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求流动性过剩的化解之道

对于流动性过剩问题的讨论,目前存在两种状况,一是有的观点只局限于金融领域,甚至将它只看成为一种货币现象;二是有的观点过度夸大了流动性过剩的负面作用,甚至使人有恐惧心态。其实,对于流动性过剩问题,不仅不     

我国商业银行流动性过剩成因的实证分析

一、引言中国存在着日益严重的流动性过剩,不管其成因如何以及是否合理,过剩已经是一个客观现实。2006年以来,流动性过剩成为金融理论界以及实务界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诸多专家学者(如曾康琳、刘锡良、陆磊等)、监管高层(周小川、刘明康等)以及银行高层(姜建清、杨明生等)等都在不同场合,在发表的文章或讲话中表达了“我国已经面临或进入流动性过剩时期”的观点。各大财经媒体也对“流动性过剩”进行了大量、连续的报道。2007年3月,“流动性过剩”第一次出现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由此可见,研究这一热点问题无疑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国内学术界的诸多专家和学者对于流动性过剩问题的关注具有很多相似之处。尤其是在讨论存差扩大、货币供给、外汇储备、通货膨胀等问题时,运用“流动性过剩”这个概念较多。但怎样正确地理解和运用这一概念,却值得思考(曾康霖,2007)。事实上,对于流动性这一概念却很少有人(包括就此发表评论的学者)加以明确界定。综合现有资料来看,流动性有以下几种:(单个)银行流动性/银行体系流动性/货币流动性/(整体)金融资源流动性。很明显,仍然处于发展中的中国目前不会面临整体金融资源流动性过剩的问题。对于“单个银行的流动性过剩”...     

流动性过剩之困

资产泡沫的背后是流动性过剩，而流动性过剩的本质就是基础货币过多。换句话说，过多的货币追逐有限的投资机会，那么资产价格上涨就成为一种必然现象。[编者按]     

我国巨额外汇储备下流动性过剩问题探析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国的货币供给量也在飞速增长。基础货币M2的年均增长率远远高于GDP的年均增长率，使我国货币供给超过国民经济的需求，出现了资金剩余。从2004年开始，流动性剩余——作为一个全新的概念，开始为国人接受。目前我国流动性过剩的现象已引起我国政府和学界，甚至全世界的广泛关注，有关如何控制流动性过剩的探讨层出不穷。本文首先对流动性过剩的现状及其原因——高额的外汇储备进行分析，接着提出缓解“流动性泛滥”的一些对策，旨在合理控制流动性和运用外汇储备资产之间形成一种平衡机制。     

流动性过剩根源及治理

本文首先界定了流动性和流动性过剩的基本概念,并系统梳理了流动性过剩的一些基本观点后,指出了流动性过剩是国际收支双顺差造成的被动投放“过量”基础货币造成这一主流观点认识上的模糊和混乱。为此,本文从货币信用创造原理出发,系统分析证明了流动性过剩的根源不在于基础货币投放过量与否;而是因为基础货币投放由先前的主要为再贷款和再贴现逐步转变为现在的主要为外汇占款投放的这种货币投放方式的根本“转变”所致。基于这种判断的差别,本文最后给出了有利于传统观点的治理政策建议。     

流动性过剩对商业银行的影响与应对策略

本文认为,流动性过剩本质上是一种货币现象,指的是货币供给超过了货币的有效需求。总体上看,流动性过剩是中国经济面临的长期问题,它是我国劳动与资本分配比例失衡和经济结构、区域结构以及市场结构失衡的反映。从现实看,流动性过剩的效应并不完全是负面的,若能有效利用,它可能为我国经济金融的结构性调整提供积极支持。应对流动性过剩,商业银行有以下选择:一是在金融创新基础上,做好主动负债管理;二是拓宽资金投资渠道,改变对贷款的过度依赖;三是拓宽信贷领域,培育消费信贷、中小企业贷款、贸易融资三个市场;四是把握贷款业务发展趋向,调整贷款投放节奏,提高信贷经营管理水平;五是强化资产负债精细管理,处理好流动性与盈利性的协调管理关系;六是大力发展非利息收入业务,不断增强盈利能力。     

观察流动性过剩的国际视角

一、对流动性过剩的不同界定随着金融界对于流动性过剩的越来越多的讨论,对于流动性过剩的界定、成因和形成机制等的界定也日益多样化。在新帕尔格雷夫大辞典中,对流动性进行界定时,就强调流动性是一种高度复杂的现象,其具体形式深受金融机构及其实际     

流动性过剩对商业银行的影响与应对策略

本文认为,流动性过剩本质上是一种货币现象,指的是货币供给超过了货币的有效需求.总体上看,流动性过剩是中国经济面临的长期问题,它是我国劳动与资本分配比例失衡和经济结构、区域结构以及市场结构失衡的反映.从现实看,流动性过剩的效应并不完全是负面的,若能有效利用,它可能为我国经济金融的结构性调整提供积极支持.应对流动性过剩,商业银行有以下选择:一是在金融创新基础上,做好主动负债管理;二是拓宽资金投资渠道,改变对贷款的过度依赖;三是拓宽信贷领域,培育消费信贷、中小企业贷款、贸易融资三个市场;四是把握贷款业务发展趋向,调整贷款投放节奏,提高信贷经警管理水平;五是强化资产负债精细管理,处理好流动性与盈利性的协调管理关系;六是大力发展非利息收入业务,不断增强盈利能力.     

