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事薪酬、CEO薪酬与公司业绩--合谋还是共同激励？

本文从中国沪深两市观测到的上市公司中CEO和董事薪酬的趋同现象,综合代理理论和乘员理论等多理论基础,基于薪酬激励和公司治理绩效的关系,考察了董事与CEO之间的合谋、单边激励和共同激励等复杂关系。论文采用2005-2007年度我国上市公司样本池数据,通过混合回归、固定效应回归和敏感性分析等实证检验发现,我国董事与CEO薪酬激励已初步与公司业绩挂钩,但是研究揭示CEO激励走在董事绩效激励前面,董事激励不足问题突出。进一步的研究发现上市公司中CEO薪酬与公司业绩正向相关,董事薪酬对公司业绩没有显著影响;结论认为我国上市公司中董事与CEO关系并非简单合谋或共同激励关系,而是处于CEO选择合适角色或监控得当,董事仍持代理角色,并且其战略指导要弱于监控作用的"单边激励"状况。     

会计信息可比性与高管薪酬契约有效性

会计信息在高管激励契约中的作用历来是理论与实务中关注的重要问题。本文以2006～2016年我国上市公司为对象,研究会计信息可比性与高管薪酬契约有效性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会计信息可比性与公司高管薪酬-业绩敏感度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与国有企业相比,会计信息可比性对薪酬契约有效性的影响在非国有企业中更为显著。进一步分析发现,会计信息可比性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度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在信息复杂程度较高、内部控制质量较差、外部监督较弱的企业中更为显著。总体而言,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会计信息可比性特征对薪酬契约有效性具有重要影响。     

独立董事薪酬对盈余管理影响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沪深两市2007-2011年的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了独立董事薪酬对盈余管理的影响。结果表明:独立董事薪酬与盈余管理程度显著正相关;进一步地,相比负向盈余管理,独立董事薪酬对正向盈余管理的影响更加显著;最后,发现业绩好的公司中,独董薪酬与盈余管理程度的正相关关系更为显著。本研究表明,尽管独立董事在一定程度上有能力发现公司盈余管理行为,但因无法有效抑制该行为的发生,所以会要求不同程度的薪酬水平为其违规隐瞒行为寻求风险补偿,而高公司业绩给独立董事的高薪要求创造了条件,从而进一步加剧公司盈余管理水平。     

上市银行CEO薪酬与董事薪酬的影响因素

本文利用沪深两市14家上市银行2005～2009年面板数据，以广义最小二乘法分析了上市银行CEO薪酬、董事薪酬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CEO薪酬与公司治理变量及代表股东权益的EPS显著相关，这表明CEO薪酬已经与企业绩效初步关联；独立董事薪酬与银行规模、股权结构、公司治理、CEO薪酬以及ROA及其滞后变量显著相关，而关联...     

政府补助、超额薪酬与薪酬辩护

本文以我国上市公司2008-2011年的数据为样本,通过考察政府补助这一外生变量对高管超额薪酬以及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检验高管薪酬契约的有效性。结果发现,经理人利用政府补助获得超额薪酬,谋取私利;并且经理人还通过提高薪酬-业绩敏感性,为其超额薪酬进行结果正当性辩护,以掩盖其自利的行为。上述研究显示,简单地将薪酬与业绩挂钩的契约会受到业绩噪音的影响,降低契约激励经理人努力的效应,这为我国进一步完善薪酬契约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专门委员会重叠与CEO运气薪酬:基于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证据

薪酬委员会和审计委员会是董事会下设的两个最重要的专门委员会,其董事人员的重叠可能从信息优势或董事迎合两种不同渠道影响高管薪酬。本文以A股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了两个专门委员会的职位重叠对CEO运气薪酬的影响,结果显示:审计委员会与薪酬委员会的董事职位重叠有助于降低CEO薪酬对运气的敏感性,但在CEO权力较大的公司,两个专门委员会的职位重叠对运气薪酬的治理效果减弱;进一步研究发现,运气薪酬呈现非对称特征,而两个专门委员会的职位重叠主要削弱了CEO薪酬对好运气的敏感度。结果表明,薪酬委员会与审计委员会的职位重叠所形成的董事内部兼任网络带来了信息优势,有利于遏制高管在薪酬上的抽租,增强对非业绩薪酬的治理。     

