屋比重最大,金融资产中银行存款与股票居多,并进一步分析了不同年龄段、文化程度、收入以及不同地区的家庭负债与资产状况。     

住房公积金与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基于2013年CHFS的实证研究

作为我国重要的住房保障制度,住房公积金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的影响鲜有研究。本文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采用probit和tobit模型,检验住房公积金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住房公积金能显著提高有房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的可能性和投资比重,但是对无房家庭的风险金融资产投资则无显著影响。研究其影响机制发现,住房公积金会提高家庭可支配收入、增加户主风险偏好,从而促进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本文研究结论对完善住房公积金制度、引导居民家庭合理投资风险金融资产和实现多渠道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有借鉴意义。     

住房资产对中国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

随着时代的发展,住房资产与金融资产的联系越来越紧密,逐渐向住房资产金融产品化发展,成为一种新型金融产品,呈现出货币化和金融化的趋势。本文使用probit模型、普通最小二乘法(OLS)、中介效应以及调节效应,采用2015年中国家庭金融问卷调查微观数据(CHFS)对住房资产价值细化,从住房增值、住房贷款和住房总值三个方面对居民家庭风险金融市场进入和风险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进行研究。研究发现:(1)住房总值和住房增值对居民家庭是否参与金融市场呈现显著的负向影响,住房贷款对其具有正向影响。(2)住房贷款对居民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有负向影响,住房增值和住房总值对其有正向影响。(3)幸福感在居民家庭是否参与金融市场和住房增值中存在部分中介效应,安全感在居民家庭风险金融投资和住房贷款之间存在部分中介效应,未来预期在居民家庭是否参与金融市场与居民家庭是否拥有住房贷款中存在调节效应。最后,根据实证结果提出完善金融市场和优化居民金融资产结构的政策建议。     

美国家庭负债对净资产积累的影响

本文尝试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对美国家庭的负债现状和变化轨迹、各类负债群体的财富特征、负债深度和债务用途等进行细致探索,以期发现家庭负债对家庭财富积累和投资意识等的影响方式与深度。本项研究对于揭示美国家庭负债的结构特征,深入研究家庭负债与家庭经济之间的数量化关系以及未来在我国建立科学和可行的家庭资产统计制度、准确识别我国居民家庭债务和变化趋势等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     

信任视角下的家庭借贷行为研究

基于2015年和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本文实证研究发现,信任能够提高家庭正规信贷可得性,降低家庭使用非正规信贷的概率。进一步地,信贷可得性的差异带来家庭负债结构的变化,信任能够提升家庭正规信贷占比,降低非正规信贷占比。信任提升家庭资金借出概率,但这种关系并不是单调递增的,而是存在适度信任现象。异质性分析表明,在户主文化程度低的家庭和农村地区家庭,信任对借出的影响更大。因此,本文的结果表明,信任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家庭融资的困难。     

内蒙古家庭负债状况、结构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适度规模的家庭债务常被视为金融体系稳健运行的指示器,并能促进经济增长。然而,一直以来内蒙古家庭负债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研究内蒙古家庭负债问题对发展消费信贷、刺激内需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本文基于家庭经济金融状况与社会经济心态的微观调查数据,通过实证分析掌握家庭群体的负债状况和影响因素,并结合实证分析结果提出促进内蒙古家庭负债合理增长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