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权集中度、股权制衡与公司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基于2009年中小板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

本文以中小板上市公司公开信息为为依据,基于2009年的样本数据,从股权集中度和股权制衡两个方面,对我国中小板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与公司绩效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在公司绩效的评价上也是从盈利能力、成长性能力、股本扩张能力以及市场价值这四个方面进行综合考量。研究结果显示,前五大股东的持股比例对公司绩效的提升呈显著正相关;控股股东的持股比例与公司绩效的关系不显著;股权制衡对公司绩效的影响是不确定的,这说明当股权适度集中在几个大股东手里时是有利于公司股权结构的完善及绩效的提升,而控股股东绝对控股程度的提升却不一定能达到正向的效果,股权制衡也不是影响公司绩效的主因。     

股权制衡、非国有股东委派董事与公司绩效

从公司治理层面完善国有控股企业的股权制衡是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重点和难点,以往学者仅仅研究了股权制衡与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很少研究两者关系的作用路径和影响机理.因此,引入非国有股东委派董事这一概念,研究非国有股东委派董事在股权制衡与公司绩效之间发挥的中介效应.结果表明:股权制衡有利于公司绩效的提升,非国有股东委派董事在股权制衡与公司绩效两者之间发挥了中介效应.     

股权集中度、股权制衡度与公司绩效——来自深市创业板块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2010年创业板上市公司数据检验了股权结构与公司绩效的关系,发现公司绩效与股权集中度之间呈正U型关系,而股权制衡度与公司绩效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但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创业板上市公司中股权制衡度的公司治理作用尚未得到有效发挥。     

股权集中度、股权制衡度与公司绩效关系研究——2007～2009年中小企业板块的实证检验

本文深入分析了国内外关于股权结构与公司绩效的影响因素;运用回归分析法,以ROE作为公司绩效的度量指标,考察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股权集中度、股权制衡度对公司绩效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与"壕沟防御效应"、"利益协同效应"假说一致,股权集中度与公司绩效呈显著的正U型关系;股权制衡度有助于改善公司绩效的假设也得到实证结果的验证。并据此得出构建大股东多元化、股权相互制衡的治理机制,有助于解决目前我国上市公司治理问题的结论。     

股权集中度与制衡度对上市公司经营绩效的影响--基于河南省2005-2013年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利用河南省2005年至2013年67家上市公司的数据,考察了股权集中度和股权制衡度对上市公司经营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股权结构是影响上市公司经营业绩的重要因素,股权集中度和以净资产收益率(roe)表示的经营绩效之间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但是随着大股东人数的增加,这种正向的影响是呈递减趋势的。同时,过高的股权制衡度对上市公司经营绩效有负面的影响。     

股权集中、股权制衡与会计稳健性

运用我国A股上市公司2002～2004年的数据,本文研究上市公司两个股权结构变量——股权集中度与股权制衡度——对会计盈余信息质量特征之一的会计稳健性的影响。研究表明,股权集中度高的上市公司将不利于会计盈余信息质量的提高,少数大股东可能通过及时确认“好消息”以及滞后确认“坏消息”的方式来掩盖对中小股东的“掏空”行为,会计盈余稳健性较低;而股权制衡度较高的上市公司会计盈余就有较高的稳健性,这将有利于抑制少数大股东对会计盈余信息的操纵从而保护中小投资者财富不受侵占。     

股权制衡与公司绩效关系研究——基于内外生双重视角的经验证据

以2007～2010年798家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从股权结构外生和内生双重视角,探讨股权制衡与公司绩效的关系。结果表明,在外生性视角下,股权制衡对公司绩效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促进作用的强弱与绩效指标的选取有关;考虑内生性的影响后,股权制衡对公司绩效的显著促进作用仍然存在,与外生性视角下的促进作用相比明显增强。研究还发现,公司绩效对股权制衡存在显著的正向反馈效应。     

股权制衡与公司业绩：理论与事实

运用中国上市公司2003年度的数据,比较股权制衡的公司与股权集中、股权分散公司经营业绩,得出股权制衡的公司业绩要好于股权分散和股权集的公司,因而股权制衡对上市公司绩效产生正面影响。     