超额在职消费、货币薪酬业绩敏感性与媒体监督——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在界定和计量超额在职消费的基础上,检验了超额在职消费对高管货币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进而验证了媒体监督对此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高管超额在职消费会显著削弱货币薪酬业绩敏感性,媒体监督能够对此进行有效缓解,且此削弱及调节作用在国有企业中更为显著。本文旨在为完善企业在职消费的计量与规范、提升薪酬激励契约有效性提供新的思路。     

独立董事制度有效性与控股股东关联交易——来自深交所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

基于2002～2008年深交所制造业上市公司的证据,本文以控股股东与上市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作为研究对象,结合独立董事所占比例、专业性和薪酬等基本特征,考察了独立董事能否有效发挥其监督职能。研究发现:独立董事的专业性对控股股东与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有显著的抑制作用,独立董事薪酬与控股股东与上市公司关联交易的频率显著正相关,独立董事的比例对控股股东与上市公司关联交易没有显著影响。这些结论有助于我们从新的视角去改进我国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制度以提高其监督制约控股股东的职能。     

央企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与分红、经营业绩的研究

文章基于央企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改革的视角,选取2010~2014年我国央企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的数据,对高管薪酬与分红、经营业绩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发现,央企上市公司的分红、高管持股比例以及企业规模对高管薪酬有正相关关系,其中企业分红对高管薪酬有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经营业绩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高管薪酬,对其有不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行政垄断、公司规模与CEO权力薪酬

由于国有企业CEO薪酬由国资委决定,CEO权力无法影响自身薪酬,因此国有企业CEO薪酬可能并不适用管理层权力假说,但现有文献结论并非如此。规模、行政垄断以及业绩是高管薪酬契约最主要的决定因素,管理层权力对其影响较弱,因此仅仅在回归中控制行业、规模、所有制等因素,所得结论可能并不稳健。本文以2007—2010年间4277个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的研究发现:在控制行政垄断与规模因素后,非国有企业CEO权力与CEO薪酬显著正相关,而国有企业CEO权力与CEO薪酬不符合管理层权力假说。本文研究有助于丰富薪酬管理层权力假说,有助于理解CEO权力在薪酬决定中的作用。     

CEO过度自信对薪酬的影响研究

CEO过度自信是影响其自身薪酬的重要因素。本文以2008—2018年A股上市公司CEO的薪酬情况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在中国情境下CEO过度自信对薪酬水平和薪酬结构的影响。研究发现:过度自信的CEO比非过度自信的CEO拥有更高的总薪酬和股权激励强度以及更低的现金薪酬比例;同时,相比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中CEO过度自信对薪酬的影响更为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面临的风险大小和创新程度会强化过度自信与CEO薪酬之间的关联关系。     

国企高管超额薪酬与自愿披露社会责任：“为公利”还是“解私忧”?

基于代理理论,运用回归分析模型,依据社会责任披露意愿和质量的相关数据,考量国有企业高管超额薪酬对自愿披露社会责任的影响。结果发现：国有企业高管超额薪酬与企业自愿披露社会责任正相关;高管薪酬超过契约参照点的程度越高,超额薪酬对自愿披露社会责任质量的影响程度就越高,会导致企业的股价崩盘风险升高的经济后果,高管超额薪酬与企业业绩显著负相关。鉴于此,可为企业自愿披露社会责任的“薪酬辩护”动机提供证据。     

产品市场竞争、管理层权力与薪酬辩护

以2011~2014年我国 A 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基于薪酬辩护的视角,考察管理层权力对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以及产品市场竞争的监督约束作用。实证结果表明,企业高管利用手中权力获取超额薪酬、谋取私利的同时,会通过提升薪酬—业绩敏感性为自身薪酬进行辩护,形成薪酬契约合理有效的表象;产品市场竞争能够显著抑制企业高管的薪酬辩护行为,降低管理层权力对薪酬契约的影响和扭曲。     

上市公司高管超额薪酬问题研究——基于董事会性别构成的视角

高管超额薪酬现象是当前世界各国资本市场的热点问题,本文从董事会性别构成的视角,结合最优契约理论和管理者权力理论,实证考察了我国上市公司女性董事是否能够提供有效监督,提高公司治理水平,进而抑制高管超额薪酬的问题。研究发现,总体上看,女性董事的存在有助于抑制上市公司高管超额薪酬;然而,这种抑制作用仅局限于管理者权力较弱的治理环境,当管理者权力较强时,这种抑制作用完全消失。     

