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民事诉讼费用保险的创设价值与制度构建

公民享有接受法律救济的权利是现代法治国家的一项基本责任。在某种意义上,诉讼救济是当事人消耗一定时间、金钱购买法院提供的法律服务产品——司法裁决,但是这种司法裁决并不是人人都消费得起的,作为一种昂贵的高成本消费,     

我国经济法司法实施若干法律问题研究

法谚说"无救济,无权利"。我国经济法目前正面临着实体法蓬勃发展与司法救济制度短缺的困境。针对这一困境,本文旨在立足本土和实际,从经济法的司法实施现状出发,研究、探讨经济法的司法实施问题,以期实现经济法诉讼和民事诉讼、行政诉讼、刑事诉讼的结合,并针对经济法特有的诉讼建立特别诉讼程序,实现经济法合理、效率的司法实施路径。     

我国经济法司法实施若干法律问题研究

法谚说"无救济,无权利"。我国经济法目前正面临着实体法蓬勃发展与司法救济制度短缺的困境。针对这一困境,本文旨在立足本土和实际,从经济法的司法实施现状出发,研究、探讨经济法的司法实施问题,以期实现经济法诉讼和民事诉讼、行政诉讼、刑事诉讼的结合,并针对经济法特有的诉讼建立特别诉讼程序,实现经济法合理、效率的司法实施路径。     

全方位构建投资者权益保护的长效机制

第一组嘉宾发言精粹 [主持人]黄炜 中国证监会法律部主任 证券市场投资者保护司法救济机制的完善是一个基础性的问题,在多层次资本市场的背景下讨论投资者保护司法救济机制,更加具有现实意义。证券市场投资者保护司法救济机制涉及相关主体权利义务为基础的法律责任制度的整体设计,包括诉讼法律制度的完善,比如诉讼方式、赔偿范围、司法专门化等复杂问题,还涉及投资者权益保护救济机制多元化的问题。从证监会的角度来看,我们始终认为,证券市场监管的主要力量不仅仅是证监会,更是社会各个方面,尤其是司法力量。     

民事能动司法的功能分析——以调解制度为视角

在我国目前的"能动司法"的大环境下",调解之风盛行"作为"能动司法"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引起了理论界和实务界的热烈探讨和争议。而最新颁行的民诉法修正案中"先行调解"入法也标志着我国立法对能动司法的肯定。结合我国司法的实际情况,借鉴德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的诉讼和解制度,切实贯彻自愿原则、合理界定调解的适用范围、细化瑕疵调解的救济情形,为法院调解活动设定必要的限度,才能建立民主、公正和富有效率的合意解决纠纷机制,这也是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能动司法"的必经之路。     

关于加强与完善我国审前调解制度必要性研究

随着法院调解在当今社会解决纠纷方面地位的加强,这一制度引起了学界的高度关注,学者们纷纷致力于研究构建合理的法院调解模式,以便使法院调解真正发挥节约司法资源,提高诉讼效率的作用,本文既是从该目的出发,重点研究作为法院调解的模式选择之一的审前调解制度,其在实现法院调解制度目标实现方面所起到的巨大作用,进而倡导加强与完善我国审前调解制度并就此提出一些建议。     

聘任制公务员诉讼问题探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明文的规定了聘任制公务员的司法救济,然而在实践中诉讼被告的资格问题和诉讼性质的问题却引发了相当多的争议,从立法目的等多角度来看,聘任制诉讼应当是以行政机关为被告提起的民事诉讼。     

浅论我国当前诉讼调解制度的缺陷及其建构

由于现行诉讼调解制度本身的设计缺陷,法官以裁判者的身份参与调解会使其角色错位,加之法院和法官对诉讼调解享有过重的程序利益因而热衷追求调解率,使得各类隐性的强迫调解难以禁绝。而且调解程序中的利益博弈往往使诉讼调解呈现权利人单向让步的倾向。当前诉讼调解名义上是当事人自主,自决的活动,而实质上是法官起主导、决定作用,就必然会发生有权利无救济的失衡现象。不讲公平、不辨是非、强加于当事人的调解并不能促进社会的和谐,相反,它背离了法治、公平、自愿的原则,与谋求增强司法能力的努力南辕北辙。文章拟从我国现行的诉讼调解制度入手,深入剖析其存在的缺陷及其原因,并对如何建构我国的诉讼调解制度提出了设想。     

恶意诉讼的法律规制及权利救济

恶意诉讼损害了相对人的利益,使诉讼功能发生了异化,应当对其进行法律规制。在司法实践中,立案法官应当注意对诉讼的正当性进行必要审查。对于恶意诉讼的受害者来说,权利救济必不可少,并应得到制度的保障。     

论法国二元司法制的借鉴价值

法国实行的是行政法院与普通法院并行的模式,当二者存在管辖权争议时,由专门的权限裁定法院裁定管辖权归属,在保证行政救济资源得到合理利用的同时保证行政向对方实现救济的权利。这种模式为我国行政救济中各项制度的完善以及不同救济方式之间的协作发展提供了借鉴。     