国外关于最优股权结构与股权制衡的文献综述

国外关于最优股权结构的研究导致了股权制衡理论的出现。制衡的股权结构有助于解决公司治理的两类委托代理问题。本文的研究发现:(1)和传统的认识不同,多个大股东相互制衡的股权结构是普遍存在的;(2)从理论上来说,股权制衡是股权结构的一种均衡状态,在上市公司与非上市公司,家族企业与非家族企业中均存在;(3)股权制衡有助于限制大股东对小股东的掠夺行为,减少控制权溢价,对企业的绩效有正面的影响。     

家族企业股权制衡度与企业价值的门槛效应分析

本文以2010~2014年全部A股上市的家族企业平衡面板数据为样本,通过多元回归分析和固定效应面板门槛回归模型研究了基于不同企业特征下,股权制衡度与企业价值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企业规模、家族控制程度及两权分离度对股权制衡具有门槛效应,股权制衡度对企业价值的影响效果会随着门槛变量的改变而改变,家族企业股权制衡度与企业价值之间的关系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倒U型"关系,而是非平滑对称的曲线,不同的门槛变量,两者之间呈现不同的影响方向和影响程度。本文为股权制衡影响家族企业的路径和作用机制提供经验证据,而且门槛回归结果更能反映真实情况,能够更好地解释股权制衡度与企业价值之间的关系。     

客户集中度、股权再融资与资源配置效率

本文以关系型交易和专有性投资为理论基础,基于供应链视角研究了客户集中度对上市公司股权再融资的作用机理,以我国2003-2017年期间的上市公司与自身披露的大客户为研究对象,然后进行客户集中度对上市公司股权再融资的回归分析,以探究二者之间的联系,最后的主要结论有三点:1、客户集中度与上市公司取得股权再融资的可能性是正相关,说明客户集中度可以有效地帮助上市公司取得股权再融资;2、在上市公司取得股权再融资的情况下,客户集中度与上市公司未来投资水平是正相关,说明客户集中度提高可以提高未来三年上市公司的投资水平;3、在上市公司取得股权再融资的情况下,客户集中度与上市公司未来财务业绩是正相关,说明客户集中度提高可以提高未来三年的上市公司的财务业绩。     

投资者保护与权益资本成本的关系探讨

本文以沪深两市2003年576家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以权益资本成本为因变量，以本文所构建的投资者保护指数为自变量，运用多元回归方法对两者关系进行检验分析。研究发现：投资者保护与权益资本成本呈显著负相关关系，即使在考虑了公司规模、Beta系数、行业影响等因素后，两者之间的负相关关系仍然显著，这就证明我国上市公司虽然整体投资者保护水平不高，但公司之间的保护程度仍有重大差异；我国证券市场上的投资者已经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区别对待投资者保护水平不同的上市公司。     

非高管股权激励与企业创新:公平理论视角

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允许上市公司通过股权激励计划对部分非高管员工进行股权激励,但设定激励对象等方面的有关规定对企业的影响却鲜有研究关注。本文从公平理论视角分析我国非高管员工股权激励对上市公司创新的影响,并依据中国上市公司股权激励计划与专利数据实证检验了非高管员工股权激励有效性假说与不公平假说。研究发现,总体上我国股权激励计划能够显著促进企业创新,但非激励员工因薪酬不公平而产生的消极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股权激励计划的激励效果。具体而言,在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以及激励与非激励员工收入差距小的上市公司中,非高管股权激励弱化企业创新的影响明显小于其他公司;而在非高管员工覆盖比例较高的公司中,非高管股权激励计划弱化企业创新的影响不存在。因此适当提高员工股权激励覆盖的范围可以减少激励员工与非激励员工之间因激励错配导致的薪酬不公平问题,有助于提升我国上市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的创新激励效果。     

股权结构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影响的实证研究——民营上市公司与国有上市公司的比较