创业板企业高管薪酬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随着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放缓、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创业板企业作为经济发展的新生力量,从某种意义上说代表了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方向,越来越受到公众的关注。本文采用2010²012年创业板企业数据,对高管薪酬影响因素进行描述性统计和回归分析。实证结果表明高管薪酬与经营业绩、公司规模显著正相关,与资产负债率显著负相关,公司成长性和独立董事比例回归效果不显著。本文在对回归结果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对创业板企业高管薪酬决定制度提出建议。     

才能信号抑或薪酬辩护:超额薪酬与战略信息披露

本文研究了高管在获得超额薪酬时是否披露了更多的战略信息,并进一步检验了此时战略信息披露动机符合管理者才能信号假说还是薪酬辩护假说。结果表明,战略信息披露与超额薪酬正相关,且在国企尤其是央企中、薪酬业绩敏感性较低以及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较低的公司中两者正相关性更强,这表明两者的关系符合薪酬辩护假说,即高管在获得超额薪酬时,为了提高薪酬的正当性和合理性,会披露较多的战略信息来展现自己的才能。本文从高管薪酬辩护视角考察了信息披露的动机,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的制度背景下丰富了有关信息披露动机的研究。     

董事网络、独立董事治理与高管激励

独立董事的治理行为受到所处社会网络的影响。基于"董事在董事会同时任职的直接或间接联结关系"而形成的董事网络,本文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检验了独立董事的网络特征对其发挥在促进高管激励有效性影响中的作用机理。结果发现:公司独立董事网络中心度越高,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越强;与非国有上市公司相比,国有上市公司中独立董事网络中心度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正相关关系更弱;进一步研究发现,用独立董事网络中心度解释的高管薪酬部分对未来业绩有促进作用。结论丰富了"网络和治理"研究的证据。     

财务业绩、CEO薪酬与商业银行社会责任——基于我国上市商业银行的实证分析

以沪深两市上市银行2006~2009年数据为样本,分析财务业绩、CEO薪酬与商业银行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揭示商业银行社会责任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上市银行财务业绩显著影响其社会责任,但对社会责任的不同衡量指标影响方向相异;CEO薪酬对社会责任具有显著的正向激励作用,但对财务业绩好的银行的激励作用显著小于财务业绩差的银行;资产规模与社会责任之间具有显著的负向相关性;控股股东性质显著影响上市银行社会责任。     

企业并购影响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吗?——基于中国国有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中国沪深股市2006-2010年间作为买方发生并购行为的362个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公司并购行为对高管薪酬与公司业绩的敏感度的影响。研究发现,公司资产回报率、市场回报率与公司高管薪酬显著正相关。说明并购前,高管薪酬与资产回报率以及市场回报率显著正相关,即高管薪酬与公司业绩敏感度较高。并购所增加的会计业绩和市场业绩与高管薪酬在10%的水平下显著负相关。可见,企业并购显著降低了高管薪酬与公司资产回报率以及市场回报率的业绩敏感度。并购规模无论是通过会计绩效还是市场绩效检验分析,都显著与高管薪酬正相关,说明高管薪酬与并购规模的扩大显著正相关。为进一步分析并购绩效是否会影响高管薪酬变动,本文采用差分模型分析了高管薪酬变化值与并购业绩变化值和并购规模变化的关系,研究发现,高管薪酬的变化与并购绩效无显著的相关关系,而与并购增加的公司规模显著正相关。     

独立董事薪酬与公司治理效率

利用2003～2013年上市公司数据,本文基于独立董事薪酬视角对其治理效用的发挥进行了考察。研究发现,当独立董事的薪酬过低时,存在激励不足问题,不利于调动独立董事履职的积极性,由此造成公司高管变更与经营业绩间敏感性的降低及公司盈余管理程度的提高。与此相仿,当独立董事的薪酬过高时,存在激励过度问题,削弱了独立董事的独立性,也将导致较低的高管变更与经营业绩的敏感性及更高程度的公司盈余管理。最后,我们对独立董事薪酬影响其治理效用发挥的路径进行了考察,结果显示,过低的薪酬降低了独立董事参加董事会会议的意愿,而过高的薪酬造成独立董事更不会对董事会议案提出异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