美国证券投资者索赔的司法障碍

行政监管和司法救济是保护投资者利益和证券市场规制的两种重要手段。美国证券投资者因证券市场发生的虚假陈述而受到损失,必须通过诉讼索赔,此举就表明美国行政监管并没有发挥有效作用。美国司法救济也并没有发挥有效作用,美国法官并不支持证券投资者索赔,通过许多判例给投资者索赔设置重重障碍。美国法官别出心裁,想出各种理由判证券投资者败诉,相关判例又将相关理由确定为规则,其中一些重要判例在中国尚未得到关注。美国证券诉讼的司法实践与中国的专业人士和非专业人士的通常假定正好相反:证券投资者胜诉的概率甚小。     

美国法院介入证券交易所自律管理之政策脉络

本文详细求证、考察了美国法院介入证券交易所自律管理的司法政策演变脉络，其中的基本原则即：宪法正当程序有限适用原则、内部救济用尽原则、民事责任绝对豁免原则、默示民事诉权严格限制原则的基本内涵、形成过程及原由。总体而言，在确立这些基本原则时，法院果取的是不受僵化思维约束的、灵活的实用主义立场，信任美国SEC监管证券交易所的能力，支持、鼓励证券交易所自律管理，谨慎、有限介入由此引发的诉讼案件。由此，证券交易所在履行自律管理职责时，几乎不必担心自己的行为成为诉讼的对象或者遭受责任追究，从而放手进行自律管理。     

诉讼时效的主动释明与主动适用分析

诉讼时效抗辩权是法律赋予当事人的一项实体诉讼权利,在司法诉讼中法院不得释明及主动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但从其隐含的前提即当事人意思表示的真实分析可知,法院应当主动释明诉讼时效。     

美国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研究

环境公益诉讼，是遏制环境违法行为和救济环境公益的重要法律手段。美国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在美国环境法律中具有重要地位，特别是在维护公民环境权益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研究美国法律中关于环境公益诉讼的规定以及司法实践中的具体做法，将会对建立中国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借鉴。     

国家治理视野下检察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功能省思——以环境公共利益救济为例

当下检察机关对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进行了大量制度创新,凸显了诉前程序的独立价值,并逐渐演变为由检察机关深度参与的一种新型社会治理机制。实践的突破对既有诉前程序理论与规范的冲击也随之而来,反映出检察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与诉讼程序一体化的制度设计造成法律监督范围、管辖规则以及公共利益救济等方面的诸多矛盾,根源在于传统的诉讼思维遮蔽了诉前程序在现代国家治理中的独特价值。厘清诉前程序的功能价值,应将其从诉讼场域转向治理场域,实现从司法审查到协同治理、从程序警示到实质性救济、从事后救济到风险预防的三重转变,并从磋商程序的适用规则、检察机关一体化管辖以及协同功能的保障措施与限制措施等方面完善当下检察行政公益诉讼相关制度。     

我国行政合同救济制度浅探

行政合同是一种新的行政手段,我国尚没有建立起与其发展要求相适应的救济制度。行政合同是一种完全不同于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作用,需要建立不同于具体行政行为的纠纷解决制度。行政合同的司法外救济制度建设的重点是修改行政复议制度,尽快建立行政仲裁制度。行政合同的司法救济途径是将行政合同纳入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并建立与其特点相适应的特殊的诉讼规则。     

论价格听证的救济制度

救济制度是行政程序法律制度的保障,然而当前我国关于价格听证制度的研究多数是探讨完善听证程序本身,而少有关注救济制度的文章.目前我国价格听证法律责任的规定过于粗糙缺乏可操作性,救济制度在实际操作中软弱无力.解决问题的基本思路是制定统一的价格听证规则规范,并将建立我国公益诉讼制度,将价格听证的救济有效纳入行政救济与司法救济中.     

异化的异议——论我国管辖权异议制度的缺失与完善

管辖权异议制度的设置意在保护当事人诉讼权利,维护法院司法权威,但由于现行法律规定的缺失,反而成为当事人用来拖延诉讼的借口,法院实行地方保护主义的工具等功能的异化。本文从管辖权异议制度设立的价值着手,分析了我国现行管辖权异议制度的特点与不足,同时提出了相关的改革完善建议。     

证券欺诈纠纷解决机制研究

1．证券欺诈行为严重影响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2．对中小股东的民事救济措施效果目前，在证券欺诈争端解决机制方面，显而易见地需要研究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广义的证券欺诈行为，包括诸如操纵市场、虚假陈述、内幕交易、短线交易等多种形式，但能够通过司法途径获得民事赔偿的仅限于虚假陈述行为，是否有拓展的必要：二是证券欺诈纠纷的民事诉讼采取单独诉讼与共同诉讼的模式，在目前的制度框架下引入诸如集团诉讼等其他诉讼模式是否具有必要性及可行性：三是证券欺诈争端的解决机制，除民事诉讼外，是否还可以另辟蹊径，采取仲裁、诉讼外调解等多种方式。     

论宪法司法化

宪法作为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书,尽管自其制定时就被国家赋予了最高权威,但却不能被运用到一般司法程序中以解决违宪问题,也使得宪法保障公民权利的基本功能成为空谈。鉴于此,宪法司法化成为当今各国宪法制度的一种共同选择。我国也正致力于宪法司法化的改革,但由于各种阻碍因素一直不见成效。借鉴各国成功经验,在我国建立权力机关的违宪审查和一般法院的宪法诉讼相结合的模式是我国宪法司法化的必然选择。