本文以我国证券交易所公布的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股权结构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影响。通过理论与实证分析,得出结论:民营上市公司的资金占用现象更为普遍;通过股权制衡作用可以抑制资金占用;当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在50%以下时,持股比例越大,资金占用率越高;当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大于50%时,民营上市公司表现为协同效应,而国有上市公司表现为壕沟效应。文章在分析过程中,提出“政府主导的壕沟效应”和“控股股东代理人的壕沟效应”的存在。     

优化股权结构:完善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突破口

从公司治理结构产生的历史和逻辑来看 ,股权结构和公司治理结构有渊源关系。股权结构是公司治理结构的基础 ,它决定了公司治理的形式和模式。本文对 94 4家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进行全面的统计分析 ,并结合各类持股主体的行为特征 ,得出我国公司内、外部治理机制都不能有效发挥作用的结论 ,作者提出了优化我国股权结构进而完善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政策建议。     

上市公司股权融资偏好的成本与收益分析——以海尔为例

本文基于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融资偏好现状，通过西方资本结构理论对公司融资选择的适用性分析，引入股权融资成本与收益计量模型，并以海尔作为实证样本，得出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融资成本低于债务融资成本，股权融资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大企业价值的研究结论，从成本与收益两个方面对股权融资偏好行为进行了解释。     

政府补贴和国有参股对参与PPP企业外部融资的影响

政府补贴和国有资本参股是政府参与PPP(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两种主要方式。本文借助一个资本具有外部性的一般均衡模型来分析这两种方式对企业外部融资的影响机制,并进行经验验证。理论分析发现,国有参股的担保效应增加了项目公司对高杠杆的需求,提升了金融中介发放贷款的意愿,使金融中介接受更低的借款利率。政府补贴不影响项目公司与金融中介之间的借贷合约。项目公司外部融资所受影响会进一步传导至参与PPP的企业。因此,国有参股增加稳态时的企业杠杆率,降低借款利率;政府补贴则不影响杠杆率和利率。实证部分通过整合2014-2018年财政部PPP项目库数据和2010-2018年上市公司财务数据,借助PSM-DID分析发现,国有参股程度显著降低参与PPP项目的上市公司的借贷成本并提升其杠杆率,但政府补贴支出没有明显作用,印证了模型结论。此外,市场化程度更高的地区,国有参股程度对参与企业外部融资的影响程度更小。本文研究对PPP模式下如何减少政府债务风险以及控制债务风险向企业转移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民营企业股权激励计划与研发投入关系分析

以2008~2011年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使用3SLS回归分析以及DID模型,从外部环境以及内部环境两个方面分析了我国民营企业股权激励计划对于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民营企业实施股权激励能够促进企业的研发投入,而高科技行业的民营企业实施股权激励能够加强这种正向影响;对于股权激励具体方案的分析表明,激励计划的有效期与研发投入有弱相关关系,行权条件当中非财务指标的使用对于企业研发投入有正向影响,但是相对绩效指标的使用则对于研发投入有抑制作用。     

CEO Stock Options and Equity Risk Incentives

Abstract:   We test the hypothesis that the risk incentive effects of CEO stock option grants motivate managers to take on more risk than they would otherwise. Using a sample of mergers we document that the ratio of post‐ to pre‐merger stock return variance is positively related to the risk incentive effect of CEO stock option compensation but this relationship is conditioned on firm size, with firm size having a moderating effect on the risk incentive effect of stock options. Using a broader time‐series cross‐sectional sample of firms we find a strong posi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CEO risk incentive embedded in the stock options and subsequent equity return volatility. As in the case of the merger sample, this relationship is stronger for smaller firms.     

资产质量影响企业权益资本成本吗?

本文基于资产负债观的会计理念,应用2003-2013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探究了资产质量对企业权益资本成本的影响.研究发现,良好的资产质量有助于企业获取更低的权益资本成本.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与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以及管理层和股东之间的代理问题是这二者关系的中介机制,改善资产质量能够降低企业的信息不对称程度、缓解代理问题,进而降低企业权益资本成本.此外,本文发现在会计准则改革之后,企业资产质量得到了明显改善,且其对权益资本成本的影响更为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