流动性过剩根源及治理

本文首先界定了流动性和流动性过剩的基本概念,并系统梳理了流动性过剩的一些基本观点后,指出了流动性过剩是国际收支双顺差造成的被动投放"过量"基础货币造成这一主流观点认识上的模糊和混乱.为此,本文从货币信用创造原理出发,系统分析证明了流动性过剩的根源不在于基础货币投放过量与否,而是因为基础货币投放由先前的主要为再贷款和再贴现逐步转变为现在的主要为外汇占款投放的这种货币投放方式的根本"转变"所致.基于这种判断的差别,本文最后给出了有别于传统观点的治理政策建议.     

流动性过剩与机构投资者行为研究

流动性过剩,简单地说是指经济运行中货币投放量过多、流动性资金过于充沛的现象,近年来成为影响我国经济运行的一个突出问题。理论界和宏观经济决策部门对货币流动性过剩的客观存在、表现形式、产生原因、危害等已经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研究,得到某些较为一致的结论。但关于流动性过剩对机构投资者行为的影响,还有待于更深入的探     

适应外汇管理理念与方式变革的举措探析

党的十八大以来,外汇管理的理念和方式发生了革命性变革,有效促进了贸易和投资便利化。但是在变革中,外汇指定银行的一些行为不利于外汇管理的开展,需要地方外汇管理部门和外汇指定银行共同应对予以解决。     

论决策价值化过程中的几个问题

从决策价值化的视角阐述决策中价值盲点、价值误区和价值局限对决策价值化的影响,探索针对价值盲点、价值误区和价值局限实现决策价值化的相应对策,构建实现决策价值化的理论分析框架。     

贷款13．23亿支持保护中国文化遗产

在过去18年里,世界银行在中国支持了12个与文化遗产保护有关的项目,贷款总额约13．23亿美元。世行新报告《保护过去,为未来奠定基础》概要介绍了这些项目采纳的方式方法,梳理归纳了经验教训,明确了未来的方向以及面临的挑战。     

略论人民币周边化、区域化

人民币国际化一般要先经过周边化,再到区域化,最后走向国际化的过程。本文主要讨论了推动人民币周边化、区域化要注意的几个问题,即保持人民币币值稳定、促进贸易发展、推动人民币回流、使用货币互换协议等。最后提出了人民币周边化、区域化所面临的挑战。     

欧盟东扩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影响

欧盟东扩所带来的贸易转移效果和欧盟对外援助方向的改变使非、加、太发展中国家成为直接受害者，同时它也标志着欧盟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政策已开始摆脱带有原殖民体系痕迹的模式而进入“后殖民体系”时期。一旦中东欧国家在21世纪初成为欧盟正式成员，亚洲发展中国家也将在欧盟市场上面临严峻的挑战。     

中国GDP结构升级和金融结构转变的协调性研究

理论上GDP结构升级和金融结构转换具有关联性,二者若协调可相互促进,良性循环.实证研究表明,中国的GDP结构升级和金融结构转变的协调性很弱,并据此提出了相应的金融发展战略,以促进GDP结构调整和升级,保证我国经济长期稳定发展.     

抗战时期法币贬值对根据地社会经济的影响

法币贬值是20世纪40年代中国经济史上的重大事件,其影响不仅限于物价上扬和人们生活水平的降低,由此带来的连锁反应对当时社会财富的分配、阶级结构的调整等所产生的作用在一定意义上甚至比根据地货币政策更为直接彻底。因此,在考察根据地社会形态变迁的过程中,应把法币贬值这一重大经济事件纳入其中。同时,法币贬值使边币大量发行,根据地经济进入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新阶段。     

进一步完善房产税的几个问题

上海、重庆两市开展对个人住房征收房产税的试点,使房产税这一长期以来备受关注的议题有了实质性的进展。进一步完善房产税,是健全税制与地方税体系、增加地方财政收入、缩小社会贫富差距的重要举措,它应与调控房价无必然的联系。不过,高房价、土地财政以及现有的税收征管机制,是完善房产税过程中必须要解决的问题。本文围绕以上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思路。     

启动民间投资推进城镇化建设

城镇化建设是改变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缩小城乡差别、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的必然要求。推进城镇化建设的资金投入，不可能主要依靠财政或其他外部来源，而只能以民间投资为主体。从信息经济学角度分析，启动民间投资推进城镇化建设的关键是要保证信息的成功传递，在宏观和中观层面应加大政策的宣传和引导力度，在微观层面应积极发展中介服务机构。     

Reframing the nation-state: Rethinking the Australian dream from the local to the global

Movement across the borders of the nation-state has always been uneven, but over the past few decades the unfettered movement of goods and images has been defended under the ideology of freedom and openness. At the same time, the movement of people, including refugees,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administered and restricted in the name of ‘the national interest’.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Australia has been part of this development. The Australian dream was once for all to own a quarter-acre housing block, protected from the machinations of the world. Across the turn of the 20th century into the present an invidious version of this dream has intensified, shorn of its egalitarian spirit. The nation-state itself has been made over in this image. The Australian state now acts on behalf of the nation to keep unwanted strangers out, while facilitating the open globalization of the Australian economy. In this context, older ethical pronouncements about freedom, equality openness and fairness no longer work. This article develops an alternative approach based upon a layering of ethical considerations. The new Australian dream it suggests will entail a complete renegotiation of how we are to live within and across the boundaries of identity, culture and econom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